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后的晴天，阳光格外灿烂。洪钧坐在不太拥挤的大客车内，饶有兴趣地隔窗眺望远处的山林。那蜿蜒起伏的山岭都披上了皑皑的白雪，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圣洁而美丽。但是，眼下的道路却是肮脏泥泞的。客车的轮胎在沟沟坎坎中颠簸，不时溅起一片片乌黑的雪泥。随着时间的推移，洪钧心中的惬意感逐渐被疲劳感所取代。一个多小时之后，洪钧终于看到了隐藏在白色原野之中的一片以灰黑色为主调的房屋。

    滨北农场二分场坐落在县城西南约四五十里远的一个山岗上。高大的礼堂兼食堂矗立在场区中央；南面是马号和猪舍；东面是保养间和农具场；北面是场部办公室、单身宿舍和家属区；西面是围着半人高土垡墙的大晒场。天晴时，站在晒场内种子库门前的高台阶上，不仅可以看到农场的大部分耕地，还可以看到远处二喀山的山峰呢！

    大客车停在大礼堂前面的空场上，洪钧耐心地等到最后才走下汽车。对于这个偏远农场来说，每天早晚两次客车的到来大概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了。下车的人与上车的人打着招呼，笑着，骂着。然后，背着大包小包的人上了车。大客车转了一圈，又向县城开去。

    下车的人很快就消失在家属区里。场区又恢复了懒洋洋的宁静。现在已进入冬闲季节，当地人叫“猫冬”。洪钧向四周看了一圈，没见到一个人。只有几只猪在晒场外面慢慢地走着。远处的家属区上空萦绕着几缕白色的炊烟。洪钧正在考虑到哪去询问，就听后面传来开门声。他转过身去，只见一个姑娘端着一盆水走出来，泼在地上，然后又走了回去。洪钧便跟了过去。

    一进门，洪钧便知道这是食堂。此时，屋里弥漫着乳白色的蒸汽，两个姑娘抬着一大屉馒头“呼”的一声扣在面板上，然后又抬起一屉生馒头，放进大铁锅里，再把两块笨重的木锅盖盖在锅上，对严，并用两块发黄的布遮在锅盖的接缝处。屋里的蒸汽很快就消逝了。一位姑娘看见站在门口的洪钧，问道：“哎，你找谁？”

    “我想向您打听个人？”洪钧彬彬有礼。

    那姑娘上下打量一番这位个子很高而且很英俊的青年，热情地说：“噢，你是城里人吧？快请进！”

    “谢谢。请问李青山住在什么地方？”

    “李青山？我们这圪垯没这个人啊！胖子，咱们场有叫李青山的吗？”

    胖姑娘走了过来，说：“李青山？没听说过！他是干啥的？”

    洪钧回答说：“他是这个农场的老职工。10年前，他的一个女儿被人害死了。”

    “噢，那事儿啊，我听说过。”那个稍微瘦一点的姑娘抢着说，“好像他们家早就搬走了。反正我来的时候他们就不在了。唉，胖子，你知道不？”

    “你说的谁呀？”

    “就那个长得贼漂亮的女的，叫啥‘赛知青’，她爹叫‘臭鸡蛋’。后来她让人给整死了。你没听说过？”

    “我咋不知道呢？”

    “嗨，你真是猪脑子，啥也记不住！”瘦姑娘又转过来对洪钧说，“你去对面那排房子最左边一间，问一个姓高的，他是我们场的副场长，啥事儿都知道。”

    洪钧道谢，转身走出食堂。他刚出门，那位瘦姑娘又追了出来，“那位大哥，你中午到我们这圪垯吃饭来吧。我们蒸的大馒头可好吃啦！”

    洪钧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向对面的办公室走去。他来到左边那间的门前，敲了敲门。只听屋里有人说道：“进吧！还敲啥门！”

    洪钧推门进屋，只见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中年男子，正在全神贯注地往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此人黑红脸膛，厚嘴唇，圈胡子。他穿一件灰布制服，领扣没系，里面那不很干净的白布衬衣的一个领角跑到了制服领子外边，看上去有些滑稽。他的肩上还披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黑布面中式棉袄。听见门声，他连头都没抬就问道：“啥事儿？”

    “您好，高场长。”

    听到陌生的声音，高场长才抬起头来，打量一番洪钧，问道：“你是干啥的？”

    “我叫洪钧，是北京的律师，向您了解一些情况。”洪钧递上自己的名片。

    高场长看着名片，说：“北京来的律师？学问人。那你是贵客！坐！”

    洪钧坐在椅子上，学着东北人说话那种亲热劲，说：“高场长，我听说这场里的事情您都知道，甭管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

    “那是。俺到这圪垯连干带不干也正经有三十多年了！”高场长的东北口音中还掺杂着明显的山东味。他从制服兜里掏出一个烟口袋，递到洪钧面前，“卷一支不？俺这可是正桩的‘蛤蟆头’！”

    “谢谢您，我不会抽烟。”

    “俺知道你们北京人不稀罕这东西。”高场长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小白纸条，折了一下，然后捏出一些碎烟叶放在纸上，熟练地一捻，就成了一支一头粗一头细的纸烟，点着之后，吸了一口，然后问道：“洪律师，你想打听啥事儿？”

    洪钧很有兴趣地看完高场长自制卷烟的动作，忙说：“我想找一个叫李青山的人。”

    “李青山？你找他干啥？”

    “我们正在复查一个案子，需要找他了解情况。”

    “啥案子？”

    “就是关于他女儿李红梅被害的案子。”

    “那案子都过去十来年儿了，咋还查？”

    “因为当事人提出申诉，案子需要复查。”

    “要说呢，红梅那闺女也是怪惨的。不过，郑建国那小子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谁成想他竟干出那种事！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李青山还在这儿吗？”

    “早不在了。出了那事儿之后没多久，他就搬走了。”

    “他搬哪儿去了？”

    “好像是跟他大闺女一块堆儿去了哈尔滨。他大闺女嫁的是个哈尔滨知青，后来返了城。没错，他也跟去了。”

    “您知道他们住在哈尔滨什么地方吗？”

    “那俺就知不道了。再说，那也不是咱场的事儿，不归俺管。”

    “我在什么地方能打听到李青山的住处呢？”

    “让俺想想。哎，你可以找陈丰路问问。他就住在李青山家原来住的房子，他们两家关系也不错，兴许他能知道。不过，他那人说话忽忽悠悠的，是我们场有名的‘大花舌子’。他的话，你得隔半里地去听。”

    “没关系，我的问题很简单。”洪钧站起身来，“我去他家怎么走？”

    “从这圪垯出去，往北走……得，还是俺领你去吧。反正俺也得往那边去找个人。”

    “谢谢高场长！”

    “客气啥？走！”

    家属区里，一排排青砖房显得十分整齐，但偶尔也能看到几栋破旧的土坯房。此时已近中午，家家房顶的烟囱里都升起了白色的炊烟。洪钧跟在高场长后面，来到家属区，然后沿着一条两米宽的小路向西走去。小路的北边是各家用板皮树条围成的小院，南边是一个紧挨一个的麦秆垛。走过几排房子之后，他们停在最西头一家院子的门口。洪钧心想，这可就是当年发生那起强奸杀人案的老屋。

    “大花舌子在家吗？”高场长大声问道。

    他的话音刚落，就见那半开着的屋门后面伸出一个布满皱纹的小脑袋，接着就传来一个公鸭嗓的声音——“高场长，找我有啥事儿？”说着，一个小老头趿拉着鞋跑了出来。

    “俺不找你。这位是北京来的律师，洪律师。他找你问点儿事儿。”然后，高场长又转过身来，对洪钧说：“洪律师，你们唠着。俺有事，先走啦。”

    “谢谢高场长。”

    “客气啥！嘿，我说大花舌子，这可是北京来的贵客，你说话搂着点儿。”

    高场长走后，大花舌子把洪钧请到屋里。堂屋没有窗户，光线有些昏暗。洪钧眨了眨眼，才看清这间屋里的炉灶、水缸、橱柜等物品。东屋的房门紧闭着，大花舌子把洪钧让到西屋。这间屋有南北两铺大炕，北边的炕上堆放着杂物，南边的炕梢上叠放着几床被褥，炕头上放着一个炕桌。两铺炕中间摆放着一对木箱子，箱子上画着“五谷丰登图”。墙上挂着一面镜子，镜子两边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下联是“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横批是“未雨绸缪”。炕不高，洪钧就坐在了炕桌旁边的炕沿上。

    “陈大爷，您这副对联写得挺有意思。是您自己写的？”洪钧没有开门见山。

    “我哪儿会写这个，是在县城买的，不过是我挑的。我寻思着，这几句话挺对我的心思。虽说现在生活好了，可居家过日子还得讲究个勤俭。俗话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大花舌子果然是个很爱说话的人。

    “很有道理。”洪钧认真地点了点头。

    “你抽烟不？要不，你吃个苹果？我这儿有刀。我知道，你们城里人干净，吃苹果都得打皮，不像我们埋汰，洗洗就吃了。”

    “您别客气。”

    “得，你是忙人儿，我不跟你瞎扯。你找我要打听啥事儿？”

    “高场长说您和李青山关系不错，我想问一下他现在住什么地方。”

    “李青山？我们都叫他‘臭鸡蛋’。高场长说得不错，我俩挺投脾气儿。他大我两岁，我得叫他声大哥。不过，我就知道他去了哈尔滨，具体住啥地方，我还真不知道！”

    “他是跟女儿一起去的哈尔滨？”

    “嗯哪！是他大闺女接走的。要说他的命也真不咋的。他最疼老闺女，可没想到却出了那么档子事儿。你一准听说了，对不？”

    “对，我就是为李红梅的案子来的。”

    “红梅死了以后，李青山大病了一场。他那个人，以前身子骨很硬朗，能抗180斤的麻袋，可病好之后，他连挑水都困难了。他那脾气也变了。以前吧，他是咱场有名的老好人，从来不会跟人吵架干仗啥的。别人喊他‘臭鸡蛋’，他也总是乐呵呵地应着。可后来，他时不常就骂人。要是有人再喊他‘臭鸡蛋’，他就要跟人家动手。开始吧，大家同情他，让着他。可时间长了，别人就都不理他了，也就我还跟他说说话。后来他在场里实在住不下去，就让他大闺女给接走了。咳，这人哪，该啥命就是啥命，挣巴也没用！”

    洪钧趁大花舌子停顿的机会，换了一个话题——“李红梅原来就住在这间屋子？”

    “可不咋的！李青山搬走后，场里把这房子分给了我。可我那俩闺女死活也不住这屋，说是不吉利，只好我跟老婆子住。如今这大闺女嫁走了；老闺女还在家，住东屋。这丫头怕见生人，所以一来人就把屋门关上了。”

    “这房门挺严实，看来隔音也不错。对了，我听说郑建国原来也住这排房？”

    “嗯哪，就在东边。哥儿俩都住这儿。后来，建国进了大狱，建中也走了，听说这几年发了大财。要说那兄弟俩，建国是个老实人，建中才是个狠茬子，外号叫‘大镐棒’。说老实话，要不是有那刀子上的血说话，谁也不相信那事儿是建国干的。要说是建中干的，倒能有人信。”

    “为什么？”洪钧对此很感兴趣。

    “就建国那小样儿，别说他胳膊上还有伤，就算他没伤，也整不过红梅。那丫头，可有把子力气。所以说强奸这事儿吧，建国就是有那心，也没那力。俩人真挣巴起来，红梅能把他给整趴下，你信不？大镐棒那小子行。他不光有力气，出手也狠，邪性也大。他那人，看见老母猪都想上去顶两下！那啥，洪律师，我是个大老粗，说话也粗。”

    “没关系，我喜欢听东北人讲话，都跟赵本山演的小品差不多。”

    “赵本山那不算啥！我们场有俩小伙子，整的那套嗑儿，比赵本山的厉害多啦！我这么跟你讲吧，他俩要是上了电视，一准能超过赵本山！你信不？”

    “咱不说赵本山，还说郑建中——大镐棒。”洪钧连忙把话题拉了回来。

    “大镐棒那小子可有一肚子坏水。就说知青刚来那年，我俩都在畜牧排，他放羊，我赶车。有一天，我们场兽医借来一匹种马，要配马。他小子让畜牧排的几个女知青去看，说这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重要内容。女知青不懂，看得挺认真。那种马上去了，一个女知青还问，这是干吗呢？他说，这是交配。结果把那几个女知青臊得捂着脸就跑了。这个坏小子！我告诉你，要不是他媳妇管得严，他不定都干出啥坏事儿呢！这也真是一物降一物，他就服他媳妇。不服，他媳妇真收拾他。可要说咋收拾？那两口子的事儿，我就知不道了。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他。不信你问问咱场的老人儿，一准都这样说。所以呢，要说那事儿是大镐棒干的，大家伙儿都能信；要说是建国干的，大家伙儿都不信。就说臭鸡蛋吧，他后来也跟我念叨过，他心里老觉着对不住建国。”

    “为什么？”洪钧睁大了眼睛。

    “他也觉着那事儿不像建国干的呗！”

    “那他说像谁干的了吗？”

    “这倒没有。他没说过的话，我可不能瞎说。我这人，说话可都是实打实。”

    “我一直认为东北人特别实在。”洪钧的目光在房间里搜寻着，希望能够发现一些与10年前那起案件有关的东西。他的目光转了一圈，最后落在身边的炕面上。

    这炕面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牛皮纸，上面刷了桐油之类的东西，很平整，也很光滑。洪钧用手拍了拍炕面，感觉挺硬实。他说：“您这炕面弄得挺好。这是李家原来的吗？”

    “底子是原来的，我后来又上过两遍油。”

    洪钧的目光停留在炕梢那面墙上贴满的旧报纸上，又问：“这些报纸也是李家原来贴的吗？”

    “不是，我早换了。那闺女贴的东西，我咋能留着呢！”

    “为什么不能留？”

    “不好看呗。再说啦，人家闺女还有些秘密啥的，不能留。”

    “有什么秘密？”洪钧的目光回到了大花舌子的脸上。

    “这个嘛……反正人也死了那么多年，说说也没啥。我在那圪垯——”大花舌子压低了声音，指着炕梢的墙角说，“墙上贴的报纸后面发现了一封信，是傻狍子写给红梅的。傻狍子，你知道不？大号叫‘肖雄’。”

    “我知道，李红梅的男朋友。”洪钧连忙点了点头，“那信还在么？”

    “我早给烧了。”

    “那可能是重要的证据，您应该交给公安人员，怎么能烧掉呢？”洪钧满脸的认真。

    “这我倒没想。我寻思着，那案子早就完了，公安也都撤了，那些东西也就没用了。再说啦，红梅那闺女也死了，我再把那些小年轻讲的话给抖搂出去，也对不住青山大哥。你说，是这个理儿不？”

    “可是，那封信的内容对于查清这个案件的情况，可能非常重要。您还记得那信上都说了什么吗？”

    “都是小青年讲的情话。咱老头子，说不出口。”

    “除了情话，那信里没说别的事情？”洪钧不甘心地追问。

    “好像还说了啥，让我想想，好像傻狍子还让红梅把啥东西收藏好，还说他要回场子一趟，但是别让别人知道。我当时还想，他要真是回来了，兴许红梅还死不了呢！”

    “还有别的吗？”

    “记不得了。”

    “这封信的事情，您跟别人讲过吗？”

    “没有。青山大哥走了，我能跟谁说去？这不，你是北京来的贵客，我才把这事儿告诉你。这可是我在心里憋了十来年的秘密。这一说出来，我心里还觉着挺舒坦的。”

    洪钧沉思片刻，又问了一个问题，“李青山的二女儿在什么地方？”

    “这我也说不准，好像是在县城里。她原来嫁到后屯了。可那年我到后屯去，听说她跟男人一块出去跑买卖了。头年儿，我在县城见过她一次，可也没问她住哪圪垯。”

    洪钧告别了大花舌子陈丰路。出门后，他顺路看了看原来郑家兄弟的住房，然后去食堂吃了午饭。下午，他又找到高场长，问了一些关于肖雄的问题。他得知，肖雄当年因为参与“民主运动”，哈尔滨市公安局要求滨北县公安局协查。但是那段时间，肖雄一直在哈尔滨，没有回过农场。李红梅的案件发生之后，肖雄就音讯全无了，据说已经去了美国。

    坐在回县城的大客车上，洪钧觉得，虽然没有找到李青山，但也算不虚此行。

    大客车回到滨北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洪钧迈着疲惫的脚步走进松江宾馆的大厅，只见楚卫华正在那里等他——“洪老师，我还真怕你没赶上大客车呢！”

    “有事么，卫华？”洪钧猜想着楚卫华的来意。

    “今天下午，我把你的事情向韩院长汇报了。他说他已经知道了，还问你去啥地方了。我说你去了农场，下午坐大客车回来。他当时没说啥。临下班时，他又找我，说谷书记也知道了。谷书记就是王科长的爱人，滨北县委副书记谷春山。谷书记认为像你这么有学问的人能到我们这个小县城来很难得，应该表示一下欢迎。韩院长也很同意。所以，他们让我来接你，晚上6点半在滨北餐厅为你洗尘。”

    “请我吃饭，这不合适吧？按理说，该我请他们。”

    “我把你的情况都跟韩院长讲了，他很佩服你。韩院长是转业军人，没上过大学，但他在电大弄了个大专文凭。他一直很尊重有学问的人。”

    “那好！我回去洗一把，马上就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