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恩应趋宫门，但当然是不会召见的。袁世凯这由天津去而复回的一段秘密，知道的人很不少，对他的“盛名”自然有损。一段的清议，多喜拿他这一次的遭遇，与翁同龢、瞿鸿玑的被逐，相提并论。翁瞿都是在最红的当儿，一头从九霄云上栽下来，所予人的意外之感，以及身受者的打击，都比他此番奉旨回籍养疴，要重得多，但无不宠辱不惊，从容以处，真仿佛如孟子所说的，胸中有一团浩然之气。相形之下，见得读书人的尊贵，就算他们是矫情镇物，也是涵养功深，远非袁世凯所及。
不过，这一番张皇，亦有收获，至少可以证明，大权在握的载沣不为已甚，不但性命可保，甚至也不会象翁同龢那样，已经被逐，复有交地方官编管的严谴。因此，见风使舵惯了的一班人，觉得稍稍亲近，亦不自妨，锡拉胡同的袁宅，固不可复见臣门如市的盛况，却不似奉严旨那天那样的凄凉了。
计划当然改变了，袁克定留京供职，袁克文奉父侍母，全眷回河南。来话别的人，络绎不绝，最使得袁世凯感动的，自然是张之洞。
大开中门，迎到厅上，请张之洞升了炕，袁世凯命长子率领诸弟，一字排开，磕下头去。口不言谢，而意在叩谢张之洞保全的深恩，是很显然的。
“不敢当，不敢当！”张之洞欠身虚扶一扶，等袁家弟兄站起身来，他只跟袁克文说话：“豹岑近来看的什么书啊？”
袁克文绝顶聪明而学无专长，最近在看吴大澂、叶昌炽为潘祖荫捉刀的、有关碑帖的著作，知道张之洞很讨厌这些玩艺，所以答说：“在读杜诗！”
“你是第几遍读？”
“第三遍。”
“不够，不够！”
于是张之洞由杜诗谈到“盛唐”、“晚唐”，再由唐诗谈到宋词，滔滔不绝，一谈便是半个钟头，不容人张嘴。好不容易才让袁世凯插进一句话去：“中堂就请在舍间便饭。”
“不，不！”张之洞说：“琴轩约了我谈事，我该去了。”
“中堂这么说，我可不敢再留。”袁世凯说：“如果是前几天，我把那中堂请了来，也是一样。”
“如果是前几天，我就拉你一起去扰琴轩了。”张之洞面现悽惶：“慰庭，你这一走，就该轮到我了。”
“那是决不会有的事。中堂四朝老臣，又蒙孝钦显皇后特达之知，国家柱石，摄政王极敬重中堂的，听说曾跟中堂虚心请教，如此批折，足见是以师礼待中堂。”
“我请摄政王多看看‘雍正朱批谕旨’。”张之洞欲言而又止地，终于摇摇头说：“‘南人不相宋家传’，南人亦可哀也已！”说完，踱着方步往外走。
袁世凯带着他的儿子送到停在厅前的轿子边，看他上轿抬走，方始转回身来，一面走，一面问：“南皮刚才念的那句诗，我没有听清楚。”
“‘南人不相宋家传’。”袁克文答说：“仿佛是南皮自己做的一首诗。”
“你倒找来我看看。”袁世凯说：“何以南人可哀。”
※ ※ ※
虽说全眷回籍，其实还是袁世凯先走，家眷随后出京。因为奉旨回籍，向例只比充军稍微宽一点。充军是旨下即行，出城找个地方暂住，再备行装，奉旨回籍虽不必这样急如星火，但亦未便多作逗留。
路局授瞿鸿玑之例，为袁世凯挂了花车，可是送行的场面，却不能相比。瞿鸿玑有一班翰林、御史的门生，捧老师的场，朝官亦知他的被逐回籍，只是一时不自检点，骤失帘眷，被祸到此为止，决不会有何株连，且很可能还有复起之日，不妨留个将来京华重见的余地，所以亦都衣冠送行。
而袁世凯不同。私宅致意，还不甚要紧，公然车站送行，顾虑甚多，亦因为袁世凯的仇人太多。因此上车之时，情景凄凉，除了家人至戚之外，只得两个僚友送行。
一个是学部侍郎严修。他在北洋为袁世凯专管学务，由此而得循资晋升为学部侍郎。就私谊而论，对袁世凯自不无知己之感，所以前几天特为袁世凯打抱不平，抗疏相争，说“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加斥弃。”其功当然不必再谈，其罪又何可明言？摄政王看的这个折子，唯有把它“淹”了。而严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虑告病辞官。
另一个是杨度，现在以四品京堂派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九年立宪，细列按年应办事项的“清单”，就出于他的手笔。此人如在战国，早已肘悬斗大金印，无奈他得识袁世凯时，已无开府北洋的风光。不过以他策土的眼光来看，可成大事者，始终只有一个袁世凯。
这天特地来送行，一则有倾心结交之意，再则亦有自高声价的作用，“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他之来送袁世凯，若能予人以这样的印象，便是绝大的收获。
严修一上了花车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杨度自然追陪。袁世凯却大为不安，“两位厚爱，我自然感激。不过流言甚多，连我都被中伤了。”他很恳切地说：“两位请吧！”
“聚久别速，后会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趁此机会，多谈一谈！”
“别自有说，祸不足惧！”杨度接着严修的话说。
袁世凯知道他“别自有说”是由于梁启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宪派的中坚分子，不管是到京请愿，或者著书立说，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应。所以他敢大言：“祸不足惧！”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宪派吗？襄赞其事，很出了些力，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响，处处跟自己作对。同样是立宪派，何可有两种绝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凯由这一点联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诏初颁时，康有为竟发通电，指他“弑君”，益觉不平。于是徐徐说道：“立宪的呼声，高唱入云，这是千秋万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参末议，对历史是交代得过的。我之被祸，未尝不由改革官制，设宪政编查馆而来，不过清夜扪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张四先生跟我交谊不终，通国皆知，而自朝廷宣布立宪，他写信给我，说‘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二十年不解的误会，一旦涣然，实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这是指张謇与他绝交二十年而复交一事，袁世凯得意之情，溢于词色，临歧话别，而有此豪情快语，自然使人高兴，杨度不由得从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兰地，以盖作杯，快浮一白。
“不过，如今谈立宪，亦犹如三十年前谈洋务，太时髦了！是故立宪派亦有真、有假。”袁世凯拍着杨度的手背说：“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后英雄，可称宪政的保姆，自然是立宪派。我看康梁就不见得了。”
“康梁师弟，似乎应有所区分。”严修说道：“如混为一谈，稍欠公道。”
“诚然，诚然！”袁世凯很快地说，然后转脸问道：“有个叫胡衍鸿的革命党，晢子，你熟不熟？”
“怎么不熟？他是广东人，一名汉民，字展堂。笔下很来得，我们在东京常有往还的。”
“好！”袁世凯略一踌躇又说：“我是开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谈谈，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报》给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还记得题目叫做《记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广东某君之演记》，这‘广东某君’据说就是胡衍鸿。其中记戊戌那年的内幕，颇得实情。”
这一说，严修跟杨度都大感兴趣，因为天下皆知，戊戌政变由袁世凯告密而起，如今由当事人亲口道来，自非道听途说可比，所以都凝神静听。
“这胡衍鸿，我很佩服他！他说康有为一变再变，自欺欺人，一点不错。康有为前后有‘五个退化’。”
所谓“五个退化”是胡衍鸿的批评：“康有为初时，说要创一个大教。他见中国用孔子教，几千年人心晦塞，民气奄弱，他说弟子之不肖，未必因为师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纯，现时中国却用不着，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诸教的精义，融造参合起来，做一新教。平心论之，康有为此时志气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号‘长素’，争长素王，语虽狂妄，志气之高确不可及。”严修问：“‘退化’何说？”
照胡衍鸿的说法，康有为由监生中了举人，“打动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气上是退化了一级。不过他讲民主，也讲民族，说过“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话，亦未足为非。
及至由举人中了进士，去民远而去官近，大谈立宪，这立宪自然是君主立宪，无形中变成“保大清”，志气上又退了一级。
到得上书言事，“屡蒙召见”，康有为论调又一变，“竟反背前日的话，以为实在连议院也可以不必开，宪法也可以不定，有这般的好皇上，但求讲变法够了！”这样，志气上岂非又退一级？
戊戌改变后，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结果变做保皇。”胡衍鸿的词锋很锐利，他说：“勤王、保皇本应该没有分别，然而解释起来却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驾入清君侧，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说着勤王就该马上去做，若是皇上没有危险，也不必去勤他。”
接着胡衍鸿又说：“保皇却不然，不必兴兵动众，只须集些钱财，不论何时何地，皇上没有危难，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难，我也是这样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这里，天涯地角，两不相谋，也是一样保法。康有为变到这个主义，要算他目前归宿所在，却比起勤王时节，又是第五级退化了！”
谈到这里，袁世凯停了下来，啜口茶闲闲地问杨度：“晢子，你在东京见过‘康圣人’所奉的‘衣带诏’没有？”
“多少人想见都见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诏！”杨度答说：
“康门高弟，亦颇不以此举为然。”
“康门高弟”自是指梁启超。袁世凯不知道杨度所说的“此举”，包括康有为借“衣带诏”敛财在内，只以为杨度是替梁启超辩白，不以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为然。这一来，话就有点接不下去了。
到这时，宾主三人才觉得轮声震耳，不由得都转眼外望，风卷黄沙，昏蒙萧瑟，令人有一种郁闷难舒的感觉，不如不看。
于是不约而同地收拢了视线，仍旧由袁世凯接着杨度的话说：“康有为这‘五个退化’之中，变法一说，倒是无意中搔着了痒处，连张南皮在内，都忍不住动心。翁师傅器量狭一点，不过想致君于尧舜之忱的忠爱之心，是万无可疑的，大概他对康有为的论调，也觉得不失为救时的良策。不过，翁张两公，都是读通了书而不免天真的人，以为王安石的变法不错，错在用非其人，鉴往如今，康有为之言可用，康有为其人不可用！所以，说翁张两公曾荐过康有为，是康梁一党造作出来，自抬身价的活，其实是不会有的事。不过，既赏其言，不免要谈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会了解‘师傅’的苦心，贸然传旨召见康有为，翁师傅总不能说，康某心术不正，不宜召见。只好支吾其词，以致惹得大行皇帝对师傅有了意见。否则，以大行对翁师傅之亲密，当时只要出死力争一争，孝钦显皇后难道就不念两朝帝师的旧情？”
严修一面听，一面不断点头，听完说道：“宫保此论，精辟之至。说翁师傅曾举荐康有为，我亦不信。翁师傅很想有魄力，实无魄力，就算真的赏识康有为，亦没有胆量去荐他。”
“再说，”杨度接口：“翁师傅岂不知康有为有野心，就不忌他？”
“康有为如果得志。自然要爬到翁师傅头上。此人名心甚炽，利心亦不淡，只要看他用‘衣带诏’行骗就可知道。”袁世凯紧接着说：“不但衣带诏无其事，就是所谓‘两奉密诏’亦不尽不实，第一道朱谕是给四京卿的，与康有为无干。而且到底有没有这道朱谕，亦是疑问。”
谈到这里，是个叩问戊戌政变的好时机，杨度不肯错过机会，且趁势问道：“怎么，不是说谭复生去访官保时，曾经出示朱谕吗？”
“不是！”袁世凯想了一下说：“这一重公案，我受谤已久，不妨谈一谈当时的真相。”
据袁世凯说，戊戌年七月底，他奉召进京后，八月初一召见，即有上谕以侍郎候补，专责练兵。八月初三晚上，谭嗣同访袁世凯于海淀旅寓，要求他杀荣禄并派兵包围颐和园。出示的朱谕，乃是墨笔所书，大意是说：“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等另议良法。”
于是袁世凯表示，既非朱谕，亦无围颐和园、杀荣禄之说。谭嗣同说：“朱谕在林旭手中，此为杨锐所过录。”袁世凯认为变法宜顺舆情，末可操切。而谭嗣同则颇为激动，以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须杀尽老朽，方可办事。当夜无结果而散。
八月初五，再次召见，袁世凯陈奏，变法尤在得人，须老成持重者襄赞主持，并曾推荐张之洞，皇帝颇为动容。
“两位请想：康有为叫谭嗣同来劝我造反，而且这样子造反，决无成功的可能，只会害死皇上，我能听他的吗？所以一回天津，我就跟荣文忠密谈，荣文忠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已奉懿旨进京，这个位子就归你了。’原来杨莘伯早我先到天津，已经跟荣文忠商量好了。我想，照此光景，皇上是已经让康有为害了，无端拿我去蹚了一趟浑水，真是从何说起？事到如今，我只有表明心迹，我说，‘今日之事，皇上的处境很危险。如果皇上有什么，我难逃嫌疑，唯有一死而已！’荣文忠拍拍胸说，‘皇上决计无他。其余臣子，可就保不定了。’这几年颇有人不谅于我，两位请为我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件事我除了告诉荣文忠以外，还有第二个办法没有？”
照他的说法，自然无瑕疵可指摘。不过传说当八月初五召见袁世凯时，皇上曾写给他一道朱谕，这一点他略而不提，即成疑问。只是严杨两人都不便追问下去了。
“我这次祸起不测，看透了炎凉世态，回到河南，很想在苏门山中，筑室归隐。不过，世味虽淡，到底也有忘不了的事，亦可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即如两公的高谊，就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
“言重，言重！”严修跟杨度不约而同地说。
“还有南皮，我受了他的大德，不知何以为报。自两宫升遐以来，不过短短五十天工夫，南皮已经伤透心了！我真担心，不知此别还能重见与否？”说着，袁世凯的眼圈发红，真的动了生死离别的哀感。
杨度却很注意他“伤透了心”这句话，便即问道：“莫非南皮亦大受排挤？”
“排挤虽不见得，但其言不用，而且处处走绝路的样子，南皮如何不伤心？”袁世凯探手入怀，取出一张纸摊开来，放在桌上，“两位看，有诗为证。”
诗是一首七绝，题目叫做《读宋史》。“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惊杜鹃，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第三句四个姓下面有小字注明名字：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
“好诗！”杨度赞叹着：“由宋太祖贯穿到祥兴帝，还提到南渡，二十八字，一部宋史。南皮真是一大作手，七绝更是唯我独尊。”
严修却不作声端然肃坐，面色凝重异常，张之洞已经预见到大清朝的气数将终，严修的感觉中，不由得浮起亡国之哀。
“南人不相，而李虞文陆，皆为南人，辛苦追随，所为何来？”杨度又发议论：“若谓借他人杯酒，浇自家块垒，南皮牢骚满腹，固是就诗论诗的看法，然而与其谓之为牢骚，倒不如说他有深忧，唯恐为文陆。以南皮的生平而言，自然是想做虞允文，无奈处今之势，大清朝欲为南宋而不可得，果然日暮途穷，恐怕亦只能做文天祥、陆秀夫，而实为南皮所万不甘心者！”
袁世凯只知道虞允文是四川人，曾在采石矶大破金兵，却不知虞允文出将入相二十年，又曾持节开府，置“翘材馆”延四方贤士，平生汲引的人材甚多，恰与张之洞志趣相类。
严修当然深知，觉得杨度说张之洞不甘为文陆，想做虞允文，颇能道着张之洞的心事，不由得深深点头：“晢子此论极精！”
杨度自不免得意，又喝了一大口酒，看着严修问道：“范公如果生在宋朝末年，到得日落虞渊，何以自处？”
虽是假设，严修却很认真，面容庄肃地想了一会答说：
“我自知弗能为文陆。能如王伯厚于愿足矣！”
因为这是“言志”，袁世凯当然也很注意，便即问道：
“王伯厚何许人也？”
“就是做的王应麟。”杨度答说。
“淳祐元年策士集英殿，理宗想拿第七卷拔置第一，问应麟的意见，应麟看了卷子说，‘此卷古谊如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及至拆弥封，正是文文山。度宗朝王应麟当礼部尚书，上疏不报，辞官回乡，很著了些书。大概死在元成宗的时候。”
明了了王应麟的生平，也就知道了严修的想法，清朝如亡，他不想做殉节的忠臣，但也不会出山做官，归隐故里，著述为业。以严修的学行看，能如王应麟也正是他的最好安排。
其言笃实，袁世凯不由得赞一句：“范孙真是君子人！”
这时杨度已有几分酒意，谈兴益豪，便向袁世凯说道：“宫保如何？其实宫保很够虞允文的资格，将来也许还有用武之地。”
袁世凯想了一下，很谨慎地回答：“我不指望有那一天！
如果要我做虞允文，必是只剩下半壁江山了！”
“我看落日虞渊是近了！照目前亲贵排满、满人排汉的情形看来，能不能拖到九年宪政实现之日，大成疑问。万一不幸而言中，宫保，恐怕不容你啸傲苏门。请问，那时不做虞允文又做什么人？”
喝了酒的杨度，颇有咄咄逼人的意味，袁世凯史事不熟，不知道有什么人可以自况，只好微笑不答。
“其实，宫保，我在想，如果把宋朝倒过头来，倒有个人很可以取法。”
“谁啊？”
“赵匡胤！”
此言一出，袁世凯大吃一惊，急忙摇着手说：“晢子醉了，晢子醉了！”
严修冷眼旁观，心里为那班少年亲贵在悲哀！杨度已在想做赵普，要夺他“孤儿寡妇”的江山了，“载”字辈的那些王公，还当自己是生在雍正、乾隆年间。岂非天下至愚之人？“开饭吧！”袁世凯深怕杨度再发狂言，落入严修耳中，诸多不便，所以设法打岔，没话找话地说：“旅途之中，简慢之至。”
“不必客气。”严修说了这一句，告个方便，由听差领着到车厢一端去如厕。
“晢子，你没有醉吧？”袁世凯惴惴然地问。
“宫保怕我喝醉，我就不喝。”杨度将瓶塞使劲一拍，藏酒入怀。
这证明他神智非常清楚，袁世凯便即低声说道：“晢子，我很失悔，在京里的时候，应该常常向你请教。从今以后，务请勿弃，我打算让大小儿给老兄递个门生帖子。”
“万万不可！”杨度受宠若惊，乱摇着双手，“万万当不起！”
袁世凯很想逼杨度说一句，跟袁克定换帖称兄道弟的话，只是杨度不喜欢这一套，根本没有想到。袁世凯无奈，只好拱拱手说：“我总觉得大小儿该跟老兄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回京以后，务必多指点指点大小儿！”说着从腰间解下一方汉玉刚印，递给杨度：“临歧无以为赠，聊且将意。晢子，交同金玉之坚！”
“宫保这么说，杨度不敢不领，亦不敢言谢！”他用双手将那方汉玉接了过来，随即系在带上。
※ ※ ※
袁世凯离京不久，民政部侍郎赵秉钧免职，这是意料中事，封印以后，监察御史谢远涵参劾邮传部尚书陈璧，也是意料中事。
这个折子参得很凶。案由是“虚糜国帑，徇私纳贿”，文内条举劣迹，有订借洋款，秘密分润；开设粮行，公行贿赂等等。当然也牵涉到“五路财神”之称的梁士诒。不过，他不甚担心，因为要讲办铁路营私舞弊，盛宣怀的把柄都在他手里。同时，他全力交涉，从比国收回京汉路的路权，朝廷虽无一字之褒，可是连载泽亦不能不承认他此举有功于国，盛宣怀想信此机会攻掉他，在他看来，未必能够如愿。
类此参案，自然是派大员查办；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孙家鼐，再一个是那桐。孙家鼐已经不大管事，主持查案的是那桐，而那桐只要有人送钱上门，不管来路如何，他都敢收，自喻为“失节的寡妇”，“偷汉子”已经不在乎了。因此，梁士诒益发不愁，把他手下的大将关冕钧、关赓麟、叶恭绰找了来，有一番话交代。
“两宫升遐，八音遏密，年下没有什么好玩儿的地方，不如请同事们加加班，额外另送津贴。一方面帮了公家的忙，一方面既省了年下的花费，另外又有收入，是个难得积钱的机会，劝大家不妨买点铁路股票。”
两关一叶，如言照办，所以邮传部铁路这一部门的收支帐目，不待钦差派员来查，就已经整理得清清楚楚了。
到了除夕那天，由于国丧未满百日，梓宫暂安在宫内，因而平时肩摩毂击的大栅栏、笙歌嗷嘈的八大胡同，清静异常。至于贴春联、放爆竹，最能渲染年味的那些花样，自亦一概不许。九城寂寂，近乎凄凉了。
然而关起门来，合家团聚，又是一番景象。金鱼胡同那宅，来辞岁的络绎不绝，到得黄昏，关照门上，再有来客，一律挡驾，那桐只有一班客要请。
这班客在名士笔下，称为“小友”，全是戏班子里的名伶，又以旦角居多。那桐把他们邀了来，不是为了串戏或者清唱，只以一遇国丧，戏班子立刻就得辍演，伶人生计，大受威胁。那桐借吃年饭为名，请来相熟的一班“小友”，大散压岁钱。当然，名气有高下，交情有深浅，红包也就有大小，从四百两到四十两不等，跟包一律四两银子一个。
到得十点多钟，这班“小友”散了一大半，但留下来的还有七八个，正在客厅中缠着那桐，要他以维持市面为名，设法破例开禁，准戏班子提早开锣时，门上来报：“邮传部梁大人来了！”
已关照了有客一律挡驾，门下居然敢违命通报，自然是已得了一个大人的门包之故。那桐在这上面最精明不过，也最厚道不过，为了让门上能心安理得地受那个门包，便点点头说：“请进来！”
“大年三十，财神驾到！”王瑶卿笑道：“中堂明年的流年，一定是好的。”
“对了！”那桐被提醒了似的，“财神来了，你们可别错过机会！回头好好放眼光出来。”
在一旁伺候的听差，听这一说，随即悄悄地去准备。这样的场合，自然不是推牌九，就是摇摊，便搭好桌子，增添灯火，备好两副赌具待命。
这时梁士诒已经到了厅上，布袍布鞋，手上拿着木盒，一见有这些名伶在座，似乎颇感意外，但仍从容不迫地向主人致了礼，也跟大家都招呼过了，方始将那木盒子扬扬说道：“得了一盒德皇御用的雪茄，特地给中堂带了来，留着待客。”
他既不说打开来尝尝，也未亲手奉上主人，却将这盒封缄甚固的名贵雪茄，顺手递给了那宅的听差，这一来，那桐当然懂了。
“我不抽这玩意，洵贝勒最爱好雪茄。”那桐吩咐听差，“你好好收在我书房里，我要送人的。”
“是！”听差奉命唯谨地，捧着那盒雪茄往里边而去。
“今年这个年，可是省事多了。”那桐指着那班伶人说：
“就苦了他们。”
“这可是没法子的事，不过有中堂在，他们也苦不到那里去。”
“中堂不如财神！燕孙，”那桐笑道：“你来放赈吧？”
“这，”梁士诒做出稍有畏缩的样子，“不要紧吧？”
“在中堂府上，怕什么？”说着，王瑶卿来拉梁士诒。
那桐与梁士诒都到了小客厅里，就一张红木桌子面对坐下，做主人的说：“自然财神做上风，玩什么？”
“请中堂吩咐。反正不能打麻雀。”
“你们看呢？”那桐看着左右问：“要不要梁大人做番摊给你们打？”
“摇摊得要有人开配。”唱小生的程继先说：“番摊数棋子儿更麻烦，倒不如一翻两瞪眼的牌九为妙。”
“好吧！就是牌九。”梁士诒说：“请把筹码递给我。”
那宅的筹码很讲究。他处的筹码，都是长条子牙筹，唯独他家的象牙筹码，圆如洋钱，中间打个洞，可以贯穿在铜签子上，边缘镂出回文的寿字，填以彩色，金色的最贵，五百两一个，依次是红色一百，黄色五十，绿色十两。梁士诒理齐了四叠筹码在桌上，余下的交主人保管。
“来！每位一个。”他拿起八个金色筹码，往外一撇。
“来吧！别客气。”那桐做“散财童子”，将筹码一个一个塞到“小友”手里。
“还有六千银子，”梁士诒指着筹码说：“让你们赢净了为止。”
“听见了没有？”那桐将筹码交给王瑶卿：“归你管库，你可仔细，兑啊、找啊的，别弄错了。”
于是梁士诒卷起衣袖推庄，手气平稳，玩了有个把钟头，突然手气转坏，连赔了三把，只剩下两千银子，而下风却越赌越泼，金色筹码都出现在赌注上了。
“慢点！庄家只有两千银子。”那桐说道：“我看是多了，而且多得还不少。”
“中堂何不在我身上赌一注？”梁士诒看着那桐说：“风险有限！”
“好！我在你身上赌一注。”那桐将自己的赌注收回，成了庄家的临时股东。
打骰子分牌，上门两点，天门八点，下门么四配人牌，红通通一片，却只得三点，有人就说：“‘单双’的牌，凶多吉少了！”
梁士诒将两张牌扣着用中指一摸，大声说道：“统配！”
说着将牌移向那桐，他也摸了一下，一张地牌，一张么丁，果然是“单双”吃上下门的牌。这两张牌当然不必给人看，随手一搅糊，结帐赔了一千多银子。
“中堂在我身上赌输了一记！”说着，梁士诒取了一张一万银子的银票，递给王瑶卿。
“风险有限。”那桐答说。
等客人辞去，那桐亲自到书房去打开那盒“德皇御用”的雪茄，里面有张“存条”，梁士诒已在那桐汇丰银行的户头中，存入五万银子了。
宣统元年正月十六，孙家鼐、那桐奏复谢远涵参劾陈璧一案，洋洋五千言之多，结论是：“该尚书陈璧才气素优，勇于任事，甚有能名，惟德不胜才，往往失之操切，舆情不洽，声名顿减，遂致谤议丛生。此次所参赃私各节，或未免人言之过，然滥费公帑，滥用私人，检查该署官册，皆所难免。徇情见好，殊愧公忠，职守有亏，实难辞咎。”奉旨交部严加议处，终于革职。而谢远涵所指责的梁士诒、叶恭绰、关冕钧、关赓麟，尽皆安然无事。
其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自知“袁党”的色彩太重，而又以奏折缮写有瑕疵的细故，传旨申饬，见微知著，托病奏请开缺。奕劻知道他不能安于外任，而少年亲贵也不放心他膺边疆重寄，正好邮传部尚书出缺，便保他继任，调云贵总督锡良为东三省总督。
这一来，另一个“袁党”杨士骧，更为恐慌，喝酒打牌时，常会突如其来的说：“我杨老四可不是袁党！”但旁人不是这么看法，觉得杨士骧恃袁世凯为奥援，冰山既倒，怕他何来？直隶有看不下的事，尽不妨攻击。
于是有个给事中高润生，对直隶百姓无不痛恨的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发难，狠狠参了一本。当然牵涉到津浦路的总办大臣吕海寰，而暗中所攻的却是杨士骧。因为李德顺的差使，是出于杨士骧所保荐，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杨士骧之有今日，可说一半靠袁世凯，一半是靠李德顺。
李德顺是广东人，出身微贱，却娶了个德国女人为妻，一向在青岛一带厮混。庚子以后，杨士骧飞黄腾达，两年工夫由直隶候补道做到署理山东巡抚，自分“官居极品”，不但难望更上层楼，巡抚能够真除，已非易事，那知官符如火，由于李德顺的投效，竟又开了一番新的局面。
原来其时朝廷很注重对德的外交，而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所以杨士骧做山东巡抚，第一件大事便是将德国人敷衍好。李德顺便替杨士骧策划，暗中以光绪二十四年为胶州湾事件所定条约中，许予德国而未履行的利益，如采矿权等等，确定让予德国，而表面谈判撤兵的条件，只是以二十八万银元买回德国所盖的营房。朝廷认为杨士骧善办外交，大为激赏。
同时，李德顺又常陪着杨士骧到青岛，跟德国驻华的官员敦睦友谊。此外，凡可以取悦德国的花样，无不想到做到。因此德国的报纸，常常恭维杨士骧，而德国的公使、领事，只要有机会，亦无不大赞杨士骧。由是之故，袁世凯内召，保杨继任，才得一奏即准。
李德顺本来是北洋洋务局的翻译，久住天津，此时当然随着杨士骧卷土重来。其时津浦路的督办大臣吕海寰，虽当过驻德公使，但不谙德文，而津浦路借英、德两国的款子建造，合约内规定南北两段分聘英、德总工程师。吕海寰以语言隔阂，无法与北段的德国总工程师直接打交道，译员又不甚得力，深以为苦。于是杨士骧正好推荐李德顺，经过吕海寰同意后，奏请派为津浦路北段总办。
于是，李德顺上恃直督，外结客卿，尽夺吕海寰的权柄，不但经费收支一手把持，甚至吕海寰下条子派的人，亦未必能为李德顺接受。至于工程，则自征收民地到购料雇工，营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而最不能令人忍受的是，蓄意媚外，几不知有国家二字。本来在盛宣怀当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时，只要借款到手，不惜以路权拱手让人，梁士诒代之而起，全力相争，大为改观。所以津浦路借款，除了南北两段各用英德总工程师各一人以外，别无束缚，而李德顺则不但公款存在德华银行，巧立名目如副工程师、书记、医官之类，用了六十几名无事可做、坐领干薪的德国人。最后，打算将津浦路天津总站设在城南南关地方，可把“天津卫的哥们”惹火了！
天津华商的市面，都在城东城北，铁路总站既对繁华地方有极大的作用，理应设在水陆均便的河北。而南关地方，洼下不毛，且距运河不近，同时津浦路接京奉路入京，而新车站在河北，如由北绕西而南，转车亦不方便。所以勘定在新车站迤西辛庄地方，设置总站，且已破土。此为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任内，力拒德的要求，一手主持的结果。及至袁世凯被逐，李德顺推翻原议，弃北就南，说穿了，无非既以媚外，亦以营私而已。
原来南关以东，便是各国租界，德国且已提出要求，在德租界傍海河另设一站，果然如此，德租界立刻就会成为水陆要冲，尽夺华商之利。
至于李德顺的营私，手段甚巧亦甚拙，他是跟一个姓曹的，合设了一家公司，在南关预定建作总站之处，以极贱的价钱，收买了大批土地，但呈报农工商部注册，报的是每亩六百五十两，将来征购，自然照此给价。一转手之间，估计可以有五十万银子的暴利，但所谋如果不成，则此一大片闹水的洼地，就更难脱手了。
这一来，天津与直隶的士绅大哗。及至高润生发难，朝旨派直隶彻查，杨士骧正在设法为他洗刷之际，直隶全省士绅，大动公愤，在天津集会，认为津浦路的工款，虽借英德外债，但一部分是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在食盐上加价而来，所以津浦路是国家的铁路，但亦是四省百姓的铁路，不容李德顺随便盗卖主权、侵吞肥己，决定调查他的弊端，预备“京控”。
杨士骧看众怒难犯，答应将总站仍旧移回辛庄。但公愤未平，加以新派的津浦路帮办大臣孙宝琦，亦主张严办，而所有的报纸，一致抨击，使得杨士骧又急又气。四月二十八那天，将李德顺找了来，痛骂一顿，余怒未息，随即赶到新车站去迎接钦差。
钦差是法部尚书戴鸿慈，奉派为答谢俄国遣使来吊国丧的专使，由京出国，经过天津。照规制，凡钦差过境，督抚要“请圣安”，仪制是在钦差入境的接官亭中，陈设香案，等钦差在香案后面东首站定，督抚便率省城文武，朝香案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称名请安，钦差代皇帝答一句：“朕安！”如果是朝廷倚为柱石督抚，恩礼特优，便再加一句：“卿安？”不待回答，仪式便算结束。
有了火车，请圣安当然是在车站。列车开到，司机的技术很高明，车停稳了，钦差花车的出入口，恰好对正铺在月台上的红地毯。戴鸿慈神情肃穆地下车站好，杨士骧便领头行礼，口中说道：“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杨士骧，率领属下，恭请圣安！”
“安”字还不曾出口，人不对了，但见手足牵动，口眼俱斜，一头栽在红地毯上。当即有人惊惶的喊道：“不好了！大帅中风了！”
于是一阵大乱，钦差亦就无人招呼，赶紧将杨士骧送回衙门，由卫生局总办屈庭桂，延请德、法医生各一会诊，性命暂时保住了，但身子瘫痪，神智不清，而且哭笑无常。于是驻保定的藩司崔永安，连夜赶到天津来照料，杨士琦亦由京里赶来探望，同行的还有袁克定，是来“观变”的。
杨士骧的病不好亦不坏，但纵能保得住命，亦是带病延年，直督非开缺不可，因而自问资格够直督之任的，无不大肆活动，尤其是山东巡抚袁树勋，据说派他的儿子带四十万银子进京在钻门路。
到得五月初九晚上，杨士骧病势突变，终于不治。丧事由杨士琦主持，灵前悬一副杨士骧自挽的对联：“平生喜读游侠传；到死不识绮罗香”吊客无不诧为奇谈。杨夫人奇妒，杨士骧生平仅纳一妾，而且是杨太太陪嫁的丫头，亦竟不容。杨士骧一谈起来神情抑郁，道是自作挽联，就是灵前所挂的这一副。有人以为堂堂封疆，作此不庄之语，殊属“不成事体”，杨士琦却有辩解，说是“如兄之志”。
杨士骧一死，直督出缺，上谕调两江总督端方继任，颇令人困惑，因为就在几天以前，御史胡思敬参劾端方十罪二十二款，特命两广总督张人骏查复，不想反倒调为疆臣首领的直督！
这一来自然有一番大调动，张人骏调两江；袁树勋终于升官，补了张人骏空下来的缺；山东巡抚则由庆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孙宝琦接充。
新任直督端方在未到任以前，本可派藩司暂为署理，但因直隶内部的情势甚为严重，除了李德顺一案外，前两任还有绝大的亏空。袁世凯离任时亏空公款六七百万，要求杨士骧弥补，为保他由东抚调升的主要条件之一。无奈杨士骧无此手段，兼以资望不足，京中大老一个不敢得罪，所以凡有八行书来求差的，无不应酬，以致冗员充斥。加以迎来送往，应酬浩繁，所以不但不能为袁世凯补漏，反倒又亏了三四百万下去，总计不下千万之多，非派大员，无法清理，因而特命那桐署理直督，陛辞出京时，摄政王载沣即以查办李德顺及清查袁、杨亏空两事，定为那桐此去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