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西征。而凡有大征伐，首先要筹划的是兵、饷二事。左宗棠连日深宵不寐，灯下沉思，已写成了一个筹划的概略；此时从书案抽斗中取了出来，要胡雪岩细看。

    这个节略先谈兵，次筹饷。而谈兵又必因地制宜，西北与东南的地势，完全不同；南方的军队，到了西北，第一不惯食科；第二不耐寒冷。因此，左宗棠在东南转战得力的将领部队，特别是籍贯属于福建、广东两省的，都不能带到西北。

    带到西北的，只有三千多人，另外他预备派遣原来帮办福建军务，现已出奏保荐帮办陕甘军务的刘典回湖南，召募三千子弟兵，带到西北。这六千多人，左宗棠用来当作亲兵；至于用来作战的大批部队，他打算在本地招募，要与“关中豪杰”共事业。

    看到这里，胡雪岩不由得失声说道：“大人，照你老人家的办法，要什么时候才能平得了回乱？”

    “你这话，我不大懂。”

    “大人请想，招募成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练成精锐，更是谈何容易？这一来，要花一两年的功夫。”“岂止一两年？”左宗棠说道：“经营西域，非十年不足以收功。”

    “十年？”胡雪岩吓一跳，“那得——。”

    他虽住口不语，左宗棠也知道，说的是要费多少饷？笑笑说道：“你不要争！我要在西北办屯垦；这是长治久安之计。就象办船厂一样，不能急切图利；可是一旦见效，你就知道我的打算不错了。”

    “是！”胡雪岩将那份节略搁下，低着头沉思。“你在想什么？”

    “我想得很远。”胡雪岩答说：“我也是想到十年八年以后。”

    “着！”左宗棠拊掌欣然，“你的意思与我不谋而合；我们要好好打算，筹出十年八年的饷米。”

    胡雪岩暂且不答，捡起节略再看，大致了解了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计划。他要练马队；又要造“两轮炮车”；开设“屯田总局”——办屯垦要农具、要种子、要车马、要垫发未收成以前的一切粮食杂用，算起来这笔款子，真正不在少数。“大人，”胡雪岩问道：“练马队、造炮车、是致胜所必需，朝廷一定会准。办屯垦，朝廷恐怕会看作不急之务吧？”“这，你就不懂了。”左宗棠说，“朝中到底不少读书人，他们会懂的。”

    胡雪岩脸一红，却很诚恳地说：“是！我确是不大懂，请大人教导。”

    于是左宗棠为胡雪岩约略讲述用兵西域的限制，自秦汉以来，西征皆在春初，及秋而还。因为第一，秋高马肥，敌人先占了优势；其次就是严寒的天气，非关内的士兵所能适应。

    “就是为了这些不便，汉武帝元朔初年征匈奴，几乎年年打胜仗，而年年要出师，斩草不能除根，成了个无穷之累。”左宗棠一番引经据典以后，转入正题；“如今平回乱，亦仿佛是这个道理：选拔两三万能打的队伍，春天出关，尽一夏天追奔逐北，交秋班师，如当年卫霍之所为，我亦办得到。可是，回乱就此算平了吗？”

    “自然没有平。”胡雪岩了然了，“有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花大功夫拿那块地彻底翻一翻，野草自然长不出来了。”

    “一点不错！你这个譬喻很恰当。”左宗棠欣慰地说，“只要你懂我的意思，我就放心了。你一定会把我所要的东西办妥当。”

    这顶“高帽子”出于左宗棠之口，弥觉珍贵；然而也极沉重。胡雪岩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是要他负筹饷的主要责任。凝神细想了一会，觉得兹事体大，而且情况复杂，非先问个明白不可。

    “大人，将来要练多少营的队伍。”

    “这很难说，要到了关外看情形再说。”

    第一个疑问，便成了难题；人数未定，月饷的数目就算不出来。胡雪岩只能约略估计，以五万人算，每人粮饷、被服、武器；以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在五两银子以内开支，每月就要二十五万两。

    于是他再问第二问：“是带六千人出关？”

    “是的。大概六千五百人。”左宗棠答说，“三千五百人由闽浙两省动手；另外三千人在湖南招募成军以后，直接出关。”“行资呢？每人十两够不够？”

    “我想，应该够了。”

    “那就是六万五千两，而且眼前就要。”胡雪岩又问第三问：“大人预备练多少马队？”

    “马队我还没有带过，营制也不甚了然。只有自初步打算，要练三千马队。”

    “那就至少要有三千匹马。”胡雪岩说，“买马要到张家口，这笔钱倒是现成的，我可以垫出来。”

    “怎么？你在张家口有钱？”

    “是的。”胡雪岩说，“我有十万银子在张家口，原来打算留着办皮货、办药材的，现在只好先挪来买马。”“这倒好。”左宗棠很高兴地说，“既然如此，我立刻就可以派委员去采办了。”

    “是！大人派定了通知我；我再派人陪着一起去。”胡雪岩又问，“两轮炮车呢？要多少？”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塞外辽阔，险精骑驰骋以外，炮车轰击，一举而廓清之，最是扫穴犁庭的利器！”

    听这一说，胡雪岩觉得心头沉重。因为他也常听说，有那不恤民命的官军，常常使炮口对准村落，乱轰一气。窝藏在其中的盗匪，固然非死即伤或逃；而遭受池鱼之殃的百姓，亦复不少。

    左宗棠所部的洋枪洋炮，多由胡雪岩在上海采办；推原论始，便是自己在无形中造了孽，为了胡雪岩的购办杀人利器，胡老太太不知道劝过他多少次；胡雪岩十分孝顺，家务巨细，母命是从，惟独到公事上头，不能不违慈命。好在胡老太太心地亦很明白；知道不是儿子不听话，实在是无可奈何。因此，只有尽力为他弥补“罪过”，平时烧香拜佛，不在话下；夏天施医施药施凉茶，冬天舍棉衣、散米票，其他修桥铺路，恤老怜贫的善举，只要求到她，无不慷慨应诺。

    但是，尽管好事做了无其数；买鸟雀放生，总抵偿不了人命，所以胡老太太一提起买军火，便会郁郁不乐。胡雪岩此时听左宗棠说得那么起劲，不由得便想起了老母的愁颜；因而默不作声。

    “怎么？”左宗棠当然不解，“你是不是觉得我要造两轮炮车，有困难？”

    “不是。我是在想，炮车要多少，每辆要多少银子？这笔预算打不出来。”

    “那是以后的事。眼前只好算一个约数；我想最好能抽个二十万银子造炮车。”

    “那末办屯田呢？请问大人，要筹多少银子？”“这更难言了。”左宗棠说：“好在办屯田不是三年五载的事；而且负担总是越来越轻。我想有个五十万银子，前后周转着用，一定够了。”

    “是的。”胡雪岩心里默算了一会，失声说道：“这样就不得了！不得了！”

    “怎么？”

    “我算给大人听！”胡雪岩屈指数着：“行资六万。买马连鞍辔之类，算他一百二十两银子一匹，三千匹就是三万六千。造炮车二十万。办屯田先筹一半，二十五万。粮饷以五万人计，每人每月五两，总共就是二十五万，一年三百万。合计三百五十四万，这是头一年要筹的饷。”

    这一算，左宗棠也楞住了。要筹三百五十四万两的饷，谈何容易？就算先筹一半，也是一百七、八十万，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而且我想，西北运输不便，凡事都要往宽处去算。这笔饷非先筹好带去不可！大人，这不比福州到上海，坐海轮两天功夫就可以到，遇有缓急之时，我无论如何接济得上。西北万里之外，冰天雪地之中，那时大人乏粮缺食，呼应不灵，岂不是急死了也没用？”

    “说得是，说得是！我正就是这个意思。雪岩，这笔饷，非先筹出来不可；筹不足一年，至少也要半年之内不虞匮乏之好。”

    “只要有了确实可靠的‘军饷’，排前补后，我无论如何是要效劳的。”

    接着，胡雪岩又分析西征军饷，所以绝不能稍有不继的缘故。在别的省份，一时青黄不接，有厘税可以指拨，有钱粮可以划提，或者有关税可以暂时周转，至不济还有邻省可以通融。西北地瘠民贫，无可腾挪，邻省则只有山西可缓急之恃，但亦有限，而且交通不便，现银提解，往往亦须个把月的功夫。所以万一青黄不接，饥卒哗变，必成不可收拾之势。

    这个看法，亦在左宗棠深思熟虑的预见之中。因而完全同意胡雪岩的主张，应该先筹好分文不短，一天不延的“的饷”；也就是各省应该协解的“甘饷”。

    谈到这一层上头，左宗棠便很得意于自己的先见了；如果不是撵走了他的“亲家”郭嵩焘，便顶多只有福建、浙江两个地盘，而如今却有富庶的广东在内。要筹的饷，自然先从这三省算起。

    三省之中，又必先从福建开始。福建本来每月协济左宗棠带来的浙军军饷四万两；闽海关每月协济一万两。从长毛余孽肃清以来，协浙的四万两，改为协济甘肃；现在自是顺理成章归左宗棠了。至于海关的一万两，已籴接济船厂经费；此事是他所首创，不能出尔反尔，这一万两只得放弃。其次是浙江。当杨岳斌接任陕甘总督，负西征全责时，曾国藩曾经代为出面筹饷，派定浙江每月协解两万。上年十月间左宗棠带兵到广东，“就食于粤”的计划既已实现，在胡雪岩的侧面催促之下，不得不守减除浙江负担的诺言。在浙江等于每月多了十四万银子；马新贻是很顾大局的人，自请增拨甘饷三万两，每月共讲五万银子。

    “浙江总算对得起我；马谷山为人亦很漂亮，每月五万银子协饷，实在不能算少了，不过，”左宗棠停了一下说：“有两笔款子，在浙江本来是要支出的，我拿过来并不增加浙江的负担，你看如何？”

    “这要看原来是给什么地方？”

    “一笔是答应支持船厂的造船经费，每月一万两。现在设厂造船，全由福建关税、厘金提拨；这一万两不妨改为甘饷。”

    这是变相增加福建负担的办法。胡雪岩心里好笑，左宗棠的算盘，有时比市侩还精；但只要不累浙江，他没有不赞成之理。因而点点头说：“这一层，我想马中丞决不会反对。”“另一笔协济曾相的马队，也是一万两。照我想，也该归我。雪岩，你想想其中的道理。”

    “曾相从前自己定过，江苏协济甘饷，每月三万；听说每月解不足。大人是不是想拿浙江的这一万两，划抵江苏应解的甘饷？”

    “是啊！算起来于曾无损，为什么不能划帐？”就事论事，何得谓之“与曾无损”？胡雪岩本想劝他，犯不上为这一万两银子，惹得曾国藩心中不快。转念又想，若是这样开口一劝，左宗棠又一定大骂曾国藩。正事便无法谈得下去。因而将到口的话又缩了回去。

    这下来就要算广东的接济了。广东的甘饷，本来只定一万；造船经费也是一万，仿照浙江的例子协甘，共是两万。左宗棠意思，希望增加一倍，与福建一样，每月四万。“这一定办得到的。”胡雪岩说，“蒋中丞是大人一手提拔，于公于私，都应该尽心。事不宜迟，大人马上就要写信。”“这倒无所谓，反正蒋芗泉不能不买我的面子，现在就可以打入预算之内。”

    “福建四万、浙江七万、广东四万、另加江海关三万，，目前可收的确数是十八万；一年才两百十六万。差得很多。”“当然还有。户部所议，应该协甘饷的省份，还有七省。江西、湖北、河南三省，等我这次出关路过的时候，当面跟他们接头；江苏、河南、四川、山东四省的甘饷，只有到了陕西再说。我想，通扯计算，一年两百四十万银子，无论如何是有的。”

    “那，我就替大人先筹一半。”胡雪岩若无其事地说。“一半？”左宗棠怕是自己没有听清楚，特意钉一句：“一半就是一百二十万银子。”

    “是，一百二十万。”胡雪岩说：“我替大人筹好了带走。”“这，”左宗棠竟不知怎么说才好了，“你哪里去筹这么一笔巨数？”

    “我有办法。当然，这个办法，要大人批准。等我筹划好了，再跟大人面禀。”

    左宗棠不便再追着问。他虽有些将信将疑，地是信多于疑；再想到胡雪岩所作的承诺，无一不曾实现，也就释然、欣然了。

    “大人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出关？”

    “我想十一月初动身，沿途跟各省督抚谈公事，走得慢些，总要年底才能到京。”

    “到京？”胡雪岩不解地问，“上谕不是关照，直接出关。“这哪里是上头的意思？无非有些人挟天下以令诸侯。他们怕我进京找麻烦，我偏要去讨他们的厌；动身之前，奏请陛见。想来两宫太后决不致于拦我。”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至于出关的日期，现在还不能预定。最早也得在明年春天。”“那还有三四个月的功夫。大人出关以前，这一百二十万一定可筹足；至于眼前要用，二、三十万银子，我还调度得动。”

    “那太好了！雪岩我希望你早早筹划停当，好让我放心。”

    这又何消左宗棠说得？胡雪岩亦希望早早能够定局。无奈自己心里所打的一个主意，虽有八成把握，到底银子不曾到手。俗语说的“煮熟了鸭子飞掉了”，自是言过其实；但凡事一涉银钱，即有成议，到最后一刻变卦，亦是常有之事。一百二十万两不是个小数目，西征大业成败和左宗棠封爵以后能不能入阁拜相的关键都系于此，关系真个不轻。倘或功败垂成，如何交代？

    兴念及此，胡雪岩深深失悔，何以会忘却“满饭好吃，满话难说？之戒？如今既不能打退堂鼓，就得全力以赴加紧进行。

    所苦的是眼前还脱不得身，因为日意格、德克碑与中国官场打交道，大至船厂计划，小至个人生活，都要找他接头。在左宗棠，对洋人疑信参半；而有些话怕一说出来，洋人憨直，当场驳回，未免伤他的身分与威望，因而亦少不得胡雪岩这样一个居间曲曲转达的人。

    这就难了！左思右想，一时竟无以为答；坐在那里大大发楞。这是左宗棠从未见过的样子，不免诧异；却又不好问得。主宾二人，默然相答；使得侍立堂下的戈什哈亦惊愕不止，因为平日总见左宗棠与胡雪岩见了面，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何以此刻对坐发呆？

    于是，有个左宗棠亲信的戈什哈上前问道：“可是留胡大人在这里便饭？”

    这下使胡雪岩惊醒了，“不，不，多谢！”他首先辞谢，“我还要到码头去送客。”

    “送什么人？”左宗棠问。

    “福州税务局布浪。”

    “喔，他到上海去。”

    “是的。”胡雪岩答说，“是驻上海的法国总领事白来尼找他谈公事。”

    “谈什么公事？”左宗棠问道：“莫非与船厂有关？”胡雪岩灵机一动，点点头答说：“也许。”

    “那可得当心。”左宗棠说，“洋人花样多。日意格、德克碑办理此事，起先越过他们总领事，直接回国接头；白来尼当然不高兴。而此刻一切合同，又非白来尼画押不可；恐怕他会阻挠。”

    “大人深谋远虑，见得很是。我看——，”胡雪岩故意踌躇着，“办不到的事。算了！”

    “怎么？”左宗棠问：“什么事办不到？”

    “我想最好我也走一趟；钉住布浪。只是这里不容我分身。”

    左宗棠摸着花白短髭，沉吟了一会，徐徐说道：“速去速回，亦自不碍。”

    听得这话，胡雪岩精神一振，“是！”他立即答说“我遵大人吩咐，速去速回。如果布浪谈的公事与轮船无关，不过三、五天功夫，就可以回福州。”

    “好！”左宗棠说，“你就请吧！我还有好些大事，跟你商量；尤其是那一百二十万银子，一天没有着落，我一天心不安。”

    胡雪岩这一次不敢再说满话了，只答应尽速赶回。至于在福州，唯一不放心的日意格与德克碑已萌退之意，深恐事生周折，斡旋无人，以致决裂；而左宗棠却劝他不必过虑，同时拍胸担保，必定好言相劝，善为抚慰。如果有什么意见不能相合之处，自会暂且搁下，等胡雪岩回到福州以后再说。得此保证，胡雪岩才算放心；回到寓处，匆匆收拾行装，赶到码头，与布浪同船，直航上海。

    到上海第一件事是访古应春密谈。

    古应春近年又有新的发展，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买办；照英文译名，俗称“康白度”，在银行中是华籍职员的首脑；名义上只是管理帐目及一切杂务，其实凡与中国人的一切交涉，大至交接官场，小至雇用苦力，无不唯买办是问。而中国人上外国银行有业务接头，更非找买办不可。因此，古应春在汇丰银行权柄很大；他又能干而勤快，极得洋东信任，言听计从，这就是胡雪岩所以首先要找他的缘故。

    “我要请几家外国银行的‘档手’吃饭。”他一开口就说：“你倒替我开个单子看！”

    “小爷叔，”古应春问道：“是不是为船厂的事？”“不是！我要跟他们借钱。”

    平时向外国银行借钱，十万廿万银子，只凭胡雪岩一句话就可以借到。如今特为要请洋人吃饭，可见得数目不小。古应春想了一下，拿出一本同治四年的洋商行名簿，翻到“银行”这一栏问道：“是不是十家都请？？

    胡雪岩看这十家外国银行：一、阿加剌银行二、利中银行三、利商银行四、汇泉银行五、麦加利银行六、汇隆银行七、有利银行八、法兰西银行九、汇丰银行十、丽如银行

    这一着，他倒踌躇了。因为通称外国银行，而国籍不同；尤其英法两国，一向钩心斗角，各自扩张势力，如今为了左宗棠设厂造船，更加不和。如果请在一起，彼此猜忌，不肯开诚布公相见，岂不是白费功夫？

    于是他问：“分开来请如何？”

    “当然可以。不过，小爷叔，照我看，只请有用的好了。一次弄妥当了，其余的就不必理了。”

    “那末，你说，哪些是有用的呢？”

    古应春提笔在手，毫不考虑地在五、七、九三家银行上面一钩。这也是胡雪岩意中，因为汇丰银行在古应春是必不会少的；既有汇丰，便有麦加利与有利两家，因为这两家是英国银行，与汇丰的渊源较深。

    但是，汇丰银行却并非纯然英国银行。它原名“香港上海银行有限公司”，同治三年创设总行于香港，资本定为港币五百万元，由英国的怡和洋行、仁记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以及德国、中东的商人投资。华商亦有股份加入；古应春即是其中之一，而且以此渊源，得以充任上海分行的买办。

    香港上海银行的上海分行，较总行迟一年成立，派来的总经理名叫麦林，是英国人；与古应春是旧识，久知他干练可靠，且又是本行的股东，因而延揽他出任买办。古应春接事后第一个建议是“正名”；香港上海银行的名称，照英文原名直译，固无错误，但照中国的习惯，开店不管大小，总要取个吉利的名字；用地名，而且用两个地名作为银行的名称，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如果“香港上海银行”之下，再赘以“上海分行”四字，更觉不伦不类，文理不协，难望成为一块“金字招牌”。

    麦林从善如流，接纳了古应春的意见，依照中国“讨口采”的习俗，取名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简称汇丰银行或汇丰，无论南北口音，喊起来都很响亮。而且南北口音，都无甚区别；不比麦加利银行的麦加二字，在上海人口中便与北方人并不一致。

    古应春的第二个建议是，股东的国籍不同，彼此立场不同，就会意见分歧，形成相互掣肘，无可展布的不利情况。所以主张以英国为主体，逐渐收买他国股份；同时联络友行，厚集势力，相互支援。亦为麦林所欣然接纳。

    汇丰所联络的两家友行，当然是英国银行，亦就是麦加利与有利两行。有利是上海资格最老的外国银行，创设于咸丰四年。它是英国的海外银行之一，总行设在伦敦；在印度孟买及上海都有分行。

    麦加利银行是英皇发布敕令，特许在印度、澳洲、上海设立分行的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设在伦敦；咸丰七年在上海开设分行，广东人称它为“喳打银行”；喳打的是英文“特许”一词的音译；可是上海人却赚喳打二字拗口，索性以它第一任总经理麦加利为名，叫它麦加利银行。

    麦加利银行完全是为了便利英商在印度、澳洲、上海的贸易而设，所以跟胡雪岩在阜康钱庄的同行关系以外，还有“销洋庄”生意上的往来。

    “这三家银行当然有用。”胡雪岩踌躇说，“只怕还不够。”“还不够？”古应春这时才发觉，谈了半天，是怎么回事，还没有弄明白；只凭彼此相知既久，默契已深，猜测着谈论，毕竟是件可笑的事，因而扼要问道；“小爷叔，你要借多少银子？”

    “至少一百二十万。”

    “这是银行从来没有贷放过的一笔大数目。”古应春又问，“是替谁借？当然是左大人？”

    “当然！”

    “造轮船？”

    “不是！西征的军饷。”

    即令是通晓中外，见多识广的古应春，也不由得楞住了，“向外国人借了钱来打仗，似乎没有听说过。”他很坦率地说：“小爷叔，这件事恐怕难。”

    “我也知道难。不过一定要办成功。”古应春不再劝阻了。胡雪岩从不畏难，徒劝无效；他知道自己唯一所能采取的态度，便是不问成败利钝，尽力帮胡雪岩去克服困难。于是他问：“小爷叔，你总想好了一个章程，如何借，如何还；出多少利息，定多少期限？且先说出来，看看行得通行不通？”

    “借一百二十万，利息不妨稍为高些。期限一年，前半年只行息；下半年拔月按本，分六期拔还。”

    “到时候拿什么来还？”

    “各省的西征协饷。”胡雪岩屈指算道：“福建四万、广东四万、浙江七万；这就是十五万，只差五万了。江海关打它三万的主意，还差两万，无论如何好想法子。”“小爷叔，你打的如意算盘。各省协饷是靠不住的！万一拖欠呢？”

    “我阜康钱庄担保。”

    “不然！”古应春大摇其头，“犯不着这么做！而且洋人做事，讲究直接了当；如果说到阜康担保的话，洋人一定会说：‘钱借给你阜康钱庄好了。只要你提供担保，我们不管你的用途。’那一来，小爷叔，你不但风险担得太大，而且也太招摇。不妥，不妥！”

    想想果然不妥，很能服善的胡雪岩深深点头，“外国银行的规矩，外国人的脾气，你比我精通得多；你看，是怎么个办法？”他说，“只要事情办通，什么条件我都接受。”“洋人办事跟我们有点不同。我们是讲信义通商，只凭一句话就算数；不大去想后果。洋人呢，虽然也讲信义，不过更讲法理；而且有点‘小人之心’，不算好，先算坏，拿借钱来说，第一件想到的事是，对方将来还不还得起？如果还不起又怎么办？这两点，小爷叔，你先要盘算妥当；不然还是不开口的好。”

    “我明白了。第一点，一定还得起，因为各省的协饷，规定了数目，自然要奏明朝廷；西征大事，哪一省不解，贻误戎机，罪名不轻。再说，福建、广东、浙江三省，都有左大人的人在那里，一定买账。这三省就有十五万；四股有其三，不必担心。”

    “好，这话我可以跟洋人说。担保呢？”

    “阜康既然不便担保，那就只有请左大人自己出面了。”“左大人只能出面来借，不能做保人。”

    “这就难了！”胡雪岩灵机一动，“请协饷的各省督抚做保，先出印票，到期向各少藩司衙门收兑。这样总可以了吧？”“不见得！不过总是一个说法。”古应春又说，“照我看，各省督抚亦未见得肯。”

    “这一层你不必担心，左大人自然做得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花样，他最擅长。”

    “好的。只要有把握，就可以谈了。”古应春说：“我想，请吃饭不妨摆在后面；我先拿汇丰的大板约出来跟小爷叔见个面，怎么样？”

    “大板”是“大老板”的简称；洋行的华籍职员，都是这样称他们的“洋东”。汇丰的“大板”麦林，胡雪岩也曾会过，人很精明，但如上海人所说的很“上路”，凡事只要在理路上，总可以谈得成功。所以胡雪岩欣然表示同意。不过还有些话要交代明白。

    “老古，”他说，“我的情形本来瞒不过你；这年把你兼了汇丰的差使，对我个人的情形有些隔膜了。我如今是个‘空心大老倌’，场面扯得太大，而且有苦难言。福建这面，现银接济跟买军火的垫款，通扯要亏我二三十万；浙江这面，代理藩库的帐，到现在没有结算清楚。有些帐不好报销，也不好争，因为碍着左大人的面子；善后局的垫款，更是只好摆在那里再说。这样扯算下来，又是二三十万，总共有五十万银子的宕帐在那里，你说，怎么吃得消？”

    “有这么多宕帐！”古应春吃了一惊，“转眼开春，丝茶两市都要热闹；先得大把银子垫下去。那时候，小爷叔，阜康倘或周转不灵，岂不难看？”

    “岂但难看？简直要命！”胡雪岩紧接着又说，“说到难看，年内有件事铺排不好，就要显原形。我是分发福建的道员，本不该管浙北的盐务；不过浙江总算闽浙总督管辖，勉强说得过去。如今我改归陕甘总督差遣了，将来必是长驻上海，办西北军火粮饷的转运；浙北盐务，非交卸不可。要交卸呢，扯了十几万的亏空，怎好不归清？”

    “这就是说，年内就要十几万才能过门。”

    “还只是这一处；其他还有。一等开了年，阜康总要五十万银子才周转得过来。如果这笔借款成功，分批汇解，我可以先用一用；一到明年夏天，丝茶两市结束，货款源源而来，我就活络了。”

    古应春松了口气。“好！”他毅然决然地说，“我一定想法子，拿这笔借款弄成功。”

    “有你，一定可以成功。老古，我还有点意思，说给你听，第一，这件事要做得秘密，千万漏不得一点风声，不然，京里的‘都老爷’奏上一本，坏事有余。我告诉你吧，这个做法连左大人自己都还不知道——。”

    此言一出，古应春大为诧异，“那末，”他忧虑地说，“到谈成功了，如果左大人说‘不行’，那不是笑话！”“你放心！决不会闹笑话，我有十足的把握，他会照我的话做。”

    “好！再说第二件。”

    “第二件，我想托名洋商；其实，有人愿意放款，也不妨搭些份头，多赚几个利息。”

    “这要看情形，如今还言之过早。”

    “只要你心里有数就是。”胡雪岩说，“左大人的功名，我的事业，都寄托在这笔借款上了。”

    为了保持机密，古应春将麦林约在新成立的“德国总会”与胡雪岩见面，一坐下来便开门见山地谈到正题。麦林相当深沉，听完究竟，未置可否，先发出一连串的询问。“贵国朝廷对此事的意见如何？”

    “平定回乱在中国视为头等大事。”胡雪岩透过古应春的解释答说：“能够由带兵大臣自己筹措到足够的军费，朝廷当然全力支持。”

    “据我所知，中国的带兵大臣，各有势力范围。左爵爷的势力范围，似乎只有陕西甘肃两省，那是最贫瘠的地方。”“不然。”胡雪岩不肯承认地盘之说，“朝廷的威信，及于所有行省；只要朝廷同意这笔借款，以及由各省分摊归还的办法，令出必行，请你不必顾虑。”

    “那末，这笔借款，为什么不请你们的政府出面来借？”“左爵爷出面，即是代表中国政府。”胡雪岩说，“一切交涉，要讲对等的地位；如果由中国政府出面，应该向你们的‘户部’商谈，不应该是我们在这里计议。”

    麦林深深点头；但紧接着又问：“左爵爷代表中国政府，而你代表左爵爷；那就等于你代表中国政府。是这样吗？”

    这话很难回答。因为此事，正在发动之初，甚至连左宗棠都还不知道有此借款办法；更谈不到朝廷授权。如果以讹传讹，胡雪岩便是窃冒名义，招摇辱国，罪名不轻。但如不敢承认，便就失去凭借，根本谈不下去了。

    想了一会，含含糊糊地答道：“谈得成功，我是代表中国政府；谈不成功，我只代表我自己。”

    “胡先生的词令很精彩，也很玄妙，可是也很实在。好的，我就当你中国政府的代表看待。这笔借款，原则是我可以同意；不过，我必须声明，在我们的谈判未曾有结论以前，你们不可以跟任何另一家银行去谈。”

    “可以，我愿意信任你。”胡雪岩说，“不过我们应该规定一个谈判的限期；同时我也有一个要求，在谈判没有结果以前，你必须保守秘密。”

    “那是彼此都应该接受的约束。至于限期，很难定规，因为细节的商谈，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磋商。”

    “好！我们现在就谈细节。”

    这等于确定麦林是作了借款的承诺；连古应春都笑了，“小爷叔，”他说，“我看交涉是你自己办的好；我只管传译。

    麦林很精明；也只有精明的人才能让他佩服。”

    于是即时展开了秘密而冗长的谈判；前后三天，反复商议，几于废寝忘食。麦林原来就佩服精明的人，此时更为胡雪岩的旺盛企图心所感动；更为胡雪岩的过人的精力所压倒，终于建成了协议。

    这一协议并未订成草约，亦未写下笔录，但彼此保证，口头协定，亦具有道义上的约束力量，决无翻悔。商定的办法与条件是：

    第一、借款总数，关于一百二十万两；由汇丰银行组成财团承贷。

    第二、月息八厘，付款先扣。

    第三、由胡雪岩、古应春介绍华商向汇丰银行存款，月息明盘四厘、暗盘六厘。

    第四、各海关每月有常数收入，各税务局多为洋人，因此，借款笔据，应由各海关出印票，并由各省督抚加印，到期向各海关兑取。

    第五、自同治六年七月起，每月拔本二十万两，半年清偿。

    这五条办法中，第三条是洋商与胡雪岩、古应春合得的好处，明盘四厘，暗盘六厘，即是中间人得二厘的佣金；这也就是说，洋商向中国人借了钱，转借与中国官场，四厘入，八厘出，所得四厘好处，各半均分。

    至于印票必出自海关，是麦林坚决的主张。因为他虽相信胡雪岩与左宗棠，却不相信有关各省的督抚，到时候印票如废纸，无可奈何；而海关由洋人担任税务局，一经承诺，没有理由不守信用。

    这在胡雪岩却是个难题，因为除江海关每月协解三万两，可以情商上海道先出印票以外，其余各海关并无协饷之责，就不见得肯出印票。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奏明朝廷，每月由各省藩司负责将应解甘饷，解交本省海关归垫。

    幸好协饷各省都有海关，每月闽粤两海关各代借二十四万；浙海关代借四十二万两；加上江海关本身应解的十八万两，共计一百零八万两，所缺只有十二万。胡雪岩建议左宗棠要求湖北每月协饷两万，由江汉关出十二万两的印票，合成一百二十万整数。

    这些办法，左宗棠完全同意；但等奏准，已在开春，丝茶两市方兴，正须放款，因而利息提高到一分三厘。这是从未有过的高利贷，于是流言四起，说胡雪岩从中渔利；尤其是李鸿章一派的人，不但展开口头的攻击，而且亦有实际的破坏行动。

    这个行动很简单，却很有效，就是策动江海关税务司拒绝出具印票。一关如此，他关皆然，几于功败垂成。

    经过胡雪岩的巧妙斡旋，这笔大借款还是做成功了。是为中国借外债的开始；而左宗棠的勋业，以及胡雪岩个人的事业，亦因此而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但福者祸所倚，“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结局，相当凄惨；种因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