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超光又一连来了两封信，把他的身高从1.75米降到1.7米，再降到1.65米，说这才是他真正的高度。为什么要把自己从1.65米拔高到1.8米呢？因为怕我歧视他。现在的姑娘都喜欢找高个子男人，他害怕失去我，所以把自己加高了0.15米，希望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告诉他，其实我也有虚伪的地方，我已经不是姑娘了，被别人强迫了……有一天，我在家里睡午觉，弟弟外出时忘记锁门。他的朋友刘小奇来串门，发现我睡在床上，便把我糟踏了。你说这算怎么一回事呢？我竟然被一个毛孩子糟踏了。

    苏超光变被动为主动，想尽办法安慰我。他说你被别人糟踏了实在可惜，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凡是漂亮的女人都容易被糟踏，别人强迫不等于自愿，希望你不要背思想包袱……我对这事也不会在意，没有缺点的人反而显得不可信，也不可爱。

    我和苏超光的书信愈来愈频繁，有时一天写一封。我和他的对话也渐入佳境，已发展到非见面不可的地步。在我们敲定见面的时间后，我告诉他我还有一个弟弟牛翠柏，必须允许他与我同行。苏超光表示同意。

    和苏超光约定的时间是旧历年底的一个日子，我们打算在北京过春节。为了见面不尴尬，牛红梅勤奋阅读苏超光的来信，不时从信笺上抬起头，问我现在离春节还有多少天？我们真的去北京过春节吗？我说真的。牛红梅说你们不要合伙骗我。我说我是你的弟弟，怎么会骗你，如果连我都骗你了，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人不骗你。她说不骗就好。她把目光落到信笺上，继续阅读苏超光的信件。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我发觉姐姐滋生了盼望的心情，这种心情像禾苗一样，在她的体内慢慢生长。

    我提醒她为苏超光准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不一定昂贵，但必须别致，必须出人意料，并且能代表爱情。她说她已经准备好了。我想看一看她准备的礼物，她不让我看，故意制造神秘的气氛。

    杨春光在我们去北京之前赶回来，跟牛红梅办离婚手续。办完手续后，他们站在兴宁区人民政府的门口握了大约两分钟的手，他们暗暗使劲，总想使对方的手疼痛。最后，彼此都疼痛了一下，手指离开手指，嘴巴还发出了友好的微笑。牛红梅由微笑发展到大笑，由量变到质变，笑得马路上的汽车都停了下来。杨春光站在一旁说，这有什么好笑的，离婚有什么好笑。

    走出北京火车站，我看见一双手、两双手、许多双手举着写着名字的纸板。我在纸板中寻找，目光越过一块纸板又一块纸板，没有找到“牛红梅”的名字。我们随着人流往前走，走了大约十米，看见拥挤的人群之外，写着“牛红梅”的纸板被人高高地举着，比旁边的要高出差不多一倍。

    我的目光沿着纸板往下滑，看见粗壮的手臂、人头、呢子大衣，呢子大衣的下摆盖住一颗人头，被盖着的人头下面是棉衣、棉裤、大头皮鞋、水泥地板。这块纸板之所以举得如此之高，是因为它是由两个人共同举起来的。举纸板的人坐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当他看见我们时，立即从另一个人的肩膀滑到地面，突然矮了一半，迅速由高大变为平凡、普通。他先付给驮他的人二十元钱，等那个人走开了，才转过身来跟我和牛红梅握手，说我叫边鼓，欢迎我们到北京来。我是苏超光的朋友，昨天下午，为了那部冲刺金鸡奖的影片，苏超光被导演临时拉到保定去补拍镜头去了，预计今天晚上或明天赶回北京。你们的吃、住和游览由我负责。

    这个名叫边鼓的人身高不足1米6，比牛红梅还矮半个脑袋。如果你把他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分开来看，没有一处不优秀，但是当它们组装到他的脑袋上时，却夸张变形了，好像有一个重量长期压迫面部，而那些被压迫的肌肉正期待着重量消失，期待某一瞬间突然恢复到正常位置，而这一瞬间似乎永远不会到来。

    他拦了一辆黄色“面的”，把我们拉到电影制片厂附近的一家宾馆。我和牛红梅分别住进三楼的两个单间。房间里有暖气，我们把身上的棉衣脱了下来。边鼓坐在牛红梅的房间聊天，说他是从陕西来的自由撰稿人，每天靠一把剪刀加浆糊为各地的晚报、小报提供影视拍摄动态和电影明星的照片，以及介绍影视明星的文章，偶尔也与别人合作写写剧本，现在苏超光他们正在拍摄的电影《唱遍天涯》，就是他和另一位北京的作家合编的。他嘴巴里吐出来的名字，常常会把我吓一个大跳。那些我在电视里或报纸上看见过的明星，现在就在他的嘴里滚动着。他每说一个演员的名字，就用右手拍打一下左边的胸膛。他的胸膛像一面鼓，被拍得咚咚地响，仿佛拍得越响，他说的话就越真实。

    为了陪我们，他在三楼也订了一个单间，说钱都是苏超光留下来的，不花白不花。我遵照他的指示，在共进晚餐时点了几个好菜。他说点吧点吧，反正苏超光有的是钱。

    用罢晚餐，我们仍然回宾馆牛红梅的房间。边鼓坐在沙发上没有离开的意思，不停地说演员们的轶闻趣事，嘴角堆积了两团白色的泡沫，我都为他感到累了，可是他还在说话。我说如果你有事的话，可以走了，你陪了我们半天时间，也挺累的。他说不累，一点也不累，苏超光反复告诫我要陪好你们，我怎么能不陪好你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