等退下不久，复又叫起，这次是召见奏折上列名的十五个人，两宫太后在御榻左右分坐，脸色都很沉静，恭王就知道皇帝已经准奏了。

    推测得一点不错，皇帝是这样说：“天下事不可一日松懈，李师傅代为缮折，是权宜的办法，这百日之内，我想求两位太后代阅折件，等百日之后，我照常好生办事。”

    “是！”恭王代表大家领旨。

    “恭亲王要敬事如一，”皇帝用很严厉的声音说：“万万不可蹈以前故习！”

    恭王依旧只能应一声：“是！”

    接着便是慈禧太后开口：“昨天你们上折子，我因为兹事体大，不便答应，要你们先奏明皇帝。”说到这里她转脸向皇帝解释：“昨天西暖阁召见，是军机、御前请见，当时我怕你心里烦，没有告诉你。”

    这是当面撒谎，好在没有一个人敢去拆穿，皇帝亦信以为真，连连点头，仿佛感激她的体恤。

    “你不必再烦心。”慈禧太后目光扫过，先看慈安太后，再看恭王等人，最后仍旧落在皇帝脸上，哄小孩似地说：“你放心养病好了，当着大家在这里，我答应下来就是了。”

    意思是“勉徇所请”，皇上和诸臣还得表示感激慈恩。等退了下来，一面拟旨，一面商量。皇太后与皇帝到底不同，看折以及跟军机见面，固无二致，但一般官员的引见，以及祭享典礼，皇太后无法代行天子之职，得要想个章程。

    “马上就过年了，年底太庙祭享，得要遣派亲王恭代。”宝鋆一一指明：“元旦朝贺，免是不免？京内外官员引见，怎么变通？各种差考，谁来出题？”

    “元旦朝贺，经筵等等仪典，自然暂缓举行。郊坛祭享，临时由礼部奏请皇太后钦派人员恭代行礼。差考出题，由军机办理。只是京内外官员引见，”恭王想了想说：“改为验放如何？”

    也只好如此。因为皇太后到底不便召见外廷臣子，而且看折也不是摄行皇帝之职。于是照恭王的意思拟定四条，连同沈桂芬所拟的上谕，一起送上去请旨。

    旨稿很快地核可了，只改动了少许字样，拿下来立即送内阁明发，当天就是“邸钞”，是这样“通谕中外”：“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经惇亲王等合词吁恳，静心调摄。朕思万几至重，何敢稍耽安逸？惟朕躬现在尚难耐劳，自应俯从所请。但恐诸事无所禀承，深虞旷误；再三吁恳两宫皇太后，俯念朕躬正资调养，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呈请被览裁定。仰荷慈怀曲体，俯允权宜办理，朕心实深感幸，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于是从第二天起，两宫太后便在漱芳斋办事，批阅章奏，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军机，裁决军国大事，这又回复到垂帘的光景了。

    当然，慈禧太后大权在手，乐得收买人心，再度听政的第一天，就问起瑞麟的遗缺。瑞麟死在九月里，留下两个缺，一个是两广总督，这个缺因为有许多收入与宫廷及内务府有关，非万不得已，不补汉人，特调安徽巡抚英翰升任。另一个是内阁首席的文华殿大学士，照规矩应该由资序较次的大学士迁转殿阁，腾出一个大学士缺，归协办大学士宝鋆升补，但皇帝因为停园工的案子，跟恭王闹脾气，而宝鋆是恭王的心腹密侣，便有意搁置不理。此刻慈禧太后一提起来，自然是照规矩办事，李鸿章由武英转文华；文祥由体仁转武英，宝鋆大拜，荣膺体仁阁大学士。

    这一下便连带有了变动，宝鋆的吏部尚书，为六部之首，例规是协办大学士的候补者；有人该升协办，便得先调吏部。论起来兵部尚书英桂的资格够了，因而宝鋆改为“大学士管部”，仍管吏部，而以英桂调任吏部尚书。英桂的遗缺，由弘德殿行走的广寿，以左都御史调补。空出来的一个缺，与尚书同等，为“八卿”之一，慈禧太后问恭王：“你看补谁呀？”

    恭王因为皇帝的告诫，记忆犹新，在这些加官晋爵的事上，要避把持的嫌疑，所以这样答道：“臣心目中并无合适的人，请懿旨办理。”

    “左副都御史，是新补的，当然不能马上就坐升左都御史，照规矩应该在侍郎里头挑。

    现在倒是些什么人呀？”

    六部侍郎，共计二十四人之多，恭王也记不清楚，宝鋆原是吏部尚书，自然念得出全部名单，所以他回头说道：“你跟皇太后回奏。”

    于是宝鋆便念：“吏部左侍郎魁龄。”

    “对了！”刚念了头一个，就让慈禧太后打断：“就让魁龄去吧！”

    这是间接示惠于恭王。魁龄曾在七月底由恭王保荐，升任工部尚书，已经拟旨奉准，就因为停园工之故，皇帝一怒收回成命，此刻到底当上了一品官儿了。

    再有两个升官的，就是太医院的左右院判，李德立以三四品京党候补。庄守和以四五品京堂候补。旨意一下，在太监中就引起窃窃私议，说李、庄两人升官升得出了格，而且值不值得如此酬庸，也大成疑问，因为皇帝的天花，不见得治得很好，饮食甚少，“歇着”的时候也不多，整夜能够熟睡的，只不过亥子之交的个把时辰。

    照李德立的诊断说，这是“元阳不足，心肾不交”的证象，所以用的药是“保元汤”，有鹿茸、有肉桂，这也引起好些太监，特别是年纪较长，略知药性的人的非议，说皇帝才十九岁，血气方刚，不宜用这些热性的补剂。

    处廷的大臣，当然比太监要明理得多，他们所重视的是脉案，既然“元阳不足”，则用“保元汤”是理所必然之事。但十九岁的少年，何以有此证象？以前的脉案中，也曾一再指出“肾亏”，这是少年放纵，酒色斫丧，进入中年才有的现象，而竟出现在十九岁的少年身上，是件很难索解的事。

    于是，“天花之喜”所带来的忧虑，反而搁在一边，担心的是皇帝的体质。而真正了解“病情”的，却又有难以言说的隐忧，觉得皇帝的病情，要比已知的情形严重得多，李德立如此处方，便隐然存着卸责的余地。

    这些看法，两宫太后自是毫无所闻，亦毫无所知，所看重的仍是皇帝的天花，认为危险未过，唯在普施恩泽，感召天和，犹之乎民间所说的，“做好事，积阴功，”庶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所以慈禧太后先用皇帝的名义，为自己加“徽号”，作为起端，由军机承旨，发了这样一道上谕：“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蒙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调护朕躬，无微不至，并荷慈怀曲体，将内外各衙门章奏代为披览裁定，朕心实深欣感，允宜崇上两宫徽号，以冀仰答鸿慈于万一，所有一切应行典礼，该衙门敬谨办理”紧接着又连下三道恩诏，第一道以“奉懿旨”的名义，将慧妃晋封为皇贵妃，瑜嫔、珣嫔晋封为妃。第二道是“优加赏赉内廷行走”，第一名是惇王“赏食亲王双俸”；第二名是恭王，本已赏食双俸，再赏加一分。王公亲贵之后是军机大臣，都赏戴双眼花翎；再下来是内务府大臣，或者赏双眼花翎，或者赏“宫衔”，或者两者得兼。

    之后就是“弘德殿行走”诸臣及南书房翰林，亦各蒙荣典此外“所有王公及京外大小官员，均赏加二级，京师八旗及各营兵丁，均赏给半月钱粮”。凡此都表示“行庆推恩至意”。

    第三道恩诏是惠及囚犯：

    “奉皇太后懿旨，所有刑部及各省已经结案监禁人犯，除情罪重大，及常赦所不原者外，着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酌量轻重，分别请旨减等发落。其军流徒杖以下人犯，一并分折减等完结。俾沾宽大之恩，勉图自新之路，用示子惠兆民，法外施仁至意。”

    在慈禧太后及军机大臣是如此“推恩”的想法，蒙恩的大小臣工，当然亦觉得感奋，但有些比较冷静的，却有异样的感觉，感觉不祥。因为似此普遍推恩，象是“易代”之典——新君登基，才会颁发这样的恩诏。

    除了尊崇太后，推恩臣工以外，还有对鬼神的崇功报德，在十一月初一诊断确定为天花那天起，慈禧太后就根据内务府的建议，在大光明殿供奉痘神。痘神或称“痘母”，宫里称为“痘神娘娘”，又简称“娘娘”。皇子、皇女出天花，照例要上祭，由皇子、皇女的生母行礼。这一次是天子出天花，更非同小可，最初有人翻出陈年老账来建议，说“顺治爷出天花的时节，曾经下诏，禁止民间炒豆燃灯。似宜照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慈禧太后最忌讳的，便是拿“顺治爷”来比当今的皇帝，“顺治爷”就是出天花驾崩的，如何好比？

    当初是否供过痘神，已不可考，不过供奉了“娘娘”，皇帝的天花出了出来，足见已获保佑，所以慈禧太后在十一月十二日，特地又将“娘娘”从大光明殿接到养心殿，预定供奉三天，恭送出宫。“娘娘”启驾，要用轿马，内务府弄了九副纸扎的龙船，陈设在乾清宫。

    在这三天之中，宫内“一片喜气”，只见到处都是红地毯、红对联。

    “圣天子百神呵护”，所以还有许多祭仪，照太监的说法，到处都有日久成精的神怪，到处在保护皇帝，自然须有酬报，上祭以外，内务府特地行文礼部，请奏请将诸天众圣，普加封号。礼部接到咨文，颇为为难，因为供例无据，事涉怪诞，但亦不便公然驳复，只有搁着不办，好在还不是出于慈禧太后的本意，搁置也就搁置了。

    到了十一月十五那天，是送圣的日子，诸王贝勒，皆有执事，一早进宫，先到内奏事处看脉案及“起居单”，李德立前一天上午的诊断是：“前数日痂结外剥腐烂，故用温补峻剂，令化险为平；痂疤渐红，征候大佳。惟气血不充，心肾交亏。”

    下午的诊断是：

    “除毒未清，两脉浮大，此系感凉停食之症。憎寒发热，胸堵气促，务须即解为安。”

    虽有外感，天花的症状还算是正常的。于是诸王贝勒，先赶到景山寿皇殿，侍候两宫太后行礼，递了如意。然后又赶到大清门外去“送娘娘”。

    慈禧太后特别礼遇“痘神娘娘”，用皇太后的全副仪驾鼓乐前导，引着九条纸扎龙船，以及无数纸扎的金银玉帛，送到大清门外，那里已预先搭好一座土坛，“龙船”送上坛去，由惇王领头行了礼，然后举火焚烧，一霎时烈焰飞腾，纸灰四散，样子很象“祖送”。

    “祖送”是大丧的仪节之一，是满俗的旧俗，称为“小丢纸”、“大丢纸”。当皇帝初崩，百官哭临，首先就是焚烧大行皇帝御用的袍褂靴帽，器用珍玩，称为“小丢纸”；到了“金匮”出宫，奉安陵寝时，仪仗中有无数龙亭，分载大行皇帝生前御用的衣物，等奉安以后，一火焚净，称为“大丢纸”。送娘娘焚烧龙船的景象，与大小丢纸，正相仿佛，因此无不窃窃私议，认为又是一个不祥之兆。

    到此只剩下三天，就过了十八天最危险的时期，上上下下都松了口气，因为最后这三天结疤落屑，实亦等于脱险了。

    奇怪的是十六那天，内奏事处既无脉案、药方，亦无起居单，而且奏事太监孟忠吉口传谕旨：“不用请安！”照这样看，竟是喜占勿药。但李德立却照常进宫请脉，然则没有脉案、药方，莫非有不便示人之处？

    他人不在意，翁同龢人最细心，看出其中大有蹊跷，颇想仔细打听一番，略想一想，觉得有两个人好找，一个是新补了内务府大臣的荣禄。从慈禧太后代阅章政、裁决大政的诏旨下达，便奉懿旨：“多在内廷照料”，是新兴的大红人之一，翁同龢跟他很谈得来，如果找到了他，养心殿是何光景，一定可以明了。无奈他奔走于长春宫、养心殿之间，一时碰不着面。

    那就只有找李鸿藻了。翁同龢还特地找个因由，翻了翻很僻的医书，抄了些痘后调养的方子，带到李家，预备请李鸿藻得便口奏。

    一见面便看出他的神色有异，眉字间积郁不开，不断咬着嘴唇，倒象那里有痛楚，竭力熬忍似的。

    等翁同龢说明来意，李鸿藻接过方子，略看一看，沉吟不语，这是根本没有心思来管这些方子的态度，翁同龢倒奇怪了。

    “兰翁！”翁同龢说：“如果不便口奏，无妨作罢。”

    “说实话吧，天花是不要紧了。”

    这一下，翁同龢立刻想到无脉案、药方、无起居单那回事，同时也惊骇地发觉自己的猜测，多半不错，果真有不便示人之处。

    “唉！”李鸿藻摇头叹息，顿一顿足说，“我竟不知从那里说起？”

    “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突起的波澜，不但万分意外，而且也令人难信。然而，不信却又不可。”李鸿藻的情绪算是平静了些，拿出一张纸来递给翁同龢说：“你看！”

    接来一看，是抄出来的三张脉案，一张是：“脉息浮数，痂落七成，肉色红润，惟遗泄赤浊，腰疼腿酸，抽筋，系毒热内扰所致。

    用保元清毒法。”

    第二张写的是：

    “痂已落、泄渐止，而头晕发热，腰腿重疼，便秘抽筋，系肾虚停食感寒所致。”

    第三张注明，是这天酉刻的方子：

    “头晕发热，余毒乘虚袭入筋络，腰间肿疼，作痈，流脓，项脖臂膝，皆有溃烂处。药用保元化毒法，另以膏药敷之。”所开的药有生耆、杜仲、金银花、款冬之类，翁同龢看完惊疑不止。

    “何以突然生了痈了呢？”他说，“莫非余毒所化？”

    “不是天花的余毒。”李鸿藻摇摇头。

    天花的余毒可转化为痈，在翁同龢从未听说过，所以当李鸿藻很吃力地透露，皇帝身上的溃烂之处，可能是梅毒发作时，他颇有恍然大悟之感。

    然而这到底是一件骇人听闻，不易置信的事，“兰翁，”他必得追问：“是听谁说的？”

    “李卓轩。”

    “他不会弄错了吧？”

    “不会的。”李鸿藻说，“这是什么病，他没有把握，敢瞎说吗？”

    “真是！”翁同龢还是摇头，“教人不能相信。”

    “我也是如此！”李鸿藻说，“夏天听荣仲华说起，不但到了八大胡同的清吟小班，还有下三滥的地方，当时我心里就嘀咕，据李卓轩说，早在八月里就有征候了。此刻的发作，看似突兀，细细想去，实在其来有自。”

    “那么，李卓轩怎么早不说呢？”

    “他不敢。前几天悄悄儿跟恭王说了，这会儿看看瞒不住，才不能不实说。”李鸿藻又说：“其实早说也无用，这是个好不了的玻”“不然！讳疾总是不智之事，早说了，至少可以作个防备，也许就不致于在这会儿发作。照常理而论，这一发在痘毒未净之际，不就是雪上加霜吗？”

    李鸿藻觉得这话也有道理，然而，“你说讳疾不智，”他黯然说道：“看样子还得讳下去。”

    “难道两宫面前也瞒着？”

    “就是为此为难。”李鸿藻问，“你可有好主意？”

    “我看不能瞒。”

    “大家也都如此主张。难的是这话由谁去说？谁也难以启齿。”

    “李卓轩如何？”

    李鸿藻想了半天，也是拿不定主意，好在这也不是非他出主意不可的事，只能暂且丢开，跟翁同龢凄然相对，嗟叹不绝。

    到了第二天，下起一场茫茫大雪，翁同龢虽无书房，却不能不进宫请安。依然一大早冲寒冒雪，到懋勤殿暂息一息，随即到内奏事处去看了脉案，是跟前一天的情形差不多。由于昨天从李鸿藻那里，了解了皇帝的病情，他便不肯尽信脉案，决定到内务府朝房去看看，如果荣禄在那里，便好打听，到底被讳的真相如何？

    “别处都不要紧，就是腰上麻烦。”荣禄皱着眉，比着手势，“烂成这么大两个洞，一个是干的，一个流脓，那气味就不能谈了。”

    翁同龢听这一说，越发上了心事，愣了好一会问道：“李卓轩怎么说呢？”

    “他一会儿就来，你听他说。”

    李德立是每日必到内务府朝房的，开方用药，都在那里斟酌。这天一到，但见他脸色憔悴不堪，可想而知他为皇帝的这个病，不知急得如何寝食不安，一半急皇帝，一半是急他自己。皇帝的病不好，不但京堂补缺无望，连眼前的顶戴都会保不祝“脉息弱而无力。”李德立声音低微，“腰上的溃肿，说出来吓人。”

    李德立很吃力地叙述皇帝的“痈”，所谈的情形，跟荣禄所见的不同，也远比荣禄所见的来得严重，腰间肿烂成两个洞是不错，但不是一个流脓一个干，干是因为刚挤过了脓。

    “根盘很大，”李德立双掌虚圈，作了个饭碗大的手势，“正向背脊漫延。内溃不能说了。”

    “原来病还隐着！”荣禄问道：“这不是三天两天的病了。

    你是怎么治呀？总有个宗旨吧？”

    “内溃是这个样子，压都压不下去，硬压要出大乱子。”李德立茫然望着空中，“我真没有想到，中毒中得这么深。”

    荣禄和翁同龢相顾默然。他们都懂得一点病症方剂，但无非春瘟、伤寒之类，皇帝中的这种“毒”，就茫然不知了。

    “皇上气血两虚、肾亏得很厉害，如今只能用保元托里之法，先扶助元气。”

    “外科自然要用外敷的药。”荣禄问道：“这种‘毒’，有什么管用的药？”

    “没有。”李德立摇摇头：“只好用紫草膏之类。”

    谈到这里，只见一名苏拉来报，说恭王请荣禄谈事。一共两件事，一件是文祥久病体弱，奏请开缺，慈禧太后降谕，赏假三月。恭王吩咐荣禄，年下事烦，文祥又在病中，要他多去照应。这是他义不容辞，乐于效劳，而且并不难办的事。

    难办的那件事，就是前一天李鸿藻和翁同龢所谈到的难题，恭王经过多方考虑，认为跟慈禧太后去面奏皇帝所中的“毒”，以荣禄最适当，因为他正得宠，并且机警而长于口才。

    荣禄是公认的能员，任何疑难，都有办法应付，这时虽明知这趟差使不好当，也不能显现难色，坏了自己的“招牌”。当时便一口应承了下来。

    “你预备什么时候跟上头去回？”恭王问说。

    “要看机会。第一是上头心境比较好的时候；第二是没有人的时候。”荣禄略想一想说，“总在今天下午，我找机会面奏。”

    “好！上头是怎么个说法，你见了面，就来告诉我。”

    “当然！今晚上我上鉴园去。”

    照恭王的想法，慈禧太后得悉真相，不是生气就是哭，谁知荣禄的报告，大不相同。慈禧太后既未生气，亦未流泪，神态虽然沉重，却颇为平静，说是已有所闻，又问到底李德立有无把握？

    “这奇啊！”恭王大惑不解，“是听谁说的呢？”

    “我想，总是由李卓轩那里辗转过去的消息。”荣禄又说：“慈禧太后还问起外面有没有好的大夫？倘或有，不妨保荐。”“我看李卓轩也象是没有辙了！如果有，倒真不妨保荐。”

    “是的。我去打听。”

    荣禄口中这样说，心里根本就不考虑，这是个治不好的病，保荐谁就是害谁，万一治得不对症，连保荐的人都得担大干系。这样的傻事，千万做不得。

    谈到这里，相对沉默，两人胸中都塞满了话，但每一句话都牵连着忌讳，难以出口。这样过了一会，恭王口中忽然跳出一句话来：“皇后怎么样？今儿崇文山来见我，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我挡了驾。”接着加上一声重重的叹息：“唉……！”

    提到这一点，荣禄脑际便浮起在一起的两张脸，一张是皇后的，双目失神，脸色灰白，嘴总是紧闭着，也总是在翕动，仿佛牙齿一直在抖战似的；一张是慈禧太后的，脸色铁青，从不拿正眼看皇后，而且眼角瞟到皇后时，嘴角一定也斜挂了下来。世间有难伺候的婆婆，难做人的儿媳妇，就是这一对了。

    “皇后的处境，”荣禄很率直地用了这两个字：“可怜！”他说：“只要皇上的证候加了一两分，慈禧太后就怨皇后——那些话，我不敢学，也不忍学。”

    恭王又是半晌无语，然后说了声：“崇家的运气真坏！”

    “还有句话，”荣禄凑近恭王，放低声音，却仍然迟疑，“我可不知道怎么说了？”

    “到这个时候，你还忌讳什么？”

    “太监在私底下议论——我也是今天才听见，说皇上的这个病，要过人的，将来还有得麻烦。”

    果然将这种“毒”带入深宫，是旷古未有的荒唐之事，恭王也真不知道怎么说了。

    又说：“慧妃反倒捡了便宜。敬事房记的档，皇上有一年不曾召过慧妃。”

    如说慧妃“捡了便宜”，不就是皇后该倒霉？恭王也听说过，凡中了这种“毒”的，所生子女，先天就带了病来，皇嗣不广，已非国家之福，再有这种情形，真正是大清朝的气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