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

    大相国寺。大宋故左丞相司马光的灵柩，刚刚由此出发，在司马光的侄子司马富，以及尚未成年的嫡孙司马植的护送下，返回陕州老家安葬。前来送行的汴京百姓，挤满了从大相国寺至万胜门的道路，汴京的内城、外城，甚至西城以外，数十万的百姓，密密麻麻地跪在道路两旁，焚香烧纸，泣如雨下，哭声震天。

    虽然司马光遗表上，请求薄葬，并且希望不荫封其后代，但是，宋廷仍然违其遗命，不仅赏赐司马家银一万两、绢两万匹用来大办丧事，而且由朝廷选派内官、相士前去勘察风水，并调动司马光故乡陕州附近四州的厢军、征募民夫共数千人，经营墓地。

    宋廷追赠司马光为太师、陈王，由高太后亲自定谥为“文正”，配享高宗庙廷，位王安石之前。同时，宋廷又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舒王，并与司马光一道陪祀孔庙，微妙的区别是，在孔庙，则是王安石位在司马光之前。

    司马光得到的另一个殊荣是，由太皇太后与皇帝下旨，允许陕州建陈王庙，祭祀司马光。

    在大相国寺停柩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帝全部亲临大相国寺，拜祭这位“人臣楷模”。对于司马光惟一的直系血脉，司马康的幼子司马植，不仅由高太后特旨赐爵骑都尉，皇帝还亲自替他选了个老师——桑充国。这件事情是石越与范纯仁都始料未及，而又求之不得的。

    小皇帝只是无心之举，但是由王安石的女婿来做司马光嫡孙的老师，这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无疑令许多人侧目。

    司马光的祭文由范纯仁与苏轼分别撰写，此外，行状由范纯仁撰写，墓志铭则由石越撰写。三人在祭文、行状、墓志铭中，除了盛赞司马光的道德、功业、文章，更是异口同声地极力推许他与王安石之间和而不同，共辅高宗，致宋中兴之美德。范纯仁的行状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赵顼、王安石、司马光这君臣三人之“相得”，在他这篇叙述司马光一生事迹的行状中，赵顼对司马光，是与王安石一样的“君臣相得”，而王、马之间，则是政见不同，但皆同心为国的“君子之交”，他极力赞扬王、马二人，不因私交之厚而废公见，亦不因政见之别而生党争，宣称二人之关系，实是人臣交往之万世典范。

    这篇《司马文正公行状》，由《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为首的全国性报纸全文刊发，石越百忙之中，又与陆佃深谈一宿，请陆佃替王安石重写了《王文公行状》，与范纯仁相呼应。然后又将两篇行状一道合刊成《王文公、司马文正公行状》，印了十万册，免费颁发给各州县之学校与藏书楼。

    为了应对新党的攻击，石越与范纯仁还不断地宣称，司马光早就预料到了契丹的南犯。高太后也非常默契地配合他们，在召见几位知州之时，她突然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宣称外界对司马光多有“冤枉”，她表示司马光在密对之时，是支持废除与辽国的盟约的，并且此事最终得到推行，正是司马光“力主之”，她方才允诺。又说司马光在密对时数度提醒她，契丹有可能南犯，并且积极筹划应对之策。只不过契丹人过于狡黠，未能在司马光预料之九月后南犯，而是提前犯境，司马光又不幸得病去世……她宣称司马光在公开场所之反对，只是为了保密，并且防止国内出现人心不稳。

    高太后的话，无疑是极具权威性的。

    无论是谁，都绝不敢公开质疑高太后撒谎。况且，大宋朝也绝不会有人相信，高太后会为了一个臣子而撒谎——哪怕那个臣子是司马光。另一方面，她所谓的“密对”，自然是别人谁也无法证实的。

    于是此事就此定论。

    石越心里算是彻底地松了一口气，他比谁都明白——高太后开了这个口后，终大宋之世，只要还是赵家的子孙在当皇帝，这个案就永远翻不了。人们既不可能找到证据指责高太后说谎，更不敢如此指责，毕竟那是大不敬的罪名。

    虽然肯定会有许多大臣在自己的私人著作中，记录着不同的说法，这一点石越倒是非常能肯定，这些大臣们根本不会理会什么“大不敬”，想想宋太宗虽然硬生生地修改国史，将自己改进了陈桥兵变，并且还成为重要的策划人——可就是这样极为敏感之事，这些士大夫也敢在笔记小说中有意地留下不同的记录——比如，倘若石越此时能带兵去抄了苏辙的家的话，他多半就能找到这样的文稿，正躺在苏辙府上的某个书柜之中……关于司马光的真相，更加不可能不被记述。

    但那已经无关紧要。

    当这些私人著作被公布之后，当事人早就去世了。而且，只要有高太后的证言被国史馆记录在案，这最多就是一件永远说不清的疑案，而官方无论如何不可能不采信高太后之证言。

    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胜利。

    若非契丹大举犯境，石越断难想象他的计划会如此顺利，高太后出于她的立场做出的配合，更加远远超过石越的预期。

    但是另一方面……

    石越端坐在大相国寺的这间禅室内，用眼角瞥了一眼茶几上的一份报纸——“阳信侯束城大捷”七个大字，立即跃入眼帘。

    “束城大捷！”石越在心里苦笑，那已经是整整一个月前的旧闻了。

    如今已经是五月二十七日，距契丹大举南犯，已经有五十天。而“束城大捷”，依旧是目前为止，大宋军队在河北取得的惟一令人瞩目的胜利。

    大宋所有的报纸都宣称，阳信侯田烈武在束城小李庄，奇袭辽军先锋两万余众，斩首八百级，生擒生女直军统领完颜阿骨打以下五千余众。如今各路大军已接近河北，契丹之覆亡指日可待……

    但实际上，田烈武虽然招降了生女直军近两千人，却差点被韩宝打了个措手不及，若非张叔夜与李昭光率部狙击韩宝，令田烈武安全撤回河间府，这位阳信侯，此时说不定已经是韩宝的阶下囚。

    束城大捷是一场惨烈的大捷。

    云骑军的表现超过两府的预期，让所有的人刮目相看。仅仅披挂纸甲，只会骑射而缺少近战之能的云骑军第一营，在韩宝的三千先锋军面前，展现了令人惊讶的英勇。据事后的战报，第一营的军法官主动在阵前充当肉盾，张叔夜与李昭光巧妙地指挥着这些弓骑兵们且战且退，双方激战近两个时辰，因为兵力、战斗力、骑术全面居于劣势，第一营始终无法脱离辽军的攻击，在离束城镇不足两里的地方，被韩宝分兵包夹成功，几乎全军尽没。此役最终只有张叔夜与李昭光带着一百余骑突围出来，但路上又被辽国追击了二十余里，当他们逃至河间府时，整营人马，只剩下不足五十骑。

    而韩宝先锋军的损失，据张叔夜与李昭光的战报，不会超过三百人。而且大部分的辽军，都是被霹雳投弹炸死，死在云骑军箭雨之下的，少之又少。

    歼灭云骑军第一营后，韩宝随即率部直抵河间府城外。他砍下了第一营千余名战死将士的人头，在河间府外，插上了一千多根木桩，每根木桩上，都挂着一个宋军的人头。

    他的用意是想激怒城中八千余云骑军出城野战，即便不能如愿，也能羞辱云骑军，打击其士气，同时令城中居民感到惧怕，埋下动乱的隐患。

    幸好章惇与田烈武还算冷静，二人遣使执剑把守各道城门，只以火炮进行还击，勉强稳住了河间府的局势。

    伏击韩宝是一回事，与之堂堂正正决战又是另一回事。倘若田烈武中计出击，与韩宝野战，纵然是打个两败俱伤，后果也不堪设想。即使契丹无法趁机一举攻克河间府，没有了骑兵的河间府，也是毫无意义的河间府。辽军只要用少量兵力监视，便可以大摇大摆继续南下，而毫无后顾之忧。

    好歹章惇与田烈武没将这支起到战略意义的马军，当成战术部队在战争初期就给拼光了。只要云骑军还在，八千云骑军也许打不过三千契丹先锋，但契丹要想盯住这支马军，保护自己后路的安全，就不是三千之众可以办到的。

    尤其是，在经历过束城之战后，两府对云骑军更加寄以厚望。断不愿意这支刚刚能够让人看到希望的河朔禁军，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折送了，那样对整个河朔禁军的士气，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打击。

    但接下来，两府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多少好消息。

    四月二十九日，耶律信在屡屡被雄州守军从地道中骚扰，而又无计可施之后，干脆一把火将整座雄州城烧为平地。

    四月三十日，辽主与耶律信率军抵达鄚州，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攻克了缺兵少将的鄚州城，鄚州知州、通判自杀殉国。

    五月一日，辽军攻取君子馆、束城。

    五月二日，辽军攻取河间府之肃宁城、肃宁寨。

    五月五日，韩宝绕过河间府，攻入深州，当日正好拱圣军北上，路过深州，双方在滹沱河边小规模交战，契丹援军赶到，姚兕退守深州，与辽军僵持。

    姚兕的举动令枢密院大为恼火，表面上看，拱圣军进驻深州，正好位于河间府与真定府之中间，与云骑军、武骑军互为掎角，构成一道防线，可以阻止辽军继续深入，给赵、冀诸州百姓南撤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深州城垣不修，四顾无险，非可守之地，拱圣军挡在辽军主力南下的大道上，很有可能被辽军围歼——他所谓的“互为掎角”，是云骑军、武骑军皆不敢轻易支援他的“互为掎角”。

    枢府立即严令拱圣军北进河间府，与云骑军合兵，以威胁辽军后路，但敕令往返，早已耽搁时日，而姚兕亦回复枢府，称拱圣军与辽军僵持，无法轻易脱离。韩宝已经深入深州，河间之地虏骑密布，拱圣军更不敢轻进河间府，恐中途被契丹算计。

    这些虽是事实，但姚兕也有自己的算盘。深州境内有滹沱河横贯，一到夏季，就常有暴雨，引致河水大涨。时至五月，气候有利于宋军。辽军主力若是全部渡过滹沱河，围攻深州，一旦滹沱河水涨，他就给了云骑军极大的活动空间。若是辽军主力不敢渡河，姚兕就可以等着河水大涨之后，进攻滹沱河以南的辽军。总之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拱圣军都会成为战场的中心。

    但问题是，枢府对拱圣军的信心，明显不及姚兕。枢府也不想将战场定在深州。

    而辽军的行动，也比姚兕想的更加快，五月十五日，耶律信给韩宝增兵至两万骑，韩宝立即包围深州。万幸的是，十六日深州就开始下暴雨，辽军不习雨战，韩宝不敢在深州城外久驻，北撤武强县，牢牢控制住武强县与河间府献县之间官道上的几座滹沱河木桥与渡口。姚兕立即率拱圣军追击，双方在武强附近交战数日，辽军虽然兵力占优，但不习惯暴雨作战，而拱圣军始终是禁军精锐，亦非河朔禁军可比，双方互有胜负，皆不能取胜。韩宝控扼要道，姚兕眼见着滹沱河还没有涨大水，害怕滹沱河北面辽军渡河支援，只得引兵退回深州。

    幸亏这姗姗来迟的暴雨——以往这可是宋廷最痛恨之事，每到此时，滹沱河泛滥成灾，治河救灾，年复一年。不想此时，却也阻住了辽军深入之步伐。

    据前线传回来之情报，大雨开始后，辽军主力便驻扎于莫州、君子馆、肃宁城，一面西掠顺安、永宁二军，一面静等暴雨结束——滹沱河的雨季，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耶律信也非常精明，他提前给韩宝增兵之后，即使遇上滹沱河涨洪水，两军隔绝一段时间，宋军轻易也吃不掉韩宝。

    如此一来，在暴雨之后，控扼要道的辽军将更有优势，而拱圣军的位置愈加尴尬。而这大雨也影响到了宋朝这一方，赵冀诸州百姓南撤在大雨的天气里，更加困难，速度也变慢许多。更麻烦的是，四五月间，陕西至汴京，也下了几场大雨，虽然西军走的是官道，道路所受影响较小，但是在枢府严令下冒雨行军的西军，行军速度却是大大变慢了。

    但稍可安慰的是，在其他次要之战场上，宋军的局面倒还不算太难看。

    如今形势已经清晰许多，东线之霸州在燕超的坚守下，仍然没有被攻破，信安军、保定军也全都在宋军手中。而辽军在损兵折将后，也放弃了继续强攻霸州之打算，转而南犯清州。五月十日，一支数千人的辽军渡过黄河北流，进入沧州境内。

    枢府于五月四日正式采纳唐康等人的建议，征调虎翼第三军协防东线。但枢府以为黄河东流不足守，改令虎翼第三军北上沧州，配合沧州八寨，在浮水、减水河、御河之间巡弋，而令滨、棣诸州于黄河东流设警，仍然做好随时南撤之准备。

    沧州之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而且沧州境内河道密布，到处都是塘泊水淀，不利于大股骑兵活动，州境内有名的“沧州八寨”，虽然兵少，而且多以教阅厢军驻守，但也不容易攻破。因此，枢府判断辽军几乎不可能攻下沧州，他们对沧州的最大威胁，是焚掠境内，甚至越过黄河东流，一路南下直至京东路。因为沧州境内之兵，守城寨尚可，但根本不足对犯境之辽军形成实质威胁。

    若虎翼第三军协防沧州，虽然虎翼军之海战大船不可能深入沧州境内之河流，他们只能以三百料、千料级战船为主，以兵力而言亦不可能防守全部河段，但仍能对辽军起到极大的威慑作用。在虎翼第三军赶到之后，即使这支深入沧州的辽军已经越过浮水南下，但他们一旦得闻后面有宋军水师出现，在归路出现威胁，与后续部队之联系被切断的情况下，他们继续越过黄河东流南犯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但滨、棣诸州与京东路所受之威胁，并未完全解除。而此时，枢府已经不得不开始考虑东线之辽军在无法继续深入后，只留下小部分兵力对霸州、沧州保持压力，转道与主力合兵之可能。

    而在西线，则是虽无大败，情报却一片混乱。广信军、安肃军、保州、定州、高阳关、博野、真定府、祈州……各府、州、军传回来的情报，都不相同，而且多有抵牾。前一日才接获段子介战死之消息，后一日就传来段子介的公文，称他在某地又攻击辽军得手。

    西线各军、州各自为战，只有定州段子介力主主动出击，并隐晦地要求整个西线的指挥权，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以他的资历，即使给他指挥权，亦无济于事，反而会更加麻烦。段子介弹劾真定府的武骑军畏敌如虎，辽军一百余骑自府前而过，万余骑精锐骑兵竟然作壁上观，不敢出战。而真定府与祈州之守臣却也指责段子介轻率草莽，轻侮同僚，还弹劾他在各州招集亡命无赖，有非分之想，说他遇敌而不敢战，却常常杀良冒功，部下不守军纪，焚掠乡野，过于辽寇。若非石越对段子介颇为了解，他又得到小皇帝的赏识，段子介只怕已经被两府问罪了。

    西线至今都无法准确判断究竟有多少辽军。虽然段子介俘获了萧阿鲁带之养子萧继忠，但此君还在被押送来汴京之路上——两府无人相信段子介此功，甚至不肯让报纸宣扬此事。在对这个萧继忠进行审问之前，枢府只能由各军州之战报进行判断——但若这些战报全都可信的话，西线的辽军至少超过二十万！

    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西线各州皆异口同声表示，五月十日开始，西线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部族军。

    辽军多半是增兵了。

    但他们的战略意图无法判断，开始枢府根据各州之战报，判断萧阿鲁带部将在深州提前与辽军主力合兵。然而他们又频频接获辽军在真定府境内活动之情报，甚至还有情报显示辽军逼近井陉——这令得枢府大为紧张，以为辽军竟然是妄图打通与河东之通道，夹击河东……所幸目前这只是虚惊一场，很快又有小股辽军出现在赵州境内。

    但越是混乱，刘舜卿反而越是坚信通过西线辽军之行动，可以判断全部辽军之作战意图。

    前提是，他们能拨开西线情报混乱之迷雾。

    辽主已经向天下颁布了他的《讨宋檄文》，在檄文之中，辽主指责了宋朝的“背信弃义”，这笔账一直从辽国内乱算起，斥责宋朝不顾两朝盟好，不顾君臣之义，天理人伦，暗中支持辽国之叛臣，趁火打劫，背弃澶渊之誓，干涉辽国之“家奴”高丽事务，威逼利诱使其背主，在两国贸易中奸诈无信，谋求暴利，压榨辽国百姓，又故伎重施，试图在辽国的“家奴”阻卜、女直中煽动不满。此外，檄文还抨击宋朝“穷兵黩武”，十数年间，就先后在西夏、西南夷、三佛齐用兵……檄文整整罗列了宋朝十八条罪状，宣称辽国以上国之邦，对宋朝屡加容忍，并历数了辽主包括保全西夏等事迹在内的恩义仁德，是宋朝不知好歹，再次毁约背誓，并且大修边备，对幽蓟之地有觊觎之心，辽国才不得不先发制人，惩罚赵氏。

    这篇檄文写得的确是铿锵有力，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韩拖古烈之手。这个时代并无国家主权观念，他始终站在信义、君臣、主仆这样天下公认之大义之下，说得辽军倒真似是一支义师了。

    而檄文中也提出辽国的三大要求：恢复澶渊之誓；宋朝放弃对山前山后诸州的野心，承认那是辽国之土地人民；宋朝退出高丽，承认辽国对高丽的惟一宗主权，并且立即停止在阻卜、女直诸部中的挑拨离间，保证永远不直接与隶属大辽之诸部进行交往。

    这份檄文的确分化了一些宋朝的士大夫，石越也听到一些议论，许多人认为辽国之要求并不过分，尤其在旧党之中，即使主战派也只是认为除了恢复澶渊之誓无法接受外，后两条要求是完全可以让步的。幽蓟诸州虽然无法公开放弃，但至于为了对高丽之宗主权而与辽国打仗，这在宋朝国内，依然还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对辽强硬派，也不敢将此作为战争的理由。

    这是宋朝与汉唐之显著区别，士大夫与民众都还没有做好成为“天下共主”之心理准备。

    而宋廷对辽国的回应，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一起草写的《讨契丹诏》。

    诏书的内容十分简单：

    契丹本匈奴余种，窃据北国，僭称尊号。蠢兹北狄，匪茹其力，屡犯大邦，不遵理道。今又恃牛马之肥、肆蜂虿之毒，忘我大惠、侵我边州。朕闻《春秋》之义，大九世复仇，耻城下之盟。朕已遣上将，大益精兵，诸路齐驱，克期剪戮此贼。天下士民，有能应接王师、纠合徒旅、雪此世仇者，朕当不吝爵赏。凡敌未退出吾土，而有敢言和，使朕负万世之讥、诸夏蒙夷狄之辱者，当斩于东市，以谢天下。布告中外，咸知朕心。

    与这份《讨契丹诏》一同颁布天下的，是另一份《募天下雄豪杀番贼诏》，御前会议立下的赏格是：生擒契丹一人或获马一匹，赏钱二十千；斩首一级，赏钱十千；十人级以上，即加奖官职。所获财物，赏之。擒斩首领以上，令有司上奏，另加优奖。战后凡愿从军者，优先录用；愿归农者，免赋役三年。

    这两份诏书及时地中止了宋朝内部出现的分歧，至少是暂时压制住了各种反战派的声音。

    但石越心里也很明白，无论诏书写得多么斩钉截铁，决定战和意志的，仍然是实力。倘若河北战场上节节败退，再如何慷慨激昂的文告，也阻止不了反战派与议和派的声音抬头。

    石越与范纯仁已经有了共识，他们不介意在战争之前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战争，但是，战争一旦开始，他们就必须带给宋朝一场胜利。除了战胜者的身份外，他们不打算接受任何其他的结局。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许无论何时都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背水一战的境地。过刚则易折，只知战而不知和亦并非明智。但石越与范纯仁选择了破釜沉舟。

    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这个国家缺少的，不是明智。

    不过，即便是选择了破釜沉舟，他们要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契丹。

    西夏使馆不断地向宋朝示好，职方馆已经向安插在西夏的细作下令，以期确定李秉常的真实态度。但这需要时间，不过以职方馆对西夏渗透之深，既然迟至此时仍未有不好的消息传回来，而西北诸边州也没有传回西夏军队异动之消息，那么石越便几乎可以断定西夏人是可信的。李秉常在西迁之后，也创立了一个专门的间谍机构“四方察访司”，不过，他的四方察访使本身便是大宋职方馆的间谍，而在西夏，职位比这更高更机要的宋朝间谍，还有三四个。至少目前来说，惟一能阻止宋朝对西夏动静了解的，只有它们之间的距离。

    但这些都是极机密之事，无论是为了安抚李秉常，还是巧妙地巩固西夏内部亲宋派之地位，又或者令李秉常对这些间谍少起一点疑心，宋朝都有必要给西夏一点甜头。

    然而朝中有许多的强硬派官员对此极为反对。他们认为西夏无论如何都不敢东犯，就算东犯也是自取其辱，这些对李秉常恢复年号之举动耿耿于怀的官员，根本不能接受石越打算送给李秉常的礼物——以市价卖给西夏两门克虏炮。

    人人都承认既然辽国已有火炮，西夏拥有火炮也就是迟早之事。也没有人会认为卖给西夏两门火炮会对宋朝造成什么威胁，即使西夏能够仿造，其产量与性能短时间内亦难以与辽国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这种交易。

    石越力主以此为契机，全面开放与西夏之武器贸易，倘若西夏人能从宋朝这里以相对公道的价格买到所需要的火炮，他们便不会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火炮工业。

    但这个前提是宋朝不再将西夏视为敌人。然而，短时间内，这样的转变连范纯仁都难以适应。对西夏人的猜忌心理，仍然根深蒂固。

    高丽人则是另一个问题。

    御前会议要求高丽立即出兵，威胁辽国的东京道。但高丽正使虽然言语谦恭，却只表示会立即向高丽国王转达此事，并没有一口应允下来。高丽人既然心存观望，御前会议干脆给秦观下达敕令，令他全权处理此事，务必使高丽人尽快向辽国东京道出兵。

    但两府都很清楚，高丽是一定会观望的，在胜负未明之前，他们绝不敢轻易得罪辽国。他们的使节已经开始向两府诉苦，委婉地表达希望宋朝减免其债务之要求——他们尚未派出一兵一卒，便先向宋朝开价了。

    站在高丽之立场，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宋廷之内，甚至是御前会议之内，对此也是态度两极。韩忠彦与刘舜卿等人皆认为高丽是否出兵无关紧要，他们认为即便高丽乐于参战，倾国而出，亦未必有能力战胜东京道内之现有辽军，更何况高丽必不会尽全力。因此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此付出过多的代价。但韩维与吕大防却力主拉拢高丽，二人主张倘若高丽能够在九月之前，出兵五万，进攻辽国，宋朝便免除其全部债务。

    虽然最终御前会议向秦观下达的敕令中，采纳了韩维与吕大防之主张。但怀疑、猜忌、不满的情绪，仍随处可见。

    更大的麻烦出现在国内。

    御前会议早就决定在河东、河北分别设立宣抚使司。但宣抚使的人选却难以定夺。

    石越一心想让章楶担任河东宣抚使，统辖河东境内之兵马。不料小皇帝突然质疑章楶资历不够，提出要令吕惠卿出任河东宣抚使。而朝中竟然也出现奏折与小皇帝相呼应……虽然这些人官阶不高，但石越与诸宰执们除了借口吕惠卿从未领兵、不熟悉军务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借口来搪塞皇帝。

    然而麻烦的是，原本石越与范纯仁、韩维等人商议，要以韩忠彦出任河北宣抚使……韩忠彦本是各方都十分满意的人选，他又是遗诏辅政大臣，高太后也愿意让韩忠彦多立功勋，若他能够宣抚河北击退契丹，日后便大可与石越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然而在小皇帝提出吕惠卿之事后，韩忠彦同样也是从未领兵之事实，就变得尴尬、显眼了。原本这倒并非问题，宣抚使司内自有谋臣幕僚，御前会议与两府亦能遥控指挥，对韩忠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决断力以及调和掌控诸军——这两种能力韩忠彦都可信赖。

    但如今这却成了一个问题。

    自高太后以下，包括身为新党的许将在内，没有人想让吕惠卿去做河东宣抚使。倒不是怕他东山再起，便算他在此任上立了军功，众人亦有的是办法不让他重返中枢。而是旧党对吕惠卿的嫉恨，实是到了根本不希望听到他名字的地步；石党与新党中除吕惠卿派以外，同样也不想给吕惠卿任何表演的机会。

    于是吕大防、苏辙等人，干脆建议由韩维或者石越出任河东、河北两路宣抚大使。

    这让石越越发难以决断。

    倘若韩维出任两路宣抚大使，以韩维之资历威望，石越定然会彻底丧失对战场之指挥权，他只能担任好萧何之角色。这是石越心有不甘的，况且他亦不完全信任韩维之能力。若他本人离开汴京，出任宣抚使，却又有更多的疑虑。

    但无论如何，宣抚使之人选不能再拖。很快西军就要抵达战场，除拱圣军外的京师禁军亦要开始逐次出发，暴雨之后，辽军也必将酝酿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有那个屯兵雁门之外，一个多月来一直没多大动静的耶律冲哥，更加令人担心……若那时河北、河东还没有宣抚使，后果将不堪设想。

    石越心里面想着这些事情，端起茶碗，轻轻啜了一口茶，抬眼望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潘照临。

    二十多年了，他已经由布衣而位极人臣，但到了这样的重大抉择之时，他却仍然不得不依赖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