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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两三年时间，长久游荡和居住在东南亚那些宗教气息浓烈的贫穷国家里，混迹于小旅馆和街头巷坊。主要是喜马拉雅山麓周边的国家地区，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老挝……给地理杂志做专栏，写稿，采访，用以谋生。

    她去英国与她的母亲见过一面。母亲是她生命中的第一只蝴蝶，背井离乡，常年在异国生活。很长时间里是个舞娘。后来嫁过几个有钱男子。她们见面之后依旧疏远。但她知道了血液里那些盲目和奔放的气质来自何处。她不想再花她的钱，也不想与她住在一起。

    她的生活就是长期旅行，到处为家。在廉价小旅馆里一住数月，然后再换下一个国家，下一个城市。对脚下的土地没有任何界限的认知感，却有更真实的感受。仿佛随时可以在路途上死去。一直居无定所。她依旧有信件来。

    善生，我在加德满都，坐在小饭馆的门边上，看到喜马拉雅山的雪。白得发出蓝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与天空连接的原因。那种蓝光，根本不可能属于人世……我从不曾后悔自己所做的事情。少年的时候，你以我为耻。就如同你对自己隐藏的耻辱感。你不能原谅我，在意并且憎恨我所做过的一些事。但是你如何来界定一个人生活是出于一种高贵的属性，还是放任自流，或者哪一种更接近幸福的真相?生命各有途径，不管它最终抵达的目的是卑微还是荣耀。这是力量的控制带给我们的界限所在。

    请原谅我。原谅我们。也许我们都将终究获得释然。

    他在公司的高级主管会议间隙读到的句子。他那时的生活由报表、会议、公差、飞机头等舱和高级酒店的套房组成。如果有空闲宁可选择躺在沙发上看体育频道，直至看到入睡。没有恋爱，没有休假。成功带来进入更高阶层的生活的可能性，带来一个属于男性领域的内心满足。这一切曾经是他最强大的精神支撑：最大的社会价值化。

    每天早上醒来，淋浴，刮须，做完脸部保养，挑好衬衣西服和领带，全部整理妥当，拎着公文包开车出门。办公室在上海最为昂贵的写字楼里。那也许是亚洲最高的一幢楼，直冲云霄。电梯刷刷上升的时候，人的耳朵有微微震动。耳鸣带来眩晕。他在那里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有时候一周里飞四个国家。上午在南半球，次日早晨出现在北半球。这是他十年中的生活。

    他试图建立与外界赤身搏斗的规则，并以此作为一种标杆，来衡量生活的得失。踢掉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把胜利感作为给予内心血腥需求的最好回报。或者在一张支票上签出去的数字，在一个具体的个位数之后，迅速熟练地画上更多位数的零。需要更多的资源占有，更多的话语权，更多的肾上腺素的亢奋，印证虚假繁荣的热烈声色。

    此刻他只觉得无限寥落，捏着信纸的手指微微发凉。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在少年邂逅的时候便已昭然显现的内心方式。她总是在行动，时而沉溺时而孤立。而他对这个世间从无进入的激情，虽然他一直貌似比她更为热切真诚。他参与这个社会的建设和改造，对世俗的成功和业绩有着积极的野心。但他是这个世间的漫游者。他内心的世界，并不在此地。

    他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能够做到的事情。一种社会化男性身份的认同。像电脑游戏里的孤胆英雄一样，抵达指令中的任务目的。这是他为自己所存活的世界所做出的贡献。是对于内心的说服。冷淡地旁观自己东奔西走，谋杀掉生命的热诚和感性。

    也许这只是一个命运的复制程序。也许某天他会突然觉醒，看到做的一切，不过就是虚拟电子游戏中的行为：拿到抢夺来的武器和暗器，单刀独斗，以为自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直到游戏结束，屏幕上打出game over，才知道自己是谁。

    但这就是他的时间。被大口大口地吞噬掉，不曾留下任何回声。他从一个年轻男子进入中年，看着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开始苍老疲惫。他最身强力壮、活力充沛的十年，交付给了俗世的荣耀和繁华，被供奉在野心的祭坛之上。

    她在异乡小旅馆里写给他的信。一字一行，始终笨拙幼稚如刚刚开始学习写字的孩子，没有章法，仿佛画图一样地写字。和她写在黑板上的名字一样。有时候是铅笔。有时候是圆珠笔。用她能够找到的任何一种廉价的随处可见的笔和纸张。或者是拆开的空烟壳。她抽一种日本的软壳包装的淡香烟，上面有细小的黑色英文。在她经济状况略有好转的时候，她抽这种烟。那烟壳是白色和淡褐色的线条设计，摸上去质地柔软，具有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