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幻物有很多种。对我来说,除了品尝过一次大麻之外,迷幻摇滚、酒精、睡到半夜起来抽烟,都有着不同的致幻效果,具体来说,迷幻摇滚是散步式的幻觉,酒精是狂奔,半夜醒来抽烟则像是驻足于十字路口。
发烧是另一种形式的幻觉,那就像是被内部的力量抛出去,不知道会飞行多久,也不知道会掉落在哪里。这让我想起了锅仔那封著名的遗书,天空中飞行的石子答案或许就在小石子最终坠落的地方。
我带着烧去找咖啡女孩,她仍旧是坐在空屋子里唯一的床垫上,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那天你到底带上门了吗?”
“什么带上门?”
“那天你擦了马桶,去了拆迁工地,混了饭,噢对,还有一个女高中生住在我这儿,早晨走了。你还记得吗,我说过你出门时候忘记关门了。”
“那天发生的事情真多啊,非得借着这些特殊事件,我们才能记起一些平淡无奇的事情。”
“我不要你在这儿抒情,你到底关上门了吗?”
我用力拍我的额头,这件事即便在当时都想不起来了,像一粒盐溶化在海水里,无影无踪,不可追寻。我说我正发着烧呢,脑子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死胡同,什么都想不清楚了。“丢什么东西了?”
“什么都没丢,倒是多了些东西。”
“什么?”
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小纸包,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白纸,打开,里面是一堆铰下来的指甲,半透明的,很细碎,看不出是谁的。当然,我从来没有在她房间里铰过指甲。
“这不是我的。”我说。
“也不是我的。”
“有可能是那高中生的。”
“那姑娘涂着那么黑的指甲油你没看见?”
“真没注意到。”
“早说你是个不合格的侦探。”
“我在发烧呢。”我说,“也就是说,有人趁我没关门的时候,到你房间里来剪指甲,然后,什么都没碰就离开了,也没关门。对吗?”
她站起来,从包里掏出身份证,走出去,把门带上了。片刻之后,房门咔嚓一声被推开,是她用身份证撬开的。“看,就这么容易。”
“换把防盗锁吧。虽说你房间里没什么东西可偷,但贼不空手,你不在家还好办些,万一在家就惨了。”
“这不用你提醒我。问题是哪个贼会跑到我这儿来剪指甲?”
“贼都是超乎常理的。你这个贼可能是个剪指甲的狂人,不如把这堆指甲送到警察局去吧,也许正好是某个流窜犯的呢。”我有气无力又滔滔不绝地说。
她没理会我,继续说:“这个人是在窗口剪的指甲,都在窗台上,剪得很碎。那天天气不错,你是上午走的,我是傍晚回来的,下午是个空白点。他可能是在下午阳光很好的时候,对着光线剪指甲,然后把剪下的指甲归拢在窗台上。”
“模拟得相当像回事,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侦探。”
她从窗口回过头来,缓缓地说:“我想大概是我姐姐来找我了。”
她给我倒了一杯凉水,之前做咖啡女招待的感觉又回来了。她从旅行箱里拿出一盒药,说是退烧片,让我吃了,然后就可以讲一些不愿意讲的事情给我听。
“退烧片吃下去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发汗,让你舒服一点,我这儿只有一盒了,都给你。”说着把药盒子塞到我的口袋里,“一天最多五粒,不可多服,多喝水,少抽烟。附近所有的药房都有卖退烧片的,但不一定都是这种,记得不要混着吃,会肾亏的。”
“记住了。”
“我来讲故事给你听,比井的故事更可怕的一个。”她说。
井就在我爸爸的厂里。我爸爸是那家工厂的工程师,搞机械的。
我姐姐把我推井里那次,我爸爸得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我说是姐姐推我下去的,我姐姐说是我自己疯跑了掉下去的。对我爸爸来说,要么就是我姐姐在撒谎,要么就是我在撒谎,不,我不仅仅是撒谎,我没必要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姐姐头上,那么就是我产生了幻觉。
不幸的是我姐姐从来不撒谎,至少她的谎言从来没有被戳穿过,而我从小就有幻觉。我睡着的时候会突然坐起来,说死去的外婆在对我说话。我会看见隔壁的人在做不好的事。学校组织去动物园春游,别的小孩都对着猴笼子起劲,我呢,蹲在树丛边,愣说有猴子在里面。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出了名的幻觉女孩。
如果是你,你会信谁呢?两个女儿,一个十二岁,一个八岁,一个品学兼优,落落大方,一个迷走在现实和虚幻之间,眼圈总是青的。你一定也会选择相信那个比较可靠的。
那你就反证了我是个精神病。
我和我姐姐关系很正常,虽然不是很要好但也绝对没有不好,她是个有距离感的人,比较高傲,我是个闷葫芦,如此而已。后来发生了一点变化。
这件事过去了好几年,因为当时年纪太小,我自己的记忆也模糊了,尽管我说是姐姐推了我,但由于她和我爸爸都一口咬定是我产生了幻觉,很长时间里,连我自己都认为那是幻觉。只有卡在井里的恐惧感,太深刻,深刻到淹没了其他的记忆。再后来,我长大了一点,可以稍微理性地思考这件事了,我找不到姐姐有什么动机推我下去。什么事情都要讲动机,对不对?在简单的事实之下总是有着复杂的原因,对不对?她没有理由杀我,或者再极端一点地说,如果她想杀我,在此后那么多年的时间里,她有充裕的时间动手,再来一次。但是没有,她没有动手做这件事。
直到我十六岁那年看到了她的日记本。
那时她念大学,日记本在她的学校里。有一年五一劳动节我妈妈带着我去南京看她,她和我妈出去逛街了,我躺在她床铺上,从枕头下面摸出了那本日记。其实不是日记,她好像是一个暮年的人,在写回忆录,把二十年来经历的事情掺杂了当时发生的事写在一起,很像一部先锋派的日记体小说,有很到位的风景描写,不知所云的对话,人物都是按照某种节奏出场退场的。她把过去和现在的日常生活按照小说的节奏重新排列。
在她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一个故事。
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妹妹总是能产生幻觉,梦见死去的外婆,她们那个无神论的父亲根本不信这一套,但偏偏她们的母亲是个坚定的有神论者。妹妹把外婆在梦里说的话转述给母亲,母亲就会去张罗着给外婆烧纸钱。姐姐觉得受到了冷落,姐姐羡慕妹妹的幻觉,有一天姐姐偷偷地告诉母亲,自己梦见外婆了。但母亲根本不相信姐姐。母亲大概也知道,幻觉,只能是唯一的,就像你不能同时找两个巫婆跳大绳。
日记里的故事很吊诡,姐姐真的有幻觉吗?没说。也许有,因为姐妹的基因是相似的;也许没有,也许姐姐只是妒嫉妹妹受到了母亲的关注所以模仿妹妹。总之,最后的结果是姐姐把妹妹推到了一口井里,妹妹死了。
这是一个用第三人称写的故事,很有意思,我当时想,说不定可以发表呢。只有我知道这件事到底有多可怕。
我见到我姐姐时,问她:“那个姐姐妹妹的故事,是怎么回事?”我那年十六岁,如果我再长大一岁就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了,我会把这件事按死在心里,但我当时竟然有点义愤填膺。于是,我姐姐微笑着说,那只是她近期在写的一个小说素材,小说都是谎言。她笑归笑,那表情恨不得想杀了我。她当然知道那日记里都写了些什么,除了井的故事之外还有她和两个男人同时上床之类的故事,她尽可以告诉我那都是小说,但我不是她的读者,我是她妹妹。
我明白了,在我和她之间有一场角力,类似拔河。但并不是真实和谎言之间的角力,而是幻觉和谎言,两者对峙。真相,在中间。谁赢了,真相就归谁。
回家的路上,我问我妈,小时候姐姐也梦见过外婆,她告诉过你吗?我妈说,还真有这件事,不过我妈根本就不信。我问她为什么不信,她竟然说,灵媒这东西还是要相信比较小的那个孩子。我靠,就这么一个理由,令我无言以对。
这件事之后,说起来也奇怪,我身上所谓的幻觉部分渐渐消失了,我变成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人。大概青春期过去了,身上那种制造幻觉的激素也就没有了。我听说精神分裂完全就是一个内分泌的问题。
第二年我姐姐从大学毕业回来,我们又住在了同一个房间里。她在电信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大学期间还曾经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当然,没有那个关于幻觉和井的故事。几个短篇小说和一个电信局的差事差不多就是她读大学所有的成就,这已经足够让我爸爸觉得荣耀了。
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喜欢她的小说,家长里短,磕磕绊绊,工作以后她总算会写一抹城市的夜色了,陆续又发表了一些东西,小有名气。小城市的美女作家。有一天我去一个高中同学家里,他在大学里读中文系。他竟然是我姐姐的读者。我和他聊起,我说我一点都不喜欢她的小说,历数了种种缺点,我那个同学就把她写的一个关于幻觉和井的小说拿出来给我看,那就是我在她日记上看到的故事,她确实把它写成了小说,写得更丰满了,但仍然没有说出姐姐干这件事的动机。我那个同学说:“她其他小说都写得不错的,这篇尤其好,是她的成名作,难道你以前没看过吗?”我问他:“姐姐杀妹妹的动机何在?”他说:“这不需要写出来。”
我把这篇小说拿给我爸爸去看了,我是带着报复的动机的,这么多年我爸爸并不喜欢我,他只喜欢我姐姐。我这么做,有点呼应我姐姐的意思,当年她不也在我妈面前声称自己梦见外婆了吗?我们各自做着报复的事,打破我爸爸的幻觉,或者是增加我妈妈的幻觉。那时我妈重病住院,已经快不行了,我只能去折磨我爸爸。我爸爸显然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篇小说,他看完了什么都没说,做菜的时候把自己的手切下去一大块。他很幽默地对我说:“菜刀也是一种井。”
那天吃饭,我姐姐知道了这件事。她很直截了当地说:“你有被迫害妄想症,你应该去治治了。”我分毫不让地说:“既然你诚实而正常,为什么不把你的成名作拿出来给家里鉴赏鉴赏,还等我去翻故纸堆?”
在她的小说里,所有的都是谎言,或者所有的都是实话,只有妹妹死掉了是一个谎言,仅仅是一个谎言便抵消了所有的真相。我用她的小说去和她对质是件极其愚蠢的事,因为小说也是一种陷阱。但我也有我的井,她不肯把这篇小说拿出来给我们看,这就是她的失策,尽管这个井是笨拙而可笑的,但它管用就可以了。我姐姐无法回答,最后她只能说:“我就是怕这个小说刺激了你的脑神经。”我爸爸这时总算说了一句公道话:“你妹妹不是精神病。”不过他毕竟是宠爱我姐姐,又被我妈的病情弄得筋疲力尽,他到底还是做起了和事佬,让我们都忘记这件事,谁都不要争了。
这怎么可能?两个成年女人之间的仇恨是任谁也劝解不了的。我们在饭桌上剧烈地争吵,相互嘲笑,她说我是精神病,我说她是变态。吵翻了,桌子上的菜都掀了,我爸爸躲自己屋里,结果接到个电话,说我妈妈在医院病危。
妈妈就是那天走的。肝病,病毒进了脑子里,什么人都不认了,拖着拖着终于走了。她死了,我和姐姐之间刚挑起的战火只能暂停。但是我做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我在吃豆腐饭的时候把这个小说拿给了家里所有的亲戚看,假如没有我提醒,亲戚们差不多都快忘记我曾经掉在井里的事情。这下我姐姐坐不住了,她疯了,把我的头按在我妈的骨灰盒上,抄起一个花瓶,后面的亲戚一拥而上把她拉开。就这一下,她输了。
我离家出走之前去看过那口井。那次为了救我,把井掘开了,成了一个漏斗形的大坑,为了防着有人掉下去,就把这废井给填平了。很多年过去了,厂都快倒闭了,变成一个记忆的遗迹,我找到了井的位置,那里已经变成了花坛,种着一圈冬青树。我没敢走进去,我知道那个漏斗还是存在的。我在花坛边站着,走过来一个老工人,我就问他,当年是不是有个女孩掉进去过。老工人说,对的,掉进去死了。我说没死,救上来了。老工人就说,明明记得是死了嘛,女孩的爸爸是厂里的工程师,反正就是死了。我无言以对,我想要是我姐姐在这里就好了,这个谜底其实是我死了,正如她在小说中设定的那样。我们可以不用争执了。
后来我就走了。
我姐姐有个非常奇怪的习惯,她构思小说的时候会剪指甲,因为这个,她的指甲永远都留不长,稍微长出来一点点就会被她剪掉。她喜欢站在窗台上剪,剪完了,风吹过来,碎指甲自然就被吹落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我当然不是因为她而离家出走的,不完全是,还有其他原因。但她一厢情愿地认为,我是因为她而走的,她觉得我真是幻觉得无可救药了。我出去得久了,出走变成了游荡,到处打工,没什么目的,偶尔还会回家看看我爸爸。我妈死了以后,我爸变成了一个佛教徒,念佛吃斋,非常虔诚。我问他,在井的事情上,他到底相信谁的说辞?我爸说:“答案在神明那里。”
我爸爸还告诉我,以后少回来。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姐姐不会放过我。假如我的确是被她推到井里的,则我这辈子都不会安生,她一定会来找我的。反过来说,假如我的确是产生了幻觉,则可以证明我是一个妄想症患者,我这辈子还是不得安生。
这故事有趣吗?
“我感觉你还是很正常的,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很正确。”我说。
“你这个话,已经把自己预设在正常人的位置上了。”
“好吧。”
“问题在于指甲。懂吗?假如我是个精神分裂,那我的判断就是错的,我姐姐不会来找我,这堆指甲不是她的,那可能就是我自己剪的放在了这里。但我竟然不记得了,我在我不记得的情况下模仿了我姐姐做过的事。我不但曾经是个精神分裂,而且,继续是个精神分裂。”
“如果你没有精神分裂那就是你姐姐来找你了。”
“她构思小说的时候会剪指甲,那么她难道会站在我的窗口构思小说?你猜猜看她在构思什么?”
我想了想说:“谋杀也需要构思,对吗?”
“对。”
“推理无效,存在太多的假设。”我努力启动着头脑里的发动机,“比如,即使你是个精神分裂,即使你是在幻觉中被你姐姐推到了井里,她仍然可能来杀你,谋杀的动机各种各样,谋杀者也有各种可能性的。又比如,即使你姐姐曾经企图杀过你,但这堆指甲并不一定就是她的,可能也是你的,可能你仍然存在幻觉。你的推理链上有太多的必然性,却忘记了偶然性才是驱动宇宙运转的法则。”
她默然不语。我说:“其实,想知道你姐姐是不是来杀你,最简单的办法是打个电话回家,问问你爸爸,这两天她在不在家。她要是在家,当然就排除了嫌疑。”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就是t市人,那口井也在t市,我爸爸和姐姐现在离我只有三公里远。”她说,“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我开始出汗,发烧的沉重感消退下去,脑袋稍微清醒了些,但身体却有一种步入云中的感觉。我取过她手里的茶杯,到厨房去倒了点水,穿过走道,回到房间里。一杯喝完觉得还不够,又去倒了一杯。
“今晚上住在这里吧。”她说。
“你就是不请我住,我大概也走不回去了。不过很难说可以保护你,只能摆摆炮,做个标靶,一锤子敲死了我,你就可以逃掉了。这也不错。”我仰面朝天倒在她的床垫上,“偶然性万岁。我得睡会儿,我不行了。”
“睡吧睡吧,睡醒了再说。”
“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冷静的妄想症患者呐。”我说。
我的头挨在枕头上,在柔软的枕芯深处有一股力量将我的意识向下拖拽,灵魂出窍,但不是向上飞腾,而是被什么东西抱着,一股脑儿地沉入了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