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生病了，于是给他的家庭医生打电话。他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把体温计插进身体表面的某个器官里，等了十分钟。从数学的角度来说，十分钟就是十分钟。“您哪儿不舒服？”医生问。数学家的回答是：“我发烧了！”“体温多少？”“正好37度3。”病人精准地回答道。“这就要我跑一趟吗？拜托，你没有发烧！”可这位数学家马上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发烧就是温度高于正常体温，对吧？正常体温是37度，没错吧？37度3不是高于37度吗？所以说我发烧了，这才给您打的电话。”医生叹了口气，说：“要我说，38度以上才算发烧……”数学家不满地说：“高于37度就是发烧了……”一场让人飙汗的讨论就这样开始了。

    这两位先生到底谁有道理呢？您可能会支持医生。但您和我通常都跟那位数学家一样喜欢争个黑白是非。我们要么健康，要么生病，要么发烧了，要么没发烧。我们的身体或精神要么运作正常，要么不正常；你要么是异性恋，要么就是同性恋……这个“生病”的数学家和恼怒的医学家之间的争议，说明了在黑与白之间还存在着灰色。体温37度3并没有生病的迹象，所以你没有生病。我们是逐渐从“没有发烧”走向“发烧”的。

    即使这件事看上去再细小，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通常不分层次地进行思考，持有非黑即白的是非观。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从健康的状态渐渐过渡到生病的状态，是个很普遍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行为中，也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世界里。

    透过生物学眼镜来看，从正常到不正常的渐变过程就容易解释了。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不是数据化的——不是一就是零，不是开就是关——而是由许多模拟信号叠加组成的（请允许我用一个电脑术语）。万事万物都有过渡期，即中间转变期。最新一次关于妄想症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点。对一个行为生物学家来说，通过达尔文主义的方法来看待这种病症是非常有趣的。妄想症通常被视为一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只会出现在精神有问题的人身上。他们极其害怕遭到他人的指责或批评。这真的是种心理疾病吗？难道可以就这么非黑即白地下定义吗？我觉得不行，因为和预想中的比起来，我们的妄想行为要多得多。妄想在人类的大脑里随处出现。我刚才提到的那项最新研究就很好地印证了妄想“遭到他人指责”的日常性。研究指出，三分之一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体现出妄想症的某种形式。哎哟，听起来真吓人，我们中的三分之一都有精神病吗？还是我们对人类的理性行为和争论能力有错误的认识呢？好像确实是这样，日常生活中，理智很少出现。如果我们不停地观察自己，就会清楚地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受到情感和感觉的牵制，而它们持续位于人类意识的较低层面。分析一下人类情感的丰富程度，就能得出以下结论：妄想，根本就没有那么奇怪。

    那项研究中的实验很有趣，同时给出了行为学研究中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我可以毫不愧疚地把那些实验当成范例来介绍，因为它们非常新颖，在将来，一定会有许多行为学研究者沿用这种方法。请注意我的预言：十年内，我们一定会看到无数以这种模型为基础展开的行为学研究。到底是哪种模型呢？就是虚拟画面。参加实验的人都会拿到一个超级先进的头套——其实是一种眼镜，通过这种仪器，人们的眼前会呈现出一个虚拟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比如，参与者在几节地铁车厢里行动自由。他们会遇到一些人——其实是些虚拟头像，这些人都做着最平常的事，安静地看报，不去管参加实验的人，而有些人则会挡路，还有很多其他的情况。结果，三分之一的实验参与者都说他们被别人注视的概率高于平时，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也就是说，这些人身上出现了妄想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就发生在日常生活环境中，虽然那个环境是虚拟出来的。参加实验的人之前还要做几项心理测试，从而检测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恐惧程度和对自己的看法。测试结果分析表明，在地铁里出现妄想反应的那组人，之前就有恐惧感或者会习惯性地低估自己。

    对人类感情的生物基础有良好的理解——比如感情由进化产生、锻造——就能拥有一个纯理论基础来做出预言：遭受他人指责的妄想不仅存在于一些不正常的特例人群身上，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正常人中间。实验通过虚拟头像验证了这个预言，确实有趣。然而事实到底如何，我们又该对感情有哪些了解呢？

    第一，恐惧是一种基础感情，产生于大脑的杏仁体里。杏仁体的运作速度极快，脱离于我们的意识。

    在我们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一些可怕的画面前，杏仁体就已经恐惧地做出了反应。所以我们才会对那些通常用理性思考不会产生恐惧的事物，轻易就产生恐惧感。举个草丛里的水管的例子吧。人类靠理性的观察，把这个东西归类于一种没有危险的橡胶制品，可以在花园里使用。可是在这种意识产生之前，杏仁体可能就把它看成了一条蛇，从而产生了惊吓反应。这其实很容易解释：在人类历史中，水管是后来才出现的。倘若我们的祖先看到什么像蛇的东西，就会以为是蛇。杏仁体的优点是反应迅速，脑核中能立刻产生一个小小的障碍，跟过度敏感似的，而这个小小的障碍可能会对人类的恐惧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使人有时产生的恐惧过多，有时又太少。先前参加实验时产生很多妄想的人，本身的恐惧感就很强，也就是说，他们的杏仁体可能比常人要敏感。不过这不是什么特例。

    第二，杏仁体不能自由运行，要受到现代人类大脑——尤其是新皮层——的控制。大脑这个部分的理性程度较高，会时而刹车减速。这种控制是有益的。倘若杏仁体不断地大呼谋杀、火灾，那人类的正常功能就会陷入混乱之中。不过这种来自新皮层的监督也有偏离轨道或者功效不好的时候，比如刹车过猛或太弱。理性控制中的一个小障碍可能会增加恐惧感产生的概率，这也可能发生在那些参加实验的人身上。和杏仁体相反，新皮层能将地铁里乘客的眼光或态度相对化，化解其中包含的危险信息。可是，如果与杏仁体交流不善，人就可能产生妄想。

    第三点中要提到的是荷尔蒙催产素。用最初的进化论术语来说，这最初是一种为生育和母乳喂养服务的荷尔蒙，而后才发展成一种社交荷尔蒙，能减弱人类天生对他人的不信任感。信任感的提升大大地促使人类去寻找交流。可血液中荷尔蒙的数量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因环境和血液循环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况且人与人之间也有所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产生同等数量的荷尔蒙。有些人拥有的催产素低于平均值，对他人的信任感也就相对较低，会较快察觉他人眼神或行为中的某些敌意。这些人就比较容易产生妄想。

    简而言之，杏仁体可弱可强，理性的控制可多可少，血液中的催产素也一样。如果这些因素同时处于“弱势”，人体中正常的浮动就使人类的妄想行为成为可能。那个利用虚拟地铁车厢和乘客的实验性研究就验证了这个预言。看来，在黑与白之间还存在着很多日常的灰色。

    医生离开了数学家的住处，那个争议还没有得到解决。“37度3就是高于37度！”医生没好气地上了车，嘴里还在嘟嘟囔囔：“可是数学家先生，生物是非常复杂的，不能只套用几个公式！”不过他还是给病人开了药，算是个安慰剂吧。只要体温计下降零点几度，从数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药物起了作用，那么结局就皆大欢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