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协，老红卫兵，其父是中宣部的一名司局级干部。《九级浪》的篇幅虽然不很长，有十万字上下，但是其内容分量和历史跨度已基本构成长篇。毕汝协是“文革”中运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第一人，也是在“文革”运动中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第一人。他的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像司马丽，就生活在人们中间，具有典型的真实性，小说所描述的人物生活场景也是人们熟悉的，正是当时高知、高干子弟经常出入的地方——像“老莫”（莫斯科餐厅），像“沙滩”（其中一段描写沙滩夜景光怪陆离的灯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颇有安德烈夫的笔法）。虽然是反映人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可是让人读后仍感惊心动魄。小说中自然流露出对外国艺术家和其作品的熟悉，毫无生拉硬扯的矫饰造作之感，小说涉及音乐、绘画、美学都很轻松、得体，表现出作者在西方文学浸淫下的修养。

    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主人公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家中二层楼上看书绘画，每日百无聊赖，像19世纪的作家俯视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里生息着芸芸众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意到一个美丽少女从窗下走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发现女孩经常从窗下走过，气质不俗。渐渐，男主角开始期待她每日的出现。此时的“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后来，“我”与“她”——司马丽一同结伴和一位绘画老师学习画画，但“我”的心爱的女朋友被绘画老师骗奸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还另有说法）。司马丽从此走向堕落，“我”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幻灭了。最后这个“我”，也跟着其他的男性后面，玩弄了自己从前心灵上的圣洁“女神”——司马丽。

    司马丽是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讲是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她的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具有旧官僚的背景。司马丽是父亲小老婆生的，这使她在重视抓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和“文革”开始后“血统论”横行的时代备受歧视和屈辱。可是司马丽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到“文革”运动的后期，司马丽的家庭受到重大打击，本人又孤立无援，前景渺茫，看不见任何个人出路。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氓拦劫，“我”被用刀子逼向墙角，仓皇逃避，司马丽被“流氓”拖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幸亏有下夜班的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马丽衣衫撕破，一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后来，“我”发现司马丽跑到了绘画老师家里，教师屋里的灯熄灭了，“我”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捂着脸跑开了。

    小说的名称，缘于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画面是：茫茫大海，乌云密布，惊涛骇浪之中，一只帆船即将倾覆。小说中教师家中即挂此画。司马丽堕落后，生活放纵，与以前判若两人，毫无廉耻可言。男青年们中间流传她的脏话，说此女浪得厉害，“浪”得够九级了。

    在小说结尾，男主角也与司马丽发生了性关系，胡闹一通。写胡闹的过程，司马丽脱下衣服，胸部露出烟头烫的疤痕，以及金丝镶边的乳罩（腐朽的象征），场景触目惊心。男主角“我”玩弄了司马丽之后，小说迅即跳到“老莫”。展开“我”与朋友在餐桌上的一段对话，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师是第一个（指玩弄司马丽），“我”跟在后边，踏着老师足迹，其他人一个一个跟着上。至此，小说就结束了。（另有一版本，小说结尾交代，男主角同司马丽一同前往山西农村插队）。

    小说表现出作者对高干、高知子女和他们圈子的熟悉。他对“脱衣服”之类的描写，使大多数当时知青感到惊骇，包括圈子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触到这么多社会“阴暗”，但是，没有人对小说的真实表示异议。

    《九级浪》用直面人生的冷峻，撕开了生活的种种假象，用一种犀利和简洁道破许多真实。小说中穿插司马丽父辈在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又反回来写“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历史纵深感。作者对一代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迷惘、幻灭、扭曲和堕落，写得准确透彻。小说再现了一代青年人在运动冲击、精神压迫下所共同经历的分裂、瓦解、蜕变的“心路历程”。司马丽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颇具光彩的“悲剧人物”之一。作品把我们领入她的内心世界，在茫茫大海的狂浪滔天中，她绝望挣扎，渴望拯救，她凭着弱女子的勇气与命运搏斗，最后甘于自我毁灭、沉沦、腐烂。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心灵深处不曾掀起“九级浪”呢？司马丽是恩格斯所讲的，“文化大革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文化专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遵循和坚持艺术自身的规律，关注“人”，关注人的心灵，这一切实在难能可贵。

    《九级浪》于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间传抄，并逐渐扩散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但在当时，还谈不上赞誉，“物以稀为贵”。在“文革”期间很少有小说达到《九级浪》的艺术水平。毕汝协运用文字比较简洁，从容不迫。在涉及性事上语言驯雅，适可而止。观察趋于深邃，描述懂得简约。显示出作者是个说故事的行家。但是作者在对“苦难”进行一番调侃、玩味之后，似乎有一种堕落的轻松。这是一种心碎后无情感的冷静？司马丽的“自毁”是一种抗议？还是一种“生活无意义”的证明？（作者在小说中曾片断提到“存在主义”。）读者在读完了这部辛辣、酸楚、惨烈的手抄本小说之后，只好自己去掩卷沉思了。

    当时，有小道消息说，周总理看过《九级浪》后讲，作者还是有才能的，是不是能写写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一传说，需要考证。

    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

    《逃亡》记述，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经历。小说中几个知青，爬入一拉煤炭的空铁皮车厢，几个人在寒风中蜷缩成团，各自进入回忆，每人有一段往事加以倒叙。小说结尾：在东北某一小站，这几名知青冻僵的尸体被人发现，几个知青抱在一起，在睡眠中一去不返。

    当年扒车应是许多知青共同的经历。有扒闷罐车冻死在里面的，有在车皮里生火取暖烧死在里头的，还有扒客车被关押的。小说中的知青在临终前梦想到了他们的童年、少年、梦见了自己的父母亲人。这不禁令人想起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

    小说运用不同人物的回忆，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层面，有人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妙片断，不同的回忆片断，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这是一部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暴露黑暗面的作品。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把知青悲惨命运揭示得这么尖锐、深刻。

    小说《九级浪》、《逃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文学“虚假现实主义”传统的反拨。它重拾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五四文学传统。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无畏的创作和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