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橘玲 本章:第六节

    走出丽嘉酒店,秋生往中环车站的方向走了几步,来到在香港很具有代表性的文华东方酒店。他坐在顶楼酒吧可以眺望维多利亚港的座位,喝着波本酒。等到傍晚六点过后,整理完交易单的交易员就会三五成群来到这里,把吧台周围挤得水泄不通。现在只有两三个客人而已,酒保闲来无事地擦着杯子。

    即使在傍晚时分,户外仍然酷热不已,地面上的水蒸气使九龙半岛的高楼大厦看起来雾茫茫的。也许又要下一场雨了。丽子入住的半岛酒店就在正对面。

    香港的人口几乎都集中在面向广东省南部的九龙半岛的南端,以及正对着维多利亚港的香港本岛北部。俗称“新界”的九龙半岛的一大半,都是清朝在1898年以99年的期限出租的地区,至1997年,99年的期限刚好期满。香港岛是清朝政府割让给英国的地区,因此某些英国保守派强烈主张守住“固有领土”。但在现实中,如果占香港八成面积的新界没有水和粮食,殖民地根本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撒切尔夫人和邓小平会谈后,决定将香港全面归还给中国政府。

    由于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因此,英国对香港的投资都集中在极小部分的割让地,那里的大楼也特别密集。香港北部以中环为中心,聚集了大量金融机构,以尖沙咀为中心的九龙半岛南端,则有点像是东京的新宿和池袋,形成商圈闹区。

    秋生看着渡轮在天星码头靠岸后,乘客纷纷下船的样子,思考着刚才的事。

    丽子打算从未婚夫公司的账户中提取5亿日元到境外,作为费用或是亏损处理,并把汇出的这笔钱在境外交给第三者。

    关于境外付款的问题,只要对方在境外,也就是避税天堂国家的金融机构有帐户,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丽子他们如此大费周章,到时候,对方应该不会说要拿日元现金或是不记名的折扣债券吧。不过,之后的问题,就不关秋生的事了。

    问题是,如何让5亿日元漂亮地从资产负债表上消失。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政府的营业税收入大幅减少。最近国税局查察部连1亿日元以下的逃漏税也不放过。如果不设计一套天衣无缝的诡计,一下子就会被逮住。

    之前,秋生也曾经接过几项逃税和避税的委托,他也曾经出手相助,但那几次都是利用法律漏洞的合法诡计。

    遇到这种情况时,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利用境外子公司进行进口贸易。

    比方说,某家日本国内企业在香港设立分公司。这家分公司向中国内地购买成本为80日元的商品,母公司以每件商品100日元的价格进口。在这桩交易中,母公司可以将每件20日元的利益转移到子公司。母公司再用“虽然很努力促销,但还是卖不出去”的借口,将以成本100日元进口的商品,以一件70日元的价格如数卖给100日元商店。虽然每件商品损失了30日元,但这笔费用可以作为亏损计算,所以,可以减少缴税金额。对100日元商店来说,可以用70日元的价格买到成本80日元的商品,并以100日元的零售价格卖出。因此,无论是制造商品的中国公司、进口商品的日本企业,还是100日元商店,都有利可图。唯一蒙受损失的,就是收不到税金的日本政府。

    这种技巧可以将利益转移到境外子公司,还可以在账面上呈现亏损,因此,许多公司都采用了这种方法,于是,日本政府制定了《转移价格税制》加以规范限制。这项法律限制了用不符合市价的价格和子公司进行交易,目的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利润转移的行为。然而,在进行和企业主要业务相关的交易时,很难界定到底是为了避税,还是正当的商业行为。尤其在当今,日本的经济持续低迷,全国各地很难找到盈利的公司。因此,光是进行不符合成本的交易,很少会被检举是在偷漏税。

    然而,这项完美计谋有一个问题。即使在境外或是香港这类不征税或是征轻税的地区设立法人,试图转移利润,如果国内企业实质支配境外的子公司时,国税局就可以根据《避税天堂对策税制》,将利润合并在日本国内的所得中来征税。也就是说,境外子公司的利润会百分之百转入日本的母公司。

    为了逃避这种实质支配基准,唯一的方法,就是由非日本居民持有超过50%的股份。这种时候,就可以凸显出秋生这种非日本居民的存在价值。

    一旦拥有超过半数的股份,就拿捏了对子公司的支配权。因此,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往往不敢轻易尝试,通常只有老板独当一面的中小企业才会有效运用这种手法。一旦公司的所有权在第三者手上,即使国税局感觉有蹊跷,也只能干瞪眼。如果彼此可以建立信赖关系,以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的确是相当痛快的避税手法。香港的法人税相当低,只有16%,如果可以结合境外法人,甚至可以完全免税。

    这个世界上,为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人多如牛毛。即使在香港,想要找非日本居民把名义出借给想要逃税的日本企业实在太简单了。这些人知法犯法,即使成为股东,只要不是董事,无论那家公司从事什么犯罪行为,他们的责任也很有限,所以,根本不当一回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股东的责任限定在出资金额的范围内。由于只要1美元,就可以在境外设立空头公司,因此,出资50%的股东所要承受的最大风险,就是损失50美分而已。

    然而,当企业利用这些背景有问题的非日本居民时,必须同时承受无限大的风险。一旦这些人掌握了企业避漏巨额税金的证据,往往会以此要挟企业,进行勒索。如果这些人和黑道或是职业股东勾结,很可能会把企业榨干。所以,最后还不如乖乘缴税比较划算。在香港,有太多日本人成为社会边缘人,经营者如果和这种人扯上关系,就是彻头彻尾的笨蛋。

    况且,丽子的未婚夫经营的是顾问公司,不可能运用商品进行交易。如果现在更改公司的营业项目,未免太明显了,根本是下下之策。这么一来,只有用投资的名义把5亿日元汇出来,之后,再让投资的那家公司倒闭,才能让这笔钱从账簿上消失。这种方法风险很大,只要稍有闪失,就等于挂着“我逃税了”的牌子在国税局门口走来走去。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香港设立法人,由丽子担任董事长,再以不动产投资之类的名目,随便签一份合约,把5亿日元汇过来。现在他们的手头应该还很宽裕,秋生可以从中大捞一笔顾问费,之后,一切就听天由命吧。如果国税局起疑,调阅香港的登记证,一切就完蛋了,但应该有千分之一的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秋生只不过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合法地协助他们在香港设立法人而已。至于客户如何运用这个法人,和他完全没有关系。丽子也是被未婚夫所骗,才会成为法人代表。至于她的未婚夫,只要能够证明这笔钱之后汇给了第三者,就可以免除刑责。

    不过,这么一来,就沦为骗子了。

    不然,不妨在境外设立法人,在香港成立子公司?

    在金融机构开设境外法人的账户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除了瑞士、卢森堡以外,设置在马恩岛、海峡群岛等欧洲代表性避税天堂的金融机构,根本不愿意为来路不明的公司法人开设账户。如果开设账户的目的只是为了偷漏税,银行方面更不愿意配合。

    如此一来,只能在加勒比海的开曼、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或是南太平洋的瓦努阿图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帕劳等规定比较宽松的地方设立法人。不过,突然汇5亿日元到登记在避税天堂的莫名其妙的公司,国税局绝对会立刻展开调查。

    但如果把公司设立在香港或新加坡,日本国税局进行照会时,就会轻易查出董事名册。况且,香港本来就是日本国税局最重点警戒的地区,听说日本方面派了调查官常驻在香港。

    或者在境外设立一个控股公司,然后到香港设立一个持股100%的子公司?

    这么一来,登记证上就不会出现董事的名字。如果查到境外法人,当然又另当别论,但光是日本的国税局在那里叫嚣,根本查不出公司真正的幕后老板。避税天堂也会遵循所谓的市场机制,如果轻易泄露登记数据,就会吓跑好客人。避税天堂通常是除了观光以外几乎没有其他资源的贫穷国家,协助世界各地富柰偷漏税是他们的最大产业。如果对富豪不再具有吸引力,这些国家的国民就只能回到石器时代的生活。除非是发布国际通缉的恐怖组织,同时搜集到买卖毒品、枪支或是贩卖儿童的证据对当局施加压力,否则,即使看似有问题,也不可能轻易泄露数据。

    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几个问题。

    在香港设立子公司时,必须出示境外法人的母公司登记数据。一旦股东名字出现在上面,一切努力就化为泡影。

    还是在境外成立两家法人,把香港的公司变成孙公司?或是买一个适当的法人,利用更换的登记证,强行设立公司?虽然有多种不同的方法,但如果斧凿的痕迹太深,一旦事情曝光,就很难开脫。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的法人代表,要写谁的名义?随便找一个街上的游民,由他们担任法人代表?还是伪造身份证?

    想到这里,秋生发现这个案件的风险相当大。如果满足丽子的要求,秋生自己就会触犯法律。而且,目前完全不知道丽子未婚夫的背景和他所处的境况。那5亿日元应该也不是通过正常管道取得的。

    如果5亿日元消失后,某个相关人去告发“其实是被一个住在香港的日本人骗了”,结果会怎么样?即使不知道秋生的真名,已经有几个人直接见过秋生,国税局不难从这些委托人开户资料上查出介绍人秋生的真名。到那个时候,不光是成为逃漏税的帮凶,更可能会因为诈骗5亿日元而遭到逮捕。这太不划算了。绝对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秋生瞥了一眼时钟。如果丽子直接回饭店,现在差不多已经到了。自己应该立刻打电话到半岛酒店,找到丽子,告诉她:“我拒绝你的委托。你收拾一下行李,明天就回日本吧。”

    秋生喝了一口被冰块兑稀的波本酒。

    酒吧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座无虚席,吧台周围的股市交易员大声谈笑着,讨论今天的市场行情。夜幕低垂,九龙的高楼大厦亮起了五彩缤纷的灯光。

    5亿日元,换算成美元大约有400万……

    秋生叫来服务生,又点了一杯双份的波本酒。

    “400万美元。”他在嘴里嘀咕着。

    一年半前,秋生曾经以这笔巨款为目标,在股海翻腾,经历了惨痛的教训。

    秋生在泡沫经济最鼎盛的时期,从东京都内的私立大学毕业,进入一家都市银行,跑了两年外勤后,被召回总公司,以二十五岁的年纪被派到纽约分行。因为他读的是理工科,在数字方面很强,而且公司内会说英语的人不多。当时刚开始流行“垃圾债券”和衍生金融商品的话题,就连脑筋僵化的日本银行,也认为有必要派年轻人去美国学习最新知识,于是,秋生就被选中了。

    在纽约的两年期间,秋生跟着美国上司学习如何为“垃圾债券”基金定价。“垃圾债券”顾名思义就是“垃圾”,通常都是一些财务状况很差,随时可能关门大吉的公司为了调度资金所发行的债券,因此,利率相当高。经常有一年的利率高达100%的债券,这就好像用50美元的价格在销售一年后可以中100美元的奖券一样。但遇到“地雷债券”的概率也相当高。以前,根本没有人愿意购买这种债券。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迈克尔·米尔肯的人像彗星般登场,用魔力把这些垃圾变成了黄金。不管米尔肯运用怎么危险的奖券,只要大量搜集,就可以平摊买到“地雷债券”的风险,以高获利投资的数字魔术,获得了惊人的利润。米尔肯在80年代末期,因为内幕交易而锒铛入狱,一度导致“垃圾债券”市场崩溃。进入90年代后,债券市场再度抬头,和It产业一起引起了很大的回响。这些“垃圾债券”、住宅贷款债券和融资债券的价格受到息票、偿还期限、利率和风险的影响,变化情况很复杂,必须运用计算机、数学和统计分析的先进知识加以计算。秋生的上司曾经在大学数学系担任助理教授(仅次于副教授,高于讲师),他指示秋生修正定价程序,把数据分类,验证计算结果。

    那位上司被挖角到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半年后,秋生也被挖角了。他的工作是负责期权的定价和债券衍生产品的组合。所谓期权,就是买卖股票、股价指数、外汇和商品等原资产的权利。计算期权的权利费,也需要运用微积分、蒙特卡洛模拟方法进行复杂的计算。要把这些期权结合到债券内,或是将这些衍生金融产品本身证券化卖给投资人时,只有设计程序的人才了解如何计算出适当的价格。公司并不在意逻辑有多严谨,或是定价的正确性,而是从该部门可获得的利润来进行评价,因此,这些衍生金融产品根本是暗箱操作,最后沦为从顾客身上赚取不合理手续费的工具。秋生亲身体验了这样的过程。

    三十一岁时,秋生被挖角到对冲基金部门。他的工作地点在距华尔街有一小段路的苏豪区的一角,虽然办公室是用以前的仓库改造而成,但里面却是最先进的高科技实验室。那时候刚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听说乔治·索罗斯的基金蒙受了巨额的损失,不再像以前那么风光。秋生受邀加人的对冲基金并不是靠预测行情,运用财务杠杆赚取价差的全球宏观策略进行操作,而是及时掌握世界各地的市场价格,及时发现相同的产品有不同的价格时,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一物二价的价格差进行无风险投资的市场中立策略来操作。在现货和期货、期货和期扠、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等各方面,都可以发现这种价差,而将之化为莫大的财富。用光纤电缆联结的数十台高速计算机发出“嗡嗡”的呻吟,在通信网络中走遍世界各地,掌握寻宝图,挖掘坟墓,独占宝物。

    秋生身为财经人士的经历在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对冲基金的同事们不是在一流研究所取得数学和物理博士的学位,就是曾经在军事研究所研究过最先进的机密。秋生根本没有受过专业教育,甚至无法理解他们谈论的内容。

    秋生不到半年就递交了辞呈,但他已经无力再回华尔街求职,也不想回日本。他将公寓退租后,背起行囊,开始在美国过起浪迹天涯的嬉皮生活。他从纽约南下,前往佛罗里达州、新奥尔良、得州等地旅行后,在美国和墨西哥国境交界处徘徊了一阵子,穿越沙漠,从拉斯韦加斯来到西海岸,在洛杉矶的汽车旅馆四处投宿时,发现那里有许多和自己相同的人。

    秋生在华尔街时的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换到对冲基金后,也有高额分红,即使他挥霍度日,银行账户里还剩下50万美元。虽然暂时不需要急着找工作,但这些钱无法提供他一辈子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西海岸风光优美的别墅胜地,有许多和秋生境遇相同的人,二十几岁、三十出头就已经燃烧殆尽,在商场最前线遭到淘汰。但他们即使不工作也不至于影响生计,结果就沉迷于毒品和性爱。这些20世纪90年代的淘汰精英似乎有一种独特的特质,秋生很快就结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其中一人位于马里布带游泳池的别墅过了一个月,整天抽大麻和可卡因。有一天早晨醒来,发现原本睡在旁边的朋友因为吸食过量海洛因变得冰冷.秋生担心自己早晚也会像他一样变成毒虫,努力振作起已经被毒品麻醉的脑袋,在1999年年初,离开美国,来到香港。

    秋生的目标、是将50万美元的资产先增加到100万,如果可以,他希望可以增加到200万。如果有这么一大笔钱,即使沉溺于大麻、可卡因到死,生活也应该不虞匮乏。秋生在平凡的中产阶级家庭长大,初中、高中和大学都算是优等生,缺乏根源性的欲望。他不是想用这些钱去干什么,而是害怕贫困潦倒。

    想要累积财富的最佳方法,就是灵活运用衍生金融产品的知识,从波段差额中获利。

    找到公寓后,秋生在深水涉的计算机行,订购了用于交易和支持的两台机器,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了盗版的列表计算软件、统计分析软件和程序设计软件安装在计算机上。indows操作系统还没有上市时,香港已经有了盗版。

    香港的市内电话是定额制,一天24小时上网都没有问题。即使不要求光纤,原本至少希望有ISDN级的网速,但住在这幢屋龄20年的公寓,这些要求根本是异想天开,于是,秋生只能作罢。最近,香港ADSL终于普及了,但当时还没有。原本他并不打算进行短线操作,所以认为应该问题不大。

    秋生的投资标的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纳斯达克指数、SP股价指数期货和期权,以及新加坡交易所SGX的日经225。除此以外,他还投资了美元期货、美国和日本的个股。美国对境外人士的股票交易所得不征税。另外,通过香港的证券公司买卖日本股票,也完全不用缴税。国税局如果知道日本人在进行股票交易,或许会调查,但交易本身是以香港证券公司的名义进行,所以根本不需要担心。自从他离开对冲基金,成为嬉皮士浪迹天涯后,严格来说,秋生是以非日本居民的身份处于灰色地带。

    1998年秋天,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导致有许多对冲基金超级明星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发生危机,股市跌到了谷底。秋生个人开始投资的1999年,无论日本还是美国,都是投资人丰收的一年。日本股市继泡沫经济崩溃,又承受了接二连三的金融风暴打击后,在1998年年底开始逐渐回升,迎向了It泡沫时代。纳斯达克指数也持续飙升,朝向5,000点的梦幻目标迈进。

    秋生把资金分散在美国网络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香港证券公司三个地方,以科技股为中心,用融资的方式购买股票,持有股价指数期货的长仓(可以理解成“超买”),卖出看跌期权。他在市场上始终贯彻着如果股价上升,就利用杠杆效应而获利的强势投资策略。

    1999年年底时,他原本的50万美元已经增加到80万,日经指数即将站上20,000点,纳斯达克指数也冲破了4,000点。大家都认为股市已经处于随时可能崩盘的状况,再加上遇到千禧年的问题,在12月后,秋生把所有持股都脱手了。

    然而,市场却出乎秋生的意料,进入2000年后,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千禧年效应”使股票继续攀升。秋生慌了手脚。无论怎么想,这种盛景不可能永远持续,一旦错过这个机会,还要多花多少年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距离他首要目标的100万美元还差20万。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年,他随着股市行情的波动获得巨大成功这一点,令他产生了过度的自信。秋生把60万美元汇入境外银行,将剩下的20万美元投人芝加哥期货,准备最后奋力一搏。他希望在半年以内,让这20万美元翻一倍。

    2000年1月底,他的持仓以纳斯达克指数期货和期权为中心,到了2月中旬,他的持仓规模已经超过200万美元,杠杆率已经达到10倍。他采取买进看涨期权、卖出看跌期权的大胆投资策略,以秋生的计算,只要纳斯达克指数超过5,500点,就可以一口气赚进20万美元。

    3月时,纳斯达克指数终于突破了5,000点,秋生的总资产也快速累积到90万美元。由于纽约股市的交易时间相当于香港的晚上十点三十分到凌晨五点,他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深夜,整天盯着计算机画面,确认价格波动,实时接收各种数据,确认股价的变化和持仓风险。

    之后的股价起起伏伏,曾经一度跌到4,600点,但在3月下旬,再度站上5,000点大关。然而,进入4月后,股价一路下滑,在4月20日时,终于跌破了4,000点的关卡。虽然大部分持仓都已经结算了,但在短短两个星期内指数大跌了1,000点,也就是20%,秋生的获利迅速缩水。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他已经连续过了三个月日夜颠倒的生活,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完全投人股市中,思考能力已经出了问题。他决定在下一波反弹行情时大赌一把。

    4月14日星期五,股市一开盘就以比前一天下挫80点,以3,597点开出,但渐渐回升到3,600点。一看到这个兆头,秋生认为股市反弹的可能性相当高,于是,他买进看涨期权,卖出了看跌期权。

    香港时间4月15日星期六凌晨两点,纽约时间星期五中午十二点,跌破3,600点的指数再度上升时,电话突然断了,网络也无法连上。接着,开始断电,电视也看不到了。原来是地下餐厅的老鼠咬断了配电盘和交换机,触电死亡,导致整幢公寓断电。

    所有的情报一下子从眼前消失,秋生顿时慌了手脚。专业交易员遇到这种情况时,会立刻跑到可以打国际电话的公用电话,无论价格如何,都要立刻结算所有的持仓。然而,他因为连日的睡眠不足,再加上想一举扳回之前的亏损,使他花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在试图恢复电源和电话上,两个小时后,才惊觉必须打电话给期货中介经纪商。

    他抓起所有的零钱,用公用电话打电话到美国,经纪商确认了秋生的持仓后,用不带感情的声音说:

    “我正想和你联络。可能需要追加保证金,看你是要强制平仓,还是再汇10万美元过来?”

    一开始,秋生以为对方在开玩笑,当听到纳斯达克指数行情时,秋生当场瘫了下来。在这两个小时内,纳斯达克指数暴跌,期货价格破了3,200点。最后,那一天的收盘指数比前一天跌了9.7%,收在3,208点。这一天的大跌行情中,秋生的损失超过了20万美元。

    他在电话亭中颤抖了两个多小时,周末的股市终于收盘了。香港从前一天就下起了滂沱大雨,直到天空泛白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浑身湿透了。他完全不记得自己之前做了什么,只闻到雨打在柏油路上的味道。

    无论是想抛售手上的持仓,还是打算再搏一次,在股市开盘前,他都无能为力。从星期六清晨到星期一晚上的两天半时间,秋生完全没有合眼,也滴食未进,整个眼窝都凹了下去,土灰色的脸上,只有双眼发亮,在现实和妄想之间彷徨。

    秋生自行设计的组合管理软件显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星期一的股市行情有可能让他失去一切。如果星期一股市一开盘就清仓,或许可以留下50万美元。股市在暴跌后,如果可以反弹到3,400点,就可以弥补不少损失,相反,万一一举跌破3,000点大关,看跌期权就会达到行权价,损失将超过100万美元。一旦到了那个地步,就只能宣告破产。

    是不是该追加保证金,赌星期一股市会反弹?还是先出脱一半的持仓?或是干脆放弃,至少保住50万美元?秋生在将近60个小时的时间里持续思考着这些问题,在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的情况下,先汇了10万美元的追加保证金到境外银行,迫不及待地等待星期一的股市开盘。结果,他的希望还是落空了。

    3,194点。股市以比星期五的收盘指数低14点开盘,如果继续犹豫下去,真的会丧失一切。泪水不知不觉从秋生眼中流了出来,他咬紧的嘴唇渗出了血,但他根本没有发现。他无法继续承受这份压力,于是打电话给经纪商,请他抛出所有的持仓,认赔杀出。

    结果,那天的股市一度大跌到3,100点左右,下午开始急速反弹,最后回升到3,500点。一天之内的升幅超过了10%,如果他没有抛出持仓,几乎可以把之前的损失弥补回来。

    然而,在面临即将破产的悬崖前,秋生知道自己的神经已经无力承受了。如果当时没有认赔杀出,现在的他,一定是在疯狂的黑暗世界彷徨。发现自己的神经如此不堪一击,对秋生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短短的一天内,他赔掉了将近2,000万日元,秋生的资产再度回到50万美元。这笔钱不多也不少,要活下去似乎不太够,要死的话,似乎又太多了。虽然他曾经想过,如果当时失去一切,或许可以开拓崭新的人生,但他毕竟没那个胆量。而且,他也没有勇气再度投入股市挑战。他既不想找工作,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日程表上永远都是空的。

    当他每天借酒消愁,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时,在饭店的酒吧遇到了诚人。

    秋生回过神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丽子投宿的半岛酒店的霓虹灯浮现在漆黑的夜色中。

    他喝干了最后一口波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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