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窗外的棕榈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就快下雨了，斯卡佩塔心想。看来这地方即将受到暴风雨的狂袭，而马里诺又迟到了，并且仍然没有回她电话。

    “早安，开始吧，”她对同事们说，“已经九点一刻了，我们要讨论的事情很多。”

    她讨厌延迟。她讨厌有人让她不得不延迟，此刻这人就是马里诺。又是马里诺。他破坏了她的既定行程，破坏了一切。

    “今天晚上，我将搭上前往波士顿的班机，”她说，“如果我预订的机位没有又被无缘无故取消的话。”

    “航空公司真是混账，”乔说，“难怪一家接一家破产。”

    “有人请我们调查一件好莱坞的案子，是件有若干可疑情节的自杀案。”

    “有件事我想先提出来。”枪械检验员文斯说。

    “说吧。”斯卡佩塔从信封里抽出一叠八乘十英寸的照片，交给同事们传阅。

    “大约一小时前，有人在室内靶场作射击测试，”他直视着乔，“没有预先申请。”

    “昨天晚上我原本想申请使用室内靶场，可是忘了，”乔说，“反正是空的。”

    “你应该申请，这样我们才能确保一切正常运作……”

    “我是在测试新的组织替代胶模型，我用热水代替冷水，想看看在口径校准测试中会有什么不同。结果有一厘米误差。所幸过关了。”

    “每次调配那鬼东西，都可能有正负一厘米左右的误差。”文斯恼火地说。

    “一切都要精准到位，所以我才不断地作口径校准测试，想把它做到最好，也因为这样我必须经常待在枪械实验室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乔望着斯卡佩塔。

    “希望你在对着墙壁开火之前，记得先用防护垫挡着，”文斯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这是规定，阿莫斯医生。”斯卡佩塔说。

    她在同事面前总是称呼他阿莫斯医生，而不是乔，表现出一种冷漠的尊重。

    “一切都必须作好记录，”她补充说，“从枪支库拿走的每一支枪，每一发子弹，以及每一次试射。必须遵守规定才行。”

    “遵命，女士。”

    “我们处理的大部分案件都会上法庭，我们自己也要守法。”她再次补充。

    “是的，女士。”

    “好。”她向他们讲述了约翰尼·斯威夫特案。

    她告诉他们，十一月初约翰尼·斯威夫特接受了手腕手术，接着立刻去了在好莱坞的弟弟罗莱尔家。他们是同卵双胞胎。感恩节前一天，罗莱尔出门购物，大约下午四点半回到家。他抱着东西进门时，发现斯威夫特医生死在沙发上，胸口有霰弹枪造成的伤口。

    “我记得这案子，”文斯说，“报上登过。”

    “我刚好对斯威夫特医生印象非常深刻，”乔说，“他曾经打电话给塞尔芙医生。有一次我上她的节目，他打电话进来，针对妥瑞氏综合征发了阵牢骚——而我刚好赞成塞尔芙医生的看法，认为这病只不过是坏行为的借口。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关于神经化学机能障碍和脑部异常的话，像个专家一样。”他嘲讽地说。

    谁也没兴趣知道乔曾经上过塞尔芙医生的节目，谁也没兴趣知道他上过任何节目。

    “有没有发现弹壳和枪支？”文斯问斯卡佩塔。

    “根据警方报告，罗莱尔·斯威夫特发现，距沙发背大约三英尺的地板上有一支霰弹枪，没发现弹壳。”

    “有点不寻常。他朝自己的胸口开枪，再把枪扔到沙发后面？”乔又说话了，“我没看到现场有霰弹枪的照片。”

    “他弟弟声称他看见沙发后面有一支霰弹枪。我是说‘声称’。这一点我们等一下再讨论。”斯卡佩塔说。

    “他身上有弹药残留物吗？”

    “很抱歉马里诺还没来，因为他是这案子的调查员，一直和好莱坞警方密切合作，”她努力压抑着对他的反感，“我只知道罗莱尔的衣服没有作硝烟反应测试。”

    “他的手呢？”

    “测出有硝烟反应。不过他说他碰过他哥哥，还摇晃了他，因此身上沾了血。理论上这是成立的。另外有几个细节。斯威夫特医生死的时候手腕上还打着夹板，血液酒精浓度零点一，警方报告中说，厨房里有好几只空酒瓶。”

    “能确定他喝酒时是一个人吗？”

    “我们什么都还无法确定。”

    “如果说他刚做过手腕手术，要拿起沉重的霰弹枪应该相当吃力才对。”

    “正是，”斯卡佩塔说，“要是你无法用手，怎么办？”

    “用脚。”

    “也不行，我用我那把十二号口径雷明顿试过了。当然，没装弹药。”她幽了一默。

    因为马里诺爽约，她只好自己做实验。他也没打电话来，他根本不关心。

    “我没有实验的照片，”她很圆滑地没有提到她没拍照片是由于马里诺没现身，“应该说，光是冲击力就足够把枪甩到后面，或者他的脚晃了一下，把枪往后踢，这样霰弹枪就会落在沙发背后了——假设他真是自杀的。顺便提一句，他的两脚大拇指都没有擦伤的迹象。”

    “枪口印痕呢？”文斯问。

    “他的衬衫上有大量硝烟，伤口的摩擦边缘和直径、形状，以及上面没发现有弹头的瓣形痕迹，这些都符合枪口印痕的特征。问题是，这案子有太多矛盾，而且依我看，是由于法医在开枪距离的判定上完全依赖放射线专家的说法。”

    “哪个法医？”

    “这案子由布朗森医生负责验尸。”她说。顿时怨声四起。

    “老天，他跟教宗一样老了。他什么时候才退休？”

    “教宗已经死了。”乔开玩笑地说。

    “谢谢你的新闻快报。”

    “那位放射线专家认为霰弹枪伤口是‘三英尺以上的远距离造成的’，”斯卡佩塔继续说，“这是他的原话。所以，这案子变成了谋杀案，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握住霰弹枪的枪柄，在三英尺外朝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不是吗？”

    鼠标嗒嗒作响，不久，一张约翰尼·斯威夫特遭受致命枪击的数字X光片无比清晰地出现在电子白板上，子弹碎屑有如一大片白色气泡飘浮在诡异的肋骨骨架之间。

    “子弹碎片很分散，”斯卡佩塔指出，“要给这位放射线专家一点肯定的是，胸腔内弹药碎片的分布状况的确符合三到四英尺的射程，不过我认为这是一个台球效应的完美范例。”

    她关掉白板上的X光片，拿起几支颜色各异的尖笔。

    “先进入体内的碎片速度减缓以后，被随后进来的碎片撞上，互相碰撞的碎片像水珠一样飞散开来，呈现类似于远距离射程的分布模式，”她边解释边画出红色碎片蹦跳着撞上蓝色碎片，然后像台球那样迸散开来的轨迹，“也因此让它看起来酷似远距离枪击的伤身，然而事实上，这根本不是远距离枪击，而是贴身枪击造成的伤口。”

    “邻居没人听见枪声？”

    “显然是没有。”

    “可能大家都在海滩上，或者出门过感恩节假期去了。”

    “也许。”

    “是哪一种霰弹枪？枪是谁的？”

    “根据子弹碎片来看，只知道是十二号口径的，”斯卡佩塔说，“显然，这支霰弹枪在警方赶到之前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