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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冲了个凉，刮完胡子，喝了杯咖啡，九点五十五分到达法院。又是一个好天，天气晴朗，偶有微风。阳光柔化了法院硬朗的灰色线条，看起来不那么冷酷无情了。但是法院内外的人没有一个面带微笑的，我也一样。我乘电梯直奔办公室。
埃伯哈特在办公室里，咬着石楠烟斗，看着发霉的自己。他是个难看的大块头，和我年龄一样，脸凹凸不平，好像许多零件拼凑出来的。他刚理过的头发有点儿变灰，几个月来又添了不少银丝。就在我认识凯莉前不久，他妻子黛娜和另一个男人走了，结束了他们二十八年的婚姻。他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我进去时他躲避了我的眼神，过去几周他老是这样。黛娜从他们位于诺埃谷的房子搬出去的一周后，他蓬头垢面、醉醺醺地在早晨六点出现在我家，说他从酒吧带了个女人回家过夜，但没能上床。心理上，埃伯哈特没什么大问题，但是这种打击和坦诚意味深长。也许他没法冷静地告诉我，但我知道他还在思考，所以他现在对我保持沉默。现在似乎还没到我打破沉默，找回过去友谊的时候。
我看看他，他的眼睛充满血丝，双手有些颤抖。我猜他是不是还在买醉。两周前我见到他时，他说自己已经戒酒了。但是我有点儿怀疑。
他挥手叫我坐下。“要咖啡吗？”
“不了。在家喝过了。”
“随你便。”他说，“我重读了克莱因的报告。你们陷入了最混乱的案子。”
“我知道。”
“不久的某天你会失控，被人狠狠揍一顿的。”
“我照章办事，埃伯，你很清楚。”
“都一样。你要控制好你自己。”
“好吧。”
“嗯。”他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从霍恩巴克那儿发现了什么？”
“一点点线索。六点四十分，有个慢跑的人发现了尸体，在肯尼迪路边的灌木丛里。胸口被刺，就像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只有一个伤口，贯穿心脏，凶器可能是把切肉刀。验尸官表示是当场死亡。你关于自杀的推理告吹了。”
“我想是的。”
“尸体上没有其他伤痕，”他说，“除了手上的几条小抓痕，脸颊上也有一条。”
“怎样的抓痕？”
“就是普通的抓痕。在森林或灌木丛里爬行或尸体被拖行时剐到的那种。等验尸报告出来会得到更多信息。”
“霍恩巴克的衣服怎么样？”
“脏了，有几处破了。”
“随身物品缺少了吗？”
“没有。钱包、手帕、零钱、一包烟和一盒火柴。钱包里有八十三元和一沓信用卡。似乎可以排除抢劫动机。”
我说：“我想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没有任何线索？”
“没有。受害者在别处被杀，然后被弃尸公园。”
“可能在双子峰观景台上。”我说。
“有可能。霍恩巴克的血型是显性A隐性O，和汽车前座上的血迹吻合。”
我看着他把石楠烟斗掰开，用清洁器清理了烟管。房间里太热了，角落里还开着一台便携式取暖器。最近他好像特别喜欢热，似乎总是缺少温暖——心理影响生理。我的脖子和手臂上都出汗了。
“霍恩巴克的太太说你是个蠢材。”他说。
“没错，我知道，今天早上她就这么叫我。”
“克莱因告诉她这个消息后马上回来了。他说她把丈夫的死归咎于你，还要控告你，不过她有所保留。”
“控告什么？”
“可能是你杀了霍恩巴克。”
“什么？”
“动机是你想把他偷来的钱据为已有。她觉得钱现在说不定在你这儿。”
“她疯了，”我说，“上帝啊！”
“也许。那种女人可以掀起千层浪。这就是我说的，小心某天被人狠揍一顿。”
“她不能对我做什么。”
“哦？你的故事听起来很古怪。”
“没办法，那是事实。”
“没错，但还是很离奇，而且现在还没有霍恩巴克事件的确切结果。如果不是我了解你，帅哥，我早就密切监视你了。”
“别这样，埃伯，别让我如芒在背。”
“你这么想？”
“不是吗？”
“去你的，滚出去。我还有工作。但是听着——随时准备着，以防新变化。”
“时刻准备着。”我回答。
“没错，时刻。”
我起身向门口走去。走到门边我转过身，埃伯哈特正从油布小袋里拿烟草填充石楠烟斗，生气地皱着眉。
“埃伯……”
“我没有黛娜的消息。”他头也没抬地说。
“我问你了吗？”
“你正想问。”
“……埃伯，你还好吧？”
“花花公子一个。”
“我是说……”
“我明白，别担心我了。”
“我的确担心。这就是朋友。”
“关心关心你自己的感情生活吧。凯莉怎么样了？”
“不错。”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终于抬眼看我了，眼神里有些我读不懂的东西。“她是个好女人，你这个浑蛋能拥有她实在是三生有幸啊。”他说，“让她快乐，别放开她。”
我的胃里好像被掏空了。我努力维持正常的语调：“我会的。”
“很好。现在去吧，打个胜仗。我讨厌看到你沮丧的脸。”
我挺起胸膛，大步走了出去。
<er h3">02
我办公室的答录机里没有新语音留言。我拉开威尼斯式窗帘，让阳光照射进来。这个早晨我需要阳光，贪婪地需要阳光。我沉浸在阳光里，拨了通电话到贝茨和卡朋特公司。
凯莉不在。“她和卡朋特先生一起去用午餐了，”她的秘书告诉我，“你需要留言吗？”
我回答：“就告诉她我来过电话了。”
“需要她回电吗？”
“不了。下午我会去接她。”
我坐在椅子里转了个圈，眼睛瞪着窗外。和吉姆·卡朋特出去吃午饭了；开始是晚餐，现在是午餐了。真惬意。凯莉说这只是应酬，当然，我已经这样对自己说了不下六次了。但是对于卡朋特呢？我知道他未婚，凯莉跟我说过。假如他是个极受女性欢迎的男人呢？假如他喜欢的消遗是和女雇员上床呢？凯莉可没说他是否有这种嗜好……她为什么没说呢？
傻瓜。她不可能跟他上床。她已经在贝茨和卡朋特公司干了一年多了。如果她被卡朋特的魅力所迷倒的话，不管他们是他妈的什么关系，他们早该做了。再说凯莉是个专一的女人，现在她正和我交往，两天前她还和我上了床，看在上帝的分上。
但是那次我们都觉得别扭。所以，也许她已经厌倦了我，准备找个新的对象：也许她赞同可怕的伊万的想法，觉得自己应该找个比我年轻的人；也许她在认识我之前就和卡朋特有一段关系，现在她又回到了那段关系里。
各种各样的猜疑在我脑中不断地盘旋。我无法摆脱它们，但又觉得自己愚蠢幼稚，因而闷闷不乐。同时我也感到内疚。如果凯莉与卡朋特交往，或者有这个想法，一部分责任在我。我太着急让她嫁给我，因此给了她太大压力。而且我老说她爸爸的坏话。可怕的伊万再不好，终究是凯莉的父亲。我怎能因为凯莉听她父亲的话而不是我的就责怪她呢？
与此同时我想到埃伯哈特的婚姻问题，把它和我的问题并列起来看。他的话在我耳边回荡：“她是个好女人，你这个浑蛋能拥有她实在是三生有幸啊。让她快乐。别放开她。”这话让我愈加沮丧。我从办公室冲进大厅尽头的洗手间，看着镜中的自己。为什么不把头浸到水池里去，你这个傻子？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我打开冷水阀，一头扎了进去。
回到办公室，我再次打开劳伦斯·皮尔斯的文件夹，试图投入工作。我需要工作来召回我极其丰富的想象力。但是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却是劳伦斯·皮尔斯的全彩照，像凯莉一样的红发，只是更鲜艳一点儿。我把照片倒扣过来，拿起一张简报，把第一段读了六遍，还是没有看出什么端倪。
这时，电话响了。我提起话筒：“侦探事务所。”
“我是乔治·希科克斯。克莱德·莫伦豪尔先生的秘书。”
又想怎样？
“你好，希科克斯先生。”
“关于周六的工作——莫伦豪尔先生有个额外要求。”
“什么？”
“你必须穿一件无尾晚礼服。”他说。
“穿什么？”
“无尾晚礼服。你知道什么是无尾晚礼服吧？”
“我有一点儿概念。”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但为什么呢？”
“每位男士都这样穿。”希科克斯说，“莫伦豪尔先生觉得你的穿着可能会格格不入，而在这次行动中你势必要和一些宾客接触。”
“明白。”
“如果你没有无尾晚礼服，建议你赶快想办法。这是规定。”
“我立即去租。”
“去吧。”他边说边挂了电话。
我以一臂的距离拿着听筒，对它竖起中指。“去死吧！”见鬼，我愤然摔下话筒。无尾晚礼服。我，穿着晚礼服，佩着手枪，在罗斯的某个婚礼前台保护贵重礼物。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我花了五分钟找到了藏在文件柜后面的黄页，然后拨了通电话给一家出租无尾晚礼服的店。一个周末的租金是五十美元，外加押金。没关系，反正付钱的是克莱德·莫伦豪尔，该死的无尾晚礼服又增加了一项开支。
我把尺寸报给店员，预订周五下午去取，再来看劳伦斯·皮尔斯的文件。至少希科克斯的电话把我从精神委靡中唤醒了，我开始集中注意力阅读，或者说重读。关于皮尔斯究竟在哪儿仍没有什么新发现。我意识到我可能找错了方向。
劳伦斯·皮尔斯的亲戚或朋友可能不愿意或不能透露她的去向。但伯尼丝·多兰的呢？假设多兰一直跟随着皮尔斯——这合乎常理，多兰是皮尔斯的秘书，而且她公寓的管理员告诉我她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回去了。没错，找到多兰，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就找到劳伦斯·皮尔斯了。
文件里几乎没有伯尼丝·多兰的信息。我权衡各种办法，最可行的应该是去调查她的公寓，就算没有一个邻居知道她去了哪儿，他们也可能提供关于她的有用的背景资料。如果这行不通，我再去追问《考察者》社会版的编辑，或者劳伦斯·皮尔斯的一些熟人。如果还不行，我就打电话给旧金山和海滨区叫多兰的人。可能她是本地人，有亲戚住在那儿。
此时我恢复了一点儿工作热情，暂时关上门，向停车场走去。出去透透气是个好主意，办公室里太他妈的安静，而我的脑袋却被凯莉和埃德娜·霍恩巴克的事烦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