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钾肥去上坟,我选了星期四的早晨。之所以要挑日子,纯粹是想显得庄重一点,但星期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也不具备任何纪念意义。被齐娜提醒了之后,我确实想去看看它,我没能找到齐娜,决定自己去,一个人未免太闷了,我对咖啡女孩说:“我去上坟,你陪我一起去吧。”
她眨眨眼睛,说:“清明节早过了。”
“五月才是上坟的好时光,天气不错,心情也好,”我说,“真奇怪,清明节为什么不安排在五月呢?”
“五月的节日太多了呗。”
我掰着手指头数:“劳动节,青年节,端午节……”她立刻纠正道:“端午是农历。”我继续数:“母亲节,还有世界无烟日。”好像还有很多,我记不得了。她说:“五月二十日是求婚节,520,‘我爱你’嘛。”我心想,老星听了这个不知道作何感想。
“去吧去吧,离这儿不远,而且是一只死去的猫。”我说。
她做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问道:“刚死的?”
“死了快两年了。”
她拿了钥匙,随同我出去。空无一人的小街,在晴朗的天气里像一块碎碎的蛋卷,带着香甜,以及一丝小小的遗憾。有自行车的铃声响起,但环顾四周却找不到车子的踪迹,有纯黑的野猫横穿过马路,走过它身边时,她的鞋带开了,弯下腰系鞋带那当口,黑猫静静地看着她,看傻了似的。
我们绕开了仓库区,走了一条两侧都是平房的街。转过一个弯,前面就是铁道高高的路基,路旁种着很大很密的水杉树,看不清铁轨。两年过去了,这里还是老样子,一点改变都没有。走过那家曾经收养钾肥的旅馆,她说:“咦?这里还有旅社?真想不到。给谁住呢?”我说:“卡夫卡说过,旅社总在等待着旅客。具体原话不记得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舞厅总在等待着跳舞的人。”她说。
“鞋子在等待着脚。”
“手套在等待着手。”
这么说下去便索然无味了。我很不正经地想,避孕套在等待着阴茎。不不不,避孕套光等待着阴茎是不够的,孤独的阴茎不需要避孕套,所以避孕套还在等待着阴道。这么说的话,避孕套的人生比旅馆复杂得多。
我带着她向树林那儿走去。钾肥就葬在树林里。五月的草已经长高了,树荫在头顶上,晴空消失,有点压抑,细小的石蛾在明暗不匀的空间里飞行,像烧焦的纸屑。感觉上这片树林比当初更大了,本身就是人工林,可能拓展过,树也长得更高更密。
我失去了方位,站在原地点了根烟。
她问:“找不到了?”
“有点迷糊了。”我说,“毕竟快有两年过去了。”
“养了多少年的猫?”
“啊,忘记告诉你了,那不是我的猫,是一个同学养的。”
“看来你很喜欢它。”
“他?指猫还是指我同学?”
“当然是猫。”
“也不算很喜欢,这猫活着的时候死样怪气的,既不会抓老鼠也不会讨好主人,于人类而言没有任何贡献。就算想喜欢也喜欢不起来,而且还是个阉猫。阉猫和阉人不一样,历史上的阉人都特别有干劲,能量超出正常人许多倍,司马迁,郑和,魏忠贤,都是这样,但是一只阉猫就完全相反了,能量被彻底封锁,又不可能通过精神和社会层面转移出来,于是就蔫了。”
“有意思。”
“胡诌的。”
“还是没说清楚嘛,为什么给猫来上坟?又不是你的猫,又不喜欢它。”
我想了想,事情太复杂了,而且没有什么逻辑。我把猫的故事大致地说了一下,它神奇的力量使女主人总能在牌局上赢钱,它痛痛快快地吃掉了金花鼠,被送到屠猫人那儿差点送命,之后又很蹊跷地死在了小旅馆的孤独时光中,被我们埋在了树林里。
可是猫的坟又在哪里呢?我在树林里走了一小圈,便明白我是不可能找到猫坟了,当初就只有鞋盒大小的一个土丘,雨水和铁道边的风早已消磨了它,很多圆叶子的小草覆盖着泥土。我微感惘然。圆叶子的小草开了很多蓝色的小花,米粒般大小,细细地铺洒在地面上。但愿钾肥能喜欢这些花。
我们一直走到铁丝网边,离铁道已经很近了。铁丝网锈得不成样子,类似爬山虎或者牵牛花的植物紧紧地附在上面。靠近铁道的树林完全是另一种气质,荒草丛生,白色泡沫塑料的快餐盒随处可见,风中有股异味。沿着铁丝网再往前走,看到大片的草,长得有一人多高,密密麻麻的根本走不进去。这种草叫做“加拿大一枝黄花”,名字很长,但很好记。关于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故事我决定暂时先不告诉咖啡女孩。
“猫的女主人呢?”她忽然问我。
“呃,说出来你不信,和那个屠猫人在谈恋爱呢。”
“胡诌的吧?”
“真事。”
“你是来祭奠猫呢,还是来祭奠你和女主人的感情昵?”
“我和她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与其说是祭奠,毋宁说是告别。向虚无说再见。”
猫的祭奠就到此结束了,有生之年,我大概不会再向人说起钾肥的故事。猫就让它安息吧,每说起它一次都像是打搅了它的灵魂。我们沿着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林线,斜向地绕过树林,向小路上走去。
走了十来步远,草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们同时停下脚步。沿着草丛的边缘看到一只花猫钻了出来,翘着尾巴,露出肛门和生殖器,大模大样地走了。
“不会是猫又重返人间了吧……”我说。
她拽住我,指向猫走出来的地方。与此同时我感到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是一只女式的坡跟皮鞋。极静的空气中微微传来凌乱的血腥感,与野草和树林格格不入的东西。在她指着的点上,也就是花猫离开的地方,是一只安静到惨白的脚,压着几根倒伏的草茎,身体的剩余部位在草丛深处,隔着草的缝隙,看到被杀的人呈现匪夷所思的姿势,既不像是在睡觉,也不像是在运动。那是一个人被抛向空中,随后由死神的照相机按下快门,咔嚓一声,一个可怕的定格。
好日子也像一口井,有时候运气不好,掉进去,再好的天气都会成为一个噩梦。这是咖啡女孩说的。
她脸色煞白地退到树林里,抓住自己的头发蹲在地上。我用她的手机打110报警,声音很钝。在等待警车到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默然无语,一起抽烟,抽完了把烟蒂掐灭,塞进了我的口袋里——免得误导了警察,也给自己省点麻烦。
五月末我忽然变成了学校的红人,先是保卫科干部把我叫去了解情况,接着,消息走漏出来,有很多人来找我,问我关于凶杀案的事。寝室成了信访办,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走进来,问一通之后便又消失掉,有些沉痛,有些狗仔,有些非常专业地指出连环杀人案再度出现,因为死者同样是被钝器击中后脑,其作案模式与五月初发生在女生宿舍的那起案子非常相似。
死者是一家合资电子元件厂的女工,在警察做笔录的时候,咖啡女孩就指出了这一点。死者的上衣正是那家工厂的厂服,非常好认,是紫色的,用紫色衣服来做厂服的大概很少很少吧。咖啡女孩又告诉我,这厂里的管理层穿紫的,工人按部门分别穿蓝的、黑的,粉红的。我问她何以知道得如此清楚,她说:“以前在那家厂里做过几个月,非常糟糕的地方。”
来问讯的人多了,我陷入了一种迷惘状态。有人问:“你怎么会想到去铁道边的?”我愈加回答不上来。老星就打圆场说:“别问了,老夏吓呆了,毕竟是第一次看见死人。”我说:“不是第一次。”老星纠正道:“第一次看见被杀的人。”我阴沉地说:“也不是。”
拉面头也来看了我一次,我们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话可说。和她上床,既不是中了彩票也不是倒了霉,而是偷错了东西的感觉,我需要一双球鞋结果却偷到了一双拖鞋,并且尺码还不合适。我想,和女孩上床总难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她大概也有类似的感觉,只能意思意思,在告别之前就相互怀念吧。
她说:“嗯,是很可怕,女宿舍出事那天晚上,我是第一批冲进去的人,场面血腥,到现在一闭上眼睛还能看见那惨状。”
我双手握着装满开水的杯子不说话。
“还没找到小白?”她问。
“没有。你有消息吗?”
“也没有。”
“害怕吗?”
“什么意思?”
“敲头的杀手又出现了。”我说,“就像恐怖电影里的经典场面,明明已经结束了,胜利了,逃脱了,却在影片的最后让尸体又重新坐了起来。”
她笑笑说:“你反正是要毕业了,对我来说,恐怖电影才刚拉开序幕呢。看来我得去找个固定的男朋友了,哪怕仅仅为了壮胆也行。”
“是个好主意。”
她站起来说:“那行,我先走了。”我说等一等,我从床头拿出t市的地图问她:“知道第五街在哪里吗?t市居然有一条街叫第五街。”
“地图上找不到?”
“没找。中国哪个城市有用数字命名的街道?”
拉面头说:“你这就无知了,这得要我本乡本土的人才知道。第五并不是fifth的意思,而是一个姓,就像张家巷王家弄杨家桥一样,‘第五’是一个复姓。好像是明朝有个当官的姓第五,街就叫第五街了。”
“也就是说,没有第一街第二街什么的,只有第五街。”
“t市是这样,其他城市我不知道,也许有人姓第一第二呢。”她用食指关节敲敲地图,略带嘲讽,“自己找吧,就在市区,很好找的。以你的智商,这不是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