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在食堂门口吃完饭，我一只胳膊夹着饭盒，另一个肩膀扛着铺盖，回到我原来往的集体宿舍。呼地把铺盖摔在床板上。

    “咦！那两个人呢？”看着空出了两个床板，我问盘腿坐在床上的周瑞成。

    周瑞成有着一张尖尖的嘴，但面目还是很清秀的。他从他正拉着的二胡上抬起头来：

    “都结婚了，光棍汉就剩下你一个了。”

    他露出一副讨好的、又是降贵纤尊的笑容。这种笑只有嘴尖的人能做出来。我回敬了他一句：

    “总比你强吧：我是没有老婆，你却是有老婆回不去！”

    他不作声了，低下头仍拉他的《浏阳河》。他拉二胡拉得相当好，琴声幽幽地带着很深的情感，但是他只拉《浏阳河》，从不拉别的曲子。

    他是监狱里的“剩余物资”，原来是农建师的供应科科长。那年，为了填满监狱，从农建师师部和下面的各团场凑集来许多牛鬼蛇神。我们曾在一起关押过。后来，监狱撤销了，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回了自己的单位，有的还官复原职，唯有他没有被释放，以不明不白的身分和我们几个光棍农工住在这个连队的单身宿舍，已经有好几年了。

    琴声在四面土墙中回旋荡漾。我铺好床仰面躺下，看着周瑞成尖尖的嘴和尖尖的胡须。天渐渐地暗了，苍老的周瑞成越缩越小，最后成了一个黑影。只有浏阳河水涓涓的清流，极力想从窗户、从门缝泄出这间四壁萧条的小屋，潺潺地淌到外面去。房子是寂寞的，空气是寂寞的，连音乐也感到寂寞。我忽然领悟到他的琴声。《浏阳河》只是配上了词才成为歌颂伟大领袖的歌曲，而那谱子，纯粹是湖南的民歌调。那不太宽的音域和跳动较不的音程，平稳地表现出了忧郁和哀思的抒情性。

    我从床上坐起来，带着歉意问他：

    “是想家了不是？”

    在昏暗中，只见他两只眼睛呆呆地盯着前面那张我不能看见的乐谱或是别的什么人、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他才小心翼翼地放下琴，长长地叹息一声，但却这样回答：

    “哪里是想家哟，是干活干乏了！”

    他只敢在“革命歌曲”中偷偷地寄上一点自己的感情，象走私犯一样，用光明正大的运载工具捎上自己的私货，托运到他想要去的地方。如果他能向人吐露肺腑之言，我们倒能谈谈天。他是国民党哪个军事学院的毕业生，旧学底子很厚的。但他从来不说心里话，平时也不说笑。有一次，我把我们的集体宿舍称作“光棍委员会”，他听了竟非常害怕，在僻静的角落慎重其事地对我说：“哎呀！老章，你怎么能说什么‘委员会’呢？领导上最注意有什么组织了，给人听见是不得了的呀！”而他并不象患有被虐性的精神病，他经常脸朝着墙用一笔端正娟秀的漂亮字体写申诉书。

    “怎么样？还没有答复？”寂寞的音乐使我同情起他来，我又问。“我在山上呆了一冬天，我还以为你早就回家了哩。结果你写了那么多，还是不管用。”

    “不是不管用，”他认真地说，“是上面没有见到。准是让什么人在中间卡了。要知道，我是立过功的呀。”

    “你立过功？”我好奇地问，“立过什么功？难道你起义以后还在解放军里打过仗？”

    “唉！你不知道。”他颓然躺下了，仿佛在追忆往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时候我们在师部集中学习，我们原来起义部队里好些人的历史材料，都是我提供的……”

    我一听就明白了：被他“提供”过“历史材料”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这时不知道是谁平了反，又在农垦系统中恢复了职务，于是“在中间卡了”他的申诉书。

    正是他立的功害了他！

    而他自己却当局者迷。

    “好吧，那你就好好地写，多多地写。总有一天上面能见到的。你总有一天会回家的。”我安慰他说。

    “哼哼！你等着吧！”

    我赶快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外面。我碰见过很多爱告密的人，“营业部主任”只是其中之一，这儿又是一个！但他现在好象已经放弃了告密，专门拼命地写申诉了。先是诬陷别人，后是为自己辩护，这也是人的一种命运！

    暗夜中弥漫着一股臭烘烘的粪池味。

    是不是天气要变？

    但也有一股沁人心肺的沙枣花的清香。

    毕竟春深了！

    她们的房间里点着一个超过规定的大灯泡。我一进门就眯缝起眼睛。

    “荷，你们在干什么？在下棋？”

    她抬起头，哧哧地笑着。

    “谁在下棋？这不，马老婆子叫我替她写申诉书哩。”

    她们俩面对面地低着头俯在一只旧木箱上。木箱上摊着一张白纸。这时，我才看清楚她手里捏着一支笔。

    马老婆子说：“老章，你回来了，我看还是请你写。你文化深。”

    “对不起，我从来不替人写申诉。”我说，“要是你申请登记结婚，我就替你写。保证上面批准。”

    马老婆子骂道：“死鬼！我结婚？我跟谁结婚？怕发昏去吧！”

    我嘻嘻地笑道：“跟周瑞成吧。他老婆跟人跑了恐怕他还不知道哩，你们两个正好是一对，他也在写申诉书。”

    马老婆子也笑起来：“你呀，从来就没个正经。我的小兄弟，你这辈子就是这张嘴害了你！”

    “你才说错了！”我随随便便地在马老婆子的床上坐下来。这张床正在她的对面。“我这人从来就是正正经经的。只是现在人把正经话当成了玩笑，倒把荒唐事当成正经。再说，我前后五次的罪状上都不是我说了什么，而是我写了什么什么。你看，我这样的人你还请我来替你写申诉书？只怕越写越糟，再把你关进去！”

    马老婆子八岁就给山东的一家小地主当童养媳，当了八年老家才解放。丈夫比她大十岁，战乱中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老家的贫农团长看上了她，但这个十六岁的小媳妇却糊糊涂涂地拒绝了幸福。这位团长恼羞成怒，一直等到五八年“大跃进”才找到机会，给她戴了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她含悲忍泪逃到偏远省份的这个农场当农工。而紧跟在她后面的那张“通缉令”终于在六三年“社教”运动时找到了她，于是农场把她当成“逃亡地主”判了三年刑。虽然她早就刑满释放，但至今仍然是“地主分子”。她写申诉书，是要求摘掉她头上的这顶不合适的帽子。可是她曾亲口告诉过我，那位贫农团长现在已经当了她老家的公社书记。地主的甄别是必须通过当地政府的，这不等于把申诉书往字纸篓里送么？

    人活着必须有希望，我不忍心灭绝她的希望，只好跟她开玩笑。

    “老章，你也申诉申诉吧。看你，都快四十岁了。你要是平反了，还能到学校教书去哩。”马老婆子望着我，诚恳地说。

    人都以为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希望别人也来尝一尝。

    我从口袋里掏着烟，眼睛看着马老婆子的脸。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她只比我大四岁，却好象她活过的每一天都在这张脸上划下了一道皱纹。怪不得连七十岁的老汉也叫她“老婆子”。

    你回家去吧！我想，回到你的老家去！你这张脸就是最好的申诉书！让那位过去的贫农团团长，现在的公社书记瞧瞧：“你还认得出你追求过的漂亮小媳妇么？！”如果他还有一点心肝，他肯定会给你平反的！

    但这种人恐怕连一毫克的良心也没有！

    然而，她还在希望着。不但自己抱有希望，还要把希望与别人分享。隐藏在纵横交错的皱纹下的善良，使她的脸上还经常会放出一点十六岁的光彩。

    “我跟你不一样。”我点着烟说，“我先是右派，后来又成了反革命，我都不知道应该申诉哪一件事好了。你把你的地主帽子平掉了，就万事大吉！你写吧，总有一天会给你搞清楚的！”

    我这是真心祝愿她。

    “唉，”马老婆子笑着叹了口气。“能搞清楚就好。戴着帽子的日子真难过！”又转向她问道，“咱们写到哪儿啦？一九六三年……”

    “等会儿写吧。”她放下笔，向墙上一靠，“有人来了，还不聊一会儿。”

    “是呀，是呀。”马老婆子慌忙道歉。“你看，我为了自己的事都晕了头了。你们坐着，我去找点墨水去。”

    马老婆子有意避开了。

    是个有眼色的老婆子。

    但她却不识贫农团长的抬举。

    结果……

    沙枣花的香味更浓郁了，象雷雨之前那样，从窗户中、从门缝里飘逸进来。在那间小屋，里面的一切都想出去。在这间小屋，外面的一切都想进来。

    我问：“你怎么不自己也写个申诉？”

    “嘿，无聊！”她落寞地笑笑。“感情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不是我错，就是他错。既然我已经劳改过了，还提它干啥！再说，就是给我平反了，那三年时间能给我找补得回来么？”

    我无话可说了。她比我还看得透。

    她穿着一件白衬衫。衬衫领口的钮扣敞开着，露出一个三角形的前胸。皮肤仍然是黄白的，不用抚摸就感到它温暖而光滑……我微笑了。

    “你应该写申诉。”她说，“你就从右派问题上捯腾起。后面的事，其实都是从第一件事上闹起的。你平反了，没准真跟马老婆子说的那样，还能去教书哩……”

    “算了吧，”我摆摆手。“就是因为要从根子上捯腾起，所以现在我才不捯腾。”

    “那要等到啥时候呢？”

    我把眼睛从那三角形的胸脯上移开，想了想应该怎样回答她。

    “你不知道？”她坐起来，“邓小平都平反了哩。”

    “哦？”这倒是个让我惊奇而兴奋的消息，怪不得现在写申诉书成风。“是真的吗？”

    “当然，人家都出来工作了。”

    她白天想告诉我的大概就是这个！

    这本来应该是从报纸上、广播上宣传得人人皆知的事情；报纸广播的背后，肯定还有一份份从一位数直到三位数的“红头文件”。但在荒僻的居民点，在一个由风暴无意识地抛来的杂物凑合起来的小村庄，在住在这个小村庄的我眼里，从传播媒介中传来的国家大事，就象一连串象形文字，一连串符号，那是它，而又不是它。需要从那些曲里拐弯的笔划中找到通向它的途径。可是那曲里拐弯的笔划构成了一座真正的米诺斯迷宫，局外人注定是不可理解的。最高层的、庞大的国家机器，把它的力经过无数传动杆传递到下面，到此地，好象要经过月球把太阳的光反射到地球上来的相同里程，我们的神经末梢只能感觉到一点点轻微的颤动。在这里，大自粮食定量的增减，小到今天书记主动“请”我抽一支香烟，你就在这里面去捕获微妙的信息吧。理解是不可能的，完全得凭感觉，于是一切都神秘化了：陨石、地震、母鸡司晨、怪胎、毛孩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自然现象，和越南停战、西哈努克访华、姚文元的大块文章、国宴上姓名的排列以及在曲径小道旁开出的新闻之花，对社会的影响仿佛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天人合一”学说盛行的时代；我们又返回中世纪。我努力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中理解规律，书上的东西全是明明白白的，我大致知道社会要往什么方向去。这种理解不但是支持我生存的梁柱，并且化为我灵魂中直觉的触须。但一接触实际，一切都紊乱了：那些传来的信息全非线性排列，而是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它逸出了常规，并且干扰了直觉，就和飞机施放的金属雨干扰着雷达波一样。

    但是，这个信息非同一般。直觉告诉我外面是真正要起变化。一股火焰穿过烟囱；一股热流贯穿我周身的血脉。同一条船上翻下来的，不管是先翻下来的或是后翻下来的，现在终于有一个人爬上了那条大船，并担任了船长，他当然首先要指挥营救。至于那条船在茫茫的大海上以后会向哪儿开，得等到把所有的落水者捞上来再说。

    她的眼睛带着询问的神情望着我。一对女人的眼睛，不是羊的眼睛，但却象羊的眼睛一样温顺、怀疑、警惕、游移。而这时我能向她说什么？一种朦胧的感觉不能算是理解，即使理解了也难以进入那座迷宫。我并不想把那条大船击沉：既然我已经落水了，大家都下来吧！这条船应该有我的一份！我只想回到大船上去，晾干我的衣衫，舔净我的伤痕，在阳光下舒展四肢，并在心灵深处怀着一个隐秘的愿望：参与制定船的航向。十几年来的经验已经说明了：可以由一个人掌舵，但不能由着一个人把船爱向哪儿开就向哪儿开。但我能把这些说给她听吗？

    电灯泡雪亮，我已经不习惯这种光明了。羊圈里几个月来点的都是上一个世纪的煤油灯，我喜欢那种黑暗中的温暖。在黑暗中想象着呢喃的细语，轻柔地抚慰我寂寞的神经……而现在我面前竟坐着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而且是她！她在劝我，用那款款的动听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又言不及义，仿佛有弦外之音。我忽然悟到了她目光中询问的意义：这间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和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难道除了“申诉”、“平反”，就没有别的话说吗？

    她的目光中不仅有询问和游移，那闪闪烁烁的光波里还有期待、盼望和默许。仿佛她己支好了一种架势，只等待我猛地一击。但她又绝不会进行抵抗，她准备好了在我的一击之下全面瓦解。我坐在这边床上，她坐在那边床上，中间是一条褐色的泥地，不足两公尺。这真正是一条棋盘上的楚河汉界，你把它当成森严壁垒就是森严壁垒，你不把它当回事它便会化为乌有，弹指一挥就能抹去。时间在默默地流淌。她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诡谲而神秘。那大胆而又无声的呼唤在岑寂中频频作响；虽然她穿着衣服，但薄薄的衬衫下有鲜明的轮廓。一个赤裸裸的肉体又在我眼前呈现了出来。政治的激情和情欲的冲动很相似，都是体内的内分泌。它刺激起人投身进去：勇敢、坚定、进取、占有、在献身中获得满足与愉快。今天是个好日子。好事怎么都挤到今天一块儿来了？这是值得庆祝的！我好象已经半解放了！我脸上也乏起了诡谲而神秘的微笑。我想她能理解；我想她能知道我在想什么，既然她能识别男人不同的眼睛。那黄色的内分泌不断地增加；我醉醺醺的。我体会到一种惶惶不宁的幸福，一种极为快乐的紧张。我又觉得口干舌燥，象在芦苇荡中一样……

    但正在我想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的时候，马老婆子却推门进来了。

    “唉！四处找不到墨水。”马老婆子向我和她的脸上搜索似地各瞥了一眼。“真命苦，写个申诉书都这么困难。”

    “你到办公室找去，”她怂恿她，“会计那儿有。”

    “嗬！那可了不得！”马老婆子佯装惊吓地说，“那曹书记又要问了：你写啥？你又没亲没故，要写信？肯定是写告状信！”

    我们都轻松地笑起来。马老婆子满布皱纹的脸上又露出十六岁的天真。

    “还是你们好，”马老婆子说，“要不在乎它，也就不愁了。”她又在木箱前坐下来，操起一件缝了一半的衣裳，头埋在衣裳上，单刀直入地说，“真的，我不是说笑，你们俩正好是一对！”

    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抿着嘴笑。

    马老婆子是好心，可是太急切了。

    我说：“你大概是指我不写申诉，她也不写申诉吧。那么，你写申诉，周瑞成也写申诉，你们不也正好是一对吗？”

    “你又没正经了！”马老婆子把针在头皮上一刮。“我说的是真格的！你们俩都劳改过，谁也别嫌弃谁；年龄也相当；你有文化，人家文化也不低，上过初中哩！黄香久一搬进来，我就想到了，就等你回来呀。”

    “去、去、去！”她笑道，“我再不结婚了。这辈子结婚结够了！”

    “咦！”马老婆子教训她，“咋能不结婚呢？女人天生下来就是跟男人配对儿的。”又说，“我是没人要我，有人要我也结婚！”马老婆子的决心倒挺大。

    “怎么没人要？”我说，“原先那个贫农团长就要，可是你不跟。”

    “那不行！”马老婆子正色说，“他有妻有子的。他要是没家，我也跟他了。他人还挺不错哩，长得人高马大的，能踢能打，是块当官的材料。他给我戴上帽子，本想压压我的傲气，没有别的。”

    看来她还恋着他。可是他却把她逼得离乡背井，劳改三年。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逃出来呢？”我不满地问。

    “那其实也不是他闹得我受不了，是老家吃不饱。逃出来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咱们是成帮成伙地逃的……可就是我倒霉！”

    “可是你要想想，那张通缉令还是你那位团长发的呀！”我想说，你别这样痴情了！

    “唉！他只是想把我抓回去，放在他的跟前。谁想碰在运动上……”

    没有办法！这真如黄香久说的：感情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我看看黄香久，她只是瞅着马老婆子笑。这种笑意味深长，是同情她？是卑视她？是讥讪她？抑或是鼓励她再提我们两人的事？……

    从她们房里出来，满天星斗，黑暗中，从北京上山下乡来到这儿的女知识青年何丽芳，用哈萨克民歌《送你一朵玫瑰花》的调子轻轻地唱道：

    我的价钱并不高

    尼龙袜子两麻包

    要是你觉得过意不去

    再加一块罗马表

    “哥儿们，”她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到我那儿去坐一会儿咋样？你这一冬天在山上捞足了，‘大团结’总存下七八张吧？”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我说，“明天去吧。”

    “晚了才好办事呀。我们那一口子回北京探亲了。”

    “你也不怕黑子回来撸你！”

    “哼哼！他在外面也是这样，靠两根手指头挣钱。”她的眼睛在墨似的暗夜中象猫眼一样闪光。“这会儿，谁管谁呀？！”

    “回去睡吧，”我劝她。“黑子跟我是朋友，我怎么干得出来？”

    涓涓的细流在一点一点地啃啮上面的冻层……

    我仰天叹了口气：我怎么能把人“思谋”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