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丁比尔像个幽灵般出现在法式落地窗里，把格洛丽亚吓了一跳。天开始飘起小雨来了，不过比尔好像从来就不会注意到天气情况。每当格洛丽亚说起天气的时候，比如今早上天气难道不好吗，或是天哪，今天好冷啊，诸如此类，他总会带着疑惑的表情环视四周，好像他想要看清某些不可见的东西似的。这种个性出现在一个园丁身上显得很奇怪，难道天气不该是他天性的组成部分吗？像往常一样，她请他喝咖啡，尽管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从未接受过。比尔总是会带来一个卡其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一个老式的保温杯和用各种吸油纸包起来的食物——三明治，格洛丽亚想，和蛋糕，可能还有一只完全煮熟的鸡蛋，这些都是他的妻子为他准备的。

    格洛丽亚从前也给格雷厄姆准备自带的午餐。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世界还远没有现在这样成熟，格洛丽亚自豪地“用托盘烤制”蛋糕和香肠面包卷，然后在特百惠小饭盒里装满生菜、番茄和胡萝卜条，只为了格雷厄姆在某地路边的停车处漫不经心的一餐。或许他会直接将特百惠小饭盒里的食物倒进最近的垃圾桶里，然后跟一个胸部正点的女人到酒吧里去点蒜味明虾和油炸土豆条来吃。有时候格洛丽亚也会想，女权主义运动兴起的时候她在哪里——大概正在厨房里制作有趣的自带午餐。当然，格雷厄姆已经有几十年没吃过自带的午餐了，现在他是连饭都不用吃了，某些管道会负责增加或减少他身体里的神秘物质，他现在就像个宇航员一样。格洛丽亚不知道比尔为什么不去棚屋里打开他那包着食物的纸包，至少那里没人看得见他。

    他很不自然地清了清喉咙。他个子很矮小，像个骑师，他让格洛丽亚觉得自己像头大象。

    “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她问他。他永远是“比尔”，而她却永远是“哈特太太”，她很久以前就不再把“叫我格洛丽亚吧”这句话放在嘴边了。他曾为居住在博德斯的可以说是贵族的人家服务过，所以女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会让他觉得更自在。格洛丽亚甚至觉得他可能会碰触他的额发来显示身为仆从的顺服。

    沾在她白衬衫上的一点巧克力污渍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猜想那是早上吃巧克力消化饼干留下的。她想象着正在她身体里吸收巧克力、脂肪和面粉（可能还有可以致癌的添加剂）的细胞们组成的小工厂，它们吸收完毕之后又将这些物质像传送带般运送到各个加工部门。这份工业协同合作，利益均享，为的是那个叫做格洛丽亚的大众福祉。在模范的格洛丽亚工厂里，细胞工人们情绪激昂，心情愉快，它们会跟着一台坦诺伊牌的广播播送的《工人娱乐时间》里的歌曲哼唱起来。

    它们组织了工会，受惠于分配住房和医疗保险措施，从不会像她的哥哥乔纳森那样被工厂的机器卷进去轧死。

    看来比尔的妻子得了脑疾，比尔对她说，他妻子的脑子正在“变成海绵”，所以他以后不能再在星期三时过来照料格洛丽亚的花园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哈特太太”），他需要照料他那个海绵脑子的妻子。格洛丽亚想跟他说说格雷厄姆现在的状况（他们现在终于有了共同点，他们的配偶都身患重病），可是他们今天说的话已经是破天荒地多了，再要说下去，就算只有一句半句，她担心他也可能会受不了。

    电话又响起来了，总有一百次了。格洛丽亚不动声色地站在原地，等那铃声停止，比尔却没有对此表示疑问。格洛丽亚不知道嫁给这样一个闷声不响的男人会是什么感觉，大概会很让人恼火吧。格雷厄姆的好处就是，他总算没有让她虚度此生。

    说完他该说的话，比尔躲进了棚屋，他应该是像往常那样在吃他的午饭，因为他直到30分钟之后才又出现，他掸掉唇髭上的食物碎屑，然后用一个像刑具一般的工具来给草坪通气。格洛丽亚给自己做了块奶酪酸辣酱三明治（醋栗酸辣酱，是她自己调配的，醋栗是几个星期前到斯滕顿农场摘的），站在厨房的工作台边把它吃完了。之后她走到大厅里，开始听答录机里的留言。留言太多了，开始的那些已经被后来的留言录音给抹掉了。格洛丽亚觉得这就好像她自己的记忆，不同之处在于她的记忆是后来的被从前的抹掉。

    为了这个或那个理由，人人都要找格雷厄姆。

    哈特之家的员工们已经承受着商业欺诈调查小组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如今格雷厄姆的缺席更是在公司里激起了越来越严重的恐慌。你不会搞得像罗伯特·马克斯韦尔那样，对吧？这是他的副手的声音，加雷思·劳森忧心忡忡地说。

    帕姆语速极快地颤声说道，哦，格洛丽亚，你能告诉我土耳其奶酪蛋糕的制作方法吗，我知道我以前在什么地方抄下来过，不过我现在找不到了。那法子妙极了——一袋费城奶油奶酪，一罐富塞尔消毒奶油和六个鸡蛋打成的蛋糊混合成团，裹上焦糖，放到双重蒸锅里以慢火煨成。任何人一旦得到这种食谱，就应该谨守勿失。粗心大意的帕姆别想从格洛丽亚这里第二次拿到这份食谱。

    默多·米勒粗暴地咆哮着格雷厄姆，还在该死的瑟索吗，而埃米莉则无休无止地喊着妈妈？妈妈你在哪里这两句话。粗声粗气的带有西海岸口音的嗓音，格洛丽亚认出那是他们的会计，说着，怎么了，格雷厄姆，你怎么不接手机，昨天我们开会你也没有来。阿利斯泰尔·克赖顿那洪亮的声音高音喇叭般响着，你他妈的在哪儿，格雷厄姆？难不成你消失在这该死的地球表面了吗？格洛丽亚知道自己即使沦为罪犯，也不愿意出现在他的法庭上。如果他自己也能被审判一下的话，那这个审判者会被发现是不够格的。

    “公正跟法律没什么关系。”在某次宴会上，隔着一盘开胃薄饼，他漫不经心地对她说。

    格雷厄姆，你为什么不接你的手机？我们需要谈谈，你明白吗？但愿你不是想抛下我甩手走掉。

    这条留言还没放完，电话又响了，答录机即刻抛弃了司法长官克赖顿，转头录下克里斯蒂娜·坦南特那很不愉快的声音，她十年来一直忍辱负重地担任格雷厄姆的秘书。（“应该是私人助理，格洛丽亚。”她一遍遍地带着歉意纠正格洛丽亚的说法，可是格洛丽亚觉得，如果这个人负责的是打字、记笔记和接电话的工作，那么她就是秘书。话要照直说。

    ）她往常说话时那种哀苦的调子这时候流露出接近歇斯底里的情绪。格洛丽亚，人人都在找格雷厄姆，公司离不开他。

    你知道我怎么才能跟人在瑟索的他取得联系吗？多年来，格洛丽亚偶尔也会想，格雷厄姆到底有没有跟克里斯蒂娜·坦南特发生关系。她跟着他毕竟已经有十年了，而她对他似乎还是那么喜欢，这实在不同寻常。难道不是只有犯着单相思的女人才能保持对格雷厄姆的喜爱吗？可是话说回来，格雷厄姆从来就是个凡俗之人，跟自己的秘书睡觉这种事他自然是会做的。在他的墓石上应该刻上这样的墓志铭：格雷厄姆——凡俗之人。火化的人是不会有墓石的，对吧？那样什么也不会有，只有写在风中水上的墓志铭。

    当然，如果发现有谁不见了，首先要做的应该是给医院打电话，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那些急需找到格雷厄姆的人们却似乎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而格雷厄姆其实一直都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他的那张灵柩台上，他藏在最容易被发现的地方，而且等待着被大家发现。

    一束闪烁的光线照到了格洛丽亚眼睛上，杜鹃树丛那里有什么东西正在反射着日光。她伸手拿起了望远镜，为了观察鸟类，她将望远镜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她花了点时间来给望远镜调焦，当油光锃亮的绿叶终于变得清晰可见的时候，她看到了一张脸，在葱茏绿叶的映衬下就像是奥维德的脸。那张脸隐没到了枝叶丛中。至少她可以肯定那既不是熊也不是马。也不会是某个变形为树的女人，或者是变形为女人的树。格洛丽亚大步冲进花园，惊起了一群麻雀，等她走到杜鹃树丛旁，发现那里并没有私闯民宅者，而只有比尔隐在灌木丛中撒尿。

    那扇自动门甩开门板，为格洛丽亚的红色高尔夫让行。她每次从这里开车出门的时候，总有种犯了事正要逃之夭夭的感觉。她朝乔治街开去，停车位提示器帮她找了个停车的地方，就在格雷车行外面，于是她走到车行里买了把散热器钥匙和一瓶污渍净（用以清除口香糖、胶水和指甲油），然后她慢悠悠地把车开到城堡街街角的皇家银行外面，从银行里取出了今天的500英镑。

    她回到家的时候，比尔正在整理东西，将工具放进他车子的后备箱里。尽管他们棚屋里的工具应有尽有，可比尔还是更喜欢带自己的工具过来，有些工具旧得都可以拿到农业博物馆里去展示了。

    “好了，”他相当简练地说道，“那我就走了。”格洛丽亚不知道如果她没能像现在这样回来，他是否会不说一声再见就离开。五年了，她所能听到的不过是一句“那我就走了”。格雷厄姆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与此大同小异。她努力回想他昨天早上到底跟她说了什么。我可能会很晚——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该死的商业欺诈科警察搞出的那些事，然后是我得走了。他真是有先见之明。

    她应该送点东西给比尔作为告别礼物，她在市区的时候应该买点什么的，可是她根本没想到。

    她可以给他钱，可是钱总显得太没有人情味。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尤安和埃米莉就要求大人在生日和圣诞节时给他们钱。格洛丽亚喜欢送礼物，而不是钱。钱很好，可是没有人情味。钱就像是一种交易。

    比尔啪的一声盖上了车子的后备箱，可她说：“停下，等一会。”她快步走进屋子，想找一样合适的东西送给他。要想弄清楚这么少言寡语的人会喜欢什么，实在是件难事。她考虑着，要么是那对神气地蹲伏在皇室蓝颜色底座上的精致的斯塔福德郡达尔马提亚犬瓷塑（他看起来像是那种会喜欢狗的男人），要么是一只美丽的限量版莫尔克罗夫特花瓶？就在那时候，她想起某天他曾经站在法式落地窗外（五年来他从未跨过那个门槛）神往地看着墙上的围猎牡鹿画。她取下了这幅画，这画比它看起来要沉得多，她把画拿出去递给了比尔。

    他不愿意接受。

    “太贵重了，哈特太太。”他腼腆地咕哝道。

    “不值什么的，”格洛丽亚说，“快点，收下吧，上帝关上一扇门，总会打开一扇窗的。”她想到了比尔那海绵脑子的妻子。有时候上帝打开的窗是那么微不足道，而他关上的门却是那么至关重要。

    格洛丽亚最后还是说服了他，在劫难逃的牡鹿终于有了一个家，他将那幅画塞到后备箱里那些工具上面，然后最后一次开车从这里离开。格洛丽亚既不喜欢他也不讨厌他，可是现在不能再见到他了，她居然觉得悲痛不已。尽管他们几乎从没有过什么交流，她还是在心里把星期三视作“比尔日”。星期一是“安养所日”，那天格洛丽亚会带着灿烂到可笑的微笑，推着茶点车在本地的末期病人安养所里转一圈，那上面放着上好的瓷器和自制的饼干，一切尽善尽美，因为那里的人们离死不远了，而且他们对此心知肚明。

    星期五是“贝丽尔日”。现在看来，贝丽尔可能要比她儿子活得长了。她住在几条街外的一家疗养院里，格洛丽亚每个星期五下午都会去看望她，尽管贝丽尔根本不知道格洛丽亚是谁，她的脑子已经软化成了一团海绵。格洛丽亚感觉自己的脑子变成了某种坚硬的、不很友好的物质，也许是珊瑚。在马尔代夫度假时，他们见到了“脑珊瑚”，那是格洛丽亚初次尝试潜水，羞涩地来到海底世界的时候。她穿的是旧式的海军蓝一件式泳衣，她平常就是穿着它去沃里斯顿游泳池游泳的，她非常清楚自己穿着泳衣的身体就像雕成蜥蜴形的船头图案，至少从肩膀到臀部之间是像极了。除她之外，所有出现在滚烫的白沙滩上的女人似乎都身材苗条，棕色的皮肤上衬着价格昂贵而用料极省的比基尼。

    他们总是在一月时去热带地区度假，塞舌尔群岛、毛里求斯、泰国，住在最贵的酒店里，享受最周到的服务。格雷厄姆喜欢端出富人的样，喜欢别人一看便知他是个有钱人。如果他清醒过来，如果他能活下去（但愿别这样），他能够承受成为穷人的事实吗？大概不行吧。所以死亡对他来说或许是件好事。

    他们在马尔代夫住的那家酒店里住着许多俄罗斯人。俄罗斯女人金发而消瘦，总是忙着照料孩子，俄罗斯男人魁梧而多毛，那形象让格洛丽亚想到了海象，他们终日带着金首饰，穿着过紧的泳装晒着太阳，皮肤上渗出的汗水弄得全身油光锃亮。

    “匪类。”格雷厄姆冷冷地对格洛丽亚说。

    格洛丽亚一度觉得俄罗斯男人很像某个人，可是想不起是谁，后来她终于意识到那是格雷厄姆。

    他们比格雷厄姆还要格雷厄姆，这实在是了不得的事情。

    那是格洛丽亚最后一次跟格雷厄姆做爱，在马尔代夫，在塞得紧紧的白色床罩上面，头顶上是热带硬木蛇形盘旋而成的天花板。他们做得很别扭，稍稍有些太过激烈。

    格洛丽亚不知道要是她自己进了疗养院，会不会有人来看她。她无法想象埃米莉能够在固定的时间来报到，带来新的内衣、护手霜和风信子盆栽。她无法想象埃米莉能够一周又一周地坐在她对面，替她梳理头发，按摩她的手，尽管无人回应，依然说些无甚意义的话来给她听。她根本无法想象尤安会来看她。

    电话又响了。格洛丽亚走到大厅里，注视着那部电话。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个性，让人恼怒而冷酷无情，同现在正开始将“妈妈”的叫喊声送进答录机的录音带上的那个嗓音不是没有相同之处。今天的《晚报》舌头一般从信箱里探出头来，格洛丽亚将报纸拉出来，一页页地翻看着，而埃米莉则继续唱着她单声调、双音节的赞歌——她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也曾翻来覆去地这样念咒，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可当格洛丽亚问她要什么的时候，她会耸耸肩，表情空洞地说：“没什么。”

    “妈妈！妈妈！妈妈！我知道你在，快接电话。快接电话，要不我报警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他们最后一次全家团聚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尤安任职于一家环境保护机构，他从巴塔哥尼亚搭飞机回到了家中。为环保事业效力并不表示尤安就是个特别和善的人。他觉得格雷厄姆的商业帝国显然在为“全球资本主义密谋”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他为自己不要任何股份而自以为极有道德。可这并不能阻止他每次回家都向格雷厄姆伸手拿钱。尤安从来都让格雷厄姆觉得失望，他对格雷厄姆虔信的苏格兰教义（酒、足球和受害感）毫无兴趣。格雷厄姆正打算买下一支参加英超联赛的足球队以偿夙愿，昨天却被自己的宿命给攫住了——尚未签署的合同就放在他的公文包里，而他却倒在了塔蒂亚娜面前。

    当尤安宣布自己已经加入绿党时，他父亲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愚蠢的小混蛋”。埃米莉对于格雷厄姆的钱倒是没有任何原则。当然，格雷厄姆完全可以将她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她会成为绝佳的资本主义投机商人。

    埃米莉小时候非常讨人喜欢，温柔可爱、无忧无虑，她崇拜格洛丽亚，觉得她做的每件事都很了不起。可是有一天埃米莉长大了，她十三岁了，从此之后她便永远停留在十三岁，至少格洛丽亚是这样认为的。她现在三十七岁了，她嫁的那个人好像是她自己的小孩，而这种母性如果说真在她身上起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只能说是让她的个性变得更糟。她和她的丈夫尼克（“It公司的项目开发经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住在贝辛斯托克，夫妻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对彼此的不满中度过。

    在圣诞节聚会的闲谈中，尤安和埃米莉总喜欢说他们这一年来的变化，对他们生活中的进展和成绩侃侃而谈，可是年复一年，他们希望格洛丽亚永远是老样子。但凡她提到某件生活中的新事，比如说“我开始健身了”，（她报过一个叫“时髦50”的健身课程，虽然努力过，但仍以失败告终。过了五十岁阶段的可以参加“靓丽60”的课程，过了六十岁阶段好像就没有什么课程可以参加了。）或者“我想去法语学校说说法国话”，他们永远是那一个反应：恼怒地说道“哦，妈妈”，好像她是个特别愚蠢的孩子一样。

    上一个圣诞节的前夜，格雷厄姆还是个手脚灵活、能说能笑的家庭成员，而不是个飘浮于外太空的宇航员，而那时她正在厨房里制作巧克力原木蛋糕。他们圣诞节的时候总要吃巧克力原木蛋糕，是跟布丁一块吃的。格洛丽亚做了个蛋糕卷，不加面粉，只有鸡蛋、糖和大量的昂贵巧克力。蒸制成熟之后，她给蛋糕卷裹上掼奶油和栗泥，又用巧克力奶油装饰出木质的纹理特征，然后再撒上象征冰雪的糖霜。最后，她从花园里剪来常春藤的枝条，用蛋白和糖为它装饰糖霜，将它缠绕在原木蛋糕周围，并在蛋糕顶上安放了一只红色的塑料知更鸟。她觉得蛋糕看上去漂亮极了，就像从童话里偷来的，要是她当时还在执行瘦身专家的减肥建议的话，那这块蛋糕足以用掉她一整年所允许摄入的总热量。

    到了开吃的时候，尤安会说（他们就像是说着一成不变的台词的演员），“我不吃这种东西，我吃圣诞布丁就好了”，埃米莉会说，“上帝啊，妈妈，这种东西对身体来说简直是毒药”。而且因为她现在有了赞西娅，她会恶狠狠地加上一句，“一口也不许给赞西娅吃”，当然，格洛丽亚能够看出来，一岁大的赞西娅已经断了奶，开始吃小米了。最后，逃不开的结局就是格雷厄姆会说，“我真不明白你干嘛要做这种烂东西，根本没人要吃”，于是格洛丽亚会说，“我会吃”，然后给自己切下一大块蛋糕。然后吃完它。以后的每一天，她都会把蛋糕从冰箱里取出来，切下一大块来吃，直到最后只剩下带着知更鸟的那块，她会把它放到屋外，给松鼠和小鸟享用，当然她会拔掉那只塑料知更鸟，以免松鼠们一不小心把它咽下肚。或者说，是免得另一只知更鸟把它当做侵入自家领地的全身瘫痪的侏儒敌人而进行攻击。

    他们的角色总是固定不变——格雷厄姆是恶棍，尤安是受人尊敬的男主角，尼克是常年做他陪衬的好搭档，而埃米莉则是永远长不大的天真少女，一个（看来）被其他所有人侵害了自己的人生的坏脾气的女儿。格洛丽亚退居幕后，扮演在厨房里忙活的女人。他们还用轮椅将格雷厄姆的母亲贝丽尔推来共度圣诞节，她坐在沙发上一直在流口水。一个没有台词的临时演员。

    “你的个性是典型的被动攻击型。”埃米莉对格洛丽亚说道，那时格洛丽亚正在为圣诞火鸡浇汁。格洛丽亚不清楚她是否知道什么是被动攻击型人格，更别说典型不典型了，不过这种性格显然不对埃米莉的胃口。

    “你总是对每个人都那么好。”埃米莉说。

    “这样不好吗？”格洛丽亚问道。

    埃米莉把装着烤土豆的大海碗咣的一声放在工作台上，就像格洛丽亚没说过话一样继续说道：“可是你的内心充满怒火。你知道我最近开始明白什么了吗？”埃米莉正在接受某种咨询，每个星期三下午，贝辛斯托克的一个叫布赖斯的男人会帮她“重装”她的大脑，使她脑子里的东西“更为规整有益”。

    “不知道，你开始明白什么了？”格洛丽亚问道，她想知道，如果她用那个正在浇汁的汤勺打中她女儿的脑袋，难道不能为她重装大脑，而且比那个叫布赖斯的人更为便宜快速吗？“我发现我这一辈子都没在做我自己。”

    “那你在做谁？”格洛丽亚觉得她应该表现得更有同情心一些，不过她就是没法做到。

    “哦，问得很好，妈妈。我没有把精神放在做我自己上，我这一生都诚惶诚恐地想要成为你。”格洛丽亚并不觉得自己为人很好，其实她对自己的看法恰恰相反，不过她想这种事情都是相对的，比起埃米莉来，大多数人都有资格被封为圣徒。

    圣诞节菜单上只有一道菜出自埃米莉的手笔，那是一道无花果和帕尔马火腿做成的开胃菜。埃米莉所做的只是将无花果和火腿从夏菲尼高百货商店的食品柜台买回来，将这两种淡红色的食物放到盘子里去，不过她为自己的开胃菜准备的介绍词倒是非常振奋人心，现在将要呈上的这道菜会让大家耳目一新，接下来的喝彩声差点把屋顶掀翻（都是她自己在叫），难道不诱人吗？换换新花样不是很有意思吗？

    这道开胃菜上菜的同时附带着警告，当埃米莉将盘子放到桌上的时候，她情绪激动到躁狂地对尼克发出特别警告：“亲爱的，看你敢赏析我的菜！”

    埃米莉是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取得文学硕士学位的，因此她会将“赏析”这个词用为动词。而且用在食物上。她最近“跟尼克的关系并不那么好”，她在厨房里向格洛丽亚坦言，她甚至还在考虑“试分居”。一想到埃米莉可能搬回家来住，格洛丽亚只觉得心惊胆寒。

    “要同甘共苦。”格洛丽亚说。

    埃米莉回说：“什么——像你和爸爸那样，两个人根本不想看到对方，还生活在一起吗？”有了孩子也不让人省心。

    如果他们知道那将是他们犯有贿赂、通奸和欺诈等多项罪行的一家之主最后的一个圣诞节，他们会做出点不一样的安排吗？格洛丽亚也许会烤一只鹅而不是火鸡，他喜欢吃鹅，不过她愿意为他做的可能也仅限于此了。

    格洛丽亚坐在蜜桃色系的起居室里的蜜桃色织花布面沙发上，喝着茶，吃着她去市里时买的三明治。三明治里夹着莫兹里拉奶酪、鳄梨和芝麻菜。这些食材在格洛丽亚那个珍藏过去的博物馆里一样也找不到。格洛丽亚还记得那个只能买到生菜三明治的时代。软绵绵的生菜，吃上去的感觉就跟三明治里什么都没有一样。英国的生菜。

    她还记得莫兹里拉奶酪和鳄梨出现之前，以及茄子和西葫芦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她还记得在那个北方城市的某个便利店里看到她平生第一杯酸奶时的情景，那城市曾经是她的家，现在还是，尽管她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回去过了。

    她还记得那时候还没有外带食物，没有泰国餐厅，最有异域风情的可能要算是维丝塔牌的即食食品了。那时候的食物是鲱鱼、肉糜和午餐肉。

    她曾经对埃米莉说起过，说她还记得那个茄子出现之前的时代，她女儿对她厉声喝道：“开什么玩笑！”她最后以一片热那亚海绵蛋糕（制作秘诀是要加上一勺热牛奶）结束了自己的午餐。维多利亚时代的篮中猫咪图已被她挂在了原来那幅阴沉沉的围猎牡鹿图的位置，虽然后者在墙面上留下的尘灰印子依然阴魂不散地模糊可见。这房子重新装修也就是去年的事，那是在新的安保系统安装完毕之后，然而格洛丽亚总是屡屡吃惊于灰尘那飞快的积聚速度。墙上的猫咪看起来终于是找到了归宿。

    她凝神注视着天真无邪的小猫咪，陶醉得竟没有注意到有个大块头出现在了法式落地窗外，直到那家伙抬起多肉的爪子在玻璃上敲打着。格洛丽亚几乎从沙发上摔下地来。

    “看在上帝的分上。”她气恼地说着，起身离开了蜜桃色织花布面沙发，打开落地窗。

    “我快被你吓出心脏病了，特里。”

    “对不起。”特伦斯·史密斯。格雷厄姆创造的泥人，来自英格兰中部某地底层世界泥塘底部的污泥之中。

    有时候默多会把他借去，充当门卫或者担任保镖（默多的安保公司负责保护那些驾临首都的娇嫩的名人），不过大多数时候，他就是格雷厄姆豢养的恶棍，在格雷厄姆醉得找不着方向盘的时候为他驾车（格雷厄姆拒绝将自己了不起的身体塞进格洛丽亚红色的高尔夫里），或者忠心耿耿在格雷厄姆四周转悠，那副死忠的样子就跟他那条狗一样。格洛丽亚会把蛋糕喂给这人和他的狗吃，不会让他们靠近猫和小孩。今天那条狗却不见了踪影。

    “你的狗今天去哪儿啦，特里？斯派克在哪儿呢？”他发出了怪异的哽咽声，摇着头，可当他再开口说话的时候，却是询问控制他这傀儡的主人格雷厄姆身在何处。

    “他在瑟索。”她说。

    这很滑稽，不过她说的次数越多，就越觉得像是真的，至少从比喻意义上来说是如此，因为瑟索就像是流放之人受苦的炼狱。格洛丽亚去过瑟索一次，她觉得那真是个贴合此意的好地方。

    “瑟索？”他疑惑地重复道。

    “是的，”格洛丽亚说，“在北边。”她怀疑苏格兰地理在特里的专业知识表格里不会是最重要的几项之一，她对他皱起了眉头。他的脸通常很丑，如今更是新挂了彩，让人看了觉得非常不舒服。

    “特里——你的鼻子怎么了？”他用手盖住了自己的脸，好像突然觉得难为情了似的。

    电话又响了，他们俩在寂静中听到了埃米莉微弱的喃喃声。妈妈一妈妈一妈妈。

    “是你的女儿。”特里最后说道，好像格洛丽亚会听不出埃米莉的声音似的。

    格洛丽亚叹道：“跟我说说吧。”然后，不怎么明智地，走过去拿起了听筒。

    “我一直都在打电话，”埃米莉说，“可每次都转到了答录机上。”

    “我一直在外面，”格洛丽亚说，“你应该留言的。”

    “我不想留言。”埃米莉气鼓鼓地说。

    格洛丽亚看着特里笨重地在小路上走远。他让她想起了金刚，不过他没有金刚那么善良。

    “妈妈？”

    “唔？”

    “有事发生吗？”埃米莉尖声问道。

    “发生？”格洛丽亚重复着她的话。

    “是的，发生。爸爸好吗？我能跟他说两句吗？”

    “他现在不能接电话。”

    “我有事告诉你，”埃米莉用她那不太悦耳的声音说道，“好事。”

    “好事？”格洛丽亚问道。她不知道埃米莉是不是又怀孕了，（这算好事吗？）所以当她听到埃米莉的下文时，她真是吃了一惊。埃米莉说：“我找到基督了。”

    “哦，”格洛丽亚说，“他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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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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