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

    “改善奥地利政党联盟”拥有一整套高贵光鲜的行头装饰，然而它的宗旨却无药可救。它的所在地是一座两层的仓库式建筑，位于第二十行政区，又老又破，熏黑的窗户俯瞰着一道铁路。工作区是敞开式的，空间共享，暖气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加百列第二天早上来到这个地方，发现大部分年轻的工作者都穿着厚毛衣，带着毛线帽。

    雷娜特·霍夫曼是这个团队的法律总监。早上动身之前，加百列已经以葛迪恩·阿戈夫的身份给她打过电话，对她说了前一天晚上与麦克斯·克莱恩会晤的事情。雷娜特匆忙答应与他会面，然后就挂断了，似乎是不想在电话里讨论这件事。

    她有一个隔间充作办公室。加百列受邀进来的时候，她正在打电话。她用一支铅笔的笔尖指了指一张空椅子，示意他坐下。片刻后，她结束了电话，站起来向他打招呼。她个子很高，衣着比其他员工都更为考究：黑色的毛衣和裙子，黑袜，黑色平底鞋。她的头发是亚麻色的，长未及肩，她的肩膀又方又阔。头发从两边分开，自然地下垂，遮在面前，于是她一边用右手同加百列坚定地握了手，一边伸左手拨开碍事的发绺。她的手指上没有戴戒指，颜色动人的脸上也没有施用任何化妆品，身上除了散发出烟味以外，也没有香水味。加百列猜想，她应该还不到三十五岁。

    他们再次坐下来，她问了一连串突兀的、律师做派的问题：你认识伊莱·拉冯多久了？你怎么找到麦克斯·克莱恩的？他对你说了多少？你什么时候到达维也纳的？你都和谁会过面？你同奥地利当局讨论过此事吗？同以色列大使馆的官员呢？加百列感觉自己有点像庭审时的被告，不过他还是尽可能礼貌地据实作答。

    雷娜特·霍夫曼“审讯”完毕，又怀疑地打量了他一阵。接着她突然站起身，将一件灰色大衣披上了宽阔的肩头。

    “咱们去走走吧。”

    加百列看了看熏黑的窗户，发现外面正下着雨夹雪。雷娜特·霍夫曼将一些文件塞进皮包，一甩手将包搭在了肩上。“相信我，”她说，似乎感觉到了他的怀疑，“走走会更有益的。”

    雷娜特·霍夫曼走在奥加敦公园冰封的步道上，一边向加百列解释了她是如何成为伊莱·拉冯在维也纳最重要的资源的。从维也纳大学毕业时，她是班里最拔尖的学生。后来她就职于奥地利国家公诉人办公室，出色地工作了七年。五年前，她辞职了，对朋友和同事说她一直渴望做个自由从业者。其实，她是下了决心，再也不能为这样的政府工作了，因为它只会考虑国家和有权势者的利益，而不是想着如何维护正义。

    促使她下决心的，是惠勒的案子。惠勒是个联邦警察的侦探，最喜欢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有位尼日利亚难民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羁押所。雷娜特·霍夫曼打算起诉他，因为这个尼日利亚人生前受过捆绑，口中被塞过东西，还有证据证明他曾反复遭受拷打并窒息。她的上级却有意袒护惠勒，并把这个案子销了。

    雷娜特对于体制内的抗争感到厌倦了，于是她决定从外部展开攻势。她开了一家小小的律师行，只为维持生计，却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贡献给了“改善奥地利政党联盟”——这是一个改革者的团体，旨在振奋国人，避免奥地利陷入政治失忆，忘却纳粹主义的教训。同时，她还同战争索赔处的伊莱·拉冯结成了默契的联盟。雷娜特·霍夫曼在关联体系内部依然有不少朋友，都是些真能帮得上忙的朋友。这些朋友能让她接触到重要的政府文档，而这些又恰是拉冯得不到的。

    “为何这么神秘？”加百列问道，“为何不愿意在电话里说？这么糟糕的天气为何还要在公园里走这么长的路？”

    “因为这是在奥地利，阿戈夫先生。很明显，我们的工作在奥地利社会的许多人群眼里是不受欢迎的，就像以前伊莱的工作也不受欢迎。”她发觉自己说了“以前”，自觉并不妥当，立即说了抱歉，又道，“这个国家的极右派不喜欢我们，他们在警察和安全部门中有不小的势力。”

    她伸手抹去一张公园长椅上的冰雪碎屑，他俩都坐了下来。“伊莱大约两个月前找到我。他对我说了克莱恩的事情，还讲了中央咖啡馆里的那个男人：沃格尔先生。我不大相信，不过为了帮伊莱一个忙，我答应至少去查查看。”

    “你发现了什么？”

    “他名叫路德维格·沃格尔，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公司的名字叫多瑙河谷贸易和投资集团，成立于六十年代初。当时的奥地利刚刚脱离战后被占领的状态。他做的生意就是引进外国产品，为愿意来这里投资的外国企业提供本地服务，尤其是针对美国和德国公司。七十年代奥地利的经济起飞，沃格尔恰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条件。他的公司为数以百计的项目提供了风险资本。目前，在奥地利许多最盈利的公司里，他都拥有比例可观的股份。”

    “他有多大年纪？”

    “他是1925年出生的，在上奥地利的一个小村镇里，随后在当地一座天主教堂里受了洗。他的父亲是位普通的劳工，显然当时他的家庭非常贫穷。路德维格十二岁的时候他的一个弟弟死于肺炎。两年后他的母亲死于猩红热。”

    “1925年？那么1942年的时候他只有十七岁，党卫军突击队大队长绝不会这么年轻吧。”

    “不错。根据我掌握的资料，他在战争期间并不在党卫军中。”

    “什么样的资料？”

    她压低了声音，同时俯身靠近他。加百列嗅到了早晨的咖啡味儿和她呼出的气息。“在我的上一份工作中，有时候会调阅一些奥地利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我至今在里边还有联络人，都是些在适当条件下乐意帮忙的朋友。我同其中一名线人通了电话，他很热心地复印了路德维格·沃格尔在一支国防军服役时的档案。”

    “国防军？”

    她点点头：“根据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沃格尔于1944年应征入伍，当时他十九岁，随后被派往德国去保卫第三帝国了。他在柏林战役中同俄国人打过仗，而且侥幸活下来了。在战争的最后时刻，他逃到了西线，向美国人投降。他在柏林南边的一处美军拘押所服过刑，后来成功脱逃，回到了奥地利。他是从美军那里逃出来的，这一点却没给他带来任何麻烦，因为从1946年起，直到1955年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为止，沃格尔一直是美军占领当局的非军事雇员。”

    加百列目光锐利地审视着她：“美国当局？他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他从总部的一个文员做起，最后成了美方和奥地利新建政府之间的联络官员。”

    “婚否？有子女吗？”

    她摇摇头：“一辈子单身。”

    “他遇到过什么麻烦吗？比如财务方面的异常、民事诉讼，或者其他？”

    “他的底子异常干净。我在联邦警署还有一个明友。我请他调查过沃格尔，他一无所获，这倒是件不寻常的事。你想，每一个有些声望的奥地利人都会在警察那儿留下案底，可是路德维格·沃格尔没有。”

    “你对他的政治立场有何了解？”

    雷娜特·霍夫曼花了很长时间，仔细查看了四周，这才答道：“我向线人问了同样的问题。这几位联络人都在维也纳比较激进大胆的报纸和杂志社里就职，他们是决不会同政府沆瀣一气的。最后发现路德维格·沃格尔是奥地利国民党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事实上，他就是彼得·梅茨勒竞选经费的源头。”她停顿了一阵子，点上了一支烟，她的手冻得发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关注我们这里的大选，不过只要今后三周内没有戏剧性的变化，彼得·梅茨勒就要成为奥地利下一届的总理了。”

    加百列静静地坐着，消化着刚刚听来的讯息。雷娜特·霍夫曼吐出一口烟，随即将香烟丢进了污浊的雪堆里。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这种天气还要出来散步，阿戈夫先生。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

    她毫无征兆地突然站起来，迈步就走。加百列也站起来，跟着她。你得稳住，他心想。推理很有趣，前后情节也容易引人联想，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佐证，更没有一条站得住脚的铁证。根据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路德维格·沃格尔绝不可能是麦克斯·克莱恩所说的那个大队长。

    “有没有可能沃格尔知道伊莱正在调查他的过去？”

    “我考虑过这一点，”雷娜特·霍夫曼说，“我猜想国家档案馆或是联邦警察把我在调査他的事情透露出去了。”

    “就算路德维格·沃格尔就是麦克斯·克莱恩在奥斯威辛看到的那个人，距离犯罪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年了，现在能把他怎么样呢？”

    “在奥地利？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处理战犯的问题上奥地利的历史记录乏善可陈。我的看法是，这里其实已经成了纳粹战犯的避难所。你有没有听说过海因里希·格罗斯医生？”

    加百列摇摇头。海因里希·格罗斯，她说，是位医生，就职于斯珀格朗地的一家专治残障儿童的诊所。战争期间，这家诊所成了一间安乐死中心。在这里，纳粹的主张得到了实践——带有所谓“病理性遗传基因”的人都要在这里予以“斩草除根”。有接近八百名儿童在这里遇害。战后，格罗斯成了声名显赫的儿童神经科专家。而他的研究所用的脑组织，许多都来自斯珀格朗地诊所的受害者。一直以来，他将这些组织存放在一处庞大的“脑库”里。2000年的时候，奥地利联邦检察官终于决定将格罗斯绳之以法。他受控参与九项斯珀格朗地诊所的谋杀罪，被带到了被告席。

    “开庭一个小时后，法官认定他患有轻度痴呆，不具备当庭受审的条件。”雷娜特说道，“他的案子被无限期地搁置了。格罗斯医生对他的律师露出了微笑，走出了法庭。在法院楼梯上，他对记者谈起了自己的官司。很明显，格罗斯医生当时的神志非常清楚。”

    “你的重点是？”

    “德国人喜欢说，只有奥地利能让世界相信贝多芬是奥地利人，而希特勒是德国人。我们最喜欢假装自己是希特勒的第一个受害者，而并非心甘情愿做了他的盟友。我们有选择地忘记了奥地利人加入纳粹党的比例同我们的德国表亲一样高，忘记了奥地利人在党卫军中的百分比高得异乎寻常。我们有选择地忘记了，阿道夫·艾希曼就是个奥地利人，忘记了他的属下有百分之八十也是奥地利人，忘记了在他的死亡集中营里，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官也都是奥地利人。”她压低了声音，“数十年来，格罗斯医生受到了奥地利政治精英和司法系统的保护。他是社会民主党的资深党员，他甚至有资格为法院充当精神科法医。整个维也纳医学界都知道所谓的‘脑库’是怎么来的，人人都知道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像路德维格·沃格尔这类的人，即使摆明了就是个骗子，到头来可能也就是‘无限期休庭’的结果。这种人在奥地利受审获刑的可能性是零。”

    “假定他知道了伊莱的调查又怎么样呢？他有什么可害怕的？”

    “没有，不过是有点尴尬而已。”

    “你知不知道他住哪里？”

    雷娜特·霍夫曼将几绺头发塞进她贝雷帽的带子里，然后认真地看着他：“你不会是想会会他吧，阿戈夫先生？现在这种条件下，那可是个极其愚蠢的想法。”

    “我只是想知道他住在哪里。”

    “他在第一区有一所住宅，在维也纳森林还有一所。根据房地产交易记录，他在上奥地利还有数百英亩的地产和一幢木屋。”

    加百列回头望了望身后，随后又问雷娜特·霍夫曼，自己是否可以要一份她收集的这些文档的副本。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个要求。

    “给我也透露点情况，阿戈夫先生。我和伊莱合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听他提过战争索赔处在耶路撒冷还有分支。”

    “是最近才开设的。”

    “那可太凑巧了，”她的语气充满了讽刺，“我持有的这些文件是非法的。如果我把它们交给一个外国政府的特工，我的处境就更加危如累卵了。如果我把它们给了你，是不是意味着交给了一名外国特工呢？”

    加百列认定，雷娜特·霍夫曼是位聪颖过人的精明女性：“你把它们交给了一个朋友，霍夫曼小姐，一个绝对不会损害到您的朋友。”

    “如果你在持有国家机密档案的时候被联邦警察抓获，你知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你会面临一场漫长的官司。”她逼视着他的眼睛，“如果他们知道了你是从哪里得来的，那我也会牵连进去。”

    “我没打算让联邦警察逮捕我。”

    “谁也没有这种打算，不过这是在奥地利，阿戈夫先生，我们的警察和他们的欧洲同行们遵守的可不是同一套游戏规则。”

    她伸手摸进自己的手袋，取出一个吕宋纸信封，递给加百列。信封悄然滑进了他的夹克口袋，他们继续往前走着。

    “我不相信你是来自耶路撒冷的葛迪恩·阿戈夫，所以我才会把文件给你。在我这里它们已经派不上更大用场了，至少眼下这种政治气候是不行了。不过你得给我保证，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我不希望我的联盟和同事们遭遇战争索赔处那样的灾难。”她停下脚步，略一转身，面对着他，“还有一件事，阿戈夫先生。请不要再给我来电话了。”

    一辆监控车就停在奥加敦公园边缘的瓦斯纳格索大街上。摄影师坐在后座上，躲藏在单向透光玻璃后面。趁着目标中的两个人分开的一刹那，他抓拍了最后一张，然后将照片下载到一台笔记本电脑里，回放着一张张图像。信封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的照片是从后面抓拍的。取景不错，光线良好，活儿干得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