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拯救中国经济——魏杰
“4万亿”救了谁？民营企业是国民就业的主要承担者，是经济复苏的希望。而目前政府救市，显然把投资的主力倾向了国有企业。
魏杰：我觉得政府的“救”就要像打枪一样，这枪打出去总要引爆别人才行，因为国家的“子弹”是有限的。我要“打”投资，就既要引发投资也要引发消费；我要“打”民生投资，就要引发生产性投资和资产型投资，同时要引发消费才行。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放大功能，打一枪就是打一枪，不能引爆别人，那就很成问题。原因就是“4万亿”投资基本上都是针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拿不到，这样就偏离了政府启动这项计划的本意。
保就业重点是保企业，就业的关键是必须救企业，救企业的核心问题是减少企业税收，将其税费负担降下来。
企业激活了，就业机会就会随之增加。这样产品就有降价空间，价格低就有人买，市场则会开启，企业进而就能存活。对于出口企业，要增加出口退税、降低或取消出口关税，这样就会激发增加它的积极性，减少企业负担，增加利润。对不出口企业，就要减少税费，减轻企业负担。
两者并举对激活企业和增加就业方面都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是解决经济衰退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4万亿”的重点有偏差——茅于轼
奥巴马一当选就宣布创造250万个就业岗位，没说GDP要增长多少。针对“4万亿”投资计划，您大力呼吁政府要瞄准就业而不是瞄准GDP，这一观点亦被普遍认同。您呼吁的依据是什么？
茅于轼：在美国，奥巴马一当选就宣布创造250万个就业岗位，没说GDP要增长多少，似乎不是很关注这一点。在中国，政府部门关心的是GDP，老百姓关心的是就业。如果仅仅是GDP上去了，失业趋势却未被遏制，对老百姓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只是官员在政绩上、面子上好看。当然二者也有关系，GDP增长也会使就业增加，但是二者不是一种完全对应的关系，瞄准就业和瞄准GDP后果显然不同。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实现GDP增长，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工程”；而通过民生建设提高社会福祉，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工程”。二者在政绩的彰显上有着差异。现在政府部门也存在利益的博弈在里面，存在对显性工程和隐性工程的权衡。
比如，究竟如何效用最大化地配置“4万亿”投资？中国现在的总产值约为25万亿，4万亿将近占了20%，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绝不能依赖于显性工程。目前社会保障关心的仍然是城市人口，应该将重点转到农村。城市大部分人口都已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民还没真正意义上享受公费医疗的权益，包括教育也是偏向城市。还有住房，纯粹是牺牲农民利益为城市人买房子创造条件，是“劫贫济富”的行为。理应是从富人手里拿过来帮助穷人，现在的模式却是从穷人手里拿出来帮助富人买房子。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并且滋生腐败。越来越多的舆论认为，只有多在民生问题上下工夫，改变国富民穷的状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需问题，进而拉动经济良性循环。解放初期是国穷民穷，现在也不能说是国富民穷，民间还是很有钱的。确切说是，现在是国家富了，老百姓也富了。现实问题在于大政府、大财政的问题，政府部门的开支很大，并且缺乏监督。
目前财富创造主体已经在民间，民间不富，国家也富不起来。但是富的比例太悬殊，从GDP的分配来看，国家分配得越来越多，包括税收、垄断的国企利润越来越高，表现为国家的财富增加过快，而且手里有大量土地，不够还可以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现在需要扩大内需，减少国家的分配部分，增加百姓的分配比例，比如减税。除了减税，重点应加大国有企业私有化力度、改革垄断部门和行业。比如铁路，效率低、浪费大、服务差，政企合一。民航和铁路就不一样，民航的服务就好得多；甚至铁路还不如公路，公路因为有竞争，所以服务有很大改进。铁路还和30年前差别不大。铁路的问题是垄断问题。铁路的垄断很难避免，因为有轨道在。这条轨道归谁，谁就有垄断权，除非另外修一条轨道。同样电网也是垄断的，除非另外修网，那可以竞争。从资源配置讲，如果一个网就够了，再建一个就是资源的浪费，电力可能就是这样了。不过对于铁路来讲，铁路是不够的，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民间资本。
“4万亿”投资不要火上浇油——张卓元
“4万亿”救市存在什么风险？张老，您是资深经济学者，长期支持和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国内经济形势有着深刻的思考。以您的观察，时下中国经济体现出的问题主要来自哪里？
张卓元：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近几年确实发展得太快了，经济超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其次，外部的冲击、世界经济环境恶化、一直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自然出现问题，反过来影响国内。两个因素叠加，于是就使得国内经济增长下滑。记得早在2004年，我就说过中国经济已有点儿过热，早晚会暴露问题。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连续五年多超高速增长后陷入失衡，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第四季度GDP增速下滑至6.8%，11、12月，电力生产和消费、进出口贸易、财政收入（11月）甚至出现负增长。从现在的形势看，经济收缩趋势尚未遏制住。
我们看建国以来以及改革30年的实践证明，两位数的增长，特别是连年的两位数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也不行，出口依存度那么高，明摆着肯定要回调的。还有，出口太快所付出的环境和资源代价太大，所以国家也及时调整了政策：扩内需、保增长。在刚刚提出“4万亿”投资时，就有人担心这是不是在饮鸩止渴或以毒攻毒。如此巨大的投资，下半年会不会产生新的通胀？张卓元：其实通胀还不是主要的问题，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用进一步的产能过剩来治理现在的产能过剩。我觉得扩大投资需求比较容易，而扩大消费需求特别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以扩大内需为主要途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是着力点和主攻方向；还有就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改善民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都是正确的。
现在主要问题是，靠扩大投资来保增长是有风险的，投资如果习惯性地主要投向“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和一些重化工业，可能会造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现在看来，中央投资项目比较合理，有不少改善民生的项目，这类投资有助于提高消费水平，但是地方投资项目就难说了。有报道披露，一些原来被认为不能上的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项目，又在酝酿重新上马，死灰复燃。这就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企求用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来克服原来的产能过剩，出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常见的“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式地不断自我循环的窘况。地方一旦投资失控，可能到最后中央也没有办法。现在不是宽松的宏观政策嘛，结果中国的银行1月新发放贷款1.62万亿元，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有迹象显示，一些借款人可能将现金转入了投机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中。许多投资者认为，2009年上证综合指数的飙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贷款资金进入了股市，而没有用于可能改善中国经济前景的经营活动中。这就太可怕了！
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国计民生上——江平
“路灯”是最好的警察。在美国，政府救市政策通过后，随即出台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监督措施，包括成立经济恢复计划透明和问责委员会、监督资金使用、并建立一个专门网站及时公布资金去向；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期间会见中外记者时表示，新增的“4万亿”投资项目都是经过论证的，而且将会全部公开，全过程接受监管。政府救市政策应该如何保证立项及实施的透明化？
江平：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议会一个最大的权力是监督预算，钱到底是怎么花的，纳税人当然有权知晓去向，向老百姓借钱（国债、地方债）都是要通过议会解决的。美国两次救市方案都是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重重审核才通过的。这是它能掌控政府的最大权力。反观我们国家来看，《预算法》就差多了，“4万亿”根本不需要人大审核，在这点上人大的预算监督是差强人意。
我也当过第七届的人大代表，讨论预算的时候，还坚持保密原则，笼统列出几项，看完就收回。2009年的预算那么巨大，财政部随时有权增加，《预算法》形同虚设。但是，尽管如此，这次“4万亿”投资应该是透明的，政府信息的公开化，是能够有效监督的最重要的渠道。拿奥巴马政府来说，所通过救助的企业高管工资要受国家监督，美国AIG公司却给自己管理人员发分红奖金，这明显是违法了。虽然金融界有自己的规矩，有人说接受了国家的补贴，并不代表改变人家原有的制度，但你毕竟违背了美国的法律。所以，有了法律之后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来做，如果规避了这条法律，政府有权拿回纳税人的钱。这就需要，一方面群众监督，另一方面政府要及时制止违规行为。美国“阳光法案”在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句话：“路灯是最好的警察。”只有在透明的情况下，才能减少犯罪的发生。一直在黑暗中不透明地做，那最容易产生腐败的行为。
所以，现在公权力最大的是解决透明度的问题。只有解决透明度，才能保证公权力不被私权所用。很多学者和网民纷纷要求全国人大在监督政府工作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尤其是在“4万亿”刺激经济投资方案的分配和实际用途上。“两会”期间，吴邦国委员长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特别讲到，人大监督不是与“一府两院”唱“对台戏”。对此您怎样理解？江平：吴邦国同志讲的人大和政府不是唱“对台戏”，我理解更多的是，在危机的情况下，我想在决策思想上还是要统一的，不像两党制、多党制，在野党就是故意挑执政党的过错。但话反过来说，监督就是唱“对台戏”，也是正确的。我们不搞三权分立，但是并不否认监督的权力。最高的立法和监督是人大的两大职能。权力必须要有分工和制约，没有的话是会产生腐败的，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监督就是看你在执法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比如说对《产品质量法》的监督、对工矿企业的安全监督，需要你从里面找毛病、找问题，从这里理解就是需要唱“对台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