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各种职业上的责任也与“对份内的情义”有关。比如，有许多校长会因学校遭火灾而引咎自尽。他们对火灾毫无责任，只因火灾使挂在学校中的天皇御像受惊。也有些教师为抢救天皇御像，冲入火中而被烧死。至今仍有流传说，有些人在庄严捧读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时，偶尔读错，竟然自杀以洗刷污名。在当今天皇治下，也有人曾因一时不慎，误把自己的孩子起名“裕仁”（天皇的御名，在日本必须避讳，绝不能说），因而自杀并把孩子一起杀掉。

    日本的专业人员，对其专业上“份内的情义”要求十分严格，但却不一定靠美国人所理解的高度专业水平来保持。教师说：“教师的名分，不允许我说不知道。”意思是，即使他不知道，也必须装作知道。“份内的情义”所特指的正是这种自我防御。实业家也是这样。“实业家份内的情义”决定他不能承认他的资产已经枯竭，或者他为公司制定的计划已经失败。外交家在“情义”上也不能承认自己外交方针的错误。有关“情义”的上述含义都是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高度地等同起来，对某人的行为或能力的任何批评，就自然地变成对他本人的批评。

    日本人常常想出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日本小学中竞争机会之少是美国人想像不到的。日本的教师们奉命必须让每一个儿童提高成绩，不能为学生提供机会去互相比较。日本小学里没有留级重读一年的制度，同时入学的儿童，一起学习全部课程，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操行品质，而不是学业成绩。一旦竞争无法避免，比如中学入学考试，其紧张程度是空前的。每一位老师都知道一些孩子们因没考上而企图自杀的故事。

    这种尽量减少直接竞争的作法，贯穿于日本人的全部生活。而且以“恩”为基础的伦理，本身为竞争这种东西没留下多少空间。他们的等级体系有繁琐的规定，把直接竞争控制在最低程度。家族制度也限制了竞争，他们可能互相排斥，但没有进行竞争。日本人看到美国家庭中儿子与父亲比赛开车技术，是以惊诧的语气进行评论的。

    在日本到处都有中间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面对面。一个人因失败而感到羞耻时，随时都需要有个中间人。因而，在提亲、找工作、退职以及无数日常事务中，中间人都起着作用。中间人为当事者双方传达对方的意见。或者在诸如结婚之类的重要交往中，双方各自都请中间人，他们先做细致交涉，然后再分别向各方汇报。用这种方式进行间接的接触。当事者就不至于听到在直接的要求与责难，伤及名分与情义。中间人也会因发挥了这种重要作用而获得声望，并以其成功事例博得社会的尊敬。中间人还以同样方式帮助求职者探听雇主意图，或将雇员的辞职意图转告雇主。

    为了避免羞辱，日本人制定了各种礼节以求缓和，把事态控制在最低限度。日本人认为，主人迎接客人必须换上新衣。因此，访问农家时，如果农民还穿着劳动服，那就必须稍待片刻。在没有换上适当衣服并安排好适当礼节以前，那个农民将毫无欢迎的表示。主人甚至会若无其事地站在客人身边更衣打扮，直到打扮齐整以前，好像他不在现场。在农村，有男青年在夜阑人静、姑娘们已经就寝时访问姑娘的习俗。对男青年的求爱，姑娘们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男青年则要用手巾蒙面，以便遭到拒绝后第二天无须感到羞耻。这种化妆并不是为了不让姑娘们认出是谁，而是为了日后不必承认他曾经被人拒绝。

    美国人不应当因日本人尚礼而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美国人随便评论他人，视同儿戏。我们很难理解，日本人对轻微的批评也当作大事。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自传，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日本人对他所讲的“嘲笑”作出的典型反应。

    我拜访一个我最信赖的传教士，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美国的意思，指望他也许会告诉我一些有用的知识。可是非常失望，这位传教士喊道：“什么？你想到美国去？”传教士的夫人也在房间里，他们俩一块儿嘲笑我！霎时间，我似乎觉得脑子里的血全部流到了脚底下。我在那里默默地站了两三秒钟，连一声“再见”也没说，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我自言自语道：“一切全完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要说一说原因。我总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对人不诚恳，而嘲笑人则是最不诚恳的。

    我经常原谅发脾气的人，因为有时候脾气不好是人的本性；我一般也能原谅撒谎的人，因为人性很脆弱，在面对苦难局面时不够坚强，说不出真话。我也能原谅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因为人们遇到别人说闲话的时候，难免不陷进去。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因为只有内心不诚恳，才会嘲笑无辜者。请允许我对两个词讲一下我自己的定义。

    杀人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

    嘲笑者：杀害他人心灵的人。

    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那一对传教士夫妇实在是要残害我的心灵，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创痛，我的心在叫喊：“你为什么……”

    第二天早晨，他把全部东西打成一个包袱，离开传教士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