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便是1888年5月的波士顿之行了。从做好出发前的各种准备，到与老师、母亲一同登程，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最后抵达波士顿的种种情形，一切都宛如昨日，历历在目。

    这次旅行和两年前的巴尔的摩之行迥然不同。此时我已不再是当时那个易于激动兴奋，一会儿也闲不住地在车上跑来跑去的小淘气了。我安静地坐在莎莉文小姐身旁，专心致志地听她给我描述车窗外所见的一切：美丽的田纳西河，一望无际的棉花地，远处连绵的山丘，苍翠的森林和火车进站后蜂拥而至的黑人。他们笑着向火车上的旅客招手，来到一节节车厢叫卖香甜可口的糖果和爆米花。

    坐在我对面位子上的是又大又破旧的布娃娃南茜，我为她穿上一件用方格花布新做的外衣，头带一顶弄得很皱的太阳帽，一双用玻璃珠子做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直盯着我。有时老师讲述得不那么吸引人时，我便想起了南茜，把她抱在怀里，不过我通常都相信她是熟睡了的。

    这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提到南茜了。它到达波士顿以后简直是惨不忍睹，全身粘满了泥土——大概是我在车上逼迫它吃残屑，它怎么也不肯吃，而我偏要它吃，结果弄了一身泥。柏金斯盲入学校的洗衣女工看到娃娃这么脏，便偷偷地把它拿去洗了个澡。可我那可怜的南茜怎么经得起用水洗呵。等我再见到它时，已成了一堆乱棉花，要不是它那两个用珠子做的眼睛以怨恨的目光瞪着我，我简直都认不出它了。

    火车终于进站，我们到达波士顿了，仿佛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变成了现实。只是“从前”变成了“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变成了“近在眼前”。

    一到柏金斯盲入学校，我就在那里和盲童交上了朋友。当我知道他们会手语时真是高兴极了，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同其他孩子交谈了，怎能不叫我高兴呢？

    在这以前，我一直像个外国人，得通过翻译同人说话。而在这里——柏金斯盲入学校里，孩子们说的都是郝博士发明的手语，我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国度。

    过了好些日子，我才知道我的新朋友也都是盲人。我知道自己看不见，但却从来没有想到那些围着我又蹦又跳、活泼可爱的小伙伴们也看不见。至今还记得，当我发觉他们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和我谈话，读书也用手指触摸时，我是多么惊奇，又多么痛苦啊！虽然他们早已经告诉我，而我也知道自己身体上的缺陷，但我一直模模糊糊地认为，既然他们可以听到，必然是有某种“第二视觉”，万万没有想到，原来一个又一个孩子也像我一样一点儿也看不见。

    但是他们是那么高兴，那么活泼，同他们一起沉浸在这种快乐的气氛中，我很快就忘掉了痛苦。

    在波士顿，和盲童们在一起，使我感到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每天我都在热切地寻求一个又一个快乐的历程。我把波士顿看成是世界之始，也是世界之末，我几乎不能相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更广阔的世界。

    在波士顿期间，我们参观了克邦山，在那里，莎莉文小姐给我上了第一堂历史课。当我知道这座山就是当年英雄们激战的地方时，真是激动万分。我数着一级级台阶，越爬越高，心里面想像着英雄们奋勇攀爬，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的情形。

    第二天，我们乘船去普利茅斯。这是我第一次海上旅行，也是第一次乘轮船。

    海上的生活真是丰富而又热闹！但机器的隆隆声，使我感到像是在打雷，心想若下了雨，便不能在户外野餐了，心中一急，竟哭了起来。

    普利茅斯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当年移民们登陆时踩过的那块大岩石。用手摸着这块岩石，仿佛当年移民们艰苦跋涉的伟大事迹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眼前。在参观移民博物馆时，一位和蔼可亲的先生送给我一块普利茅斯岩石的模型。我时常把它握在手上，抚摸它那凸凹不平的表面、中间的一条裂缝以及刻在上面的“1620年”，脑海里浮现出早期英国移民的一桩桩可歌可泣的事迹。

    他们的辉煌业绩在我幼小心灵里是多么崇高而伟大呵！在我心目中，他们是在异乡创建家园的最勇敢、最慷慨的人。他们不但为自己争取自由，也为其同胞争取自由。但是若干年后，我知道了他们的宗教迫害行为后，又使我深深地感到非常惊讶和失望。

    在波士顿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有威廉。韦德先生和他的女儿，他们的仁慈和热情使我至今不能忘怀。有一天，我们到贝弗利去拜访他们的农场，当我们穿过美丽的玫瑰园时，两只狗跑来迎接我们，大的叫利昂，小的长着一身卷毛，搭拉着两个长耳朵，名叫弗里茨。农场里有许多马，跑得最快的一匹叫尼姆罗德，它把鼻子伸进我的手里，要我拍拍它，给它一块糖吃，这些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还记得，那个农场靠近海边，我生平第一次到海边的沙滩上玩耍。沙子又硬又光滑，同布鲁斯特海滨的松软而尖锐，混合海草和贝壳的沙子完全两样。韦德先生告诉我，许多从波士顿启航开往欧洲的大轮船都要经过这里。以后，我又多次见到他，他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说实在的，我之所以把波士顿称为“好心城”，就是因为他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