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艾隆见证录：1957年3月19日

    我无法讲出我所看到的全部。我不能。那是对死者的亏欠。在那些所谓优等种族手里，我们受了什么样残酷的虐待，为了多活一天，我们当中有些人又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些我也不会全都讲出来的。除了亲身经历过的人，没人能真的体会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我是不会再一次让那些死者蒙羞的。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情，还有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比克瑙分营度过了两年，整整两年，一天不差，可以说是一个小时也不差。我的名字叫艾琳·艾隆。曾经用过的名字是艾琳·弗兰克尔。以下是我1945年1月所看到的，关于比克瑙死亡之旅的情况。

    要想明白死亡之旅的悲惨，你必须理解此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你也听到过别人讲的故事，我要讲的没太大不同。同其他人一样，我们坐的是火车。我们那趟车夜半时分从柏林出发。据他们说，我们是去东边，去做工。我们相信了他们。我的父亲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位画家，他在行李中带了一本素描簿，一些铅笔。在此之前，他被解除了教师的职务，并被纳粹宣布为“堕落分子”。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被没收焚毁了。他还盼着到了东边，纳粹能恢复他的教师工作。

    当然，车厢里不会有座位，连水和食物也没有。我记不清旅程延续了多久。我也忘记了那期间太阳升起落下了几次，记不得多少次驶入又驶出黑暗。没有厕所，只有便桶——一个便桶，六十个人用。你可以想象，我们忍受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你也可以想象得出，那是一种怎样无法忍受的气味。想象一下，我们有些人经历了把人逼疯的待遇之后，会采取一些什么手段。在旅程第二天，一位站在我身边的老妇人死去了。我替她合上眼，为她祈祷。我守着我的母亲汉娜·弗兰克尔，以为她也会就这么死去。火车尖叫着停在一座车站的时候，我们已经死了近一半的人。有人在祈祷，还有些人感谢上帝，因为他们以为总算结束了。

    此前，我们在希特勒的魔爪下已经生活了十年。我们经历了纽伦堡法案的迫害，经历了水晶之夜的噩梦，我们眼看着一座座犹太教堂被焚毁。尽管如此，门闩落下，车门拉开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做好迎接眼前那一幕的准备：我看到一根高高的、尖尖的砖红色烟囱，浓浓的黑烟从里面喷出来。烟囱下面有一座建筑，里面闪出愤怒的、跳动的火光。空气里弥散着一种可怕的气味，我们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到今天它还在我鼻孔里回荡。在月台上有一块标牌——奥斯威辛。当时我就知道了，我来到了地狱。

    “犹太人，出来，出来！”一个党卫军一鞭子抽在我大腿上，“从车里滚出来，犹太人。”我跳上了冰雪覆盖的月台。我站了多日，全无气力，双腿一弯就跌了下去。那个党卫军又挥起了鞭子，这一次抽在我的肩上。那种痛楚是我以前从没遭遇过的。不过，我还是忍住了没哭出来。我想帮着我母亲下车，那个党卫军把我推开了。我的父亲跳下月台，随即瘫倒。我母亲也是一样。和我一样，他们被鞭子抽打着站了起来。

    一些穿条纹睡衣的人挤上了火车，开始动手枪我们的行李，将东西往车下扔。我当时想，这些疯子是些什么人，我们就带了这点可怜的东西，还要来抢？他们就像是疯人院里出来的，剃光了头，皮包骨的脸，满嘴的牙齿都烂了。我父亲转身对党卫军说：“看哪，这些人在拿我们的东西。制止他们！”那个党卫军漠然地回答说，这不是要偷我们的东西，只是为了送去整理。一旦我们的宿舍分配好了，行李会跟着送来。我父亲还向那党卫军道了谢。

    他们用棍棒和鞭子把我们分隔开，男归男，女归女，又要求我们五人一队排列整齐。我当时还不知道，在今后的两年里，我都必须这样，走在五人一列的队伍里。我想法子让自己排在了母亲身边，我想要拉住她的手。一名党卫军挥棒打在我胳膊上，把我们隔开了。我听见了音乐，某个室内乐队正在演奏舒伯特。

    队列的尽头是一张桌子和几名党卫军军官。其中一人尤为显眼。他有一头黑发，皮肤是雪花石膏的颜色。他的面孔生得英俊，还带着悦人的微笑。他的制服熨烫得很平整，马靴在月台的灯光下闪闪发光。他戴着手套，洁白无瑕。他用口哨吹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至今，我还不由自主地听见这声音。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叫门格勒，是奥斯威辛的首席医生。谁能够做工，谁应该立即进毒气室，都是由门格勒决定的。右边的生，左边的死。

    我父亲走了过去。门格勒吹着口哨，瞥了他一眼，随即和气地说道：“请到左边去。”

    “他们保证我可以去全家人在一起的营区，”我父亲说，“我妻子可以和我在一起么？”

    “这是你的愿望吗？”

    “是啊，当然是。”

    “哪一位是你妻子？”

    我父亲指出了我母亲。门格勒说：“你，出列，和你丈夫一道去左边。请快一些，今晚我们时间紧迫。”

    我眼看着父母跟着其他人一道去了左边。去左边的，都是些老人和孩子。年轻的和健康的都被分到了右边。我往前走，面对面看着这位英俊的男人，和他纤尘不染的制服。他上下打量我，似乎很愉快的样子，一语不发指了指右边。“可是我父母都去了左边。”

    那个魔鬼露出微笑。他的两排牙齿之间露出一道缝隙：“你不多久就会和他们在一起了，不过相信我，眼下，你去右边会比较好。”

    他看起来非常善良，非常和蔼。我就去了右边。我回头望去，想找到我的父母，然而他们被肮脏、疲惫的人群所呑没，随着五人一列的队伍，安静地走向了毒气室。

    接下两年发生的事情，我根本没法全盘说出来。有些事我已经忘了，还有些我是故意忘记的。比克瑙的生活遵循着无情的规律。纳粹的行动紧张而高效，单调而冷酷。死亡时刻都会降临，然而连死亡也变得麻木呆板了。

    我们被剃了毛，不仅是头发，而是所有的地方，腋下、胳膊、腿、阴毛，都剃了。他们完全不介意剪子有没有割到我们的皮肉。我们疼得发出尖叫，他们似乎根本没听见。我们每个人都被编了号，左臂黥了字，就在手肘的下面。我再也不是艾琳·弗兰克尔了。如今我成了第三帝国的一件工具，编号为29395。他们在我们身上喷洒消毒液，他们给我们发了用粗毛线做的囚衣。我的那件闻起来有血和汗的气味，于是我竭力不做太深的呼吸。我们的“鞋”是木头块做的，配上根鞋带。我们穿着它根本没法走路——谁能呢？他们发给我们一只金属的碗，还要求我们时刻拿着它。他们说如果我们把碗放错了地方，就会立即枪毙我们。我们相信了这话。

    我们被带到了一座连猪圈都不如的营房。在那里比我们先到的妇女早已没了人的样子。她们的目光空空洞洞，动作迟缓，没精打采。我不知需要多长时间自己也会变成她们的样子。这些“活死人”当中的一位向我指出了一张空床位。五个女孩子挤在这张上下铺的木架床上，褥子只不过是一点点爬满虫子的烂稻草。我们互相作了介绍。—对姐妹，罗莎和罗吉娜。其余的分别叫丽恩和蕾切尔。我们都从德国来，在生死筛选的坡道上，我们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那天晚上，我们组成了一个新家庭。大家手拉手一起祈祷，没有人睡得着觉。

    第二天凌晨四点我们就被叫起来了。今后的两年里，我每天都必须四点钟醒过来，除非有时候他们半夜命令我们出来突击点名，那样的话我们就会站在冰冷的空地上一直到天亮。我们被编成了一个个“突击队”，送到外面做工。大多数的日子里，我们会去周围的农村，铲沙子，筛沙子，为集中营的建筑工地准备材料，还有时候我们得修路、运石头。我每天都在挨打：棒打，鞭子抽，脚踢肋骨：挨打的由头可能是我掉了一块石头，或是扶着铲子柄休息太长时间了。这两个冬季寒冷彻骨，他们没有发给我们额外的冬衣，即使在户外工作也没有。夏天是酷暑，我们都得了疟疾。那些蚊子对日耳曼“主子”和犹大奴隶一视同仁。连门格勒也得了疟疾。

    他们给的食物根本不够我们活着，这样一来我们长期处在饥饿状态，同时还能为第三帝国奉献仅有的体力。我绝经了，乳房也瘪了。来到比克瑙没多久，我看起来也和那些“活死人”没什么两样了。早餐，我们领到的是一种灰颜色的水，他们管它叫“茶”。午饭是腐臭的汤，我们得在工作的地方就地解决。有时候，也许会有一小块肉。有些女孩子不肯吃，因为那看起来不合犹太教的洁净教条。在奥斯威辛的比克瑙分营，我自己是不顾什么宗教教规了。死亡集中营里没有上帝，而且我也恼恨上帝抛弃了我们，让我们沉沦在命运里。如果我碗里有肉，我就吃了它。晚饭，他们给我们发面包。与其说是面包，不如说是木屑。我们学会了晚上吃一半，剩下的一半留到第二天早上。这样我们在跋涉着去工地之前胃里可以有点东西。如果你干活的时候瘫倒了，他们就会揍你。如果你爬不起来，他们会把你扔到板车上，送你去毒气室。

    这就是我们在比克瑙女子营的生活。我们醒过来，将死去的人从床铺上搬开，幸运的人会在睡梦中死去。我们喝着灰色的“茶”。我们列队点名。我们排着整齐的五人一队去上工。我们吃中饭。我们挨揍。我们回营。我们点名。我们吃面包。我们睡觉，等着一切重演一遍。他们让我们在安息日那天做工。礼拜天是他们神圣的日子，于是不上工。每隔两周的星期天，他们剃光我们的毛发。—切都有日程。一切，除了选择杀人是随时随刻的。

    我们学会了预料他们的举动。就像禽兽，我们的生存本能变得高度敏锐。营内的人丁数目就是最可靠的预警指标。营里人太满了，他们就该选人杀了，从来没有发出过什么警告。点名过后，他们命令我们在营区的大路上排好队，等待着门格勒和他的筛选小组，等待着一次或生或死的机会，去证明我们还有干活的能力，还有活下去的价值。

    筛选过程延续了一整天。有些人根本没机会站在门格勒的桌前接受筛选，他们早就被党卫军的虐待狂“选中”了。有个名叫陶布的虐待狂，他就喜欢让我们“做锻炼”，据说是为了让我们在选官面前更强壮。他强迫我们做俯卧撑，接着他会命令我们把脸埋在淤泥里，挺着不许动。陶布有个特殊的手段，专门用来惩罚那些忍不住挪动的女孩子。他会用脚踩住她的头，将全身重量压上去，踩碎她的头骨。

    最后，我们来到“法官大人”面前。他上下打量我们，记下我们的编号。张嘴，张大下巴。举起胳膊。在这个污水坑一样的地方，我们努力地保持健康，然而根本做不到。谁要是喉咙疼，就可能被送去毒气室。药膏是宝贵的，怎么能浪费在犹太人身上。所以，手指划伤了也可能被门格勒选送到毒气室。

    如果我们通过了目测，我们的法官大人还要最后搞一道测试。他指着一道阴沟，说：“跳吧，犹太人。”我来到沟前，鼓起全身气力一跳。落在另一边，就能活，至少可以活到下一次的死亡筛选；如果掉进沟里，那我就得被拋上平板车，开往毒气室。我第一次经历这种疯狂的时候，心想：我是德国的犹太裔女孩，来自柏林的体面人家，父亲是著名画家，为什么要去跳这道沟？那次过后，每次我除了想跳到对岸去，双脚站稳，再没别的想法。

    罗莎是我们这个新家庭里第一个被选去的。她不幸染上了疟疾，病得很重，偏巧赶上一次“大选”。门格勒眼光专业，逃不过去的。罗吉娜求那魔鬼把她也一起选去，这样她的姐姐就不用在毒气里孤单死去。门格勒微笑着，露出两排牙齿间的缝隙：“你很快也会去的，不过你还能再工作得稍久些。到右边去。”平生第一次，我庆幸自己没有姐妹。

    罗吉娜不吃东西了。他们打她的时候，她也似乎浑然没有知觉。她已经迈过了那条线。她已经死了。下一次选人的时候，她耐心地等候在队伍里，熬过了陶布的“锻炼”，逃过了踩碎头颅的厄运。当她最终来到选官的桌前，她扑向门格勒，想用一把勺子的勺柄扎穿他的眼睛。—名党卫军开枪打中了她的腹部。

    门格勒显然是怕了：“别为她浪费毒气！把她扔进火里！用她填烟囱！”

    他们将罗吉娜拋上一辆推车。我们看着她走远，祈祷着她到达火葬场之前就早些死去……

    1944年秋，我们开始听得见俄军的枪炮声。九月，集中营第一次响起了空袭警报。三周过后，警报又响起来，营区的高射炮第一次开了火。同一天，位于第四火葬场的特遣队暴动了。他们用斧头和锤子攻击了党卫军警卫，在火葬场放起了火，后来就被机枪镇压下去了。一周后，炸弹落在营内。我们的“主子”们开始表现出焦灼。他们看起来不再是那么不可战胜，有时候甚至显得有些害怕：这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快感和微小的希望，毒气屠杀停止了。他们依旧杀人，不过他们必须亲自动手了。被选出来的囚徒在毒气室里或在第五火葬场附近被枪杀。很快，他们就开始拆除火葬场。我们幸存的希望越来越大了。

    从那年秋天到冬天，处境恶化了。食物不足，每天都有许多妇女晕倒、饿死、累死。伤寒带走了很多人。到了十二月，盟军的炸弹落在了法本公司的合成燃料和橡胶厂里。几天后，盟军又进攻了，不过这一次炸弹投在比克瑙城内的党卫军诊所的营房里，炸死了五名党卫军。集中营的卫兵越发躁怒，越发难以预料。我躲着他们。我尽量把自己藏起来。

    新年到了，1944变成了1945。我们能感觉到奥斯威辛正在死去。我们祷告着诅咒它死得快些。我们讨论着该做什么。我们该不该等着俄国人来解放我们？我们该不该尝试逃跑？如果我们成功越过铁丝网，又该往哪里去？波兰的农民恨我们，和德国人没什么两样。我们等着吧。此外还能做什么呢？

    到了一月中，我嗅到了烟味。我顺着营房的门向外望，营区里到处是熊熊燃烧的篝火。这气味很异样。这是第一次，他们烧的不是人。他们烧的是纸——他们在烧自己的罪证。纸灰在比克瑙飘飞着，如同雪花：两年来我第一次露出微笑。

    1月17日，门格勒走了。快终场了。午夜过后不久，做了一次点名：我们被告知，整个奥斯威辛集中营将会撤空。帝国依然需要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人步行撤离，生病的留在原地听天由命。我们排好了整齐的队伍，五人一列，撤了出去。

    凌晨一点，我最后一次穿过那地狱之门，从抵达此地至今，整整两年，几乎一个小时都不差。我至今还没有自由：我还要经过最后一次考验。

    雪又大又急地下着，冷酷无情，我们能听见远处的大炮正在交火角力，如雷鸣电闪。一群似乎望不到尽头的活死人，穿着破破烂烂的条纹囚衣和所谓的木鞋，枪杀和风雪一样，急迫而残酷。我们努力数着枪声。一百……两百……三百、四百、五百……再接下来，我们就不数了。一声枪响就又添加了一条殒灭的生命，就又添了一桩谋杀。从出来以来，我们数了几千记了。我当时恐怕还不等到达目的地，我们就全都死掉了。

    丽恩走在我的左侧，蕾切尔在右侧。我们不敢趔趄跌跤。那些跌倒的人当场就被枪杀了，丢进阴沟里。我们也不敢脱离队伍或是落在后面，因为那样也会被射杀。尸体一路丢弃。我们从他们身上踩过去，一边祈祷着不要蹒跚打晃。我们渴了就吃雪，但是对于可怕的寒冷，我们就毫无办法了。有个妇女可怜我们，就把煮熟的土豆拋过来。谁要是傻乎乎地去捡，都会被射杀。

    我们在谷仓里或是在废弃的军营里睡觉。谁要是醒来的时候起床不够迅速，也会被枪毙。我的饥火几乎要在胃里烧出一个洞来，这比在比克瑙时的饥饿还要厉害得多。不知怎地，我还是鼓足气力，始终走在一队人的前面。是啊，我想活下去，不过，想活下去也成了一种挑衅。他们盼着我跌倒，那样就可以顺手杀了我。我希望看见他们的“千年帝国”土崩瓦解。我要好好庆祝它的死亡，就像德国人以杀戮我们为乐一样：我想到了罗吉娜，想到她扑到门格勒面前，打算用勺子杀了他。罗吉娜的勇气给了我力量，每走一步，都是一次抗争。

    到了第三天，傍晚时分，他找上了我。他骑在马上。我们坐在路边的雪地里，正在休息。丽恩靠在我身上，她的眼睛闭着，我担心她已经死了。蕾切尔把雪压在她嘴唇上，弄醒了她。蕾切尔是最强壮的一位，她几乎是一直扛着丽恩走了一整个下午。

    他看着我。他是党卫军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在纳粹统治下生活了十二年，我早已学会了识别他们的徽标。我努力想把自己藏起来，于是扭头面对着丽恩。他勒住缰绳，调整了身体的位置，为的是再仔细看看我。我不知道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是啊，我曾经是个漂亮姑娘，可是现在我很丑陋，而且肮脏、疲惫、恶心，简直是一具会走路的骷髅架子。我自己都无法忍受自己的臭味。我知道如果同他有所接触，结果肯定好不了。我把头埋在膝盖里，假装睡觉。他很聪明，一眼就看穿了。

    “你，就是你！”他喝道。

    我抬头看去，马背上的男人正径直指着我。

    “对，就是你。站起来，跟我走。”

    我站起来。我要死了，我知道。蕾切尔也明白。我能从她眼里看出来。她已经没有哭得出来的眼泪了。

    “记着我。”我耳语了一句，随即跟着那个马背上的男人进了树林。

    谢天谢地，他没让我走太远的路，仅仅离开路边几米远，来到一棵倒下的树旁。他下了马，把马拴住，坐在了倒下的树上，又命我坐在他旁边，党卫军的人从没有让我做过这样的事。他用手掌拍着树。我坐下了，不过比他指定的地方远了几寸。我害怕，不过我还是为自己身上的气味而感到羞愧。他挪近了些，他的酒气也是臭的。我死定了，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直盯着眼前。他摘下手套，然后摸了我的脸。在比克瑙两年来，还没有党卫军的人摸过我。这个男人，这个党卫军的少校大队长，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摸我？我忍受过许多煎熬了，然而这一次绝对是最恶心的。我直愣愣盯着前方。我的身体在灼烧。

    “多么可惜，”他说，“你曾经非常漂亮吧？”

    我想不出来该说什么。经过在比克瑙的这两年，我懂得眼前这样的情景里，不管说什么都不对。如果我说是的，他会责骂我是犹太式的傲慢，然后杀了我；如果说不是的，他也会杀了我，因为我撒谎。

    “我要和你分享一个秘密，”他说，“我对犹太女子一向都很迷恋。如果你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会建议把男人都杀了，女的归我们享用。你有孩子么？”

    我想到了在比克瑙走进毒气室的那些儿童。他用五指掐住我的脸，逼我答话。我闭上眼睛，竭力不让自己喊出来。

    他重复了刚才的问题。我摇着头，他这才松开了手。

    “如果你熬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也许将来你会生个孩子。你会不会告诉这孩子战争中发生的事情？或者，你会不会觉得太羞愧了，说不出口？”

    生个孩子？我这种处境中的女子怎么会想到生孩子的事？以往的两年我所做的仅仅是奋力地活下去，生孩子的事完全超越了我的想象。

    “回答我，犹太人！”

    他的嗓音突然变得粗暴：我感到形势会一发不能收拾：他再次捏住我的脸，扭转过来面对着他。我想躲开他的目光，然而他摇晃着我，强迫我看着他的眼睛。我没有气力挣扎：他的面孔立即刻入了我的记忆，还有他的嗓音和奥地利德语的口音，至今还会在我耳边回响。

    “你会如何向你的孩子讲述战争？”

    他想要听什么？他想要我说什么？

    他捏我的脸：“说话，犹太人！关于战争，你会对你的孩子说些什么？”

    “真相，大队长先生。我会把真相告诉我的孩子。”

    这话是怎么想起来的，我实在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要死了，至少我会死得有一点点尊严。我想到了罗吉娜，她扑向门格勒，她的武装仅仅是一把勺子。

    他松开了手。第一道危机似乎过去了。他重重地吐着气，倒好像做了一整天苦工，筋疲力尽了一般。接着他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一只细长的酒瓶，长长地灌了一口。谢天谢地他没要我喝。他把酒瓶放回口袋，又点起一支烟。他是想告诉我，我有酒精和烟草，你什么也没有。

    “真相？什么是真相？犹太人，如你所见的就是真相？”

    “比克瑙就是真相，少校大队长先生。”

    “不，我亲爱的，比克瑙不是真相。比克瑙是个谣传。比克瑙是帝国和基督教的敌人编造出来的。它是斯大林主义，是无神论的宣传。”

    “那毒气室是怎么回事？火葬场呢？”

    “这些东西在比克瑙根本不存在。”

    “这些东西我看见了，大队长先生，我们都看见了。”

    “没人会相信这回事：没人相信会杀这么多人。好几千？当然，死几千人是可能的。毕竟是战争，还说得过去。数十万？也有可能吧。好几百万？谁信？”他抽出根香烟，“跟你说实话，我就算是亲眼见到了，还是不能够相信。”

    一声枪响穿过树林，接着又是一声。又死了两个女孩子。大队长先生又掏出瓶子灌了一大口酒。他为什么喝酒？是想让身子暖和些？还是为了下定决心，然后再杀了我？

    “我要告诉你该把战争说成什么样子。你必须说你被转移到了东线，你有份工作。你吃得饱饱的，医疗卫生条件也不错。说我们对你们不错，很人道。”

    “如果这就是真相，大队长先生，那我怎么会变成活骷髅的？”

    他没话可答，只是掏出手枪，指着我的太阳穴。

    “把这段话背下来，犹太人。你们被转送到东线，你们吃得饱饱的，医疗卫生条件都好。毒气室和火葬场都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编造出来的。把这些话背出来，说呀，犹太人。”

    我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是再没有活命的希望了。即使我说了这些话，还是得死。我不会说的。我才不会让他满足呢。我闭上眼睛，等着他的子弹穿过我的脑颅，消解我所有的苦难。

    他放低了枪口，呼喝起来3另一名党卫军跑过来了。大队长命令他站在我身边看守着我。他自己起身离开，穿过树木，走回大路。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又带回了两名女子。一个是蕾切尔，另一个是丽恩。他下令让那个党卫军走开，然后用枪指住丽恩的前额。丽恩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她的性命在我的手上了。

    “快说吧，犹太人！你被转移去了东线，你有足够的食物，吃得饱，医疗卫生都很好。毒气室和火葬场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宣传。”

    我不能眼看着因为自己的沉默而害丽恩被杀。我开口要说话，不过还不等我复述那些话，蕾切尔就喊道：“别说，艾琳。他反正要杀了我们的。不要让他称心。”

    大队长把枪口从丽恩头上移开，用它抵住了蕾切尔的头：“你来说，犹太婊子。”

    蕾切尔直盯着他的眼睛，一语不发。

    大队长先生扣动了扳机，蕾切尔倒毙在雪地里。他再次用枪顶住了丽恩的头，再次命令我说话。丽恩缓缓摇着头。我们用眼神相互道别。又一声枪响，丽恩倒在了蕾切尔身边。该轮到我了。

    大队长用枪指着我。大路上传来呼喝声。“起来！起来！”党卫军用刺刀赶着姑娘们站了起来。我知道我的跋涉到了尽头。我不会活着离开此地了。我将倒在这里，在一条波兰的大路旁，然后就地被埋起来，我的坟堆上也不会有墓志铭。

    “关于战争，你会对你的孩子说些什么，犹太人？”

    “真相，大队长先生。我会告诉我的孩子真相：”

    “没人会相信你的。”他把手枪放回了枪套，“你的队伍出发了，你应该归队，掉队是什么结果你应该知道的。”

    他上了马，猛地一拽缰绳。我瘫倒在雪地里，身边是我的两个朋友的尸体。我为她们祷告，求她们原谅。队伍的末尾走过来。我蹒跚着穿过树木，归队了。我们走了一整夜，排着齐整的五人一列。我一路抹着结成冰的眼泪。

    走出比克瑙五天之后，我们来到沃济斯瓦夫的一座西里西亚人的村庄。我们来到火车站，像畜群般挤上了运煤车，夤夜赶路，在敞开式的车皮上，裸露在一月的苦寒中。德国人用不着为我们浪费宝贵的弹药了。我们一节车皮上就冻死了一半的女人。

    我们来到一处新的营地——拉文思布吕克，然而那里的存粮不够，负担不了更多的囚犯。几天后，我们一部分人继续转移了，这一次是坐平板卡车。我的跋涉终结在诺伊施塔特-格莱沃的一座集中营里。那是在1945年5月2日，我们醒来时发现党卫军魔鬼们都逃离了集中营。当天晚些时候，美军和俄军士兵解放了我们。

    至今十二年过去了。蕾切尔和丽恩的面孔没有一天不出现在我眼前——还有那个谋杀她们的人的脸。她们的死对我来说重于泰山。如果我复述了那个大队长的话，也许她们还能活，而我会躺在波兰公路旁的一处无名墓穴里，成为又一个不知名的受难者。每到她们遇害的纪念日，我都会为她们念祷告词。我这样做是一种本能的习惯，而不是出于宗教的信仰。在比克瑙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

    我的名字叫艾琳·艾隆、我从前的名字是艾琳·弗兰克尔。在集中营里我的编号是29395。以上是我在1945年1月之前所经历的比克瑙“死亡之旅”。

    <hr />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