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张心爱的办公桌和陶小北的办公桌“头抵头”挨在一起。这样每天上班时间，我就和陶小北面对面坐在一起。我一抬头，就能看到小北那张妩媚的脸。一看到她，我就像遇到了一股东澳暖流，心里热乎乎的。

    陶小北白天和我“挨”在一起，晚上回家和她老公“挨”在一起，让人不禁产生一些联想。人生原本就是这样，这个和那个挨在一起，那个和另一个又挨在一起。我们中国有十多亿人口呢！可无论在单位，还是回到家里，包括亲朋好友在内，和你挨在一起的，也就那么些人。所以对于每一个单个的人来讲，其实真的是很渺小的。一个人就像大海里的一颗小水珠。一颗小水珠与大海比起来，真是太微不足道了。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将一颗小水珠扔进大海，大海难道因此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显然不会。人也是这样，多一个，少一个，绝不会影响历史的进程。普通人是这样，包括那些伟人也一样，没有这个伟人，还会有那个伟人出现。就像大海里的波浪，永远是一波推着一波。

    我刚到玻管局工作时，就将自己定位为一颗小水珠。如果我是一颗白色的小水珠，陶小北就是一颗彩色的小水珠。两颗色彩斑斓的小水珠碰在一块儿，不发生点儿故事才怪呢！

    问题是我却不能让这样的故事发生。一个男人，有两样东西一生都放不开：权力和美色。我当然也不例外。令我沮丧的是，我现在为了得到第一样东西，必须暂时放弃第二样东西。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影片，片名叫《南征北战》。影片里，为了实现某个战略意图，我军主动放弃几块根据地，大踏步后撤。根据地的父老乡亲们站在村边挥泪送别子弟兵。虽然知道大军打几个胜仗还会回来，可乡亲们还是泪水涟涟，子弟兵也依依不舍。

    我眼下就是那支大踏步后撤的部队，陶小北则是被我忍痛放弃的根据地。我知道打几个胜仗后会重新得到她，可此刻后撤时还是心有不甘。想到我撤走后敌军会在她那里驻防，我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可这妮子却没心没肺，也不臂挂一个小包袱到村头来送送我，将一双亲手做的军鞋塞我怀里，却不知跑到哪里疯去了。害得我背着背包急行军途中，还牵肠挂肚地频频回首张望。

    我们紫雪市是我国北方一个落后的地级市，“GDP”总量还不及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个乡镇。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于男女交往这种事情仍然十分关注。尤其是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机关单位里，如果哪个男同志跟哪个漂亮一点儿的女同志走得近一点，就会有人在背后议论你，无端生出一些风波。比如说要派人到县里下乡，派女同志下乡时就得格外慎重。派一个男同志，若再派一个女同志，这个女同志若是康凤莲或张雪梅——张雪梅是我们局里另一个女同志，也不会起什么涟漪。可若派陶小北或李小南，就会水波荡漾。局里一般很少派陶小北和李小南单独随男同志下乡，仿佛她俩是妖怪手中的那个宝物，孙悟空都难以骗得出来。因此我们局里若必须派女同志出差或是下乡，总是派康凤莲或张雪梅去。有一次本该李小南去的一趟差事，局里却派张雪梅去了。李小南有点纳闷儿，在办公室对我们生气地说：“怎么不让我去啊！”看着李小南一脸不解，我当时扑哧笑了，心想：你若像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时那些青年妇女一样，惊惶间在炕道里抓两把黑灰抹脸上，恐怕就会派你去了。

    康凤莲和张雪梅若是汽车的前轮和后轮，陶小北和李小南就是两颗挂在车屁股后面的备胎，看着人家跑得欢，干着急使不上劲儿。陶小北和李小南仿佛又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干部下乡时背的铺盖卷儿，局领导生怕一到村里就有人将她们铺床上。而康凤莲和张雪梅只是捆铺盖卷用的绳子，铺床时随手就将她们扔墙角去了。

    我们紫雪市所辖十六个县和几十个市级部门里，仅在1991年一个年头里，就有两个县处级干部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在全市闹得沸沸扬扬。其中有一个县长竟像英国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国王一样，宁肯不要县长位子，背着一个处分，扔下糟糠之妻，领着一个气质和教养远不及辛普森的小美人如黄鹤一般远走高飞了。

    这位县长已经功成名就，而我现在才刚刚起步，更得慎言敏行，做一位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这是在行政机关站稳脚跟的立身之本。

    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已迈得越来越快，纵然山花烂漫，满目春色，我鱼在河也得视而不见，万不可目迷五色。这样的例子太多啦！同样两个年轻人，同一学校毕业同一天分到同一机关。一个勤奋工作，一天到晚全神贯注察领导之言观领导之色，决不去观察任何一个女同志。即使与陶小北这样的美貌女子擦身而过，也毫不为之所动。如果有人私下议论：“陶小北长得真漂亮，是咱机关最漂亮的女同志！”这个年轻人就会从办公桌前抬起头来，扶扶小眼镜说：“是吗，我看陶小北长得并不漂亮！”说陶小北漂亮的另一个人颇不服气，反问他：“那你说咱机关谁漂亮？”这个年轻人就会说：“我看咱机关没有一个漂亮女人。”停了一会儿，他又抬起头说：“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漂亮的，我看张雪梅还不错！”

    这个以张雪梅为美以陶小北为丑的年轻人，在仕途上进步很快：副科长、科长、副局长、局长，像猴子爬树一样，出溜就上去了。而另一个年轻人，虽然工作能力也不错，也有一些聪明才智，但从进机关大院那天起，就在观察和寻访院里有几个陶小北。即使院里没有陶小北，只有一些张雪梅，这个年轻人也不会气馁，他会不辞劳苦跑到别的机关单位去寻访，简直像当年到处猎艳的西门庆一样。并且一有机会，就跑到单位的女打字员房子逗留片刻。单位的打字员即使没有陶小北那样漂亮，但起码比张雪梅年轻，脸蛋子绷得像吹足气的气球一样。有几次单位领导手里拿一份文件推门走进打字室，见这个年轻人正和女打字员脑袋挨得很近说话。领导不易察觉地皱皱眉头，放下需要打印的材料一声不吭转身出去了。结果十多年后，第一个年轻人已经当了局长，第二个年轻人却还是个副科长，而且往往是总务科的副科长。即使到退休的时候，也只能干到一个总务科科长——惟一的好处是到单位的大灶上打饭不掏钱。

    年轻时喜欢跟女同志接触的男同志，其结局大多是这样。不会有哪一位领导告诉你：不要跟女打字员头挨得很近说话，但你却得为这种行为付出一生的代价。

    因此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后要求自己过的第一关，就是面对美人而不思美人。即使天天和陶小北呆在一间办公室，也要做到心若止水。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书时，曾听一位同事吟唱过这样几句诙谐的乡间小曲：“三个小伙真大方，半夜里来到姑娘房，打开窗子望一望，原来是一位老大娘。”从我到玻管局工作的那天起，我就要求自己将陶小北视作“老大娘”，可这妮子倒有一点儿不管不顾的劲头，常常在办公室一边看书一边自个乐，乐毕就抬起一双波光溢动的美目给我讲故事。那天她对我讲，四岁的男孩亲了三岁的女孩，女孩很认真地问，你亲了我，会对我负责吗？男孩拍拍女孩的肩说：你放心，我们已经不是一二岁的小孩了！“鱼在河你说有趣不？”这妮子说完又追问我，我笑着说：“有趣！更有趣的是那小女孩若是你，男孩不知是谁？”

    这句明显带有“挑逗”意味的话一出口，吓得我吐了吐舌头。倒不是担心陶小北责怪我，而是这样的话说得多了，我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我赶快要求自己的思想意识重新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再不敢往邪处想。为了处罚自己，我在嘴巴上拍了一下，心里说：“让你再说疯话！”又拍了一下，心里说：“让你见美人而忘情！”接着再拍一下，说：“你怎么忘记她是老大娘了！”拍了几下后，将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过来，我再不和陶小北搭腔，像在追悼会上介绍死者生平的领导一样，一脸严肃地低着头专注地看摊在办公桌前的一本书，书名叫《紫雪市玻管事业发展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