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这个人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治学和办事特严谨，品质高尚。这个人很矛盾，也很正统，非常革命但又很‘右’。赵一凡在1973年给一位老干部写了一封信讲：‘你的女儿与我交谈，我发现她是个很好的青年，但阶级觉悟不高，对老干部看不起，比较担心她的发展。’他就是这么正统的一个人，但又作了许多与当时政府相违背的事情。”

    赵一凡作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致力于对“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

    赵一凡（1935-1988）原籍浙江义乌，生于上海，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床15年。他只上过三个月小学，却自修完大学文科。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编辑工作，并做过古典文学书籍和辞书的校对工作。他一生中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进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整理。在“文革”中，他保存了地下文坛大量珍贵的资料。1975年初，因“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罪名，逮捕入狱。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出狱，所抄没的一部分资料也幸得发还。由于赵一凡多年的细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大量文学资料。其中相当部分已被原作者遗失、忘却的诗稿，借此得以重见天日，得到发表，使不少诗歌最终由“地下诗歌”，变为“地上诗歌”。赵一凡是现代诗坛默默的奉献者，为“地下诗坛”作出了突出贡献。

    <span class="center">——赵一凡地下沙龙（1970—1973）

    要了解这个沙龙的活动，必须要先了解赵一凡这个人。

    两本最时髦的书和《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苏俄）、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同时，在青年中开始流传手抄本的小说：毕汝协的《九级浪》、甘恢里的《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

    他的父亲赵平生，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即在党内被打成托派，他一方面不断在国民党监狱中坐牢，同时又在共产党内挨整。他本人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受过高等教育，曾在革命战争时期担任根据地一份著名的报纸《盐阜日报》的主编，解放后任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赵一凡的母亲出身于上海大资本家，也是个知识分子，写一笔极漂亮的楷书。因为赵一凡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要从事革命工作，赵一凡随父颠沛流离，一生中没有进过几天学校。他的文化是看、来的。赵一凡自幼受其父影响，读了很多马列的书，非常正统，信仰共产主义。在三四十年代，他十几岁时就写了一本儿童读物《列宁的故事》，并在上海设法出版。

    当时各图书馆都已封闭，一切文学作品（除帮派文艺）都成为毒草，图书奇缺。赵一凡留心搜集各种文学作品，然后把这些书传播出去。他安排得特别巧妙，一本书让这个人看完了，然后直接传给另一个人。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讲：“赵一凡希望大家能够成长、成熟，对大家作了很多启蒙。他的大量书信（特别是1972年、1973年）内容常是评介某几部书；经常是某人××时来我处取××书，××时间了、××书该还了；信件经常是这些内容（他所有的书信都留底稿，写在使用过的纸张的背面，字极小而又整齐）。”

    在“文革”初，赵一凡的身体已恢复到脱离开轮椅能拄拐行走。当时，他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北京，到北大、清华等校去抄大字报，留下了很多资料。从运动一开始，他就致力于收集民间流传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小报、传单。到了“文革”后期，通过各种渠道在他手中汇集了很多手抄本的诗歌和小说。他手中掌握着大量“文革”中青年思想活动的材料。

    在北京秘密活动着的文艺沙龙中，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大沙龙、大圈子。许多后来知名的青年诗人、新诗歌开拓者以及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都曾出入其中，不少文艺圈子与此大圈子发生过交叉关系。这就是，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

    20世纪50年代赵一凡曾在街道上做过青年工作，后来，他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编书。当时编的书有儿童的、语言的、语音的。后来，赵一凡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言文字专家。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都是归他校对的。他的父亲是“文改会”秘书长，让赵一凡为“文改会”长年工作，却从来没想到为他儿子弄一个编制，一直是编外。有时到班上去，有时拿活回来干，还要加班加点，从未拿过国家一分钱工资。

    赵一凡的一生从别人眼中看，也许是十分不幸的。他自幼脊髓有毛病，造成全身瘫痪。四岁即睡石膏床，整整睡了六年。这期间还不断做过大手术，经过连续开刀，他逐渐可以起身，恢复到能够拄着双拐行走。也许从记事时候起，他就生活在与痛苦搏斗中，这也形成了他不同常人的顽强。

    1970年冬在全国掀起了以刘少奇为靶子的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高潮。正是在这样严酷的冬天，北京知青精神上的早春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