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

    天亮后一个小时，加百列开车穿过瑞士国界，进入意大利境内，他很久没有因为离开一个地方而这么高兴了。车子向米兰驶去，安娜在副驾驶座上睡觉，似乎在做噩梦，脑袋不安分地动来动去，好像内心正上演着激烈的斗争。等她终于挣脱噩梦，睁开眼睛时，她就跟完全不认识加百列似的，瞪大眼睛看着他，一副错愕的样子。不一会儿，她又闭上眼睛，沉沉地睡去，继续在那无边的噩梦中挣扎。

    车子开到路边一家咖啡馆门口停了下来，两人下去吃了点东西。他们点了煎蛋卷和面包，就着白咖啡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其间一句话也不说，就像一对饿昏了的情侣。快到米兰的时候，两人最后一次核对了一下事先订好的计划，安娜坐飞机回里斯本，加百列则继续开车去罗马。到了机场，加百列在航站楼前停了车。“你走之前，我还有件事情想问。”他说。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告诉警方藏画失窃的事吧。”

    “嗯，是的。”

    “答案很简单，我不信任他们。要不然我也不会回你电话，更不会把你带去藏画失窃的地下室了，”说着，她握住他的手，“我不信任瑞士警方，艾隆先生，你也不应该信任他们。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暂时满意了。”

    安娜下了车，消失在航站楼里。她身上的香水味萦绕在车里，久久不去，就像困扰着加百列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一伙职业艺术品窃贼花了那么大力气偷走了一批私人藏画，却唯独把拉斐尔的作品留在了客厅里呢？

    罗马秋意浓浓，空气中混杂着苦咖啡、烟熏肉、橄榄油爆香蒜头和落叶的气味。加百列在波各塞公园对面的一家小旅馆里开了个房间。站在房间的窗前，楼下是一座小小的庭院，庭院里有座不喷水的喷泉，女士们打着遮阳伞在外面走着。加百列爬到床上，一躺下就睡着了。

    他已经很久没有梦到当年的那起惨案了，但是今天凌晨在苏黎世发生的事情冥冥之中唤醒了他潜意识里的某些东西，令他再一次梦到了维也纳。和以往夜夜出现的梦境一样，一开始，妻子上了他的车，准备带孩子出门。他帮后座上的儿子系好了安全带，全然不知已经把孩子绑到了炸弹上。那颗炸弹是巴勒斯坦的一个仇家放到车上的，目的是让他家破人亡。他吻别了爱妻，跟她说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句晚安，便走开了。不一会儿，车子突然爆炸，他赶紧转过身去，狂奔起来。在梦里，他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才跑到车边，但实际上，这段距离只有几码而已。等他找到儿子时，儿子已被炸得粉身碎骨。前排驾驶座上坐着一个女人，她已经被烈火烧得焦黑。和以前的梦境不同的是，这次身陷火海里的女人不是他的爱妻莉亚，而是安娜·罗尔夫。

    他终于强迫自己醒了过来，醒来时出了一身冷汗，被单已经湿透了。他看了看怀表，发现自己已经睡了十二个小时。

    他洗了个澡，穿上了衣服。外面天已经大亮，一朵朵蓬松的白云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飘浮着，大街上吹着阵阵凉风。昨夜下了雨，人行道上还有—摊摊积水，强风吹过，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白色的小水泡。加百列步行去了威尼托街，在那里买了份报纸，然后进了家咖啡馆，边吃早餐边读报纸。

    一个小时后，他离开咖啡馆，进了一间电话亭，凭记忆拨了一个号码。等了很久，电话终于接通了，对方似乎有些迟疑地问道：“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加百列自称史蒂文斯，这是他工作时用的名字。他说想跟贝克先生在因德拉波餐厅吃个午饭。对方迟疑了一会儿，接着电话里传来嘈杂的转接声，听起来像是瓷器被打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电话又通了。

    “贝克先生说没问题。”说完，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

    加百列等了两天。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先去波各塞公园寂静的林荫道上跑几圈，然后走路去威尼托街喝咖啡。那条街上有家咖啡馆是由一个漂亮的褐发女郎打理的。第二天，他注意到店里有个穿着黑色长袍的神父很眼熟。加百列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人。结账时，他发现褐发女郎在账单背面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加百列抱歉地笑了笑，走时将账单留在了吧台上。神父仍待在咖啡馆里。

    那天下午，加百列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观察自己有没有被人跟踪。他流连于罗马大街小巷的教堂，不停地观赏各种各样的壁画和祭坛画，直到脖子累到酸疼难耐了为止。他几乎可以感觉到恩师翁贝托·孔蒂站在自己身边谆谆教诲的样子。孔蒂和阿里·沙姆龙一样，都认为加百列卓有天赋，因此对他器重有加。当加百列还是个学徒的时候，孔蒂总是时不时跑到他住的那家破败不堪的小旅馆，把他拉到夜色弥漫的威尼斯到处看画展。孔蒂评价一幅画就像评价女人一样——“瞧瞧人家那用光、那技法，还有那双手。噢，我的天哪，那双手简直是太绝了。”

    加百列在威尼斯的邻居是个巴勒斯坦人，叫赛义卜。他是个体型瘦削的知识分子，经常写些言辞激烈的诗歌和小册子攻击以色列，说以色列人是纳粹党。每次看到赛义卜，加百列就会想起“黑色九月”在意大利的行动组长阿卜杜拉·兹威特——这个人已被他在罗马安娜巴利亚诺广场的一处公寓楼梯井里暗杀了。

    “我是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罗尔夫小姐。”

    “什么样的特别行动小组？”

    “一个反恐小组，专门负责追踪暴力袭击以色列的人。”

    “巴勒斯坦人？”

    “大多数情况下，是的。”

    “找到恐怖分子后，你会做什么？”

    加百列沉默了……

    “告诉我，艾隆先生，找到恐怖分子后，你会做什么？”

    每到夜深人静时，赛义卜就会像兹威特的幽灵一样来到加百列的房间，手里总是拿着一瓶廉价葡萄酒和几支法国香烟。他一进门就盘腿坐在地上，跟加百列长篇大论地讲述巴勒斯坦人蒙受的苦难。犹太人！西方人！腐败的阿拉伯政权！他们所有人的双手都沾满了巴勒斯坦人的血！每到这时，加百列只是一边点头附和，一边毫不客气地享用着赛义卜带来的烟酒。有时候，他也会亲自谴责一下以色列。这个国家撑不久的，加百列在一次令人难忘的发言中说道，最终，这个国家会在激烈的内部矛盾中走向末路，就像资本主义一样。赛义卜听完，大受感动，他还把这句话改了改，专门收录在自己写的下一篇文章里。

    加百列做学徒期间，沙姆龙允许莉亚每个月来看她丈夫一次。他们一见面，就会激烈地做爱。做完后，两个人躺在单人床上，她每次都会恳求加百列回特拉维夫。莉亚来威尼斯的化名是伊娃，身份是一个在汉堡学社会学的德国人。每次赛义卜带着红酒和香烟前来造访，她都会满腹热情地跟他讲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赛义卜盛赞她魅力非凡。

    “哪天你有空一定要去趟巴勒斯坦，看看那片神奇的土地。”他说。“好啊，”莉亚说道，“哪天有空就去。”

    加百列每晚在旅馆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第二天晚上，店主免费款待了他，好像对二十年来每周都会光顾小店的常客一样。店主把他让到厨房附近的雅座上，给他上了一盘又一盘开胃菜，直到加百列招架不住，连连求饶为止。接着端上桌的是意大利面、鱼和各种各样的甜点。喝咖啡的时候，加百列收到一张字条。

    “这是谁给的？”加百列问店主。

    店主摊了摊手，用罗马人惯有的姿势表达了他的困惑：“一个男的。”

    加百列看了看字条，这张字条纸张普通，字迹陌生，没有签名，上面写着：

    圣玛丽亚德拉佩斯教堂，一小时后。

    随着夜色渐深，天气也渐渐转凉，波各塞公园的树林里刮着阵阵疾风。加百列走了好一阵子——他先上了旅馆所在的那条路，然后沿着威尼托街往前走，最后上了一辆出租车。他在旧城区的边缘下了车。

    加百列在狭窄的街道和寂静的广场上游逛了二十分钟，确信自己没有被人跟踪后，他走上了纳沃纳广场。虽然寒意刺骨，广场上依然人潮涌动，咖啡馆里宾客满座，街头艺术家叫卖着廉价的画作。

    加百列慢慢地围着广场转悠，他时不时停下脚步，一会儿观赏一下华丽壮观的喷泉，一会儿听听路边的盲乞丐漫不经心地弹奏只有四根弦的吉他，他还往乞丐的篮子里扔了几枚硬币。身后有人在跟踪，他能感觉到这一点。

    他往教堂走去，中途又突然折了回来。跟踪者此刻就在弹吉他的盲乞丐身边围着的那群人中。加百列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你周围没有可疑的人了，”那个男的说，“进去吧。”

    教堂里空无一人，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香烛和熏香味。加百列穿过中殿，来到祭坛前。身后的门开了，闹市的声音传遍了整座教堂。加百列回头看了一眼，来者只是个前来祷告的普通老妇。

    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这次来的是个穿皮夹克的男子，他眼睛漆黑，目光敏捷——这就是拉米，沙姆龙的贴身保镖。他跪在长凳上，用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加百列暗自好笑，转过头去，看着祭坛。门又开了，闹市的声音传了进来。这一次，加百列根本就懒得转过头去看，因为他已经听到了那熟悉的、铿锵有力的脚步声，毫无疑问，来者就是阿里·沙姆龙。

    过了一会儿，沙姆龙走到他身边，抬头望着祭坛。“这是什么，加百列？”他不耐烦地问道。沙姆龙没有艺术鉴赏能力，在他的眼里，世间的美莫过于两种——策划一起完美的行动，或者将敌人碎尸万段。

    “这些壁画是拉斐尔偶然画下来的。他平时只为教皇和教皇的亲信创作壁画，但这间礼拜堂的主人是个出身名门的银行家，名字叫做阿戈斯蒂诺·基吉。拉斐尔把作画的酬劳报给他时，基吉大怒，跑去找米开朗基罗评理。”

    “米开朗基罗怎么说？”

    “他说拉斐尔本来可以报更高的价的。”

    “是我的话我肯定会站在银行家那一边。我们出去走走吧，待在天主教堂里让我浑身不舒服，”他僵硬地笑了笑，“小时候在波兰留下了点心理阴影。”

    他们沿着广场的边缘走着，机警的拉米跟在后面，就像沙姆龙的负罪感一样如影随形。他两手插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沙姆龙默默地听着加百列跟他讲罗尔夫家藏画失窃的事情。

    “她把这件事情告诉警方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加百列把安娜跟他说过的话复述了一遍。

    “为什么罗尔夫老头子要把这批画秘密收藏起来呢？”

    “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或许这批画本身就是见不得光的。”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个艺术品窃贼？”

    “也不是说他是个艺术品窃贼，但有时候事情比你想象的更复杂一点。可能罗尔夫这批藏画的来历并不是那么干净。毕竟，我们谈到的是瑞士这个国家。”

    “怎么说？”

    “瑞士的银行金库和地下室里堆满了历史上劫掠过来的赃物，包括艺术品。可能我们说的这批藏画根本就不是罗尔夫本人的财产。可以确定的是，不管偷走这批藏画的人是谁，他们肯定有特殊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钱，他们不可能会留下那幅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拉斐尔画作不管的。”

    “这批画还有没有被追回的可能？”

    “也不是没有，这取决于它们有没有被转手出去。”

    “这样一批画在黑市上卖得快吗？”

    “可以卖得很快，但这样一来肯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不过这起案子也可能是委托窃贼做的。”

    “怎么说？”

    “有人花钱雇了职业人士来盗这批画。”

    “杀害罗尔夫也在他们的计划之中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

    沙姆龙似乎突然累了，他在一座喷泉边坐了下来。“我不像年轻时那么经折腾了，”他说，“跟我说说安娜·罗尔夫这个人吧。”

    “可能的话，我们最好永远不要把这个人牵扯进来。她反复无常，阴晴不定，抽烟抽得比你还厉害。但她拉起小提琴来比谁都要好听。”

    “你正适合与这样的人打交道。你就把她看成一件艺术品来修复吧。”沙姆龙开始猛烈地咳嗽起来，浑身不住地颤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平复下来：“她知不知道她父亲为什么要联系我们？”

    “她说不知道。他俩关系不太好。”

    这句话似乎戳到了沙姆龙的痛处。他自己的女儿就远远地搬去了新西兰。他每个月给她打一次电话，但她从来不回电。他最害怕的，是自己死后，女儿甚至不会回来参加葬礼或者诵念悼词。他花了很长时间又点上了支烟：“你还有什么要继续追查的吗？”

    “有一条线索。”

    “有价值吗？”

    “我觉得值得一试。”

    “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一些资源来实施监视行动。”

    “地点在哪？”

    “巴黎。”

    “监控对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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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