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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局长老赫今天上班很早。2012年世界妇女大会正在县里召开。虽说这里离北京很近，但国际性的会议在这里并不多见。头头们一再敲打下面，叫各行各业都把眼睛睁大点，莫要在节骨眼上捅出什么漏子。老赫今天心情很不好，都是为了他的宝贝儿媳。结婚3年，她一直吵吵着不想生育。老赫原想她只是嚷嚷罢咧，过几年就会改变主意的。哪有女人不想生孩子？不想生孩子的女人还能算是女人？但昨天儿媳竟不声不响去作了绝育手术，更可气的是，儿子竟然陪着她去医院。

    老赫自认算不上旧脑筋，生儿还是生女，能不能接赫家的香火，这些事他都看得很淡了。但即使如此，他也难以理解当今的年轻人，有结婚不要孩子的，有独身主义的，甚至还有一些搞同性恋的。说到底，这代人只知道自己享受，一点也不愿为后代承担责任。

    他上班时，老伴还气得在屋里抹泪呢，这一辈子他们再也甭想当爷奶了，再也甭想抱着胖孙子，用胡子扎他的嫩脸蛋了！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要自家这个孽种，把他留到阴山背后，看他还有什么主义可喊。不过他知道根子不在儿子这边。儿子倒是倾向于要个孩子的，但他是个软耳朵，没主见，凡事看着老婆的眼色行事。老赫看过一篇文章，预测人类到2050年将出现母系社会的复辟。他想，在我家这个时代提前到达了。

    虽说心情烦燥，他还是认真地检查了全所的工作。各科室人员都已到齐，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穿着超短裙的小李子在院中给花坛浇水，门卫在擦拭门口的铜牌。忽然一对年轻人横眉怒目地进了大门，径直朝民政室走去。老赫远远扫了一眼，认出是前庄张胖子家的儿子儿媳，是前天才结的婚，两人衣裙簇新，但脸上显然有抓痕。

    这些年轻人哪。老赫摇摇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20分钟后，电话响了，民政室的小李子无奈地说：“所长，请你来一趟吧。”

    小李是今年才分到所里的女大学生，办事能力是嫩了点儿。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要想胜任民政室的工作，真的需要一张磨不烂的嘴、饿不垮的胃和最坚强的神经。老赫笑道：“小李，遇事耐心点……”小李子央求道：“来吧老局长，再给我做一次示范行不？我最佩服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再说，这对当事人认识你，都听你的话。好吗？”

    既戴上小李送的高帽，他只好去了。屋内的两人回过头喊一声赫伯，又恢复金刚怒目、苦大仇深的样子。小李满脸尴尬地迎上来说，他们一直摆着这副嘴脸，说要离婚又不说原因，无论怎样诱导就是不开口。老赫拍拍小两口的肩膀：“莫要摆一副不共戴天的样子，结婚才两天，有仇有恨也积不了这么深。说，到底是为啥要离婚。”女方终于开了口：“他流氓！”

    男方立即怒目相向：“我咋流氓了，你是我老婆！”

    女方转向老赫恨恨地说：“他拿回一盘黄带，非要我也照样子干。我不听，他就想掐死我，你看！”她扯开衣领让老赫看她脖子上的伤痕，男的急忙说：“甭听她的，是她先动手，看看我脸上！”老赫认真看了看，显然他脸上的抓痕比女方脖颈上的伤重多了。小李红着脸，忍不住偷偷地笑。老赫瞪她一眼，回头笑着说：“好了，事情经过我已经清楚了。我要是张胖子，先一人给两个耳刮子再说。现在赫伯为你们评理，好好听着。”他清清嗓子说：“第一，小张不是流氓。干那档事使用什么姿势，不是民政局管的事，只要双方愿意，扯不到流氓不流氓上头去。而且，听你们的口气，俩人在婚前没有发生过性行为，在如今的年轻人中这可真是难得了！所以小张不但不是流氓，你们还都是自尊自爱的好青年。”

    小张得意洋洋地瞟了妻子一眼。倒是身后的小李子没来由地红了脸。

    “但是第二，我劝小张听女方的活。干那档事最好不要玩什么新花样——别在心里骂你赫伯是老脑筋，按老辈人的说法，男女行房得在黑影里，免得冲撞了天光菩萨。这是迷信么？当然是，但这种迷信暗合着科学道理。人的快感阈值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水涨船高。过去乡下人说皇帝每天都能吃到油条和饺子，那时他们认为油条和饺子就是天下第一的美味。现在呢，你们还认为油条好吃吗？男女之事也是一样。如果一开始就把性生活的阈值提得很高，很快它就会变得味同嚼蜡。如果开始时能够控制，你们就能在一辈子里慢慢品尝越来越浓郁的陈酒。小张，你妻子是个难得的明白人，听她的没错！”这会儿该女方扬眉吐气了。小张显然没料到老赫伯肚里还有这一大套理论，当下也表示服气。没多久，两人就笑眯眯地离开了，隔着窗户看见两人停下来，似乎又争吵了几句，不过，等走出民政局大门时，他们已亲亲热热地挽上了臂膀。小李子脸红红地奉承道：“老局长，真有你的，蛮有深度，蛮有哲理。”

    老赫看看她，微嘲道：“是吧。把老家伙这番话记到心里，对你也没有坏处。”小李脸更红了。“下次再碰上这种事，我可不来救火啦。”

    小李连忙点头。忽然外边传来叽叽哌哌的外国话——不是外国话，是卷舌头的中国话。两个外国女人笑嘻嘻地走进来，都是白人，年龄大约都在二十六、七岁，一个穿着t恤和短牛仔裤，一个穿t恤和超短裙。门卫从她们身后闪过来，低声对老赫解释道：“她们说是世妇会的代表，美国人，想在中国登记结婚。”

    穿牛仔裤的女人高兴地说：“对，我叫琳达·麦迪逊，她叫安娜·帕吉特。我们喜欢中国，想在中国结婚登记，为这次中国之行留下难忘的回忆。请问，按中国的规定，需要我们提供哪些文件？”她的中国话说得唔里唔拉的，像是短了半截舌头，周围的人勉勉强强能听懂。老赫皱着眉头打量着两个人，说：“需要什么文件和条件——身份证啦，未婚证明啦，甚至国籍啦——倒还在其次。首先一条，按中国法律，登记结婚必须双方同时到场。我想美国法律也不例外吧。”琳达立即回答道：“我们已经同时到场了呀。”她用英语对安娜解释，“他们要求结婚的双方必须同时到场。”

    老赫一时没转过弯，虽说时下年轻人的衣着发式常常是男女不分，但眼前这两位都是女人，这一点似乎不必怀疑。她们的臀部被衣服绷得紧崩崩的，t恤衫开领很低，两对硕大的乳房唿之欲出。但老赫随即恍然大悟，大悟之后是抑止不住的恼火，他捺住性子嘲讽地问：“那么，你们中谁是妻子谁是丈夫呢。”

    琳达快活地说：“我们互为妻子和丈夫，我们是完全平等的。是吧，亲爱的？”她亲热地挽住安娜的肩膀。

    满屋的人都看傻了。虽说现在已经跨进21世纪，虽说对西方世界的同性恋现象已耳熟能详，但看到一对同性恋（还是女的！）如此坦然地来登记结婚，连自诩为现代派的小李子也难以接受。她惶惑地用目光向老赫求助，老赫冷淡的说：“实在对不起，中国还没有同性恋可以结婚的法律，看来不能为你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了。”

    两个女人并没有懊丧的表情，相反，琳达两眼放光地问：“中国不允许同性恋吗？”到了这时，老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两个女同性恋的登门并不是为了热爱中国，并不是为了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而是想制造一个轰动的政治话题。屋内围观的人不知道是谁低声骂了一句：“不要脸！”琳达听见了，立马转过头去寻找发声者：“不要脸？你是在骂我们吗？”老赫严厉地喝道：“刘兵！不要乱讲！所有人立即回到自己岗位上去！”

    门卫和屋外几个人悄悄散去，只留下老赫、小李和两个外国女人。老赫沉思片刻，谨慎地说：“我国对同性恋采取的是双非政策，既不认为是非法，也不认为是合法。这种双非政策在法律上是有先例可循的，据我所知，不少国家如新加坡，对卖淫现象就是采取的双非政策。”

    琳达尖利地问：“你是说，同性恋和娼妓是等同的？”

    老赫真正发怒了，他尽力抑止住怒气，冷淡地说：“请不要屈解我的话。好啦，两位请回美国登记吧，我们无法满足你们的愿望。”

    琳达转过身，频率很快地向安娜解说着什么。这时，刚才那一对年轻人兴冲冲地进门，手里拎着一袋精制糖果，女方笑着给大家发糖，男的对老赫说：“赫伯，谢谢你的那番话，我们俩一定会记一辈子。喂，小玲，别忘了两位外国朋友。”他低声问小李，“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小李附耳说：“这两个女人是来登记结婚的——小心，穿短裤的这个懂得中国话。”小张惊奇地问：“同性恋？”小李点点头。小张妻子正在为两个外国人发糖，小张忙拽住她，啐了一口，扭身就走。妻子不明所以，小张边拽边低声解释，妻子也啐了一口：“晦气！”这些粗鲁的举动丝毫没有让两个外国女人难堪，相反显得更兴奋。老赫知道大事不妙，再不能让俩人在这儿收集炮弹了，便客气而坚决地送客人出门。

    一辆桑塔纳出租车停在门前的槐树荫下，司机正眯在座椅上听“梁祝”。老赫很客气地送两人上车，司机惊奇地问：“这么快就登记完了？你们真是高效率。”

    老赫背过脸低声喝道：“快走吧，少罗索！”司机看出点眉目，便不再言语，立马开车走了。看着这辆车绝尘而去，老赫立即返回民政局，拨通了县长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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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达斯·比利9点钟走下昆明一北京的班机，10点赶到延庆县世界妇女大会的会堂。他是华盛顿邮报的年青记者，这次来中国，主要是为了采访云南的戒毒所。但既然赶上了世妇会，他也想来挖一点儿新闻。在云南他采访了几个戒毒所，总的说印像不错。昨晚他给参议员老爸通了电话，说云南的戒毒工作很认真，吸毒者的复吸率明显低于美国。但他也说中国的经验无法在美国推广，因为它“仍带着极权主义的痕迹”，病人一进戒毒所就失去了所有的自由：不许会见亲人，不准对外联系……这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当时父亲淡淡地说了一句：既然吸毒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那么采用一点极权主义也情有可愿。

    这话很出乎加达斯的意料，因为父亲向来是以自由派著称。

    加达斯今年25岁，刚从夏威夷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相貌英俊，亚麻色头发，蔚蓝色眼睛，脸庞棱角分明。这对当记者是个有利条件——尤其是当采访对像是女性时。妈妈说他酷似年青时代的爸爸，还笑着说，老比利之所以能当上参议员，就是因为有这么一副十分“男性”的相貌，可以拉女选民的选票。当然这是开玩笑，父亲的才干是人尽皆知的，他一直是参议员中有份量的人物。不过，父亲从来没有竞选总统的野心，加达斯知道这是为什么——父亲10年来一直和一位情人保持着秘密关系，在经历了克林顿总统的绯闻之后，他决不会自找麻烦去竞选什么总统。

    世妇会的一位厄瓜多尔代表正在发言。会场是圆形的，一排排座位摆成十几个同心圆，每个座位上都有同声翻译耳机和麦克风。会场远远说不上满员，这不奇怪，世妇会代表历来是以作风散漫、思想庞杂而闻名的，这次碰上了凡事都一板一眼的东道主，因此会议日程与代表们的情绪难免有些疏离。那位代表的发言冗长枯燥，很大篇幅是谈自己的丈夫、儿女和自己的收入。加达斯关闭了录音机，脑袋依在椅背上打了个盹。这位代表的发言终于结束了，这时两位白人妇女带着一阵风闯入会场，她们一坐定就高声要求发言，因为她们“刚刚有过一个值得讲述的经历”。

    会议主席同意了，两位美国妇女中的琳达拿起麦克风，绘声绘色地讲了她们刚刚经历的事情。“所以，”她总结道，“中国的同性恋者仍处于可悲的境界，他（她）们的人权得不到法律保障，并且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受到敌意的对待。我们能否为他（她）们做些什么呢。”

    各国记者都像是打了兴奋剂，紧张地在记录本或笔记本电脑上做着速记。加达斯也迅速作了记录，他知道这是报纸主编们喜欢的素材。这时，前边一位中国代表站起来，大声要求发言。会议主席同意了，并介绍说这是甄羽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

    甄羽女士大约60岁左右，中等身高，身体极胖，满头白发，但动作带着一股年轻人的冲劲儿。她显然是性情中人，一站起来便是滔滔不绝的漂亮的牛津式英语——她在激动中忘了中国代表发言应使用汉语的惯例。她尖刻地说：“……我想这两位代表忘了起码的礼貌，忘了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和习俗。你们完全可以回到美国去享受同性恋结婚的自由嘛，为什么非要来撩拨中国的法律？有礼貌的客人不会在主人的大门口撒尿。”

    如果说刚才琳达的发言是用竹竿捅了蜂窝，甄羽的发言则是在蜂窝下面放了一把火。会场响起一片嗡嗡声。安娜站起来大声说：“请问你对同性恋是什么态度，你能明白无疑地告诉大家吗？”甄羽干脆地说：“为什么不能呢。我一直用同情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心理残疾，正像我们同情瞎子、聋子、兔唇等生理残疾一样，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社会不可豁免的痛苦。但是，正如医生们一直在用种种科学手段来医治生理残疾一样，社会学家也该用种种手段——心理咨询，道德约束等——来减少同性恋患者，而不要把‘宽容’变成‘纵容’，甚至当成一种时髦。有一点我想琳达小姐和安娜小姐不会否认吧，”她微笑着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作为一个族群而言，同性恋者是寄生于正常人的生殖活动之上的。没有男女之爱和他们的生殖活动，就没有同性恋者的存在。极而言之，人类就不能延续了。”她结束了发言，在众人的复杂目光中坦然坐下。此后会议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尖锐的辩论。在这中间，甄羽女士又起身做了两次短时间的答辩。加达斯不由对她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生活在开明的美国东部，但他对于同性恋现象的观点是相对保守的。他知道同性恋确实已成了自由派的时髦，美国总统公开参加同性恋的集体婚礼，各大公司竞相资助同性恋的活动，有世界性的同性恋大会，某些城市中同性恋的比率已超过10%。所以，没有哪个政治家和商人敢得罪这个数量越来越庞大的群体。宽容变成了纵容，以至于反对同性恋者不能理直气壮地喊出自己的观点。就拿眼前的辩论为例，甄羽几乎是孤军作战，没有一个中国代表站出来支持她，支持她的外国代表也寥寥无几。

    他对甄女士的勇气十分佩服，决定找个机会采访她。

    第二天代表们到北京参观故宫，加达斯也去了。极为宽敞的故宫宫院没有一棵树木，只有方砖缝隙中长着细细的青草，显得十分空旷。他在这儿找到了甄女士，她正在给几位同行者作解说。她说故宫内不植树主要是安全上的考虑，以使皇帝的敌人无法隐藏和纵火。中国封建皇朝的统治艺术是极其完善极其周详的，这便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再者，以美学观点来看，这种绝对的空旷也能有效地衬托宫殿的巍峨。

    她今天穿了一件月白色的夏衫，蓝裙子，脸上汗津津的，声音宏亮。加达斯走过去，把自己的中英文对照的名片递过去：“甄女士你好。我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加达斯·比利，我听了你昨天关于同性恋的发言。”

    甄羽接过名片，笑着回了一张名片：“全是陈词滥调，即偏激又迂腐——对吧。”

    “不，我同意你说的，同性恋归根结蒂是一种寄生现象。也同意你说的，不能把宽容和纵容当成时髦。我想听听你更坦率的意见。”

    甄羽注意地看看他，放慢了脚步。“在美国年青人中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可不多。”她笑道。同行的女士赶到前边去了，十几个中国孩子蹦蹦跳跳地登着殿前的台阶。加达斯想伸手搀扶同伴，甄羽拒绝了：“用不着，用不着，我还没有这样老吧。”

    她步履轻松地上了台阶，回头说：“记得4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看过一则有关美国的报道。有些不愿生育的美国夫妇常到菲律宾买孩子，他们帮助菲律宾孕妇飞到美国，生下孩子，让婴儿自动取得美国国籍，然后再办理领养手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负担孕妇的来回机票、在美国的生活费、医疗费及报酬，大概要花两万美元以上。我当时很好奇——首先我佩服美国人的豁达，他们不计较后代的血统甚至是人种的差异。但同时我也很困惑。”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是违反自然之道的。生物的所有习性都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基因最大限度地传播开来，所以，在交配期间，雄骆驼会把自己的所有妻妾赶到一个山沟里，不吃不喝地守护着，不让别的雄骆驼染指。雄松鼠在交配后会在雌松鼠的阴道中留下一个塞子，阻止它同别的雄性交配。等等。当然，人类已经超越了动物，人类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从另一方面说，尽力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骨血’，仍然应该是正当的、最基本的自然属性。如果文明的发展连这种自然属性也淘汰掉，那对人类来说究竟是进步还是灾难呢。”她笑道，“当然，这是我成年后的思考，中学时代我只是直觉地感到困惑。”

    加达斯对她的观点感到很共鸣，沉思片刻说：“如今在美国，不愿生育后代——不是不能生育——的夫妇更多了。”

    “何止美国呢，即使在中国，这些现象也逐日增加。据统计，中国育龄夫妇中的‘丁克家庭’（不要孩子的家庭）已占6%，同性恋估计也达到了1%。这个数字真让我寝食难安。假如一直保持这个势头，人类真要灭亡吗？比利先生，中国的社会学家一直盯着美国，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科技的先行者，很可能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既包括社会的进步，也包括科技带来的弊端。坦率地说，我觉得美国社会上的许多现象简直是世纪末的征兆，主要就表现在人类自然属性的日益丧失：同性恋、群交、吸毒、放弃生育后代的责任……我真不愿中国也步你们的后尘。”加达斯心中不大舒服——这些观点难免伤及一个美国人的自尊。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些尖锐的见解有它的逻辑力量，而且其中并没有民族沙文主义的气味儿，她是站在全人类的基点上来考虑的。他沉思着，跟着甄女士迈出保和殿的后门，甄羽原先的同伴在喊：甄！来给我们介绍青铜馆的展品！甄女士抱歉地向他告别，加达斯说：“再见，谢谢你的谈话，我会认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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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加达斯坐上了中航飞往纽约的班机。机翼下是蓬松洁白的云层，阳光在蔚蓝的太平洋洋面上闪耀。中国空姐们个个漂亮得无可挑剔，身躯修长，胸臀饱满，肤色美艳。考虑到13亿人口的基数，能挑出这么漂亮的空姐并不奇怪。加达斯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欣赏着空姐们的美貌。不过更多时候，他面前闪现的是轮廓浑圆的甄羽女士，与身躯的浑圆恰成对比的是她尖锐的见解。美国是一个包容万象的国家，这种见解他当然不是第一次听到，但唯有这次给他的印像最深，也许这是基于甄女士真诚的忧虑吧。

    回到费城公寓，他给父母家打了电话。是妈妈接的电话，她关心地问了一路上的情况，问他什么时候能过来，又说他父亲不在家，出门做一次短暂的公务旅行。加达斯问他到哪儿去了，如何与他联系。妈妈沉吟一会儿问：“有急事吗？”

    “嗯，我有一个想法，想和他商量一下。”

    “那么，”妈妈说，“你把电话打到波特兰吧。”

    加达斯知道波特兰有父亲的情人南希，不免后悔，这么多年来，父亲每年都要在那儿秘密度过几个星期，而母亲和他已学会了对此视而不见。今天他不该逼着母亲把这句话说出来。他把电话打过去。屏幕上现出一张年轻美貌的黑人女子的脸庞——他不禁感伤地想，自己的母亲确实衰老了。南希马上认出了他，高兴地嚷道：“加达斯？你好，真高兴你能打来电话。”她的高兴确实是十分真诚的。“你父亲在和勒莎玩，我去喊他过来。”

    从屏幕上看到，父亲牵着勒莎的手走过来。勒莎抢先占据了屏幕：“你好，加达斯哥哥。刚从中国回来吗？那儿好玩吗？你什么时候能到我家来作客呢，我真想和你一块儿玩。”妹妹咭咭哌哌地说个不停，他不由暗暗感动。他与这位妹妹从未谋面，但她对哥哥显然是情真意切。也许，这是因为相同血缘（有二分之一相同）的天然联系？两人高高兴兴聊了一会儿，父亲布莱德才接过话筒：“你好，有什么事情？”

    “爸爸，这次我在中国采访了一位女士，我对她的观点很感兴趣，也有了自己一些看法。”他追述了当时的谈话，“我打算针对美国国内‘不愿生育’的现象作一次社会调查，深层次的详细的调查，以得出一个结论：现代高科技和现代生活方式是否已改变了人类最基本的自然属性，以及这种现象有什么深层次的社会意义。爸爸，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布莱德没有片刻犹豫，立即答道：“很好！值得去做。”他笑道，“十分巧合的是，前些时我正好对一个类似的问题产生了兴趣，那就是美国人到国外认领婴儿现象的爆炸式增长。而且，这里可能还牵涉到一个庞大的婴儿走私网。”他沉吟片刻，“这样吧，我手头有一份名单，列举了邻近几个州中新近从国外领养婴儿的家庭，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你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查。报社那边会支持你吗？我想会的。这项调查不仅是‘哲理性’的，如果最终挖出一个婴儿走私网，这则新闻同样是十分‘公众性’的。”

    “报社那边问题不大，我自己能处理。那么，我就开始作这方面的准备了。再见。”

    “再见。”

    南希一直在远处斜睨着这边，这时快步走过来，从丈夫手中接过话筒：“你们谈完了吗？我和加达斯还有一点私人话题。”

    参议员领着勒莎离开了，加达斯在屏幕上端详着爸爸的情人，算一算，她也年届40了，但皮肤和身形保养得很好，仍显得青春靓丽。她微笑道：“谢谢你打来电话，也谢谢你对勒莎的兄长之情。”她略为沉吟，恳切地说，“加达斯，我爱你的父亲，为了他，我的半生是在阴影中度过的，但并不后悔。再过若干年，你父亲就要退出政治生活了，按照我们当初的商定，在他退出政治生活后，就要公开他与勒莎的关系，否则对小勒莎是不公平的。我尊敬你的母亲，不想对她造成任何伤害……”加达斯打断她的话，爽快地说：“你不必说了，我已经明白了你的意思。请放心，我会慢慢把这件事捅给我的母亲，让她对那一天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相信她会对此泰然处之的。”南希欣慰地笑了：“谢谢，衷心谢谢你。你为什么不来这里玩呢？我和你母亲恐怕只有终生回避了，但你和勒莎没理由不成为好兄妹。”

    “我会去的，这次调查结束后我会安排一个时间。我也很喜欢小勒莎。告诉我，她喜欢什么样的玩具？”

    “你就买几只电子狨吧，她已经有20只了。”

    加达斯知道这种袖珍电子狨是一种时髦玩具，小狨猴们从包装箱中取出后，只要一激活，就会自动组成一个族群，选出猴王——完全遵循山林中猴群的生活方式。“好的，等我去时带几只电子狨，再见。”

    “再见。”

    电话屏幕暗下来，加达斯在屏幕前又愣一会儿，思考着南希的请求。母亲那儿没问题，她实际上早就有心理准备了。问题倒是自己，真的能完全看开吗？就拿这次谈话来说吧，他多少有些内疚，好像自己参加了一项针对母亲的密谋。

    两个女人都泰然接受了“一夫两妻”这种令人尴尬的关系，恐怕这最终要归因于父亲“雄性的强壮”。作家纳塔莉·安吉尔在《野兽之美》中说，为了最大限度地传播自己的基因，雄性在性关系上的进攻性是天然的，符合自然之道的。这么说来，父亲的行为就无可指责了——从本质上说，这和雄狮、雄骆驼、雄海象的占有性是一脉相承的嘛。

    想到这里，加达斯不由得笑了——这对父亲未免不敬——然后挂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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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开始这项调查已经是两个月之后。十分凑巧，父亲给的名单上也有琳达·麦迪逊和安娜·帕吉特的名字，从资料上看，她们早在一年前就在宾夕法尼亚州登记结婚（该州已通过同性恋可以结婚的法律），两人还互换了姓氏。加达斯冷冷地想，干嘛要互换姓氏呢，这种貌似平等的作法，仍是植根于夫权主义之上啊。

    麦迪逊·帕吉特夫妇于半年前领养了一个白人女婴，手续是合法的，婴儿来自巴西圣保罗的“圣贞女孤儿院”。父亲的秘书杰克逊先生说，这是近几年崛起的一所很有名的慈善机构，是某位匿名的富翁资助建造的。它从各国收养和向各国输送了数以万计的孤儿，不但不收取任何报酬，甚至每个孤儿离院时还能得到500美元的馈赠。“它的资助者一定是个家财逾百亿的富豪。”杰克逊先生说。加达斯对这两个女人印象不佳，尤其在得知她们早已结婚之后，这样看来，她们在北京的行为未免太张狂，太无事生非。不过，既然已有北京的一面之交，他还是决定把她们排在调查表的第一位。他先给两人打了电话，两人愉快地说，欢迎他去采访，随时都行。

    加达斯乘车赶到了宾夕法尼亚的卡本代尔，在一个普通居民区找到了24B号。这幢房屋是木质房顶，车库大门上的油漆已经斑驳脱落，门前的花丛中卧着几只驯鹿和一个裸女的雕塑。加达斯在按响门铃时，忽然生出一个随意的想法：哪个家庭中都少不了一些体力活，像油漆房间啦，修剪花草啦，那么在这个女同性恋家庭中，是谁干这些体力活呢。大概是琳达吧，她似乎更强壮一些。

    由此他想到，在他所知道的女同性恋家庭中，常常有一人扮演丈夫的角色，这可能说明，上帝安排的秩序毕竟是最实用的。一个肥胖的白人妇女打开门，她既不是两人中的一个，也不像是两人的仆人。加达斯疑惑地问：“这是麦迪逊——帕吉特夫妇的家吗？”

    “不错，进来吧。”那人在身后匆匆关上门，叮嘱道，“请注意，卧室中正在进行网络直播。”她领着客人快步走回卧室。加达斯几乎没有来得及观察屋内的陈设，因为他的注意力很快被卧室中的情景吸引住了，那儿灯光通明，四架摄像机环床而设，在灯光和摄影机瞄准的小舞台上，琳达和安娜都一丝不挂，正在非常投入地性交。另有三个妇女站在外圈的阴影里，默不作声地观察着。加达斯忽然悟到这是怎么回事。十年前，网络上直播了一对美国“童男童女”性交的全过程，两人声称，男女之合是天下最纯洁最美好的事情，他们愿把自己的初夜之欢奉献给全世界。这次直播曾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并被揭露其中隐藏着商业行为和欺诈行为（至少这两人都不是自称的童男童女），之后慢慢平静了。此后，男女同性恋者开始在网络上抱怨：为什么单让异性恋者掠美呢，同性恋的性行为同样是天下最纯洁最美好的事情呀，也应在网络上留下自己的倩影呀。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同性恋者的底气毕竟不足，这些鼓噪拖了几年才变成行动。不久前，一对勇敢的女同性恋者宣布她们已做好准备，将在2019年7月27日（就是今天）实施性交直播。由于网络上都是使用代号，加达斯没想到她俩恰是自己要采访的对像。

    两人仍在床上呻吟，揉搓着对方的乳房，伏在对方身上抽动，吸吮着对方的舌根。不过总的说，相比黄色录相上的镜头，她们的动作还算干净。加达斯冷眼看着，眼前的景像不算新鲜，在R级片中和超R级的光盘中早有人做过了，什么新鲜招数都试过了（连人兽性交还上了光盘呢），人们的性感觉已被刺激得麻木了。唯一不同的是，那些男娼女妓们的表演是为了赚钱，而今天的一对儿却是为了“圣洁”的理由免费表演。

    一个话筒举到加达斯面前：“既然你是不请自到的客人，请你向网络观众也说几句话，好吗？”那位为加达斯开门的妇人微笑着说。

    加达斯略微踌躇后说：“好的。”

    “你的姓名，职业？”

    “加达斯·比利，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笑道，“我是为了另外的事来采访麦迪逊——帕吉特夫妇，没想到自己先成了被采访者。”

    “你对女同性恋性交过程的首次网上直播有什么看法？”

    加达斯突然想起了北京的甄羽女士，想起她的忧虑，想起她说的“同性恋的寄生性”。他不愿得罪和伤害眼前这些人，便字斟句酌地说：“坦率地讲，我不是同性恋者，也不赞成同性恋。不过，我愿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种社会现象，也希望两位女主人宽容地对待我的不同意见。”他向床上扫了一眼，两个女人显然已到达性高潮——或者说假装达到了性高潮，加达斯不相信在4个镜头和百万双眼睛的注视下，她们真的能心静无波地干完那档子事。“我觉得同性恋的性交没有男女之合来得自然和美丽，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同性恋是寄生在正常人的生殖活动之上。”

    举话筒的女人没想到来客会直率的批评，显然比较扫兴，但她客气地说：“谢谢你的回答。此次网上直播到此结束，再见。”

    屋里的聚光灯暗了，两位演员笑着从床上下来，开始穿衣服，周围的妇女们在收拾摄象机。加达斯突然听到了婴儿的咿唔声。原来屋里摆着一个婴儿车，一个大约周岁的婴儿手扶栏干站在车里，一双蓝眼珠滴溜溜地看着她的两个母亲。加达斯的心中忽然被敲了一记——其实没什么，懵懵懂懂的婴儿尽管看到了刚才的一幕，也不会理解的，不会把它保存在记忆中。但不管怎样，加达斯忽然对她的母亲们萌生了怒意，当她们在聚光灯下性交时，肯定该知道，网络观众中有很多不足14岁的未成年人哪。他尽力把怒意隐藏起来。

    婴儿开始哭闹，琳达和安娜忙跑过来，抱起婴儿，从恒温箱中取出奶瓶。婴儿安静下来，吧唧吧唧地吸着奶，好奇地看着周围的大人。琳达慈爱地低头亲她，安娜也凑过来，吻吻孩子，再抬头吻吻琳达。加达斯看着这一幕，难以抑止嘴角的嘲讽。在看了网上性交直播后，他不敢相信这两人的母爱是自然天性之流露，他担心到目前为止两人还是在表演。

    吃完奶，婴儿困了，眼睛开始迷离，安娜接过来哄他入睡。3个负责录相的女人带上设备，也告辞走了，琳达把加达斯让到客厅里。

    “对不起，我来得好像不是时候。”加达斯笑道。

    “没关系的，请开始正题吧。你是想采访这个领养的婴儿？我们有合法手续，是通过州孤儿领养所和移民局……”

    加达斯用手势打断了她：“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这次社会调查的目的是比较虚的，是想了解一下：这些领养婴儿的人们都是什么动机，是不愿生育还是不能生育。如果是不愿，又是什么原因。你们当然是属于后者，因此我要换一个问法：你们自愿放弃了作母亲的权利，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骨血。那么，你们是否会偶尔感到难过、动摇、心绪不宁？”他抬头看看琳达，“请原谅我的直率，希望你也给出坦率的回答。我保证为你的回答保密。”

    琳达干脆地说：“即使和男人结婚，我也不会为他生孩子。”

    “为什么？”

    “为什么？”琳达半开玩笑地说，“上帝太不公平了！由男女双方完成的生殖活动，双方理应付出同样的牺牲，为什么只让女人受苦呢？怀胎10月，分娩时的陈痛，妇女病……你们男人呢，只是付出一点精液，还能得出超值的享受——比女人远为强烈的性快感。太不公平了。所以我们决定不生育。”她笑着说，“对不起，你也是我所抱怨的男人。”

    加达斯笑道：“不必道歉，听了你的话，我已经愧为须眉男人了。”他沉吟一会儿继续问道，“但是，你想过没有，你们领养婴儿，是以另一个女人的牺牲——按你的观点——为代价的？”他的口气很温和，但琳达分明领会到了温和之下的尖锐。她盯了加达斯一眼，乖巧地滑了过去：“很快就不会有牺牲了，科学家们说，用机器子宫来克隆婴儿，将在2050年前实现。”

    “恐怕比这还早。”加达斯说，“我见过一些生物学家，他们说，如果认真去做的话，也许现在就能实现。但他们也都说，不会有人去做的。从伦理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发明太危险，太离经叛道，至少我很庆幸自己不是在机器子宫里出生。”

    琳达站起来：“伦理问题由伦理学家们操心吧。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加达斯也站起来：“没有了，谢谢你接受采访。”

    婴儿在婴儿车里已经睡熟了，一头金发，一只手指含在嘴里，皮肤白晰红润，嘴角挂着浅笑，十分逗人喜爱。加达斯不禁为她难过。他想，婴儿在同性恋家庭中长大后，就会认为同性恋是完全正当的事，很可能这个世界上又要多出一个女同性恋者了。对此你是无能为力的，别作无谓的感伤啦，他在心里揶揄自己，微笑着同主人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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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采访对象是谢克利夫妇，他们住在奥尔巴尼一幢极为漂亮的别墅里。丈夫哈尔今年52岁，是一个成功的房产商。妻子朱迪40岁，曾是比较有名的影视歌三栖演员，不过婚后已淡出舞台。两人都是白人，但收养了一个黑人女婴。

    他们在花园里接待了加达斯。两人都穿着白色休闲服，悠闲地斜倚在白色的凉椅上，小几上放着啤酒和冰块。不远处的院内游泳池中，小女儿斯塔正和一个黑人女仆戏水，她是个精力旺盛的孩子，在池里尖声叫着，清彻蔚蓝的池水衬着两个黑黝黝的躯体。

    一进花园，加达斯的目光就被女主人的美貌吸引住了。她的面容看上去只有30岁，胸脯丰满，腰肢纤细，小腿修长，肌腱健壮而清晰，一头瀑布般的金发披在脑后。在这一刹那，加达斯已经明白女主人不愿生育的原因。入座后，他接过加冰的啤酒，衷心赞叹道：“你真漂亮，你的美貌晃得我无法睁眼了。”女主人莞尔一笑：“谢谢你的夸奖。”

    哈尔微笑着正要说话，那个女孩忽然爬上岸，水淋淋地爬上父母的膝盖，在每人脸上啄了一下，又大笑着跳回游泳池。这个小精灵浑身黑得发亮，卷发，厚嘴唇，十分灵活的黑色眼珠。她用力抡着小胳膊，水花四溅地游向女仆。她的父母喜爱地看着她的背影，连加达斯也立即喜爱上她了。哈尔回过头：“比利先生，有什么问题请问吧。”

    加达斯先向他们解释了这次调查的目的。他说，为了保证调查的准确性，希望先生和太太给出坦率的回答，报社保证为他们的隐私保密。哈尔点点头：“知道了，开始吧。”

    “请问，你们领养了这个黑人女孩，是因为你们没有生育能力，还是不愿生育？”哈尔笑着看看妻子：“不，我们有生育能力——即使现在也有。”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愿生育？是为了——”加达斯把后半句话变成玩笑，“尊夫人的优美体形吗？”

    “我们结婚时朱迪已经36岁了，作为初产妇年龄稍大了些。另外，你说的确实是原因之一。”

    “为了体型美而放弃繁衍后代的义务？这违背人类的乃至所有生物的自然本性呀。务请原谅我的无礼，因为科学要求真实的回答。”他毫不放松地追问。

    朱迪温雅地笑着，但回答并不客气：“人类早在建立文明之前就开始违犯自然本性了。比如，相对于所有动物来说，人类的生育都是早产或难产。这是因为人类在进化中脑容量不断增大，使婴儿头颅超过了妇女骨盆所能通过的尺寸，只好让婴儿在发育成熟前就出生，等出生后再把头骨长足。即使如此，分娩也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可以说人类的雌性部分为种族进步作出了几百万年的牺牲。”

    “那么，”加达斯坦率地问，“你不愿再作出牺牲啦？”

    朱迪轻松地说：“对，我不想再忍受生育的痛苦。不过社会不会责备我，反而会感谢我的。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口增长率过高的世界。”

    加达斯苦笑着想，如果所有妇女都像你呢？但他知道自己的追问该适可而止了。他把目光转向游泳池，那个小黑鬼仍在快乐地尖叫嬉戏，似乎永不知道疲倦。加达斯赞赏道：“可爱的小家伙。你们领养了一个外种族的小孩，这充分显示了你们的无私和博爱。可是，你们也许知道一句名言：基因的本性是自私的，它迫使生物用种种策略和诡计，最大限度地播撒自己的基因。谢克利先生，难道你们从来没有想到在世上留下自己的基因，哪怕是偶然想过？”

    哈尔不快地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我不是守旧的墨西哥人、印度人、阿富汗人或中国人。我想你没有新的问题了吧，”他半开玩笑地说，“再把谈话继续下去，我担心会成为反对小斯塔的密谋。”加达斯识趣地站起来：“我没有问题了，我的这次调查是很不讨好的，谢谢你们对我的宽容。再见。”他特意走到池边喊道：“可爱的小天使，再见。”

    斯塔快活地在水里纵跳着：“再见。”

    加达斯拎上手提箱准备离开，忽然想到了另一点，停下脚步：“太太，我的资料上说，斯塔是你们去年领养的，认领时不到半岁，怎么……”

    哈尔抢先回答：“我们已向移民局纠正了这个错误，实际上，领养时斯塔已经4岁了。”加达斯噢了一声，转身离开，但他瞥见哈尔正在做着诡秘的眼色，而朱迪的神色似乎有些慌乱。这可是一件怪事，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对颇有地位的夫妇没有必要在女儿的年龄上撒谎。坐上车后，加达斯还在想着这件事，后来他认定恐怕是自己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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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采访对象是住在黑泽尔顿的戈顿·迪克夫妇。从资料上看，他们也是去年初领养了一个黑人女婴。不同的是，谢克利夫妇是通过合法手续领养的，迪克夫妇却是从蛇头手里买的走私婴儿。事后他们交了罚款，才到移民局补办了手续。

    与迪克夫妇未能联系上，挂了两次电话，都是录音在回答：“主人不在家，请留言。”加达斯的回程恰巧路过黑泽尔顿，他在路上犹豫着，怕贸然赶去会扑空，但最终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迪克的住宅很容易就找到了，这是一幢破破烂烂的廉价公寓，房后是山坡，长着杂乱的树木。大门紧闭着。加达斯敲开了邻居的门，那个年老的黑人妇虚欷地说：“他们给女儿送葬去了，可怜的戈顿，可怜的乔安娜！”

    加达斯茫然问：“哪个女儿？他们不是才领养了一个巴西女孩吗？”

    “对，就是那个女孩，小帕梅拉，她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昨天才去世的。”加达斯的心揪紧了：“什么病？”

    肥胖的黑人老妇揩着泪，悲伤地说：“是癌症。太可怜了，浑身长满了癌肿，连身形都变了，才两岁的小女孩呀，愿上帝收留她的灵魂。”

    按照邻居的指点，加达斯立即赶往仁慈墓地。等他赶到时，送葬的人群已经离去。加达斯买了一束白花，向守墓人问清了帕梅拉的墓茔的方位。一排排大理石墓碑无言地排列着，小径上的青草在微风中摇摆，帕梅拉的墓前点着蜡烛，堆满了鲜花，鲜花上肯定浸透了父母的泪水。墓碑上镶着女孩的照片，还刻着一行字：帕梅拉·迪克2017年元月2日——2019年6月24日加达斯在这一刹那惊呆了。

    完全惊呆了。因为看照片的第一眼，他忽然以为是斯塔死了，是斯塔的照片镶在这里。没错，帕梅拉和斯塔的面貌完全一样，年龄也大致相同。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加达斯对自己解释，一定是巴西一家贫穷的黑人夫妇生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送到了圣贞女孤儿院，又被谢克利夫妇收养；另一个也没有留住，卖给走私婴儿的蛇头，恰巧也流入美国——但这未免太巧合了。当你随机选取了3个人进行调查，却发现了两个完全相同的面孔，那么最可能的结论是：这种面孔在人海中不会只有两个。

    何况，加达斯冷冷地想，科学已发展出了制造“同样面孔”的手段呢。在克隆人已出现过的今天，如果一昧相信这是巧合，未免太迟钝了。

    他把怀中的花束安放在墓碑前，端详着碑上的照片，沉思了很久。她确实和那位健康强盛的斯塔长得一模一样。目前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两人仍可能是双胞胎、三胞胎而不是婴儿工厂的产品……加达斯忽然噤住了。婴儿工厂，克隆婴儿的工厂！他脑海里无意中滑出的这个词，正是他在下意识中已经揪住的答案啊。

    他现在该做的，就是去证实或否定这个揣测。

    把汽车开出停车场时，他忽然又想到另外一点：父亲如此热情地支持自己进行这项调查，是否他已有同样的怀疑？父亲没对自己说破，大概是想锻炼儿子的观察力吧。果真如此，那么三个调查对象中出现两个相同面孔就不足为奇了，相信这个名单里还有更多的斯塔和帕梅拉。

    看来，这次基于“哲理意义”上的社会调查恐怕要突然转向，转到更紧急的问题上了，他想。

    守墓人说那对夫妻开着一辆福特，相当破旧，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加达斯在回程中开得飞快，不停地超着车，快到迪克夫妇所住的街区时，他发现了那辆破旧的福特。他追上去与福特并行，看看侧面的车窗，立刻知道自己找到了目标，那两人的悲伤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他隔着车窗大声问：“是迪克夫妇吗？请停下车。”对方听见了，点点头。他超过去，一直开到前边的停车区停下车，福特也缓缓地滑停在后面。那对黑人夫妇下了车，悲伤中略带困惑。从两人的穿戴看，显然他们是低收入者，头发花白，满面皱纹中镌刻着岁月的沧桑。加达斯趋步上前，紧紧握住戈顿的手：“迪克先生，我刚从仁慈公墓过来，在令爱的墓碑前献了花。在你们的悲痛中来打扰是不恰当的，不过我想，多一个朋友分担痛苦，也许对你们是个安慰。”

    乔安娜用手帕揩着眼泪，声音嘶哑地说：“谢谢。”

    “前边有一个酒巴，我想请二位喝一杯，顺便问一件有关帕梅拉的小事。可以吗？”两人点头答应。他们上了车，开到山脚下的“老橡树”酒巴。老板是一个长满胸毛的中年人，客人不多，他自己兼任招待。门旁的桌上坐着一个妓女模样的女人，她放肆地盯着老板的眼睛，低声说着什么。老板气恼地甩脱她，向这边走过来。那个女人大声笑起来，在后边喊道：“胆小鬼，操你！”老板低声咒骂着：“快点噎死你！该死的婊子。”他来到这张桌前：“三位要点什么？”加达斯为三人都要了马提尼，点了几样菜。看着两人皱纹深深的面庞和悲伧的神色，他同情地说：“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来安慰你们。我看了帕梅拉的遗照，知道她是一个多么漂亮可爱的小天使。愿上帝照料她的灵魂。”

    乔安娜捂住脸，泪水从指缝里溢出来，竭力忍着，才没有大放悲声。她哽咽地说：“是的，她是我们的小天使，是我们心灵上的明灯。愿上帝怜悯她！”

    戈顿目光阴沉地说：“我已经不相信上帝了。如果真有上帝，他一定是个煳涂透顶或铁石心肠的家伙。他为什么夺去我们最后的希望？帕梅拉到这个世界上才两年多呀。”

    乔安娜惊慌地阻止道：“戈顿，不要亵渎上帝！”

    加达斯立即追问道：“她才两岁多？噢，对了，墓碑上写着她的年龄。但从照片上看，她至少已经5岁呀。”

    乔安娜惊慌地看看丈夫，丈夫摇摇头：“现在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不错，她的生长速度确实非常快，大约为普通孩子的两三倍。我们不想让别人把她当成怪物，尽力对外人隐瞒着，想让她过一个正常的童年。可是……”

    加达斯沉思着问：“那你们想过没有，也许正是这种生长失控导致了她的癌肿？”两人浑身一震，戈顿摇摇头说：“没想过。她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精力旺盛，每天笑声不断。她的病是突然发作的，像野火一样突然之间就烧遍全身，从发病到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加达斯小心地问：“你们能告诉我帕梅拉的来历吗？”他解释说，“不瞒你说，我恰巧知道某处有一个领养的女孩，与帕梅拉长得一模一样，而且生长速度也是这样快。我想她们可能是双胞胎。现在帕梅拉遇上不幸，谁知道那个女孩会不会也步她的后尘呢。请你们放心，我不会把你们的话捅到警方。”夫妇对望一眼，戈顿摇摇头：“我们是从纽约的一个蛇头那里买来的，不过其间又经过几个中间人，详情我们也不清楚。”

    加达斯知道他们说的不一定是实话，但他不愿在此刻苦苦逼问，便说：“那好吧，我再设法打听。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想起什么情况请通知我。还有，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请不要客气。”在随后的进食中，三人只是随便交谈着，聊着一些不相干的事。饭后，乔安娜去洗手间时，加达斯问戈顿：“请原谅我的冒昧。你们为什么没有要一个自己的孩子？是因为不育症吗？”

    “嗯，乔安娜患有不育症。你知道我们的收入很低，不能使她得到好的治疗。后来，年龄大了，我们说干脆领养一个吧。帕梅拉非常可爱，我们曾非常庆幸自己的决定。但是……我们最终没战胜命运。”乔安娜从洗手间回来了，加达斯不再说什么，唤那位老板兼侍者结了帐。迪克夫妇送加达斯上车，挥手告别。天色已暗，路灯都亮了。开出停车场时，加达斯瞥见那对黑人夫妇正踽踽地走向自己的旧车，他们的嵴背已被命运压弯了。他不由想起谢克利夫妇，真是鲜明的对比啊，那儿是一对富裕漂亮的夫妻和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这里是贫穷衰老的夫妇和一个夭折的孩子。他耳边响着戈顿的叹息：我们最终没战胜命运。

    是的，命运之神真是一个生性势利的家伙。他摇摇头，踩下了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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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达斯没有回报社，直接回到费城的单身公寓。像大多数记者一样，他主要靠电话和互联网络同报社联系，只在必要时才去华盛顿。到家后他立即要通邮报社会版的主管伯勒斯先生的电话，屏幕上出现了那个乐哈哈的大块头：“加达斯，这几天的调查进展如何？还顺利吧。”

    加达斯简略地谈了几天的进展：“……恐怕调查要转向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这只是我的揣测，我想在下一步的调查中去证实它。有什么进展，我会及时向你通报。”

    “婴儿走私网？这个题目值得搞下去。行啊，就按你的想法干吧。”

    洗完澡，加达斯仰面躺在床上，枕着双臂陷入深思。父亲提供的那张名单平摊在床头桌上，可惜这份资料太简略，没有各个孩子的照片，他不知道其中是否还有面貌相似者。他想向父亲的秘书求助，把这些资料补齐。但想了想，决定采用更直接的办法。

    说干就干。他跳下床，先在那份名单上找出领养女孩的家庭，开始拨电话。第一个电话很快拨通，屏幕上是一个40多岁的白人男子。加达斯问：“是弗兰克·卡尔先生吗？我是华盛顿邮报记者加达斯·比利，目前正在调查从国外领养的孩子的状况。你曾在5年前从巴西圣贞女孤儿院认领了一个女孩，名叫丹茜，对吗？”

    “对。”

    “她知道自己不是亲生吗？”

    “知道，我们没有瞒她。”

    “我能否对丹茜做一次电话采访？”

    “当然可以。丹茜！过来，一个记者要采访你。”

    听见脚步声走近，一个白人女孩的笑脸出现在屏幕上，用清脆的童音大模大样地问：“我是丹茜，你有什么问题吗？”

    她不是要找的目标，不过加达斯仍煞有介事地提了几个问题：你来美国生活得好吗？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话想通过报纸告诉你家乡的亲人？然后他客气地谢过卡尔先生，挂断电话。他又挂通了第二家。听他说明来意，本福德·乔治立即露出警惕的目光。加达斯并不奇怪，因为资料上说他的女孩梅丽是从台湾的蛇头手中买的。他一口拒绝了加达斯的采访要求：不，我想让外人搅乱孩子的心境，因为她不知道自己不是亲生。加达斯说，我只看看她的照片，可以吗？本福德连这个要求也一口回绝了：“既然不采访，我认为看照片也没有必要。”

    加达斯多少有些生气，不过他能理解一个父亲的苦心，便耐心地说：“卡尔先生，你的谨慎太过分了。难道我就没有别的办法得到她的照片？你愿意我到警察局去查询？请放心，我只是做一个泛泛的社会调查，不会伤害她的。”

    本福德犹豫片刻，不情愿地说：“好吧，你稍候。”片刻后他拿来一张照片，是个黑头发黑眼珠的女孩。“她是黄种人？”加达斯问。

    “对，不管她是什么种族，我们都真心爱她。”

    “谢谢，我不会再打扰你了，再见。”

    第三个电话挂通后，屏幕上立即跳出一个黑人女孩的笑脸，正是他要寻觅的目标！加达斯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仍然相当吃惊。没错，又是一个5岁的斯塔或帕梅拉，她们长得一模一样！加达斯的思维忽然陷入一个奇怪的黑洞中。他明明知道这是一位叫琼的女孩，但他几乎忍不住脱口喊出“帕梅拉”，他的内心固执地认为，是那个可怜的帕梅拉从坟墓中爬了出来，上帝治好了她的不治之症，把欢乐还给了她。女孩的喊声把他从思维混沌中惊醒过来：“……你要找我的父母吗？他们都不在家。”

    “你好。琼——这是你的名字吧。”

    “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是一个你不认识的朋友告诉我的。琼，你几岁了？”

    “两岁——真的两岁。别人都说我长得最快。”

    “真的，你长得真快。琼，叔叔问你一个问题，你不会生气吧。”

    “不会，你问吧。”

    “我朋友的女儿长得像你一样快，但她常觉得自己身上疼，有的地方……还长有硬块。你身上没有这些毛病吧。”

    “没有。我的左膝盖疼，但那是因为昨天我从台阶上摔下来，摔伤了。”

    “那好，祝你幸福。再见。”

    “再见。”

    加达斯的心房嘭嘭跳动着。现在可以肯定，这些从巴西领养的小孩中肯定有秘密。6个调查对像中竟然有3个是多胞胎！除非笃信神迹的人才会相信这是巧合。那么，在这3个一模一样的面孔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在巴西的热带丛林深处，有一个日夜运转的克隆工厂？

    他依着那张名单，把电话一个个打下去。他接连询问了7家，其中一家没人，两家领养的是白人女孩，两家领养的是亚裔女孩，一家领养的是巴西印弟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后代。时间已经很晚了，再给陌生人打电话就很不礼貌了，他决定再打一个电话就结束。这个电话挂通后很久没人接，他已经想要挂断。忽然屏幕亮了，一个十四、五岁的黑人女孩在屏幕上冷冷地盯着他，梳着冲天式的发型，涂着很重的眼影，紫色唇膏，上身穿一件很窄很短的牛仔服，胸部饱满，表情冷漠而烦倦。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过惯夜生活的女孩。

    震惊之波再次摇撼加达斯的神经。这是一个大一号的斯塔、活着的帕梅拉和没有笑容的琼。从资料上看，她的年龄只有6岁，但她显然已经是成熟的少女。她烦倦地等着这边的问话，可能是加达斯的目光太“贪婪”，太专注，那位女孩的表情随即转为鄙夷，冰冷地说了一句：“我的父母不在家。”便啪地挂了电话。

    她的无礼并没有使加达斯懊恼，看到这个大一号的相似者，他的揣测已经变成了真实，再也无须怀疑了！已经是深夜，他决定明天再去找父亲和报社。他敢肯定，父亲给的这个名单必定是挑选过的，否则不会有这么高比率的相似者。看来，父亲已经了解这些情况，甚至可能已派人展开调查，凑巧儿子也有意，于是他不声不响把儿子领到猎物走过的路上，那份简单的名单就是他设下的路标。入睡前，他默念着最后一个女孩的名字：杰西卡·穆尔科克，一个乖戾的阴郁的女孩。他要把她作为下一轮调查的重点，原因很简单，她是这组女孩中年龄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