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上空荡荡的，只有秋风在追逐落叶。路两旁黑蒙蒙的，只有路灯发出昏黄的光。一棵棵高大的杨树，伸出张牙舞爪的枝干，随风发出战栗的声响。

    他望着肖雪的背影，双手紧握车把，两旁的树干和路灯飞快地向后滑去，但是两人的车距仍在拉大。她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似乎很有些得意。他便把屁股抬离车座，低着头，拼命追赶。突然，一声惊叫伴随着“咔嚓啪唧”的声音飞进他的耳鼓。他忙抬起头来，在看见她倒地的同时，也看见一根粗绳悬空横拦在面前。他急忙双手捏闸，但惯性仍推着他向前冲去——车被绳索兜住，他却飞了出去。摔倒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肖雪，便忍着身上的疼痛，爬了起来。

    正在这时，从路旁的大树后面走出两个人，其中一人手中拿着一把片刀。他没有多想，弯腰抓起肖雪那辆轻便跑车便向两人抡去，持刀人躲闪不及，被前轮打了一个跟头，手中的刀也掉了。另一个小子躲了过去，但是他抡着自行车转了一圈，第二下又把那人打了一个大马趴！虽然他不很强壮，但毕竟身高一米八。那两个小子大概摔得不轻，而且从没见过如此拼命之人，便连滚带爬地跑进黑暗之中。

    肖雪摔了一下，有些发蒙，此时清醒过来，见他仍然在抡着自行车转圈，忙叫了一声。他这才停住，气喘吁吁地把车放到地上。然后，两人骑上车，逃回人民大学。

    由于人民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校园被“二炮”占去了一部分，所以没有正规的体育场，只在东门内有一个小体育场。体育场中间是个“短小”的足球场，周围是一圈300米的跑道，都是土质的。天气干燥的时候，同学们在场上踢球，那尘土飞扬的场面，真像鏖战沙场。

    进了人民大学东门，他们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两人缓缓地骑车绕过体育场，把车停放在灰楼前，然后并肩走到对面杨树下的双杠旁，面对面站着。

    他借着昏黄的路灯，在肖雪的眼睛里看到了热情的目光。他犹豫了一下，抓起肖雪的双手，拉到自己的胸前。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她的手，也是第一次离她这么近。

    肖雪没有抽回自己的手。

    清凉的夜风吹着他发热的身躯。黄色的路灯在黑色的树叶间闪烁。

    肖雪仰起头来望着他的眼睛。他明白了，低下头去轻轻地亲吻她那柔润的嘴唇——他感到有一股电流通过身体传到心脏，使他的心跳比抡车时还快……

    ……轻柔的春风。落日的余晖。他却觉得百无聊赖。骑车来到校园东门，他突然看见了站在门外杨树下的肖雪。他本能地退到铁栅栏后面。只见肖雪向北方张望着，而且不时地看看手表。一丝醋意从他的心底油然升起。

    一个身材魁梧戴着墨镜的男青年走到肖雪面前。由于距离较远，且光线昏暗，他看不清那人的相貌。只见肖雪和那人说了几句什么，然后两人向南面的汽车站走去。

    他的心里突然萌生了跟踪的念头。虽然他觉得这不够“绅士”，但欲望是那么强烈。他在一阵内心挣扎之后，推车出了校门。

    肖雪二人上了公共汽车。他骑车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时而猛蹬，时而捏闸，还在一个路口闯了红灯。当汽车来到紫竹院公园时，他看见肖雪二人下了车。虽然此时天色已黑，但是他仍然毫不费力地在下车的人中分辨出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存好自行车，远远地跟在肖雪他们后面走进了公园。

    夜幕下的紫竹院公园显得格外宁静。小路上稀疏地走着一双双恋人。肖雪和男青年并肩向湖边走去。此情此景，那股酸溜溜的滋味再次从他的心底升起。

    肖雪二人在一块山石下停住脚步。他就藏在一个树丛后面，借着远处的路灯观望着。肖雪从挎包里取出一些东西交给那个男人。男人说了很多话，似乎在解释什么。后来，肖雪突然趴到那个男人的肩上，轻声哭了起来。

    他失魂落魄地走出紫竹院公园，茫然无知地回到学校。但是，当他走过体育馆旁边的餐厅时，见二楼上仍然亮着灯，便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他买了一瓶啤酒和一盘凉菜。虽然他平常不喝酒，但此时却很想酒。一瓶啤酒下肚，他觉得心里痛快了许多，就又去买了一瓶。喝完第二瓶之后，他已经不难过了，摇摇晃晃地走出餐厅，一路行军一路歌地走回宿舍……

    ……蓝天白云。艳阳高照。他汗流浃背地骑着自行车，飞快地沿着长安街向东奔去。也许是由于他的车速太快，也许是由于他的精神不够集中，在通过一个十字路口时，他的自行车与一辆右转弯的“面的”发生刮蹭，结果他摔倒在地上。

    出租车司机推门出来，大声冲他喊叫。他坐在地上，看了看已经渗出一片血迹的左腿膝盖，向那司机挥了挥手。他不想跟人吵架。

    司机看了一眼他的腿，转身钻进驾驶室，开车走了。

    他吃力地站起身来，慢慢活动了几下左腿，扶起自行车，扳正车把，推着走了几步。他感觉左膝的疼痛有所减缓，便骑上车，主要靠右腿的力量向东蹬去。

    他赶到北京火车站，买了站台票，一瘸一拐地跑到第四站台。他终于看到了那列开往哈尔滨方向的火车。此时，乘客都已经上车，送客的亲友站在车窗旁边。他焦急地沿着车厢向前跑去，瞪大眼睛在车窗中搜寻，希望能够看到那张已然深深印刻在他心上的面孔。

    站台上的铃声响了，火车鸣笛，缓缓启动，逐渐加速。

    他高高地举起双手，向每一个车窗挥动，但是，他最终也没有看到肖雪的身影。

    火车远去，消失在灿烂的阳光中……

    洪钧坐在宽大的老板桌前，环视室内的陈设——左侧的墙边放着两个书柜和一张工作台，工作台上放着电脑和打印机；对面的墙边放着一套沙发和一个茶几；右侧的门边有一个花架，花架上放着一盆龟背竹；墙上还挂着一幅很大的油画。他很满意，不仅因为这一切已胜过他在美国的工作条件，而且因为他是这里的主人！

    洪钧身材偏高，四肢略长；宽阔的前额与整齐地梳向右边的黑发显示着学者风度；明亮的大眼中流露出善解人意但执著的目光。他刚过而立之年，但举止稳重，显得老成。他语言简练，常有大智若愚的幽默。

    洪钧之所以把律师事务所选在地处北京市西北角的友谊宾馆的商务楼中，还有一个感情上的理由——这里离他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很近，而且那感情中混含着他的初恋情愫。他转动老板椅，面对玻璃窗，欣赏着窗外的红叶。多年来，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悠闲，以至于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终生难忘的往事——那三次骑车“追”肖雪的画面在他的脑海中至今栩栩如生。

    洪钧闭上眼睛，右手的五指反复将头发向后梳去——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习惯动作，据说有极好的头部按摩功能。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肖雪。但是在这近10年的生活旅途中，无论是在地球的这一边还是在地球的那一边，他都无法从记忆中清除肖雪的身影。而且，他的心底一直潜伏着一个问号：肖雪现在是什么样子？回国之后，这个问号变得愈加明晰。

    突然，一个姑娘的声音传进他的耳鼓：“老板，请喝咖啡。”

    洪钧睁开眼睛，慢慢地把坐椅转了过来。从办公室的门口走进一位穿着入时的青年女子。她把咖啡放到洪钧面前，又补充了一句：“老板，这次我可没放糖！”

    “谢谢，宋小姐。第三次提醒——请你在进我办公室之前先敲门！”多年的美国生活使他觉得进入他人房间之前先敲门——即使门开着——是一种最起码的礼节。

    “噢！我又忘啦！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宋佳快步走到门边，故作认真地敲了敲门，说：“老板，我可以进来吗？”

    洪钧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招聘秘书时一眼就看中了宋佳，因为她长得太像肖雪了——白皙的皮肤，秀丽的脸庞，线条明晰的鼻子，透着灵气的大眼睛和挺细但挺黑的眉毛。特别是当她微笑的时候，薄薄的嘴唇后面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白里透红的脸颊上泛起两个浅浅的酒窝，让人看了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一片阳光！想当年，肖雪就是因为这魅人的微笑而被男同学评为“校花”的。而且，两人说话的声音也很像，只不过宋佳的语调中更多了几分北京青年的调侃——那种貌似一本正经的调侃。有几次，洪钧真想问宋佳是否认识一个叫肖雪的人，但是话到嘴边又被他咽了回去。

    宋佳很精明。虽然她不知道自己能从十几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的真实原因，但她很快就察觉到这位相貌英俊的洋博士对自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她本来在警察学院学的是文秘专业，毕业后在公安局工作两年，后来辞了职，到一家私营公司搞公关。这几年，她已先后换了几个工作，包括饭店、酒吧和歌厅，但一直没找到满意的位置。这次应聘来当秘书，本来也没太认真。面试时，她对这四星级的办公环境印象不错，而且对老板很满意。用她自己的话说——“不俗，也不酸”。几年来，她一直在自修心理学，号称有心理学硕士的水平。根据她对洪钧性格的分析，她决定主动缩短与洪钧的心理距离。因此，一个月的试用期还没满，她就不再称洪钧为洪先生，而是直呼其老板，且说话颇为随便。用她的话说，在人之上就要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就要把自己当人。

    洪钧喝了口咖啡，心不在焉地问宋佳：“工作怎么样？”

    “不错，养尊处优。这不，都快一个月了，除了几个咨询的，连个正经案子都没有。我说老板，您不是回国休假的吧？”宋佳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相当丰富，似乎带着一种美的韵律。

    “一张一弛！”洪钧眯着眼睛，品了一口咖啡。

    “那您这弛得也真可以！这样下去，咱们律师所就得改名休养所了！”宋佳歪着头，皱着眉，似乎心中充满了焦虑。

    “这么严重？”洪钧睁大了眼睛。

    “要是按晚报上登的那样，我看咱们坚持不了多久。”宋佳用纤细的手指了指桌子上那份《北京晚报》。

    洪钧拿起那张晚报，翻到第二版，又看了一遍他用红笔圈出来的那一小段报道——

    洪钧律师事务所日前在京成立。这是在北京成立的又一家个体所有制律师事务所。洪钧律师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并兼任律师，后于1988年赴美留学。在美5年期间，他获得了法律博士学位，并在芝加哥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两年。洪钧律师事务所专门承办各类刑事案件。这在归国律师中亦属罕见……

    宋佳用略带夸张的语调说道：“现在的律师都千方百计找经济案子，做国际项目，咱们哪能说自己专办刑事案件呢！”

    “兴趣，也是专长。”洪钧心平气和。

    “可是，办刑事案件赚不了多少钱呀！我知道，钱乃身外之物，可那说的是别人口袋里的钱。”

    “在美国，刑事律师也很有钱。”

    “可那是美国！”

    “别急。古人说得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

    “可是，天不降大任于我人也，干吗也照样苦我心智，劳我筋骨？”

    洪钧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门铃声。洪钧一脸认真地对宋佳说：“你去看看，准是送身外之物的。”

    来者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浓眉大眼，黑红脸膛，蓄着唇须和大鬓角，中等身材，挺着啤酒肚。他穿一身灰西装，领带没系紧，歪向一旁。进屋后，他大步走过来，一边用力与洪钧握手，一边大声说道：“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洪大律师？”

    “洪钧。”洪钧说着，随手递上一张名片，并问道：“您贵姓？”

    “免贵姓郑，郑建中。”说着，他也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洪钧。

    洪钧请郑建中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自己坐在对面，然后看着手中的名片。这张印制精美的名片上印着：“滨北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郑建中”。

    郑建中从兜里掏出一盒“万宝路”，递向洪钧：“洪大律师，请抽支烟？”

    “谢谢，不会。”洪钧把茶几上的一个小牌子向前推了一下。

    郑建中拿出一支香烟，刚要点火，看见了那个小牌子上的字——“请您在谈完正事之后再吸烟！”他有些尴尬地把烟收了起来——“那啥，咱是个粗人。洪大律师，你别见怪！”

    “我闻到烟味儿就爱晕。”洪钧眯着眼睛，脸上略带歉意。“您是东北人？”

    “老家在黑龙江。”

    “到北京多年？”

    “正经有几年了。咱是搞建筑的，我们那圪垯活儿不多。北京地界大，又是首都，挣钱容易。俗话说得好，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真想上吊，也得多找几棵树试试。对吧？”

    “您说的是摇钱树吧！可是您今天不像是为钱来的？”

    “你太有眼力啦！我找你，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老兄弟的案子。那可是一件特别奇怪的案子。你听了，一准感兴趣。”

    “为什么？”洪钧终于睁大了眼睛。

    “咋说呢？那是10年前发生在我们农场的强奸杀人案。我们农场是个小地界儿，拢共就几百口子人，都是知根知底儿的。要说吵架干仗的事儿，那常有。像偷人家东西、睡人家媳妇的事儿，也能有。可像这强奸、杀人的事儿，从来没有过。人都说，地界儿小，出不了大事儿！这下子可好，出了个大案，不光是强奸，还把人给杀死了。可奇怪的是，那人究竟是咋死的，谁也说不清楚。要说强奸吧，总得有点儿喊声啥的。可她爹就在旁边屋里，我家就住隔壁，居然啥动静也没听见！挺大一个活人，蔫不悄地就让人给整死了，还不知道是咋死的。奇怪吧？还有更奇怪的呢！我告诉你，那事儿绝不是我老兄弟干的。可他为啥就承认了呢？公安也没把他咋地呀？那一阵子吧，他就跟中了邪似的，我跟他说啥他都听不进去！结果给判了个死缓！这事儿吧，我一直就整不明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觉着非常奇怪！”

    “那为什么等到现在？”洪钧似乎想把目光射进郑建中的大脑。

    “也不能说等。那时候吧，我想这大概就是老兄弟的命。他自己都不上诉，我还瞎折腾个啥？我又能折腾出个啥？就认命吧。后来这些年，我净忙着挣钱了。可是挣的钱越多，我这心里就越不踏实，老觉着对不住老兄弟，对不住我死去的爹娘。想当年我要是个大款，说啥也不能让我兄弟下了大狱！是吧？这两年，我也在当地找过律师，打听过，可没人敢接这个案子，都说没法翻。可我就不死心。那天在晚报上看了你那段广告……”

    “是报道。”

    “我懂！眼下找记者整个报道，比广告还灵。这可不是扯犊子！就你那报道，人们看了以后，打官司都得来找你。这不，我就找你来了，因为我觉着我兄弟又有指望了。你是美国律师……”

    “中国律师！”

    “反正你在美国干过律师，这不假吧？”

    “不假。”

    “你吓我一跳，我差点儿以为你那广告也是假的呢！”

    “有区别么？”

    “那差老鼻子啦！我看过电影，美国律师都蝎虎着哪！甭管啥事儿，只要到他们手里，全能办成。你想想看，连美国总统都是律师！”

    “中国不一样……”

    “这我知道，所以我说你这名字起挺好！”

    “我爸起的。”

    “那是他老人家圣明！那啥，洪钧就是‘红军’呗！你想想看，红军才几万人，就能打败国民党那几百万军队，老厉害啦！得，不跟你扯。我来找你，还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说美国芝加哥有一帮律师专门为强奸案的被告平反，还整了个挺新鲜的名字，叫啥‘无辜者计划’。我跟你说，为了能记住这个词儿，我费老劲了！还有，那帮律师用了一种新技术，名字也挺新鲜，叫啥来着？哎呀，这词儿我没能记住。”

    “DNA指纹技术。”

    “对，就是这词儿。我猜你也一准知道。就这技术吧，说是能查出人血里的指纹。你说奇怪不，人血里咋还能有指纹呢？”

    “不是说人血里有指纹，而是说运用DNA检验技术可以对人体的血液、精液、毛发等进行同一认定，就跟指纹同一认定一样准确。”

    “甭管咋说吧，反正很科学。我知道，你就是从芝加哥回国的律师，所以我寻思着，你也能用这种技术帮我兄弟平反。”

    “运用DNA指纹技术，首先得有检材，比方说，血痕、精斑、等等。”

    “这没问题，咱这案子里都有。”

    “不过，这10年前的旧案，要想推翻原判，那难度是很大的。”

    “所以我才来找你洪大律师。那一般的小案子，我能来麻烦你嘛！得，说了归齐，我觉着我兄弟这案子，只有你能翻。”

    “到黑龙江去办案，恐怕不太方便……”洪钧用右手依次按动左手的指关节，发出“啪啪”的声响。这是他要做出决定时的习惯动作。

    “洪大律师，你是说费用？这没问题。说句时髦的话——我现在穷得就剩钱了。”说着，郑建中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两叠人民币，放在茶几上，“这是两万，你先拿着用。不够告诉我，我再给你送来。事成之后，报酬十万。你看成不？”

    “关于收费问题，我们有标准。”

    “那就都按你的标准，你说咋办就咋办。”

    “您有案件材料吗，比方说，判决书的复印件？”

    “有。不仅有判决书，我还找人整了一份文字材料。我跟你说，我绝对是有备而来。”郑建中从皮包里拿出一沓文字材料，递给洪钧。

    洪钧很快地浏览了一遍那份相当简短的刑事判决书，又翻了翻那份案情说明材料，然后往沙发背上一靠，说：“我可以接受您的委托，但是你弟弟的案子究竟能否启动再审，有没有推翻原判的可能性，那得等我调查之后才能做出判断。换句话说，我现在不能给您任何承诺。您明白吗？”

    “这我能明白。洪大律师，只要你答应给办，就中！”

    “那好，就请您再谈谈案件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你弟弟和被害人的关系。”

    郑建中沉思片刻，然后给这位不同寻常的律师讲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