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中心，埃克森车站对面有一家黑山雪弗兰租车公司，贝尔德警察在清晨七点四十五分送我和马里诺来到这里。

    显然当地警方曾散布消息，表示联邦政府人员已经到达，正在轻松旅游汽车旅馆“明察暗访”。虽然没有夹道欢迎的热烈场面，但当我们开着一辆崭新的雪弗兰开普瑞斯前行时，沿途商家门口都有人驻足观望，这让我觉得自己不是默默无闻之辈。

    “我听到有人叫你‘名探昆西’。”马里诺打开一包由快餐店买来的饼干时说。

    “我听过更难听的。你知道你现在吃的那些东西含有多少盐分和脂肪？”

    “知道，我吃的这些有三分之一是盐和脂肪。但我有三份饼干，我打算吃个一干二净。如果你的短时记忆力够好，别忘了我昨天没吃晚餐。”

    “口气别那么冲。”

    “我没吃饭有没睡好，口气自然会冲。”

    我没有说出我睡得比他还少，我猜他已经知道了。今天早餐他不肯正眼看我，我也察觉到他的烦躁之下所藏的沮丧。

    “我根本没办法入睡，”他继续说，“那地方的隔音设备真差。”

    我将帽檐拉低，仿佛这么做可以减轻我的不安，然后打开收音机，不停换台，直到听到邦妮·瑞特的音乐。马里诺租的车子正在加装警用无线电和扫描仪，晚上才能交车。我要先送他到德内莎·斯坦纳的住处，过后再让别人去接他。我开车，他边吃东西边指路。

    “开慢一点。”他看着地图，“左边这一条应该是月桂街。好，下一个路口右转。”

    车子再度转弯后，前方出现一个湖波，足球场大小，呈青苔色。附近的野餐区和网球场空无一人，维护得很整洁的俱乐部似乎也少有人使用。湖边有一排树，随着秋季临转为褐色。我想象着一个小女孩拎着一把吉他，在浓密的树影中步行回家。我想象着一个老人这这样的早晨前来垂钓，在树丛中发现尸体后大吃一惊。

    “我稍后会来这里走走。”我说。

    “在这儿转，”马里诺说，“她的房子在下一个转角。”

    “埃米莉埋在什么地方？”

    “大约往那个方向两英里处，”他指向东边，“在教堂的公墓里。”

    “就是她参加聚会的教堂？”

    “第三长老会教堂。如果你将这个湖比喻为华盛顿大道，一头是教堂，另一头则是斯坦纳家，相隔约两英里。”

    那就是昨天早晨我在匡提科看到的照片中有牧场风格的房子。正如实地参观许多大型建筑后常有的感觉，它看起来比照片中小。房子位于距街道较远的高地上，枝叶扶疏的杜鹃花、月桂树、酸模树、松树环绕四周。

    铺着碎石的人行道与前门阳台不久前清扫过了，只有车道边缘积满了落叶。德内莎·斯坦纳拥有一辆昂贵的英菲尼迪新款绿色房车，这令我颇为惊讶。开车离去时，我看到她裹在黑色长袖里的手臂替马里诺拉开纱门。

    阿什维尔纪念医院的停尸间与我见过的大同小异。它位于最底层，是一间铺有瓷砖、包裹着不锈钢的阴森房间，只有一张验尸床，詹雷特医生将它放在洗手池附近。我在九点的钟声敲响不久到达，他正在解剖弗格森的尸体。当血液与空气接触时，我闻到了令人作呕的酒精味。

    “早上好，斯卡佩塔医生，”詹雷特医生似乎很高兴见到我，“手术袍和手套在那边的柜子里。”

    我向他道歉，虽然我用不上这些东西，因为这个年轻医生并不需要我的帮忙。我估计这次验尸会一无所获，在仔细看弗格森的脖子后，这一点获得了初步证实。昨天深夜我看到的那些红色压痕已经消失了，在皮下组织和肌肉组织上找不到任何伤势。看着詹雷特医生动手，我很谦虚地想起病理学永远不能取代侦查。事实上，若非了解情况，我们将无从得知弗格森是怎么死的，只知道他不是被枪杀、刺死、打死，也不是因为某种疾病而丧命。

    “我猜你也注意到了他塞在胸罩里那些袜子的味道，”詹雷特医生边解剖边说，“你有没有找到与它有关的某种东西，比如香水？古龙水？”

    他将内脏取出。弗格森有一个略显肥大的肝脏。

    “没有找到，”我回答，“补充一点，只有在这种行为的参与人数不止一个时，才会使用香水。”

    詹雷特医生抬头望了我一眼。“为什么？”

    “如果只有你自己，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

    “有道理。”他将胃中的残留物倒入硬纸盒，“只是一些褐色流质，”他补充，“或许还要一些坚果类的残渣。你曾说他在事发前不久才飞回阿什维尔？”

    “没错。”

    “那他可能在飞机上吃了花生，还喝了酒。他的酒精浓度值是零点一四。”

    “他回家后可能页喝过酒。”我想起他卧室内的那杯波本威士忌。

    “嗯，你说通常不止一个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通常是同性恋，”我说，“不过色情照片是重要线索。”

    “他在看裸女。”

    “在他的尸体旁边找到的杂志上有裸女照片。”我修正了他的说法，因为我们无从得知弗格森当时在看什么，只知道我们找到了什么。“在他的房间内每天找到其他色情照片或情趣用品，这一点也很重要。”我补充道。

    “我猜一定还有。”詹雷特医生说着，插上电锯插头。

    “通常这种人都会拥有一大堆，”我说，“他们不会丢弃。但我们只找到四本杂志，都是最近几期的，这令我很困惑。”

    “看来他从事这种行为时间不长。”

    “有很多迹象表明他没什么经验，”我回答，“但有些地方很矛盾。”

    “说说看。”他将弗格森耳后的头皮割开，那张脸忽然瘫成一张悲伤松软的面具。

    “就如没有找到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香味的香水瓶，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女性衣物，”我说，“盒子里的安全套只少了一个。那根绳子很老旧，看不出是从哪里剪下来的，也找不到其他绳子。他很谨慎，在脖子上裹了条毛巾，却打了一个极为危险的结。”

    “绞刑结，名副其实。”詹雷特医生说。

    “没错。绞刑结很平滑，而且不易松开，”我说，“但高潮来临时，站在光滑的酒吧凳上是不会想用这种结的，一旦从椅子上滑落，后果不堪设想。”

    “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绞刑结。”詹雷特医生若有所思。

    “关键是，弗格森有会打的理由吗？”我说。

    “我想他可以找书查询。”

    “在他的房间内找不到任何有关结绳、航行或诸如此类的书。”

    “打绞刑结很难吗，如果有……比如说明书？”

    “不是不可能，但要练习一段时间。”

    “为什么有人会对这种结感兴趣？打活结不是更方便吗？”

    “绞刑结虽然可怕、不祥，但它干脆而精确。我不知道。”我接着问，“莫特队长情况如何？”

    “目前稳定，但他得在加护病房留待观察。”

    詹雷特医生将电锯打开。在他锯头盖骨时我们默不作声，直到他将脑取出，开始检查脖颈。

    “你知道，我什么也没发现。绳索所勒之处没有出血，舌骨完整，甲状腺处软骨也没有挫伤。颈椎没有断裂，不过我想除非处以绞刑，否则它不会断掉。”

    “或者很肥胖，罹患颈椎关节炎，而且以奇怪的方式意外地悬在半空中。”我说。

    “你想看看吗？”

    我戴上手套，凑近了些。

    “斯卡佩塔医生，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在上吊时仍活着？”

    “这一点无法确定，”我说，“除非我们能找到其他死因。”

    “例如中毒。”

    “那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的。如果真是如此，毒性一定很烈。他回家不久，莫特便发现他已气绝。由此判断，他应该不是离奇致死，而是因上吊窒息。”

    “上吊方式呢？”

    “仍难断定。”我说。

    弗格森的器官都已切割下来，并以塑料袋裹好再次放回胸腔后，我协助詹雷特医生清理现场。我们用水管冲洗解剖床和地板时，一个助手将尸体推走，存放于冷冻库中。我们边清洗解剖器材边聊起来。这个年轻医生当初就是被此地淳朴的民风吸引而来，如今这里却发生了这种事。

    他告诉我，他希望在一个人心纯洁、信仰上帝的地方成家立业。他想让子女上教堂，上运动场。他想让他们远离毒品、恶行、电视暴力的污染。

    “斯卡佩塔医生，”他继续说，“问题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即使在这里也一样。上周我一直在处理一个遭到性侵犯后被杀害的十一岁小女孩的尸体。现在又有一个州调查局探员男扮女装。上个月我碰到过一个服用可卡因过量的孩子，她才十七岁。还有酒后醉驾者，我老得处理他们和被他们撞到的人的尸体。”

    “詹雷特医生？”

    “你可以叫我吉姆。”他正沮丧地收拾一个台面上的文件。

    “你的孩子多大了？”我问。

    “我和我妻子正在努力。”他清了清喉咙，将目光移开，但我仍然瞥见了他眼中闪逝的痛楚。“你呢？你有孩子吗？”

    “我离婚了，有一个视如己出的外甥女。”我说，“她在弗吉尼亚大学读大四，目前在匡提科实习。”

    “你一定以她为荣。”

    “没错。”我回答道。露西的身影与声音，以及我对她生活的隐忧浮上心头，笼罩着我。

    “我知道你想跟我谈谈埃米莉·斯坦纳，她的脑部保存在这里。”

    “我很想看看。”

    病理学家一向将脑部保存在俗称福尔马林、浓度百分之十的甲醛溶剂中。运用这种方法可以保存并强化生理组织，进一步进行各项研究，尤其是对脑部这个人类器官中最难懂的部位。

    遗憾的是，这套程序太过实事求是，未能顾及当事人的尊严。詹雷特医生走到操作台前，从台下取出一个塑料盒，上面贴有埃米莉·斯坦纳的名条和档案号码。他将脑部从福尔马林溶液中取出，摆在解剖板上，我粗略看了一眼就发现这个案子有可疑之处。

    “完全没有活体反应。”我吃惊地说。福尔马林溶液熏得我几乎睁不开眼。

    詹雷特医生在弹孔处插入一根探针。

    “没有颅内出血，没有肿胀。子弹并未穿透这些桥脑，也没有穿透基底神经节或任何重要部位。”我抬头望着他，“这种伤不会让人当场毙命。”

    “对这一点我无法反驳。”

    “我们必须找出真正死因。”

    “我真希望你能告诉我死因是什么，斯卡佩塔医生。我已在进行毒物检验。除非检验后有重大发现，否则我想不出任何致死原因——除了头部的枪伤。”

    “我想看看肺部组织的切片。”我说。

    “在我的办公室。”

    我在考虑小女孩是否溺毙。几分钟后，我在詹雷特医生的显微镜下看到肺部组织的切片时，问题仍一片混沌。

    “如果她是溺亡，”我边指边向他解释，“肺泡应该肿胀。肺泡内会有积水，呼吸系统的上皮细胞也会有不相称的自溶变化。”我再度调整显微镜的焦距，“换句话说，如果她的肺泡进水，那它应该比身体的其他部位更早分解。但目前肺部没有这种现象。”

    “会不会是被闷死或勒死的？”他问。

    “舌骨并未受损，也无淤血现象。”

    “没错。”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指出，“如果有人试图闷死或勒死你，你一定会拼命抵抗。然而她的鼻口部没有任何因抵抗而造成的伤痕。”

    他递给我一个厚档案夹。“全都在这里。”

    在他口述弗格森的验尸报告时，我翻查着埃米莉的全部报告、实验结果以及与她相关的所有电话记录。自埃米莉的尸体被寻获后，德内莎每天打电话到詹雷特医生的办公室一至五次。我觉得这值得注意。

    “死者存放在由黑山警方密封的黑色塑料袋中，封口号码四四五三三七，封口完整——”

    “詹雷特医生？”我打岔道。

    他将脚从口述录音机的踏板上移开。“你可以叫我吉姆。”他又说了一次。

    “她母亲打电话给你的频率似乎高得不太寻常。”

    “原因之一是我们进行了电话追踪。没错，”他将眼镜摘下，揉揉眼睛，“她打了很多通电话。”

    “为什么？”

    “大都因为心情烦乱，斯卡佩塔医生。她想确定女儿死前没有受到太多折磨。”

    “你是怎么告诉她的？”

    “我告诉她头部挨了一枪，应该没有吃什么苦。我是说，她应该一直昏迷不醒……呃，或许在发生其他事情时她不省人事。”

    他停顿了片刻。我们都很清楚埃米莉吃了不少苦，她曾饱受惊吓。她想必已经知道难逃一劫。

    “就这样？”我问，“她打了那么多次电话，只想知道埃米莉有没有吃苦？”

    “呃，也不尽然。她不仅提问题，也提供消息，但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他黯然笑了笑，“我想她只想找个人聊聊。她是一个很温柔的女性，失去了所有的家人。我真是替她感到万分难过，也祈祷他们能将凶手绳之以法。我曾在报上见过高特那个畜生。只要有他在，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安宁。”

    “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安宁的，詹雷特医生。我们也很想将他绳之以法——逮捕高特，逮捕任何一个犯下如此滔天大罪的歹徒。”我说着打开一个厚纸袋，里面有一沓八英寸乘十英寸大小的照片。

    这其中有一张我没看过，我细细端详那张照片，詹雷特医生则继续以平板的语调口述报告。我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我既兴奋又恐惧。那张照片显示埃米莉的左臀皮肤上有一个瓶盖大小的褐色不规则斑痕。

    “内脏肋膜显示在肺叶缝隙间散布着淤斑——”

    “这是什么？”我再度打断詹雷特医生。

    他将麦克风放下时，我走到他身边，将照片摆在他面前。我指着埃米莉皮肤上的斑点，这时一股“古风”香水味窜入鼻孔，令我想起了前夫东尼，他总是搽抹得太多。

    “报告上没有提到她臀部的这个斑点。”我补上一句。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他心平气和地说，听起来像是疲惫不堪了，“我以为那只是死后造成的某种现象。”

    “我没听说过死后会出现这种现象。你有切片吗？”

    “没有。”

    “尸体压在某种东西上才会留下这个痕迹。”我回到椅子旁，坐下来，斜靠在他的桌子边缘，“可能很重要。”

    “是的，如果是这种情形，我明白它的重要性。”他越来越沮丧。

    “她陈尸在地上的时间不长。”我平静而诚恳地说。

    他忐忑不安地望着我。

    “拖得越久，尸体的状况会越糟，”我继续说，“我真的认为我们应该再次检查她。”

    他圆瞪着眼，没有说话，只舔了舔嘴唇。

    “詹雷特医生，”我说，“我们‘现在’就将她挖出来。”

    詹雷特医生在他的档案夹中翻找着卡片，然后伸手拿起话筒。我望着他拨电话。

    “你好，我是詹雷特医生，”他对着话筒说，“请问贝格利法官在吗？”

    哈尔·贝格利法官说他半小时后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碰面。我开车，詹雷特医生指示方向。当我将车稳稳地停在学院街时，时间还很充裕。

    邦科姆县法院是一栋老旧的砖造建筑，我怀疑几年前它可能还是当地的最高建筑。它的最高层十三楼是监狱，围有铁栏的窗户与湛蓝的苍穹互相映衬。我想起了里士满人满为患的监狱，数英亩的土地上只能看到铁丝网。我相信随着暴力行径日益猖獗，不久的将来，阿什维尔这种城市也会需要更多的牢房。

    “贝格利法官非常没有耐心，”詹雷特医生在我们踏上法院老旧的大理石台阶时警告我，“我敢保证他不会喜欢你的计划。”

    我知道医生也不喜欢我的计划，没有一位法医希望同行将他验过的尸体开棺重验。他和我都知道，那表示他未能尽职。

    “听着，”我们走向三楼走道时，我说，“我自己也不喜欢这个计划。我不喜欢开棺验尸。我希望有别的选择。”

    “我只希望自己对你每天接触的那些案子有更多经验。”他补充道。

    “我并不是每天都会接触这种案子，”我为他的谦逊深觉感动，“谢天谢地，我不是。”

    “呃，斯卡佩尔医生，如果我说自己奉命前去那个小女孩陈尸的现场时不觉得难受，那是违心之论。或许我应该多花点时间。”

    “我想邦科姆县能拥有你真是万幸，”推开法官办公室的外门时，我诚挚地说，“我希望我在弗吉尼亚有更多像你这样的医生。我会聘请你。”

    他知道这是肺腑之言，笑了笑。这时一个年迈得似乎早该退休的秘书从眼镜上方端详着我们。她面前只放着一台电子打字机，没有电脑，一座座灰色钢柜排满整面墙壁，我由此推测她擅长档案分类。阳光从略微拉开的窗帘外照射进来，空中悬浮着一束灰尘。她抹了些乳液在枯瘦的手上，我闻到了玫瑰的味道。

    “贝格利法官在等你们，”她没等我们自我介绍便开口道，“你们可以直接进去，那边那扇门。”她指着与我们进来的门相对的一扇。“你们也知道，现在是午间休庭时间，他一点整必须回去。”

    “谢谢。”我说，“我们会尽量不占用他太多时间。”

    “就算你想谈太久也不可能。”

    詹雷特医生在厚重的橡木门上轻轻叩了一下，门后漫不经心地应了声“进来”。法官大人坐在一张宽大的书桌后面，西装外套端正地挂在老旧的红色皮革椅背上。他年近六旬，面容清瘦，满脸胡须。在他阅读便笺上的笔记时，我对他做了一番评断。他的书桌井然有序，表明他虽忙但有效率，而他风格保守的领带和软底鞋也告诉我，他根本不在乎我这样的人如何评价他。

    “你为什么想开棺验尸？”他翻阅着便笺，以悠缓的南方口音说道。

    “我查阅过詹雷特医生的报告。”我回答，“我们认为首次检验埃米莉·斯坦纳的尸体后，尚有若干疑点有待解决。”

    “我认识詹雷特医生，但我想我不认识你。”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

    “我听说你和联邦调查局有些关联。”

    “是的，先生。我是调查支持组的法医顾问。”

    “类似于行为科学组？”

    “就是同一个部门，几年前改名了。”

    “你所说的这些人士，负责追查先前并未引起我们恐慌的连环杀手与其他要犯？”他双手交叉，仔细打量我。

    “那正是我们的工作。”我说。

    “法官大人，”詹雷特医生插话道，“黑山警方已经要求联邦调查局协助。有人担心杀害斯坦纳家女孩的凶手就是在弗吉尼亚连杀多人的歹徒。”

    “这我知道，詹雷特医生，你之前打电话时就已经向我解释过了。目前唯一的待办事项是你要求我同意开棺重新验尸。在我同意你做这种无礼又令人不安的事情之前，你得给我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我希望你们两位可以坐下来，放松一点，那也是我在书桌旁摆放椅子的原因。”

    “她的皮肤上有个斑痕。”我说着坐了下来。

    “什么斑痕？”他颇感兴趣地看了我一眼。詹雷特医生从一个文件袋内取出一张照片，摆在法官的记事簿上方。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詹雷特医生说。

    法官的目光移向照片，表情无法捉摸。

    “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我解释，“不过它可以告诉我们尸体曾停放在何处。它可能是某种伤痕。”

    他拿起那张照片，眯着眼仔细查看。“你们不是可以从照片来判别吗？依我看，如今有各种科学仪器可以提供分析。”

    “的确是这样。”我回答，“但问题是，我们完成分析之后，如果还需要开棺验尸，尸体可能已经腐烂得无法作任何分析了。拖得越久，就越难区别那是伤痕还是尸体腐烂后形成的痕迹。”

    “不少细节使案情越来越离奇，法官大人，”詹雷特医生说，“我们需要各种协助。”

    “负责这件案子的州调查局探员昨天上吊身亡。我在报上看到了。”

    “是的。”詹雷特医生说。

    “他的死因也很离奇吗？”

    “对。”

    “我希望你不要在一个星期后又来找我说要对他开棺验尸。”

    “我想不至于。”我说。

    “这个小女孩的母亲对这个计划会有何感想？你想过吗？”

    詹雷特医生和我都没有搭腔。贝格利法官在椅子内变换坐姿时，皮革沙沙作响。他望向我们身后的一面挂钟。

    “明白吗，这就是你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他继续说，“我顾虑的是这个可怜的女人。她遭遇了这一切，我不想再让她承受其他痛苦了。”

    “如果不是认为那块斑痕对查出她女儿的死因有重大关系，我们不会提出这种要求。”我说，“我相信斯坦纳太太也希望将真凶绳之以法，法官大人。”

    “你去找她母亲，带她来找我。”贝格利法官说着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詹雷特医生一脸茫然地说。

    “我要她母亲来找我，”法官重复了一遍，“我两点半之后有空。我会在这里与你们碰面。”

    “如果她不愿意来呢？”詹雷特医生问。我们两人也都起身了。

    “那我一点也不会怪她。”

    “你不需要她的同意。”我平静地说。

    “的确，女士，我不需要。”法官说着将门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