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克里·波洛起身告辞之后，杰里米，富勒顿坐在书桌前，用指尖轻轻地敲打着桌面，然而，他的眼睛却在看着远方——他陷入了沉思。

    他拿起一份文件，垂下眼睛，可还是集中不了注意力。

    电话铃响了，他抓起话筒。

    “迈尔斯小姐吗？”

    “先生，霍尔登先生在等您。”

    “我知道了，对，和他约好是三刻钟之前会面的吧，他说了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吗？……好，好，我明白啦。上次他也是这个原因来晚了，请告诉他我刚才在跟另一个客户谈话，现在时间不够了，你约他下周再来，好吗？这样的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啦。”

    “是，富勒顿先生。”

    他放下话筒，目光落在文件上，还沉浸在刚才的思绪当中，他还是看不下去。脑海中浮现出过去的事，过了两年啦——差不多整整两年，今天上午这位古怪的、穿着漆皮鞋、留着大胡子的小老头问起各种问题，唤醒了自己的记忆。

    他耳边响起了两年前的一次谈话。

    他仿佛又看见那个矮胖的身影，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棕色的皮肤、暗红色的大嘴巴、高颧骨、浓黑的眉毛下一双蓝色的眼睛紧盯着自己。那张脸上充满了感情，充满了活力，那是一张经历了不少苦难的脸一也许从来都承受着磨难一却从来没有学会向苦难低头，这种人会抗争到最后。可她现在在哪儿呢？他心中暗想，她还是想办法逃脱了——她是想什么办法逃走的呢？有谁帮她呢？会有人帮她吗？肯定还是有人帮了她一把。

    他想她大概是回到了中欧的某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她生在那里长在那里，最终不得不回到那里去，否则除了束手就擒之外她没什么可干的啦。

    杰里米，富勒顿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他相信法律，瞧不起如今很多法官对犯人从轻发落，接受学术界的影响。像学生偷书、年轻的女人从超级市场上偷东西、女孩子们从雇主那里偷钱、男孩子们偷电话箱中的硬币等等，他们根本不是走投无路，大多数也并不是真的需要，只是从小被惯坏了，觉得凡是买不起的东西都可以伸手去拿。然而，尽管他坚信应该严格执法，富勒顿先生还是很有同情心的，他常常对人充满了同情，虽然奥尔加的自我辩护没有改变他的主意，他还是对她充满了怜惜之情。

    “我来求您帮忙，我觉得您会帮助我的，去年您很友好，您帮我填了表格，好让我在英国再呆一年，他们跟我说：‘你不想回答的问题都可以不回答，律师可以代表你说话。’于是我来找您啦。”

    “您说的情况——”富勒顿先生记得自己的话多么冷漠无情，因为他心中充满了怜惜之情，话语倒显得越发冷漠，“——不存在。这次我不能为您辩护，我已经代表了德雷克家。您清楚，我以前是卢埃林·斯迈思夫人的私人律师。”

    “可她死了，她死了就不需要私人律师了。”

    “她很喜欢您。”富勒顿先生说。

    “是的，她喜欢我，我想跟您说的就是这一点。这就是她想把钱留给我的原因。”

    “她所有的钱？”

    “是啊，为什么不行呢？她不喜欢她的亲戚。”

    “您错了。她很喜欢她的外甥女和侄儿。”

    “嗯，她也许喜欢德雷克先生，但她不喜欢德雷克太太，她觉得她很讨厌，德雷克太太总干涉她，不让她做自己喜欢的事，也不让她吃她爱吃的东西。”

    “她对老夫人负责，想努力地让她遵从医嘱，比如说忌口啊，少运动之类的。”

    “一般人们都不喜欢遵从医嘱，他们不希望亲戚横加干涉，他们希望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她很有钱，她想要什么都能买得起。只要她喜欢，每一样东西她都买得起，她相当相当有钱，花自己的钱她买什么都行。德雷克夫妇本身就很富裕，他们有幢好房子，还有好衣服以及两辆汽车，他们好过得很，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呢？”

    “他们是她仅有的亲戚。”

    “她希望把钱留给我，她同情我，知道我饱尝了艰辛，她知道我父亲被捕后，我母亲和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她知道我母亲后来是怎么死的。全家人都死了，我忍受住了可怕的一切。您不会知道生活在一个警察控制的国家里是什么滋味，我以前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您在替警方说话，您根本没有站在我这一边。”

    “对，”富勒顿先生说，“我是没有站在您这一边，我很遗憾这件事发生在您身上，但这一切都是您自己造成的。”

    “不对！我没有做过不该做的事！我做什么了？我待她好，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给她弄来许多他们不让她吃的东西，巧克力啦，黄油啦等等，一直只让她吃菜油，她不喜欢菜油，她想要吃点黄油，她喜欢放很多黄油。”

    “这不仅仅是黄油的问题。”富勒顿先生说。

    “我侍奉她，我对她如同亲人！于是她感激我。于是她死后我发现她大发慈悲，把所有的钱都留给我了，还让人在公文上签了字，而德雷克家的人过来对我说我不能继承，他们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说是我逼着她写的遗嘱，还说了些更不像样子的话，太不像话啦，他们说遗嘱是我自己写的，简直一派胡言。是她写的。她写的，然后把我支开。她叫清洁工，还有吉姆，还有园丁进来。她说要让他们在公文上签字，不要我签字，因为钱是留给我的，为什么我就不该得到这笔钱？为什么我在生活中就不能有点好运气，就不能有点欢乐？当我得知消息之后我憧憬着去做许多事情。简直妙不可言。”

    “我丝毫也不怀疑，真的不怀疑。”

    “我怎么就不能有自己的憧憬呢？为什么就不能开心呢？我将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要什么就能有什么，我做错什么啦？没有，告诉您，我什么也没做错，什么也没有。”

    “我努力地向您解释过了。”富勒顿说。

    “全都是谎言。您说我在撒谎。您说是我自己写的那份公文。我自己没有写。是她写的。谁也无法说不是的。”

    “有人说起了很多事，”富勒顿先生说，“听着，别再辩解了，听我说。卢埃林·斯迈思夫人写信时，常常让您代笔，并让您模仿她的笔迹，模仿得越像越好，有这回事吧？因为她觉得用打字机给亲戚朋友写信十分不礼貌，这种老观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如今谁也不在乎信是手写的还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而卢埃林·斯迈思夫人不这样认为。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嗯，明白。她是常常让我这么做，她会说，奥尔加，这四封信你来回，照我跟你说的以及你速记下来的回吧，你用笔来写，字体写得跟我的越像越好，，她让我练习模仿她的字体，注意每一个字母她是如何下笔的……只要看上去差不多跟我写的一样就行了，她说，然后签上我的名字，我不希望让人知道我连信都写不了啦，你知道，患了风湿病，我的手腕越来越不灵便了，尽管这样我还是不愿用打字机写私人信件。”

    “您完全可以用您平常的字体来写，”富勒顿先生说，“然后在末尾写上由秘书代笔，不就行了吗？”

    “她不想让我这么做，她希望别人认为是她本人动笔写的。”

    富勒顿先生心想，这肯定是实情，像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一贯的作风。她深深厌恶提及自己上了年纪、今不如昔的事实，比如说以前会做的一些事现在做不了啦，走不了那么远或者爬山没以前快啦，手没有以前灵活(尤其是右手)等等，她希望能跟别人说：“我身体棒极了，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想干都能干成。”是的，奥尔加说的是实话。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别的一些因素，一开始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起草并签字的附加条款才没有受到怀疑，富勒顿先生回忆起来，是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渐渐起了疑心，因为他和他年轻的合伙人都十分熟悉卢埃林·斯迈思夫人的字体。是年轻的科尔先开口的。

    “我真没法相信附加条款出自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的手笔。我听说她最近患了关节炎。看看这些她亲笔写的东西吧，这是我从她的公文中挑出来的。这附加条款不太对头。”

    富勒顿先生也觉得不大对头。他说要请专家鉴定，结果十分明确，各位专家都一致认为附加条款不是出自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的手笔。要是奥尔加不那么贪心，富勒顿先生心想，要是满足于在附加条款一开始写上(如这份公文的开头一样)——“因为她无微不至关心我、对我体贴耐心，我留给她——”也只能这样开头，接下去说明给这位姑娘留下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但是把所有的亲属全部撇开，特别是她的侄儿，以前近二十年中立的四份遗嘱中他一直是她的剩余财产继承人，把他也撇开，而把一切都留给外人奥尔加，塞米诺娃——这不像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能做得出来的。事实上，只要借口存在过分的压力就可能推翻这样一份文件，不行，这个急脾气的孩子太贪心了。也许卢埃林·斯迈思夫人说过要给她留点钱，因为她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因为她心地善良，因为她满足了老太太的一切要求而得到了老太太的宠爱。

    由此奥尔加便憧憬着她会得到一切，老太太会把一切都留给她，她会得到所有的钱。所有的钱，还有房子、首饰，一切的一切。贪心的姑娘，现在遭报应啦。

    富勒顿先生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无法坚持住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应有的立场，忍不住怜惜起她来，对她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自从呱呱落地之日起，她就饱尝了艰辛，领略到了一个由秘密警察控制的国家的暴力，失去了双亲，又失去了姐姐和哥哥，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时时在恐惧中度过，这一切造成了她的个性。无疑自她出生之日就形成，然而从前都没有机会显露出来。这就是一种孩子气的贪婪之心。

    “谁都跟我过不去，”奥尔加说，“谁都是，你们都与我作对。你们这么做不公平，仅仅因为我是个外国人，因为我不属于这个国度，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能做些什么呢？您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我真的觉得您没有多少可做的。”富勒顿先生说，“您最好的机会在于讲明实情。”

    “要是我按照你们希望的去讲，那纯粹是撒谎，不是真的。她写下的遗嘱。她在那儿写的。别人签字时她让我出去了。”

    “您知道吗？存在于您不利的证据。有人会说卢埃林·斯迈思夫人经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文件上面签字。她有好几种公文需要签字，签字前她一股不再浏览放在面前的究竟是哪一种。”

    “那她连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

    “亲爱的孩子，”富勒顿先生说，“您最大的指望在于您是初犯，而且您是外国人，您只是粗通英文。于是您也许会被从轻发落一或者还真能缓刑。”

    “嗯，只不过说说而己，说的好听。我会被投入大牢永远不会放出来。”

    “看，您又在胡说啦。”富勒顿先生说。

    “我要是能逃走就好多了，要是我能逃走藏起来让谁也找不着的话。”

    “一旦发了通缉令，在哪儿都能把您找到。”

    “要是我跑得快就不至于，要是我马上离开，有人帮我的话就不会。我能逃走，逃离英国，乘船或者坐飞机都行，我可以找人伪造护照签证以及一切必须的证件，有人会帮我。我有一些朋友，有些喜欢我的人，有人会帮我逃走，从此消失，我需要的就是这些。我可以戴假发，也可以拄着双拐走路。”

    “听着，”富勒顿先生严肃地说，“我很同情您。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位律师，他会尽全力帮助您。您不能指望逃走。您说起话来简直像个三岁孩子。”

    “我有足够的钱。我攒了不少钱。”接着她又说，“您努力地想对我友好些，是的，我相信。但是您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这全跟法律有关，但有人会帮我的，有个人会，我要逃到一个任何人也找不到我的地方去。”

    富勒顿先生心想，没有人找到过她，他想知道——是的；他很想知道——她一直呆在哪里？现在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