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流氓朝钟鼓楼下走来。凶多吉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由于这场长达10年的动乱扭转，切断了大量过去正在发展中的事态，所以，当动乱过去，人们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接续以往的线索时，往往不得不把这10年暂时当做一个空白，就仿佛时间到了1966年夏天突然冻结，而到了1976年秋天，才又复苏似的。前几年报纸上时常把实际早已超过35岁、乃至逼近50岁的作家称作“青年作家”，便是一例。因为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的实际生命，需要从实际年龄中扣除掉一个“10”。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1982年却已经整整16岁，并且经历了他个人生活史中的幼年、童年、少年等阶段，而开始向青年时代演进。他们静悄悄地生长着。
现在那其中的一个，便在鼓楼前的大街上从南朝北走。
他的名字叫姚向东。和他同龄的人之中，有许许多多的向东，卫东，立东，颂东（还有卫彪、学青之类，不过都迅即改掉了）……在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阿姨教给他们“打倒叛徒内奸大工贼”的歌谣；在他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老师又给他们讲刘少奇爷爷的丰功伟绩。在“开门办学”的日子里，他们参加“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的活动，老师为提高他们的觉悟，组织他们看电影《青松岭》，回来开会批判电影中那个搞“自搂”的钱广；而在初中毕业的前夕，“分数挂帅”的浪潮汹涌澎湃，老师为了让他们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锻炼作文的能力，又组织他们看了电影《柳暗花明》，回来写观后感，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合理愿望的粗暴践踏……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爱情”和“金钱”是羞耻的观念；如今社会上充斥着无处不见的“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尚未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如此巨大的、频密的、戏剧性的大转折，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心态，导致一些什么后果？似乎我们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时都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在我们的社会生态群落中，不管你对他们这一茬人忽视还是重视，反正他们无止息地生长着、活动着。
话说姚向东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羽绒登山服，双手插在登山服的斜兜里，咽着唾沫，百无聊赖地从南往北走。
他是被从家里轰出来的。起因，便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
姚向东的父亲，20世纪60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到区级机关当保卫干部，对姚向东一向是管束得很严的。在姚向东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向他灌输着“长大参军当兵”的意识；母亲是机关的打字员，自然也盼着姚向东快快长大，快快入伍，她为姚向东缝制了仿国防绿的小军装，衣领上还缀以红布仿制的领章，自然还有小小的军帽，帽子上别着真正的红五星帽徽——是姚向东父亲从老战友那里，特意为儿子要来的。一直到十来岁左右，姚向东内心里充盈着这样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我爸当过解放军，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我爸有的是老战友，只要我长大，我爸一句话，我就能当上兵！”
姚向东刚上小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遇见过小流氓抢帽子的场面——一个戴着国防绿军帽的中学生在人行道上走着，突然一个小伙子骑着车飞快地窜来，经过那中学生身边的一瞬间，伸手抓走了他头上的绿军帽；中学生叫喊时，骑车的人已然拐进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见踪影。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即使姚向东隐隐觉得抢帽子的人真“盖”①，又使他进一步意识到一切与“国防绿”有关的东西的珍贵。
可是姚向东上到小学四年级以后，周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流氓们不再抢国防绿军帽了，并且中学生们也都渐渐不以穿绿军制服、戴绿军帽为时髦。少年儿童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流行穿一身蓝——蓝制服、蓝裤子，配一双雪白的球鞋，仿佛那便是“帅”字的体现。冬天，开始时兴戴栽绒帽子，穿皮夹克——没有真皮的，人造革的也凑合。小流氓们又抢开了栽绒帽子。又一个冬天，栽绒帽子过时了，剪羊绒帽子方兴未艾，小流氓们的抢劫目标又一次转换。到1982年的这个冬天，登山服开始流行。似乎再没有人盼望着参军当兵。功课上有点希望的，盼望着考上大学。像姚向东这号小学毕业后没能考上重点中学，初中毕业后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而功课又越来越差的少年，既不再艳羡入伍当兵，考大学又明摆着毫无希望，毕业后更势必要待业家中，心中便不免茫茫然，没着没落。
对于儿子的管教，姚向东父母倒也一直没有放松。尤其是父亲，见到儿子不争气的表现，除了一顿急风暴雨般训斥，气急之时，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乱抽乱打——往往要做母亲的一边遮拦，一边哭喊，方才罢休。教子无效，方法不妥固然是一个因素，而本身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的不理解不适应，牢骚满腹，苦闷难遣，当着儿子讲怪话，却又不许儿子说怪话；儿子提出问题，回答不了，便拿儿子撒气；对儿子讲的道理越来越抽象、干瘪……是令儿子不服管教的更主要的因素。儿子在父母的面前，渐渐变得虚伪。
姚向东所在的那个学校，是所“非重点”中学，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工作还是相当努力的。一方面，他们花大力气把一部分尚有学习积极性的学生调动起来，让这些学生在题海中苦航，争取能爆出冷门——考上大学，既为学生们自己争气，也为学校争光，倘若这样的学生逐年增多，那么，他们这所中学便有希望进入“重点”的行列；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尽各种办法把姚向东这号的“后进生”管束起来，让他们在校内不至于吵闹，在校外不至于被派出所拘留。不过，由于教育从来不是万能的，而他们对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管教又未免失之于粗糙，姚向东在老师们面前，也渐渐变得虚伪。
这天中午，临到吃饭的时候，姚向东母亲才发现，儿子身上穿的那件登山服，并不是她给他买的那件腈纶棉的，而俨然是羽绒的——尽管颜色很相近，衣兜和风帽的样式也相差不多。她不禁问道：“怎么回事？你这衣服哪儿来的？”
姚向东满不在乎地说：“跟同学换着穿的。”
母亲训斥说：“哪有换着穿的道理？人家这件是羽绒的，比你那个贵上一半，你给人家穿坏了，咱们怎么个赔法？你那件腈纶棉的穿着不是一样暖和？干嘛非追求时髦？”
偏这时候姚向东父亲从里屋走了出来，一听，一看，不禁怒火中烧。姚向东原有一件棉袄，是用父亲过去的军棉袄拆洗改做的，姚向东套着蓝制服穿了几天，便吵着要换件登山服，说什么：“现在谁穿这样的破棉袄？我们同学个个都有登山服！”当时虽然生气，倒也没有发作。确实，如今中小学生穿登山服的很多，家长们似乎都挺有钱，有的更给孩子买真正的皮夹克穿。比起来，自己和姚向东他妈大概是家长中最穷酸的——两人都在事业单位，干拿工资，没有一点外快，负担又重——双方都得按月给老人寄钱，姚向东的姐姐刚从幼儿师范毕业，分到幼儿园工作，还没转正，仅能自给自足；这么个经济情况，姚向东吵闹着要买登山服，他母亲自然只能是给他去买件腈纶棉的，没想到这小子现在越来越不知足，竟把同学的羽绒登山服弄来穿在自己身上，这简直是贪得无厌！
姚向东父亲一见姚向东穿着别人登山服的那副赖相，便忍不住大喝一声：“不要脸！你给我脱了！”
母亲忙上去拦住他，劝慰说：“你的血压！你先别急，慢慢给他讲道理！”又扭头冲着姚向东说：“还不快跟你爸认错！吃完饭，你就去跟人家换去。听见了吗？”
姚向东觉得母亲是在护着自己，有恃无恐地坐到饭桌前，嘟囔着说：“什么不得了的！我们净换着穿。”说着便拿起了筷子……
父亲一见，越发怒不可遏，使劲一顿脚，宣布说：“你别吃饭！我这个家不养你这号少爷！你滚！”
姚向东便站起来，耸耸肩膀，转身走出了家门，对于背后传来的父亲和母亲那纠缠在一起的喊叫声，几乎是完全无动于衷。
姚向东一通儿瞎转悠。在什刹海前海小花园里，他挤到亭子边听了听戏——那里常有一些市民聚集清唱京剧，姚向东感兴趣的自然不是京剧本身，而是那些拉琴、唱戏的人那种逗哏的模样；又到什刹海前海的冰面上，霸道地“借”一个同龄人的冰鞋，溜了一阵野冰；忽然感觉饿得难受，便下意识地来到了鼓楼前的大街上。
鼓楼前的大街，即地安门外大街，从南到北分布着不少的饭馆。从历史上看，北京著名的饭馆，大部分布在南城，又尤其是前门外一带，除所谓“四大兴”——“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而外，如煤市街的“致美斋”，大栅栏的“厚德福”，陕西巷的“醉琼林”，韩家潭的“杏花春”等等，也都颇为著名；当然西城、东城也有一些数得上的饭馆，西单一带曾有包括“大陆春”、“新陆春”、“同春园”、“淮阳春”、“庆林春”、“鹿鸣春”、“四如春”、“方壶春”在内的所谓“八大春”；西四南有“同和居”，西华门外有“万福楼”，东城隆福寺街有“福全馆”，东四北有“同和楼”；北城一带，据说清末民初烟袋斜街内的“庆云楼”，白米斜街内的“庆和堂”，什刹海畔的“会贤楼”，都曾盛极一时。到了1982年年末，南城、西城、东城的饭馆虽有不少变化，一流的大饭馆仍保留了不少，而北城，又特别是钟鼓楼一带，除鼓楼边上的“马凯餐厅”和银锭桥头的“烤肉季”较为著名而外，大都沦为一般。不过，虽然如此，那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种类却颇为齐全。过去有人把本世纪初的北京饭馆分成几类：只卖包子、饺子、馄饨、馅饼、米粥之类的切面铺；只卖猪肉、羊肉菜肴的“二荤铺”；标榜“应时小卖，随意便酌，四时佳肴，南北名点”的小馆子；供应小型宴饮的中等饭庄；饭店、酒楼、会堂合为一体的大饭庄；经营西餐的“番菜馆”；总计七种。除后两种暂付阙如外，前五种在如今的鼓楼前大街上都还存在，并且每种之内又还有所变化。
16岁的姚向东自然绝不会知道，也不会探究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盛衰增减，但是，由于他感到饿了，所以，当他无目的地从街南朝街北走去时，他的嗅觉却有意识地捕捉着从那些饭馆中逸出的气息。
在这条大街最南头，马路东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有一家门面颇大，品种颇全的国营小吃店，还有一家门面极小、专卖“褡裢火烧”的个体小吃店。按说姚向东既然肚子饿了，搜索出他衣裤兜里的所有“钢儿”①来，还是能从那两家买到足以果腹的食品的，但姚向东此刻却没注意到它们——他走在大街西边，西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是新开张不久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铺”，大约刚有一屉三鲜馅包子出笼，从那包子铺里飘散出好一股诱人的暖烘烘的香气。姚向东不由得登上包子铺面前的台阶，隔着门玻璃朝里面望去。嗬，怎么那么多的人，坐着的还没吃上，背后已经站着等座儿的人，饭桌上堆满盘子、筷子，也没人及时地收拾。从饭堂深处飘出一阵阵像雾一样的白气，好闻真是好闻，可谁有耐心进去排队买票、等座儿？何况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说不定还买不下二两——姚向东想到这儿，叹了口气，跳下台阶，继续朝前走。
往前，过了“光明药店”和“长青轻纺服务部”，有个“露明园馄饨馆”，里头人倒不多，姚向东却吹着口哨管自走了过去。他可不稀罕馄饨。他想吃正经的炒菜。怎么才能弄到一张“钢铁”①呢？如果能弄到一张“团结”②，那就更“盖帽儿了”。不知不觉他已经走过了白米斜街，走过了“虹光服装店”和“北京文物商店收购部”，并且走过了后门桥，来到了“合义斋”饭馆门前。正当他朝饭馆大门走去时，忽然传来了一声尖脆的呼唤：“小拽子！”③
那自然是叫他。姚向东扭过头去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外号叫“阿臭”的，骑着辆亮闪闪的二六小女车，捏闸停在了马路边。
姚向东便走拢去同阿臭搭话。
阿臭是个圆脑袋、圆身子的胖小子，戴着一顶剪绒帽子，穿着一件式样新颖的皮夹克。他咧开大嘴，依旧尖脆地问：“小拽子！你他妈的跟这儿踅磨什么啦？”
“小拽子”即姚向东，一把抢过阿臭的剪绒帽子扣到自己头上，喜出望外地说：“你丫挺的，管他妈什么闲事！你这他妈是到哪儿‘拍婆子’去？”
阿臭伸手去够小拽子头上的帽子，小拽子躲闪着。阿臭不满地说：“你他妈的骗了‘小羊子’的这身衣服还不够，又他妈的跟我犯贱来了，还我！我他妈的还有事呢！”
小拽子便趁机要挟说：“我他妈的还没吃饭呢，你丫挺的管我饭钱，我就还你帽子！”
两人的对话实在不雅，略作记录，以存资料，兹不再赘。总之，在一种既粗野又亲昵、既蛮横又义气的交谈授受之中，小拽子终于归还了阿臭的帽子，而阿臭也终于借给了小拽子一元钱。
阿臭这绰号的来历，是因为其人爱放屁。小拽子呢？所谓“拽子”，是北京新俚语中，对一手一足萎缩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的称谓。早在小学时，姚向东因为曾跟在一位这样的残废人身后，把那人走动的姿势模仿得惟妙惟肖，故而在一群男同学的哄笑声中，获得了小拽子的绰号，后来竟一直沿用到高中。
对于当代青少年中污言鄙语的消除清扫问题，人们很少作过专题研究。大都采取了两种简单的办法，一是对污秽鄙下的语言实行回避和禁止，一是灌输以规范化的文明语言。这当然也能取得一些表面效果，但究竟不是治本之方。
姚向东上小学的时候，原是很听老师和家长的话，不骂人，不说脏话的。但儿童在成长期中，对于语言本身，也有一种游戏的兴趣。姚向东记得，他上一年级时，同学之间私下里就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
结巴磕子赶大车，
一赶赶到核特哥，
核特哥，是你哥，
你哥是我大拇哥！
“结巴磕子”是“口吃者”的意思，“结巴磕子赶大车”这一句还勉强有讲，其余几句完全没有意义，不过是追求一种节奏和音韵上的快感。本来，儿童文学工作者，以及老师和家长，是应当抓住儿童们的这个特点，因势利导，编出内容优美生动而又琅琅上口的歌谣，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快感的；不幸的是，姚向东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净教他们一些政治性极强而念起来索然无味的“革命儿歌”，其结果是，孩子们因厌弃课堂上强灌的，便在课下“反其道而行之”，自编自诵起越来越多的“地下儿歌”。开始，这类“地下儿歌”还只不过是单纯的音节和韵脚游戏，如：
biājibiājibiā，
摔个大马趴①！
马趴没摔好，
摔个仰巴脚②！
医生来看病，
真是不高兴，
打了biāji针，
吃了biāji药——
看你以后还闹不闹！
后来，由于社会上庸俗因素的渗入，这类“地下儿歌”便渐渐糟糕起来，而老师、家长们往往满足于儿童和少年表面的听话，驯服，对于存在着另一个儿童和少年们独自相处的世界，以及在那一世界中存在着另一套语言和另一套做派，长期予以漠视。结果，当少年人肩膀渐渐展宽，嗓音渐渐变粗，胆量也渐渐变大，开始公然当着大人们“撒野”时，老师和家长才慌了神儿，可是到那时候再来扭转，分明已属“亡羊补牢”。
语言不美的另一个心理根源，便是自尊心的匮乏。姚向东从小就看惯了戴高帽子游街一类的“揪斗”场面，被“揪斗”者的尊严自然扫地委尘，那些气势汹汹的斗人者在他眼中也并无尊严可言——龇牙咧嘴，声嘶力竭，粗暴蛮横，不顾体统……姚向东那颗小小的心不禁暗暗自问：我长大了，是当被斗的，还是当斗人的呢？当然要当那斗人的！为实践这个愿望，在小学三年级时，就曾在一次“批斗大会”的游戏中，让同伴们“把三反分子阿臭押上来”；然后他便掳袖伸拳，模仿着斗人的“造反派”头头那架势，把“阿臭”一顿乱斗，最后横眉立目地宣布：“……现行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中！”1976年以后，家长、老师本应在重建孩子的自尊心方面花大力气，但在时代的大转折中，姚向东的父亲尚不能使自己的心理保持平衡，又哪能去顾及孩子的心理卫生？而对孩子的点滴咎错也暴跳如雷，乃至连骂带打，只能是使姚向东原已十分脆弱的自尊堤防，全然崩塌。老师在考试制度的重大变化面前，不得不把分数和升学率当做一个最实际的追求目标，逢到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粗言秽语和调皮捣蛋，便也只是简单地予以弹压，而在情急之中，又难免施以讽刺——“瞧你那副小流氓样儿！”焉知这样一来，姚向东的自尊不但更荡然无存，还增添了一种“心理反馈”——“小流氓就小流氓，真当给你们看看，怎么着？！”
结识小流氓，原是容易的事。公共厕所、溜冰场、游泳池、邮局门口倒换邮票的人群，足球场入口外等候退票的人丛……都是小流氓们经常麇集出没的所在。姚向东的堕落，便开始于厕所中递来的一支烟、溜冰场上的一次蓄意冲撞、游泳池畔的借用“鸭蹼”……而他最初的不法行为，也便是跟着“哥儿们”到邮局门口和足球场外，用“花纸头”①和废球票骗取了一块钱以内的“赚头”，然后一气吃了五个冰激凌，闹了两天肚子。
就在这1982年的夏天，他曾混进一个小院，捧出一盆碧绿青翠、两尺来高的山影，一溜烟地跑到什刹海后海边上，将那盆山影“咕咚”一声抛入了水中。他并不需要那盆山影，他毁灭一个美好的事物，仅仅是为了赢得“哥儿们”的喝彩。
……此刻他拿着“阿臭”给他的一元钱，晃着肩膀进到了“合义斋”。照例是客满，不过等座的还不算多。他一眼望到了最近那张桌子当中的一个热气腾腾的沙锅，浮面上漂着一簇簇油星，露出一些豆腐块的棱角。他想自己就该买那样一个沙锅来吃。但随即他也就发现，围在那桌旁吃饭的，不是别人，竟是班主任王老师一家！没错，那年纪大的娘儿们准是王老师的老婆，那两个学生模样的一男一女，准是王老师的儿子女儿。他们倒都挺美的，正用瓷勺儿舀那沙锅里的热汤喝……
他的眼光同王老师的眼光接触上了。王老师比他还要尴尬。老师最怕学生看见自己吃、喝、拉、撒、睡。而姚向东对老师的神圣感的第一次幻灭，便是二年级时他的班主任老师有一天突然当众到痰盂边呕吐——原来老师也会肚子疼，也会生病，也会呕吐，也会出丑……
“王老师！”姚向东富于挑逗性地率先招呼了老师。
王老师仍旧尴尬，脸涨得通红，仿佛一个当众被人抓住的小偷。姚向东觉得很吃惊，也觉得很有趣。在他呼唤了王老师以后，王老师的老婆孩子全都扭过脖子来望着他，目光里全带出老大的不愉快。王老师迟疑了几秒钟，才点点头呼应说：“姚向东啊！你……来吃饭哪？”
“不，”姚向东乖巧地回答，“我家来了客啦，我妈让我来买点下酒菜回去……”
“啊，那好，你买吧，买吧，买吧……”王老师满脸笑容，格外亲热地说。
其实在这个地方，姚向东买什么本用不着他的批准，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姚向东格外谦恭起来。他对王老师连连点头，这才朝买酒菜的柜台走去。
王老师的爱人一边咀嚼着，一边对王老师夸赞说：“你这学生还很懂礼貌嘛！”
王老师伸手去挟菜，自得地说：“其实，这还是个后进的哩……”
姚向东并没听见这两句话，可他总觉得王老师在扭头望着自己。他本不需要什么酒菜，可是他还是花八毛钱买了一个小拼盘，申明“带走”，让服务员给他包了起来。
出得饭馆，姚向东才感到后悔。他需要的是沙锅豆腐，而不是什么干巴巴的下酒菜！他信步穿过了马路，在后门桥东南侧，有一家没写字号的饭馆，他推门走了进去，那里正卖牛肉汤面。姚向东肚子里咕咕直叫，顾不得再加挑拣，他搜索出衣袋里的全部零钱，买了一碗牛肉汤面，然后把那包“下酒菜”一古脑儿全扣在了面条上；其实那“下酒菜”也不过是些牛肉片儿，还有一撮煮花生。他呼噜呼噜吃得飞快。因为碗里堆的东西太多，面汤溢了出来，顺着塑料桌布流下了一道小小的瀑布，待他发觉，已经为时过晚——牛肉汤把他身上那件羽绒登山服下摆污染了一大片。姚向东于惊讶痛惜中骂出声来。
这件羽绒登山服，是班上的班主席杨强强的。说来也怪，姚向东这么个后进生，偏跟杨强强那么个共青团员混得不错。杨强强父母都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员。杨强强初中时功课本来不错，谁想考高中时作文跑了题，没能考上重点学校，倒成了姚向东之流的同学。王老师把杨强强跟姚向东安排到一个座位，原是让杨强强帮助姚向东，可姚向东并没感觉到杨强强对他有什么帮助。杨强强只是劝他看一些课外书。姚向东看不下去。杨强强借他的那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他还没看到卫国战争爆发，就再也看不动了。杨强强借他，他看着吃力，坦率地说：“看这字书，不如看小人书。”杨强强便对他说：“我有全套小人书，48本。”姚向东要看，杨强强说：“不外借。要看，跟我到家坐着看。”姚向东跟着去了杨强强家，杨强强端出个纸匣子来，果然是全套“三国”小人书，那还是杨强强的父母“文革”前给他哥哥买的，一直珍藏到如今。姚向东每次去看两三本，看得津津有味。杨强强是惟一几乎不叫姚向东外号的男生。跟姚向东他们一块儿聊天时，杨强强自己不带脏字，但对姚向东他们嘴里的“他妈的”、“丫挺的”，却也从不指摘。老师管束姚向东时，总说：“不许你这样！”“不准你那样！”老师让杨强强帮助姚向东，杨强强总从正面说：“你干吗这样呢？”“你那样不好吗？”比如在杨强强家看小人书看得入迷了，杨强强便会说：“你歇会儿不好吗？”“你干吗不做几道几何题呢？”姚向东非要抄杨强强的作业，杨强强也就让他抄，只是说：“你至少弄懂一道，不也好吗？”便不多不少只给姚向东讲上一道。杨强强真随和，真不让人讨厌。班上选班主席的时候，王老师看上的本是一位女生，结果姚向东突然积极为杨强强竞选，全部男生都投了杨强强的票，加上一部分女生也拥护杨强强，杨强强便当上了班主席。
姚向东的父母或许会以为，今天姚向东穿在身上的这件羽绒登山服，是姚向东诈骗来的。真的不是。昨天放学后去杨强强家，姚向东跟他杀了一盘军棋，玩得挺痛快；临走的时候，姚向东实在觉得杨强强这件登山服比自己那件帅，心里痒痒，便提出来：“咱们换着穿一天吧！”杨强强也就点头答应了。就这么穿回了家。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可是这件登山服让“丫挺的”牛肉汤给染了。真熬淘①！要是别人的，也就管他去，可杨强强对自个儿真不错，起码，那48本的“三国”小人书，别人舍得拿出来让你看个够吗？
姚向东出了清真面馆，心情要多坏有多坏。真想跟迎面走来的人吵上一架。吵架有的是理由，“你他妈干吗照②我？”这就可以纠缠到底。可迎面来的是个解放军，四个衣兜的。团级？师级？红帽徽，红领章，那曾是姚向东小小心灵朝夕向往的。现在当军官得先上军官学校，又得凭“分”。“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姚向东没这个命根儿，他真倒霉！
清真面馆旁边是个信托商店——“益民信托商店”。它如今在北京市越来越有名气，快跟东华门大街的“中昌信托商店”齐名了。姚向东盲目地钻了进去。这里卖各种家具，堆着好多弹簧床和双人折叠沙发床。新来了一批电镀衣架，衣架顶上可以安灯泡，兼当落地灯。姚向东对这些东西自然毫无兴趣。啊，也卖衣物——登山服！羽绒的！衣袖上还有带拉链的小兜！真帅！那兜是装什么玩意的？还有黑底金字的标签，都是英文字母，也不知啥意思，也许杨强强认得出来，他英文行……唉呀，45块钱一件！够贵的！要是能有那么一笔钱，把它买下来，那就好了，可以拿着去找杨强强，“哥儿们！我把你的登山服弄脏了，咱们好汉做事好汉当！兮兮③——赔你的！比你那还帅！怎么着？‘官盖了④吧？”
姚向东在一种难以譬喻的惆怅心情中出了信托商店，继续朝北走去。啊，帽儿胡同。杨强强就住在帽儿胡同里——那里有一片文化部盖的宿舍楼，中央实验话剧院的人分了不少单元。去找场强强吗？就这么着去？那多丢人现眼！姚向东边想边横穿过了马路。先离帽儿胡同越远越好！就这样，他懵懵懂懂地走拢了位于这条街尽西北角的“马凯餐厅”。餐厅里窜出一股奇特的香味。姚向东痛感自己并没有吃饱，他下意识地推门走了进去。楼下只卖快餐，楼上有雅座卖炒菜。他在楼梯口看了下菜牌，那些菜肴尽管他几乎都没尝过，但光看名目也就足令他流涎三尺：
去骨东安鸡油焖大虾
炸黄雀肉片松鼠鱼
红烧海参红烧狗肉
酸辣鱿鱼片熘嫩鳝丝
……
他更感到——如果兜里有张“钢铁”或“团结”该有多好。但他现在已经几乎一文不名。他拖着脚步走出了“马凯餐厅”一口接一口地咽着唾沫。
他朝钟鼓楼跟前走去。他也不知道自己目的何在。他脑中浮现出了那盆碧绿的山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