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医生们对桑妮的病情给出最后的诊断结果——低血糖症，阿丽珊心里才一块石头落地。“我记得他在电话上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说桑妮的昏迷与忧郁和自杀全然无关。”

    “1980年8月，我和儿子又去欧洲度假，克洛斯来电话说他在曼哈顿东69道买下了一处公寓，正在装修。我问桑妮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心里一沉，看来他是打算金屋藏娇，让我继续做‘地下情人’……11月，他又打电话说他已经从家里搬了出来，所以我没有理由继续躲着他……我很高兴，可两年来我们之间的时好时坏忽冷忽热又让我多长了一个心眼儿，我想试探试探，就佯称需要时间想一想……”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阿丽珊往冯·普罗府上挂了个电话，是用人接的。阿丽珊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只说要找冯·普罗先生。“先生不在家，”用人答道，“但他会在晚饭前回来。”

    “我气极了，等他打来电话就质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克洛斯说他确实是搬出去了，可见我还是不答理他，就又搬了回去。在家里，至少还有他的女儿……

    “我很伤心，更痛恨自己，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什么让自己陷入这种不伦不类进退两难的境地。我对自己说，长痛不如短痛，这件事必须结束了。

    “我搬到华盛顿，那儿一位朋友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替我找到一份舞台监督的工作。我知道克洛斯肯定会追了来，就租住了一套不带电话的老房子，没想到一个星期就被他查了出来……我又搬到另一处公寓，刚安顿下来，他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我不接，又吩咐门房不让任何人进来……

    “那天我正上着班，被老板叫到办公室。进去一看，克洛斯坐在里面……我不想当着老板的面和他理论，就同意跟他去了街对过的‘水门饭店’咖啡厅。

    “……克洛斯说他仍旧爱着我，深深地爱着我，只要我乐意，他现在就可以和我结婚……为了表明他这次动了真格，他说他这就去一个公共电话亭给他的律师打电话，再给桑妮打电话，他要我站在旁边听他说的每一句话……我说对不起，我不会听的，再说，如果你真想和桑妮离婚，应该当面告诉她，而不是这样懦夫似的只敢在电话上讲……”

    克洛斯和阿丽珊重归于好。

    “12月中旬，克洛斯和我到我儿子学校看孩子们的圣诞演出……然后回我公寓里，三个人一起吃了晚饭……我想借此向他表明，我需要的是一个家庭，而不光是两个人的卿卿我我花前月下……”

    “换句话说，你是在向他要名分？”史蒂文·伐密利提说。他已经有很久不提问也不插言了，只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任由他的证人顺着自己的思路娓娓道来。

    “是的。”阿丽珊答。看得出来，她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几分犹豫，随即又替自己辩解似的：“他如果接受了我，就应该接受属于我的一切……记不清是一天还是两天后，我们又一起参加了朋友家的圣诞聚会……大家都知道我们俩正在拍拖……”

    之后，就是1980年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冯·普罗全家去了纽波特的克拉伦敦庄园。从此，桑妮·冯·普罗再没有醒来。

    法庭里的时间已近下午5点，史蒂文从公诉席站起身来：“在你结束之前，爱索尔女士，我还有最后两个问题。”证人席上的阿丽珊和被告席上的克洛斯同时松一口气——谢天谢地，总算快过去了——以为公诉方不再追究他俩在桑妮昏迷以后的事。其实不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