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华1992年获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社会学研究。1995年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后，他担任中心的副主任，副研究员，主攻社会发展研究。

    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经费独立、非赢利性的科研与教学组织。该政策中心面向国内外政界和学界，在政治学与政策研究领域承担研究课题、开展研讨、组织实施调研并出版研究成果。

    该中心成立两年时，陆建华参加了社科院组织的39人博士团到重庆直辖市挂职，直接参与重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陆建华就任重庆渝北区副区长。

    重庆直辖市于1997年6月18日挂牌，成为中国的第4个直辖市。但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情况却比较特殊。它的全市人口3000万，是北京、上海的两倍多，其所辖43个县市区有近一半是国家或省级贫困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3％，下岗工人人数42万。当时重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足500美元，仅为北京的1/3，上海的1/4。在这样一个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超大城市担任副区长对陆建华来说的确是一个考验。

    尽管陆建华是社会学博士，还被称为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尽管他从容而频繁地在各媒体亮相，学术成果骄人，但直接参与地方管理却是头一回。这使他一开始就不像个政府官员。

    外界传说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初上任时有几件尴尬事：当秘书把文件送给他签字时，他愣不知把字签在哪儿；区里市里开大会，他很从容地往主席台上走，可他不知其中挺有讲究的。当他走得快了一点，便就有人拉他一把，示意他别走在区长的前面；坐在主席台上的滋味对他来说是很难受的，有时得装模作样，轮到讲话时，照着印好的稿子，一念就是3个小时，此时他会在心里想，“要是能让我读本书多好啊”。

    陆建华在渝北区副区长的位置上没坐多久，被市里任命为重庆中青年专家考察团的副团长，赴黔江地区考察地区经济发展思路。

    黔江地处大山之内，有5个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人口达1000万，当地民谣“山好水好人也好，只见哥哥不见嫂”表达了黔江的生存状况。如此贫困的黔江自然是重庆市政府重点扶持的地区之一。

    陆建华是带着一种极大的责任感到黔江的。从重庆到黔江要走16个小时的山路。陆建华来到黔江的一个县医院时遇到了一个颅骨骨折的病人。

    他看到这家医院的墙是黑乎乎的，蜘蛛网全屋都是，地面上的废弃物和痰迹随处可见，连护理员都没有。医院从马路上找了两个农民来为病人端屎端尿喂开水。

    陆建华皱起了眉头。可当地人告诉他，这是全县最好的医院了。

    最好的医院却因医疗条件所限，不能为那名颅骨骨折病人动手术。怎么办？转到重庆吧？可转到重庆需要在路上颠簸16个小时，病人哪里受得了？

    面对此情此景，陆建华提议说，咱们调直升机吧！有人告诉他，想都别想！调直升机得通过上级审批。

    陆建华在无奈的现实面前第一次感到才智无存，束手无策，全没有了在北京时的潇洒和机智。

    他为自己感到沮丧：“我们这种人指手划脚惯了。但是要真出主意，就要好好琢磨了，不然人家没法操作。到黔江，我们从概念上推导，你们这里交通太不方便，有东西运不出来，那么好吧，先修机场。人家说，我们规划了，可这个项目老是批不下来。不是靠近长江吗？我们又建议用水上飞机，一算，水上飞机从日本进口，一架约1000万元，投资太大，不现实。那就修铁路吧，人家说，专家早就来过了，说修通这条铁路得20年。得，你说我们能干什么，我们提的建议人家怎么操作？他们固然需要新观念、新信息，但更需要具体的东西，需要更多的资金和项目。”

    “与黔江人的交往，与我以前交往的人完全不一样，与我以前调查的社会学对象也不同。在这里，强烈的求富求发展的愿望与人们视野上的限制和技术上能力的限制反差太大。”

    在黔江两个星期后，陆建华回到了重庆，主笔写下了《关于加快黔江地区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当地政府官员称这是一篇具有“原子裂变”意义的思路，给黔江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强的催化作用。

    陆建华在重庆的一年收获很多，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给重庆做了一些能看得见的实事，比如把一个经济大国的领事馆给拉到了重庆、给开县引进了一个日本的援助项目、说服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希望集团进入重庆等，更表现在他做的那些“破冰”式的、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工作，他参与重庆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再就业工程，并帮助他们主持策划了“江北新城相国寺地区2200亩封闭式再就业工程开发项目建议书”；参与组建重庆产业设计院和重庆产业投资集团的部分计划筹备工作；帮助重庆市社科院编纂了第一本《社会经济蓝皮书》；策划实施了第一次重庆市市民环境意识调查。他还就解放思想、加快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机构改革等问题，在重庆的党政机关学校和其他单位作了20多场报告，热烈动人的场面令重庆人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