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绍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纵放巨奸、吞没逆产”案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他身上所系的案子毕竟还没终结，于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剀切陈词，苦口婆心地劝：
“绍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职时，事必躬亲，气势冲天，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与钱慕尹———钱市长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与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会上你又不能与杜月笙合作，你的失败现在还只不过开始，从今而后，你要改变作风才好。”
吴绍澍听后，默然无语。
杜月笙因吴绍澍的“欺师灭祖”，横施打击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
然而经过一年多的养精蓄锐，休养生息，以他交游之广，声望之隆，上海滩依然还是少不了他。加上恒社弟子多已成了有权有势的人物，杜月笙有这么完整的班底，优秀的干部，事业当然大有可为，因此，杜月笙经过审慎考虑，多方试探，又有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迹象。
杜月笙在重庆时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干劲十足的得意门生。他就是一向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胜利后，袁国梁做麦粉和棉纱，大来大往，气魄很大，面粉大王荣德生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
“我办工厂，就像吸海洛因，不过你也不错，可以算得上吃香烟的。”
１９４６年袁国梁投资设在江阴的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他投下的股本很多，预定当年７月开工，公司成立规模很大，于是引起江阴“三大亨”黄善青、祝林等插足其间的雄心，袁国梁惟恐董事长一席落在他们之手，带领公司股东群起反对，结果双方闹得股东大会几乎流产。袁国梁无可奈何，只好拖着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的王先肯，到１８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打算请老夫子出来担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长，把事体摆平。
王先青、袁国梁两人去见到了杜月笙，却是“老夫子”正发气喘，卧病在床，他在床上听完了袁国梁的报告，为替学生子撑腰，他没有思索，一口答应，随即问袁国梁说：
“我做福澄的董事长，该入多少钱的股子呢？”
袁国梁喜不自胜，于是便答：
“老夫子加５０００万元的股子好了，这笔钱由我替老夫子垫。”
杜月笙连忙摇摇手说：
“笑话，笑话。”
他马上命人喊徐懋棠来，徐懋棠的父亲原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上海人有句打话：“吃不穷，用不穷，汇丰买办。”因此徐懋棠得了乃父馀荫很多钱，他参加恒社甚早，战前就已担任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总经理，抗战８年他替杜月笙在中汇银行看家，胜利以后仍然担任旧职，但是却又添了一项替杜月笙理财的工作。因此，杜月笙决定投资福澄公司，便命徐懋棠当场开了一张法币５０００万元的支票，交给袁国梁，由袁国梁写一张临时收据，手续便告完成。
袁国梁和王先青对福澄公司的事部署完毕后，两人又双双进拜师门，请杜月笙定一个召开股东大会的日期，杜月笙却望望袁国梁，回答他说：
“这个企业是你的，我们大家不过捧捧你的场，你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事事依靠我们啊。”
这几句叮嘱似乎有点多余，然而，袁国梁细细玩味，杜月笙这样交代一声，其实，他是借此声明他投资福澄，答应担任董事长，完全是为了支持袁国梁，他挂名义当董事长，自己却不过问福澄的业务，好叫袁国梁放心大胆办事。
但是，在口头上，开会日期这件小事，还是得请杜月笙做决定，袁国梁继续请示，杜月笙便面带微笑地向王先青说：
“先青，你来定个日期。”
王先青想了想，方说：
“下星期日如何？”
杜月笙点点头，答道：
“好，就定下星期日，在丽都开会。”
开会结果，由于江阴“三大亨”听说福澄股东们要推选杜月笙为董事长，自忖“亨”不过，知难而退，于是杜月笙顺利当选。
杜月笙从事纺织工业，始于抗战时期。一家颇具规模的“沙市纱厂”，自湖北沙市，西迁重庆，因为股东意见不合内部发生纠纷，几乎关门大吉，杜月笙鉴于出资收购股权，将沙市纱厂接过来经营，后来他又应聘担任过公营的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胜利返沪后，在福澄公司联营纱厂之后，杜月笙又发起创办了荣丰一厂、二厂，两厂拥有工人２０２６名；此外，他也是拥有７７７名工人的恒大纱厂以及远在西安的利秦纺织厂董事长，这样一来，杜月笙也算得上是纺织业巨子。
１９４６年秋，“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从全国各地搭乘飞机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１００多人。各地代表纷纷抵达上海时正值杜月笙缠绵病榻，轻易不出大门一步。一日，忽有７位纺织业代表连袂来访，杜月笙勉力起床待客，７位客访之中有６区公会的秘书长奚玉书、无锡荣家纺织业的主持人荣尔仁，还有唐星海，恒社弟子袁国梁等人。
寒喧之后，这７位纺织代表表明来意。原来他们是代表中的代表。因为这时国内公管纱厂厂家很多，代表票数占多数，民营纺织代表业已获得消息，公营纱厂集中选票，打算把“联合会理事长”这个重要职位，由公营纱厂代表担任。
唐星海、荣尔仁等向杜月笙反覆陈词，公营纱厂是官办的，他们平时就已得到官府给予的若干便利，假若联合会理事长一席再被官方代表所获，民营厂商越加少了一个有力的发言地位。７位纺织代表恳请杜月笙出马，角逐联合会理事长一席，他们针对杜月笙的爱国心理，一个个以大义相劝，说：
“纺织事业非特关系国计民生，对于国家民族也有很重大的影响，试看日本人在民治维新以后之能够富强，便是由于他们纺织工业的发达。”
杜月笙何尝不晓得这些大道理，对于全国纺织公会联合会理事长一席又何尝不想坐坐？但是他信心还没恢复，自忖并无把握，于是不管７位代表怎么说，他都是婉言推辞，他说他大病未愈，身体不好，就是选上了也实在是难以担当重任。
７位代表费尽唇舌，结果是大失所望，怏怏而去。他们走后，杜月笙绕室彷徨，深思熟虑，他心知担任这一个全国性工业团体理事长地位的重要性，忍不住又怦然心动，他在极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地做了决定：“不妨借此一次竞争，测度一下自己卷土重来的机会，是否已经到临？
于是，他想到就办，立刻命人打电话到袁国梁家里，请他即来１８层楼。当袁国梁奉召匆匆赶到，袁国梁一坐下，他劈头第一句话便问：
“刚才你们各位来讲的那件事情，究竟是不是诚心的啊？”
“是诚心的。”袁国梁肃然回答，“不但诚心，而且很急。”
“怎么会很急的呢？”
“因为我们得到消息，公营纱厂不论大小，都由公家出飞机票钱。叫所有的代表务必出席，由此可知，公营纱厂对于这理事长一席势在必得。”接下来，袁国梁又向杜月笙分析个中利害：“公营纱厂代表当了理事长，一定不会为民营厂商尽心出力，所以，民营厂商对于这理事长一席，自是非争取到手不可。”
沉吟半晌，杜月笙已下定决心，冒险一试，但是他仍关照袁国梁说：
“这个理事长，我做不做倒是无所谓，就怕万一选不上，坍不起这个台。这么样吧，你去替我各方面摸摸看，早些给我回音。”
袁国梁应声而退，把杜先生有点意思活动了的消息，通知几位核心人士，唐星海、荣尔仁等人听时喜出望外，立刻分头展开活动，民营厂商代表清一色态度坚决：除了都投杜月笙的票，其他人的票一概用钱买也不投！甚至还有不少人士自告奋勇，志愿代杜月笙去拉公营厂家代表的票子。民营厂商一致热烈拥护杜月笙，６区工会秘书长奚玉书，慷慨动容地说：
“西北方面的票子，我拉过来！”
经过多次密议筹商，民营代表们决定两项策略，头一项是大家要袁国梁设法劝驾，大会选举的那一天一定要请杜月笙到场，其次，他们又推袁国梁择一个最好的机会当着全国代表致词，强调联合会理事长不应由官方代表担任。
事情有了相当的眉目，袁国梁再去报告杜月笙，他简略地说：
“我四处摸过一遍，大约有六七分苗头。”
杜月笙的答复更简洁，他只说了一个“好”字。
其实，这时，杜月笙已细细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心中已是在竹在胸：第一，这时已有公营纺织事业逐渐开放民营的消息，公营厂家不久以后还是要变成民营厂商，代表之中多的是主持业务之人，他们很可能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利害关系和民营厂商实趋于一致。第二，６区工会实力雄厚，民营代表和官营代表之间颇多私人情谊，可予充分利用。第三，凭杜月笙的私人交游和个人声望，他是担任全国纺织工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的最佳人选，因此，光靠杜月笙三个字，也能争取得到一部分的选票。
“不过代为奔走的各位代表一致要求，”袁国梁于是乘机提出，“进行选举的那一天，无论如何要请老夫子到一到。”
“好。”
袁国梁公开提出官方代表不宜出任“理事长”的主张，他为“老夫子”卖力，一共开了两次炮。一次是在永安公司七楼，６区纺织公会开会，奚玉书请他发言，他立起来便大声疾呼地说：
“我有一件事情，要提请大家注意，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一向是民营厂商的公会组织，我们邀请公营厂家代表参加会议，他们应该投票选举民营厂商代表，才能符合体制与实际。公营厂家平时得到政府的助力很多，他们无法了解商家的困难，所以就需要而论，联合会理事长必须民营代表出来做！”
第二次则是在投票前二日，拥有７４５０名工人的申新九厂，上午招待全体代表参观，中午设宴欢叙，当时宴开十余桌，杯觥交错，宾主尽欢中，忽然杀出一个杜门先锋袁国梁，他站起来高声宣布：
“后天我们就要选举联合会理事长了，我特别提请大家注意，……”
袁国梁的炮声隆隆，使官方代表相顾失色，民营代表团则面露会心微笑。袁国梁的这一攻心战术相当有力，因为他口口声声说官方代表是被邀参加，万一真有官方代表当选下理事长，说不定民营代表不肯善甘罢休，就会闹出法律纠纷。
选举之日，全国纺织公会联合会的会场设在上海市商会，袁国梁先到杜公馆接杜月笙，杜月笙到时被众人簇拥到会客室里坐下休息，这时便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会场左右，欢呼雀跃，高声嚷叫：
“杜先生来了！杜先生来了！”
大病初愈的杜月笙在上海市商会出现，引起兴奋高潮，一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纺织业代表，排着队进会客室和杜月笙握手寒暄，杜月笙接见这帮老朋友，面露真挚诚恳的笑容，说几句关切慰问的话，寥寥几句也使代表兴奋，觉得脸上增光。皆大欢喜的安排，对于选举居然有奇功，杜月笙终以最高票数，荣获当选。
这一次全国性人民团体的选举，对于杜月笙来说，确实相当的重要，全国纺织业代表对他的衷诚拥护，使他的信心得到了恢复。
杜月笙开始步步为营地在向大社会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