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钧回到宾馆后没有去餐厅，而是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他首先给北京打了长途电话，让宋佳去办三件事：第一，查询一下北京哪些单位可以做陈旧血痕的DNA鉴定；第二，从侧面了解一下郑建中在北京的情况；第三，约见郑建中，他将于明天从哈尔滨飞回北京。然后，他开始全神贯注地起草郑建国一案的申诉书，他尽量用简明的语言陈述理由。
洪钧觉得这次办案还算比较顺利，他甚至预感到自己在成立律师事务所后承办的第一起案件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他认为，如果DNA鉴定成功，那么此案就大功告成了；即使DNA鉴定不成，为郑建国洗刷罪名也有一定把握，当然还有些工作要做。突然，一个问题浮上他的脑海：假如DNA鉴定结论表明那刀子上的血迹就是郑建国的，那怎么办？他又想起了“梦游强奸”的问题。在美国那种尊崇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抗辩式诉讼制度下，法官可以接受“梦游杀人”的抗辩理由，但是中国的法官大概不会接受“梦游强奸”的说法，何况这还是一个再审的案件。洪钧清楚地知道，在当下中国的司法制度下，错判容易，翻案难！
洪钧对自己说，假如真是郑建国“梦游强奸”并导致了李红梅的死亡，那这就不仅是一个特别奇怪的案件，而且是一个特别棘手的案件啦！不过，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他相信自己的直觉，也相信自己对案卷材料的分析，特别是那个关于水果刀的推理。
如果郑建国不是杀人凶手，那么真正的凶手是谁呢？诚然，从理论上讲，洪钧没有必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作为一名代理被告人申请再审的律师来说，只要能用新证据证明原判有罪的被告人是无辜的，或者证明原判据以定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他就完成任务了，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从委托人那里收取报酬了。但是他也知道，在司法实践中，查明真凶往往是为无辜者翻案的有效路径。如果说当年判决有罪时未必做到证据确凿，但是现在要翻案却必须做到证据确凿，而查明真凶往往是让决策者相信证据已经确凿的标准。因此，洪钧不仅要向法院证明郑建国不是强奸杀害李红梅的凶手，而且要向法院证明谁是强奸杀害李红梅的凶手。不过，洪钧对此并无反感，因为他喜欢思考问题，特别喜欢破解难题。小时候，他对那些智力题和数学难题就极感兴趣，而且题越难，他就越感兴趣。有时为了解一道难题，他甚至可以不吃饭。现在，这大概已经成了他的一种癖好！
洪钧首先想到了那个下落不明的“傻狍子”肖雄。虽然他相信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案件，但是他很难接受政治谋杀或杀人灭口的说法。他认为，即使肖雄果真和当年的“民运”有什么联系，恐怕也不至于到了要杀死自己情人的地步。此时，他想起了案件发生后关于李红梅死亡原因的传言。如果李红梅不是窒息死亡，而是本来有心脏病，在性交过程中意外死亡，那么这个案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就不是强奸杀人，而是不当性行为导致的意外死亡。如果是这样的话，肖雄的嫌疑就很大。但是，他怎样才能证明这是肖雄所为呢？做DNA鉴定不仅要有现场遗留的检材，还要有嫌疑人的比对样本。他上哪里去找肖雄的血液样本呢？当然，如果能找到这个“傻狍子”就好了。听说此人去了美国，也许他可以通过在美国的朋友去查找，碰碰运气。
洪钧又想到另外一个人——“大镐棒”郑建中。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很可能是真正的凶手。尽管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被直觉引入歧途，但是这个直觉在他心中却越来越强烈。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郑建中具备作案动机和作案能力，也有作案时间和作案条件。但是，假如他是强奸杀人的凶手，他还会来找人翻案吗？难道他是良心发现？或者他有把握能做到既救出兄弟又不危及自身？洪钧认为这两个理由都很难成立。但是，他又很难把郑建中从自己的嫌疑中抹去。这真是一道难题！不过，提取郑建中的血液样本进行DNA鉴定，应该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当然，这件事情决不能打草惊蛇。此外还有一个令洪钧犹豫不决的问题：假如最终查明郑建中是强奸杀人的凶手，他把弟弟救出来又把哥哥送进去，这是不是有点违反律师的职业道德？毕竟郑建中是花钱雇他的人。
洪钧感觉有些疲劳，便索性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手指反复地把头发向后梳去，任凭思想在漫无边际的空间随意游动。于是，他的眼前浮现出两个罪犯的身影，一个高大，一个粗壮。究竟是哪一个呢？
……夜是黑黢黢的，农场的家属区里只有几个窗户还透出灯光。李红梅在睡觉前出来关院门。这时在东边的麦秆垛边站着一个人影。那人听见红梅的脚步声，就说：“大妹子，还没歇着哪？”
“噢，是大哥呀！你不也还没睡吗？”
男人走了过来，说：“对了，我正有个事儿想跟你唠唠呢！你这会儿有闲工夫吗？”
“啥事儿啊？”
“关于我兄弟的事儿。”
“那就进屋说吧。”
男人跟在女人后面进了屋。
“老爷子睡了？”
“晚饭时喝了几盅，早睡了。大哥坐！”
男人坐在炕桌边上，女人站在地上。
“啥事儿啊，大哥？”
“我兄弟这阵子老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我问他咋了，他也不言语。我捉摸着，他这一准和大妹子有关，所以想问问。”
“那跟我有啥关系呢！对了，大哥，你吃苹果吗？今儿个从县城买的，可甜啦！”
“吃个也中。”
女人从北边炕梢上取来一个苹果，递给男人说：“就是还没洗呢，有点埋汰。”
“有果刀吗？”
“有！”女人从箱子上取来果刀，递给了男人。
“咱也得学着人家城里人，打皮吃。我告你，就这手活儿，比使大钐刀还难练哪……哎唷！”
“咋的？剌手啦？深不？我给你找块布包包？”
女人从炕头处找出一个针线笸箩，从一块白布头上撕下一条，给男人包手指头。男人站在女人的对面，他第一次站得离她这么近，不仅看清了她那丰满的乳房上方的细腻肌肤，而且闻到了她身上的特殊气味。他的心里一阵骚动。突然，他一下子把女人抱起来，压到炕头上。
女人愣了一下，刚叫出：“你要……”，她的嘴就被男人抓过来的枕头捂住了……
事后，男人拿下压在女人脸上的枕头，他发现女人没气了，忙穿好衣服，溜了出去。正当他溜进东边郑家院子时，李青山开门出来解手……
……夜是黑黢黢的，农场的家属区里只有几个窗户还透出灯光。一个高大的黑影悄悄来到李红梅家的院门外，他的手从栅栏门上面伸进去，拨开门栓，推开门，溜到已经熄灯的西屋窗外，轻轻地敲了敲窗玻璃。
“谁？”李红梅从屋里问。
“我！是我！”黑影压低嗓子说。
“你等等。”屋里灯亮了，窗户上透出李红梅穿衣服的身影。门开了，黑影走进去，一把抱住了姑娘。
“你急啥？快进屋！”
“我想你！”
两人搂抱着走进西屋，关上了门。两人亲吻一番之后，男人一边用手抚摸着女人的胸部，一边问道：“最近他们又找你了？”
“找了。”
“问些啥？”
“还不是我俩的关系和你的那些事儿！”
“你说了？”
“我啥也没告诉他们！”
“那他们能信？”
“咋不？我有办法！”
“你有啥办法？”
“不告诉你，哎，你渴不？我这儿有苹果，国光的，县城买的，不酸！”女人说着从北边炕梢上取来一个苹果，又从箱子上找来一把水果刀，一起递给男人，说：“就你隔路，吃苹果还打皮！”
男人坐在炕桌边削着苹果，女人则坐在他身边偎依着，苹果削到一半，男人忽然“哎唷”一声，扔下手中的刀和苹果，用右手按住左手的食指。女人看见刀刃上的血迹，忙问道：“咋的？剌手啦？快让我看看！”
“没事！”
“啥没事！快让我看看剌得深不深。呦！挺深哪！你咋整的嘛！”
女人心疼地把男人的手指放到自己的嘴里吸吮着。突然，男人抱住她并把她压倒在炕头上。女人并不反抗，只是喃喃地说：“你要干啥？别！别……”
男人脱去了女人的裤子……
突然，女人感觉很难受，呼吸很急促，说不出话来，一会便昏迷了过去。男人有些慌乱，连忙穿好自己的衣裤。他用力推摇昏迷中的女人，但很快就发现女人已经停止了呼吸。男人愣愣地坐在炕边，不知如何是好。终于，他拿定主意，最后看了女人一眼，悄悄地溜了出去。大概是他的关门声惊醒了酒后熟睡的李青山。李青山开门出来解手，那个男人便猫着腰溜进东边郑家的院子……
洪钧反复在心里比较着这两个黑影，很难说清他更倾向于其中的哪一个。就在他左思右想、难做取舍的时候，门铃响了。
来者是楚卫华。他下午去了滨北县公安局。由于原来负责该案物证的于景辉法医出差了，无法查找，所以要等于法医回来。楚卫华已经向韩院长做了汇报。韩院长的意思是请洪钧先回北京咨询一下，主要是那血迹已有10年，不知还能不能做DNA鉴定。如果还能做，就请洪钧来个电话，法院再派人把水果刀送到北京去。洪钧也认为由法院出面委托鉴定比较好，便同意了上述安排。他把写好的刑事再审申请书交给楚卫华，并说自己今晚就回北京。
楚卫华临走之前把一个纸条交给洪钧，说：“这就是你让我查的那个人的地址。”
洪钧急不可待地接过纸条，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肖雪，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处长”，下边还有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洪钧首先感到一阵轻松，因为这两天压在他心上的那个噩梦并不是现实。接下来，他的心底涌起一阵冲动，被禁锢多年的情感犹如决堤之水，冲击着他的身心。这些年，他也曾多次想把她忘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股恋情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沉淀得更加凝重。他真想立刻就给肖雪打个电话！然而，一个问号浮上他的脑海，使他顿时冷静下来——她结婚了吗？洪钧颓然坐在椅子上，在心中问自己——已经快10年了，没有任何承诺，你有什么理由希望她还在等着你？也许，她早把你忘了；她已经有了丈夫和孩子，她已经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对她来说，你充其量也不过是她大学生活中的一段浪漫回忆。你有什么权利去打破她的宁静生活？你有什么权利去破坏她的家庭幸福？洪钧又想起了那个身材魁梧的男青年，又想起了郑晓龙的话——错过是终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