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

    刘高兴。

    身份证上是刘哈娃咋成了刘高兴？

    我改名了，现在他们只叫我刘高兴。

    还高兴……刘哈娃！

    同志，你得叫我刘高兴。

    刘高兴！

    在。

    你知道为啥铐你？

    是因这死鬼吗？

    交代你的事！

    我不该把五富背了来坐火车。

    知道不该背为啥要背？

    他得回家呀。

    家在哪儿？

    商州的清风镇。

    我问你！

    就这儿。

    咹？

    西安么。

    西安？！

    我应该在西安。

    你老实点！

    老实着呀。

    那怎么是应该？

    真的是应该，同志，因为……

    这是2000年10月13日，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警察给我做笔录。天上一直在刮风，广场外的那些法国梧桐、银杏和楸树叶子悠悠忽忽往下落，到处是红的黄的，颜色鲜亮。

    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是白公鸡。以清风镇的讲究，人在外边死了，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白公鸡有两斤半，最多两斤半，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我就生气了。胡说，啥货我掂不来！我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当然没说出我是干啥的，这婆娘还只顾嚷嚷：复秤复秤，可以复秤呀！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

    警察是要制止争吵的，但他发现了用绳子捆成的被褥卷儿。这是啥，警棍在戳。石热闹的脸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过一样，全灰了。这狗日的说什么不成，偏说是捆了一扇猪肉，警察说：猪肉？用被褥裹猪肉？！警棍还在戳，被褥卷儿就绽了一角，石热闹一丢酒瓶子撒腿便跑。这孬种，暴露了真相，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了我，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旗杆上。

    能不能铐左手？我给警察笑，因为右臂在挖地沟时拉伤过肌腱。这回是警棍戳着了我的裆，男人的裆一戳就麻了，他说：严肃点！我严肃了。

    我的眼睛发黏，好像一下子生出许多眼屎，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但我没有惊慌失措。要稳祝警察的钢笔似乎下水不利，不停地甩，那额头上的一片小疙瘩就全红了。我伸了脚去踩飘过来的法国梧桐叶子，没有踩着。小伙子生这么多的青春痘我从来没见过，一定是未婚，没骟过的羊冲得很！

    咔嚓，有人在拍照了。

    我最讨厌的是那个记者，装嫩呀，三十多了还梳个齐溜溜！她拍照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等拢了拢头发，把衣领扯平，还摆了个侧面让她再照，但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的，仍然是我半拱着腰在接受笔录的样子，而我的面前是一个用绳子捆扎的印花被卷儿，五富的脚没有裹严，露出那只塞着棉花的黄胶鞋。把他的，这张照片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一样么！身份证上的照片要求正面照，要照出耳朵，没有谁照出来不像个罪犯的，可我的鼻子高，嘴角有棱，她偏不侧着照，这×女子！

    那不是我，不是，绝对不是。

    五富的尸体在运往殡仪馆后，我被释放了，但我必须要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候五富的老婆赶来处理五富的后事，而广场上许多人是看过了报纸，指着我说：瞧，背尸要坐火车的就是他！他们叫着刘哈娃，我不理睬。再叫：商州炒面客！我们商州地区苦焦，春季里青黄不接主要吃柿子拌稻皮子的那种炒面。叫我们是炒面客那是作践我们哩，我当然更是不理睬。我是要想想问题了，于是我想：五富的尸体被运往殡仪馆了，五富的魂肯定还在这个广场上，在广场的那一排路灯杆上呢，还是在那一辆推过来的装满了烧鸡、熟鸭蛋、面包和矿泉水瓶的叫卖货车上？我在那个时候腰又发酸发困，手便撑在了后腰上，就再想：汽车的好与坏在于发动机而不在乎外形吧，肾是不是人的根本呢，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是刘哈娃，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是西安人！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孤，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挺直了脖子，大方地踱步子，一步一个声响。那声响在示威：我不是刘哈娃，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我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

    孟夷纯在初次见我的那天，她说：刘高兴，你不像个农民。我当时说：是吗，羊肉怎么会没有膻味呢？孟夷纯说，她在城里见的人多了，有些人与其说是官员，是企业家，是教授，不如说他们才是农民。孟夷纯的话其实说到了我心上，我一直认为我和周围人不一样，起码和五富不一样。这话我不会说出口的，但我的确贵气哩。

    我可以举例说明呀：一、我精于心算。在我小小的时候，加减乘除从不打草稿，你一报数字，三位数四位数都行，我就能得出答案。我当然有一套算法，但我不告诉人。二、我曾经饿着肚子，跑三十里路去县城看一场戏。三、我身上的衣服旧是旧，可从来都是干净的。我没有熨斗，在茶缸里倒上开水在裤子上熨，能熨出棱儿来。四、我会吹箫，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吹箫的就我一人。五、我有了苦不对人说，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一笑了之。六、我反感怨恨诅咒，天你恨吗，你父母也恨吗，何必呀！来买肾的那人说肾是给西安的一个大老板用的，得检查我有没有别的病，查就查吧，只查出我有痔疮，还嫌我身体发福，说了句：形散神不散。这让我生气，生气过了也就不生气了，临走我给他在清风镇收买了一篮子柴鸡蛋。七、我生就的嘴角上翘，所以我快乐。四年前王妈给我说媒，我吹了三天三夜箫，王妈说你必须盖新房，我去卖血，卖了三次血，得知大王沟人卖血患上了乙型肝炎我就不卖血了才卖的肾。卖肾的钱把新房盖起来了，那女的却嫁了别人。嫁别人就嫁别人吧，我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还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我说：你那个大脚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

    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

    我说不来我为什么就对西安有那么多的向往！自从我的肾移植到西安后，我几次梦里见到了西安的城墙和城洞的门扇上碗口大的泡钉，也梦见过有着金顶的钟楼，我就坐在城墙外一棵弯脖子的松下的白石头上。当我后来到了西安，城墙城门和钟楼与我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城墙外真的有一棵弯脖子松，松下有块白石头。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力气总不够，五富能背一百五十斤柴草蹚齐腰深的河，我却不行？五富一次可以吃十斤熟红苕，我吃了三斤胃里就吐酸水？五富那么憨笨的能早早娶了老婆生了娃，我竟然一直光棍？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我活该要做西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