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米勒画廊位于圣奥诺雷郊区街和歌剧院大街之间一条小路的拐角处，隔壁两家店一家卖手机，另一家卖谁也不会穿的高档男装。门上贴着一块字迹工整的蓝色标牌，上面写着“只接受预约”。厚重的安全玻璃后面摆着两幅小型装饰画，都是些法国二流花卉画家的作品。加百列不喜欢法国花卉画家，他曾经修复过三幅这样的作品，这些画作修复起来简直乏味得要死。

    沿着画廊对面的街道向北走五十五码，就可以看到一家小旅馆，名字叫做洛朗斯酒店。加百列把盯梢点选在了这里。他以海因里希·基弗的身份登记入住，前台给他安排了顶层的一个小房间。一进门就能闻到一股科尼亚克白兰地酒的味道，还有一股难闻的烟味。他告诉前台服务员自己是个剧作家，这次来巴黎是为了写一部电影剧本，电影的背景就设在战争时期的法国。他说自己会在房间里工作很长时间，希望服务员不要进去打扰。在酒吧喝酒时，他总是对女服务员态度粗暴。每次清洁工想进来打扫房间时，他都会大喊大叫地把她们轰走。如果客房服务生没有及时端来咖啡，他就会把他们训斥一顿。很快，洛朗斯酒店上上下下的员工和大多数住客都已经知道顶楼里住着一个脾气古怪的德国剧作家了。

    加百列这次开车来巴黎途中，曾在尼斯机场停留了一段时间。他将租来的奔驰车弃置荒野，又另租了一台雷诺车。租车中介是一个生活在普罗旺斯的犹太人，叫亨利，他的家庭在法国大屠杀中生存了下来。在机构的词典里，亨利是个志愿者，他在必要的时候为组织提供便利。这样的志愿者在全球各地有成千上万人，他们有的是银行家，会给机构的外勤特工提供资金；有的是酒店职员，会给外勤特工提供住宿；还有的是医生，他们会—声不响地给受伤或生病的特工提供治疗。就亨利的情况而言，加百列无需办手续就可以从他那里租到雷诺车，这样一来，即使有人追踪也无据可查。

    加百列到巴黎后不久，就硬着头皮联络了巴黎分局的头目乌兹·纳沃特。纳沃特生着金红色的头发，体型就像摔跤手一样健硕。作为沙姆龙忠实的手下，他一直对老家伙偏爱加百列很不满，并对加百列怀恨在心，就像二儿子嫉恨大儿子一样，处处跟他作对。两人坐在杜伊勒里花园喷泉边的长凳上开会，彼此态度冷淡。会议的气氛很僵，就像两个敌对的将领在开展停火谈判。纳沃特明确表示，他认为一个小小的监控行动不需要劳烦加百列·艾隆先生的大驾，巴黎分局自己就可以搞定。他也非常介意沙姆龙竟然不告诉自己，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艺术品交易商就需要机构费这么大的力气来监视。面对纳沃特喋喋不休的声讨，加百列相当坚忍地保持了克制。他一边听，一边将手中的法式长棍面包撕成碎屑，喂给鸽子，时不时配合地点点头。二十分钟后，当纳沃特穿过碎石小径气冲冲地离开时，加百列已经张罗好了所有需要的东西，包括监视人员数名，几台频率安全的无线电，汽车，窃听设备和一把点二二口径的伯莱塔手枪。

    监视人员跟踪了他两天，这不是什么难事，因为米勒的作息很规律。就算他是个罪犯，看起来也不太像。每天早晨九点四十五分，他准时出现在画廊门口；到了十点，他就已经准备好营业了；下午一点三十分，他关门歇业，走到里沃利街的一家餐馆吃饭，中途他会在报刊亭买一份报纸。无论是吃午饭还是买报纸，他总是会去固定的地方。

    第一天出勤的监视员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叫奥代德。第二天出勤的是一个瘦削的小伙子，叫莫迪凯。他早上一直冒着严寒蜷缩在人行道边的一张椅子上。吃完午饭后，他跟着米勒回到了画廊，然后去洛朗斯酒店跟加百列汇报情况。

    “跟我讲讲吧，莫迪凯，”加百列说，“他今天午饭吃了什么？”

    监视员失望地皱了皱眉，回答道：“他吃了牡蛎。点了好大一盘，简直是暴殄天物。”

    “你呢，莫迪凯？”

    “鸡蛋和炸薯条。”

    “味道怎么样？”

    “还不错。”

    到了傍晚，米勒的行动依然很规律。他会在画廊里待到六点半，离店之前，他会把装满垃圾的深绿色袋子放在街边等着夜间回收。关店后，他会穿过汹涌的人潮来到香榭丽舍大道上最有名的饭店一一富凯餐厅。第一天晚上，奥代德负责收走米勒留在街边的垃圾，交给加百列，莫迪凯则负责跟踪米勒到富凯餐厅：第二天晚上，两个人的职责换了过来。当米勒在富凯餐厅跟电影界和文学界的名流喝着香槟时，加百列在旅馆的房间里干着谁也不羡慕的脏活——翻垃圾。米勒扔掉的垃圾跟他一天的作息一样，没什么稀奇的地方。里面无非是一些看完就扔、用六种语言写成的传真，还有一些不重要的邮件、脏兮兮的烟蒂、用过的纸巾、咖啡渣等。

    从富凯餐厅出来后，米勒会在第八区寂静的小巷里散一会儿步，然后去一家小酒馆吃点便餐。吃完饭后，他会回到自己的公寓。眼看着这两天一无所获，奥代德不耐烦了：“或许他只是个生意不太好的瑞士画商而已。你这样做可能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搞得我们也跟着你瞎忙活。”

    但加百列对奥代德等人的抱怨置若罔闻。过了午夜后不久，他在旅馆房间的窗口看到画廊外停了一辆没有标志的客货车。接下来的事情就像事先编排好的舞蹈一样流畅。两个人从客货车里出来，他们用了二十秒的时间潜进画廊，解除了警报系统，然后在里面待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便溜出画廊，回到了车里。前排灯闪了两下，车子绝尘而去。

    加百列离开窗前，拿起电话，拨了画廊的号码。电话响了五声，便自动转入答录机。加百列把听筒放在电话旁边的桌上，然后把一个小型手提无线电的音量开大。几秒钟后，他听到了答录机上的录音。维尔纳·米勒在录音中说自己的画廊会在明早十点再营业，如有需要请致电预约。

    在机构的词典里，之前那两个人在米勒画廊里安装的窃听器被称为“玻璃”。“玻璃”藏在电话的电子元件中，它能监听米勒的电话和画廊里的所有谈话。由于它能从电话中充电，所以不需要电池，一旦安装成功便可以无限期使用。

    第二天早晨，米勒的画廊没有顾客光临，也没有电话打来。他自己倒是打了两通电话，一通打到里昂，向对方询问一幅画能否到货；另一通打给房东，跟他抱怨屋子里的水管问题。

    中午，他用收音机听了会儿新闻，然后在午餐时间去了他常去的那家餐馆吃饭，下午又回到画廊继续营业。五点钟时，有个女顾客打来电话询问有没有毕加索画的素描，她说的英语带有浓重的斯堪的纳维亚口音。米勒礼貌地表示，自己店里没有毕加索的素描，也没有毕加索的任何作品。他还很厚道地把两个竞争对手的姓名和地址给了她，让她过去问问。

    到了六点，加百列决定自己打电话试试。他拨了画廊的号码，然后操着一口法语，用飞快的语速问米勒先生有没有塞尚的花卉静物画。

    米勒清了清嗓子说道：“很抱歉，先生，小店没有进塞尚的任何作品。”

    “那奇怪，我收到可靠消息说你店里有一批塞尚的作品。”

    “给您消息的人估计弄错了。祝您晚上过得愉快，先生。”

    米勒把电话挂了。奥代德在窗前密切监视着画廊的情况，加百列放下话筒，走到他旁边。不一会儿，那个艺术品交易商就慌慌张张地走了出来，在暮色笼罩的小道上四处张望。

    “看到了吗，奥代德？”

    “他现在肯定是火烧眉毛了。”

    “你现在还觉得他只是个生意不太好的画商吗？”

    “他看起来鬼鬼祟祟的，不过你为什么要打电话过去吓他呢？”

    加百列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沙姆龙把这招叫做“往敌人的鞋里放石子”。一开始，敌人可能只是感到脚底不舒服，用不了多久，这颗石子就会在他的脚上划出一道口子。久而久之，伤口越来越大，整只鞋都会沾满脚上的血。

    过了五分钟，维尔纳·米勒锁了店门，准备打烊。离店之前，他没把垃圾袋放在往常的地方，而是扔在了隔壁的高档服装店门口。在前往富凯餐厅的路上，他回了好几次头，想看看有没有人跟踪，但他没有注意到体型瘦削的莫迪凯一直在街对面跟着他。维尔纳·米勒的“伤口”已经化脓了，加百列想道。很快，他的鞋子就会沾满了鲜血。

    “把他的垃圾拿给我，奥代德。”

    到了周末，米勒的作息和平常一样规律。他有一只狗，整天叫个不停。奥代德一直在楼下转角处的客货车里监听，他的脑袋简直要爆炸了。他好几次请示加百列，想借那把伯莱塔手枪把那只该死的狗了结了。当米勒去河边遛狗时，奥代德请求加百列允许他在筑堤上灭了那只畜生。

    米勒单调的生活终于在礼拜六掀起了一丝波澜。这天他家里来了一个叫韦罗妮克的高级妓女。她扇了他一个耳光，他哭着喊她“妈妈”。那只狗歇斯底里的嗥叫更是达到了高潮。奥代德一直觉得自己是见过世面的人，但他听了两个小时，实在受不了了，必须得出来透一口气，顺便去街对面的啤酒店喝一杯。事后他跟加百列说：“太他妈让人郁闷了。真该让扫罗王大道那帮负责打心理战的小伙子来听听。”

    礼拜一天亮时，没人比奥代德更高兴了。这天天气阴沉潮湿，米勒对他家的狗发了最后一顿火，便摔门而去，走到大街上。奥代德透过漆黑的车窗看着他，脸上一副嫌恶的表情。他把无线电放到嘴边，向待在旅馆房间的加百列汇报情况：“罗密欧好像要去画廊，接下来的任务交给你了。”

    话音刚落，那只该死的狗又开始叫个不停，先是隔几秒钟叫一下，像是狙击手在开枪，不一会儿就变成狂吠，像是火力全开的迫击炮。奥代德赶紧摘下耳机，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用手枕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