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者姚立民先生。(文载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香港《七十年代》杂志。)
凡是关心祖国前途的中国人，都可能会想到一个根本上的问题：中国（自一八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何以如此之弱？美日何以如此之强？
中国面积广大（仅次于苏联，居世界第二位），人口众多（居世界第一位），资源相当丰富，再加上有些人自豪的五千年悠久的文化，照理说，应该是世界上一等一的强国才对，可是事实不然！自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相继入侵，割地赔款，不一而足，差一点便被瓜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开始了保卫国土的对日圣战，日本军阀在中国奸淫杀掠，已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八年抗战，我国军民同胞被日本人杀害的，在千万人以上，财产的损失，更是天文数字。翻遍中外古今历史，一个国家遭遇的悲惨的命运，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那样，实在是绝无仅有。世界文明古国，若埃及焉，只不过曾经成为大英帝国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即使数十年前的非洲黑暗大陆，各帝国主义者在划定了地界之后，不过只受一个殖民主子的压迫而已。不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殖民主子是多头的，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者，都可以插上一腿来咬中国一口，日俄两帝国主义者为了争夺在华的殖民权益，还在中国领土上打了一仗，此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慨然地称中国为次殖民地！
简单地叙述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惨状以后，再来看一个强烈的对比：美国立国不及两百年，其文化之“悠久性”，实在无法与中华文化同日而语，但目前美国是世界上的一等强国。有人说，美国的资源太丰富了，咱们实则比不上。好，就不比美国，比比日本总可以吧。日本的土地、人口和资源，有哪一点比得上中国？而且日本文化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延伸。一直到一八六七年，明治天皇即位，来个明治维新，才有了划时代的改变。四十年之内，国势大振，一战而击败中国，再战而击败帝俄，俨然是世界上一大强国（笔者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一回事，但承认日本富强，虚心检讨其所以富强之原因，又是一回事）。
看看美日之强，再看看中国之弱，有心人一定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可能的答案只有两个：第一可能的答案是：中国人的智力不行；第二可能的答案是：中国传统文化有问题。
关于第一可能，又有两方面不同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中国人的智力根本不行，也许较过去的匈奴、突厥，和现在的（并不指未来的）非洲黑人为优，但显然地比美英德法俄日等国人民为劣。第二个解释是：中国人祖先的智力很行，所以才有汉唐盛世；但不幸的是，智力逐代递减，一代不如一代，再过几百年，恐怕就要成为白痴民族了。
假如真的是智力不行的话，那么中国人只有认了，谁教我们自己不争气呢？根据“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公理，做个“次次次殖民地”也是应该的。反过来说，假如不是智力有问题，而是文化有问题，那么我们的前途还大有可为，不过我们要切实地自我反省，勇敢地丢掉包袱才行！
以上所述的第一个可能（智力有问题），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可能，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没有一个中国人承认我们中华民族的智力是低下的。这不是感情上的、打肿脸充胖子式的不承认，而是理智上的、铁证如山的不承认。这些如山的铁证是什么呢？要言之有二项：东南亚华裔人士对当地经济开发的贡献；留美华人在学术上的成就。即使是具有优越感的白种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个人智慧之高。只是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团结、不合作，自己人斗得太凶，团体的力量发挥不出来而已。
柏杨在《死不认错集》（《猛撞酱缸集》）中有个极好的阐释：
某人请教一位高僧，问他的前生和来世。高僧答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柏杨乃叹曰：这四句名言，使我们想到五千年传统文化。这文化是好是坏，用不着把头钻到故纸堆里研究，只要睁开眼睛看看今天我们受的是啥罪，就应该明白。而我们将来能不能复兴，也用不着看李淳风的《推背图》，和刘伯温的《烧饼歌》，只看看我们现在作的是啥事，也就应该明白。
问题是提出来了，初步的答案──文化有问题──也有了，接下去便是从事进一步的分析。
对柏杨极为钦佩的孙观汉先生，在其《环境与地气》一文中提到：
中国不能建设一个健全国家的原因，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问题。用种田人的言语来说，问题不在“种子”，而在“地气”。对植物而言，地气是指土壤、水分、空气、阳光等；对一个民族讲，地气就是环境，包括人性的习俗。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良好的种植出品是一个事实，如果原因不在种子，那么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地气或环境中，至少有一部分不适宜于种子的生长……我已开始相信，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和习俗中，除了好的一部分以外，有一部分是坏的。这坏的一部分，就是使一粒良好种子不能生长的地气。这部分巨大和丑恶的文化和习俗，就是柏杨先生简称和总称的“酱缸”。
笔者以为：鲁迅先生所创造的“阿Ｑ”，李宗吾先生所创造的“厚黑”，以及柏杨先生所创造的“酱缸”，都是至理存焉，鼎足而三。
要言之，“阿Ｑ”是揭露中国人的“人性”，“厚黑”是揭露中国人的“官性”，“酱缸”似乎是集上二者之大成；为什么会有“阿Ｑ”？因为有“酱缸”；为什么“厚黑”横行，不可一世？也因为有“酱缸”。
“酱缸”究竟是啥？其成分又是啥？柏杨的定义（见《死不认错集》，即《猛撞酱缸集》）是：“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折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浑沌社会。”柏杨接着又说：“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分，因为这些成分，自然会呈现出来几种现象，曰‘对权势的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诈欺’，曰‘对殭尸的迷恋’，曰‘不合作’，曰‘淡漠冷酷猜忌残忍’，曰‘虚骄恍惚’”。
在介绍“酱缸产品”之前，笔者趁着这个空档，还要说几句话。因为开始介绍以后，便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再想中途插队，一定插不进去。
有些爱国之士认为：中国需要富强，无人可以否认。如何谋求富强，才是当务之急。尽量揭老祖宗的疮疤干么？拼命骂老祖宗又有啥用处？难道说，把老祖宗骂得痛快淋漓之后，国家就富强得起来了吗？
笔者认为，话可不是这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病”的民族，年代愈久，“病”也愈深。这个“病”，起因于汉武帝之独崇儒术，加上后来几位蒙古大夫（如科举，如宋明理学）一搞，更把中华民族搞得灵性全失，一息奄奄。以前的对手们如匈奴、突厥、契丹、西夏，实在是文化基础太差，无法与我们抗衡，即使是后来的蒙古和满清，也只是在武力上征服我们，在文化上却被我们征服。这些文化上所历经的“顺境”，使我们虽患病而一直不能自知。直到清代对西方门户开放以后，我们所遭遇的对手，和从前的大不相同，才病态毕露，一发而不可收拾！
一个有“病”的民族，正如同一个有病的个人，不先把病治好，一切无从谈起。若民主，若科学，实天下至补之药，但对一个患严重肠胃病的人来说，补药有什么用？欲治病必须先探求病源，病人既不能讳疾忌医，也不能畏痛忌割；在必要时，断臂锯腿，毅然为之；割胃换肾，在所不惜。必须具备如此之勇气，始有起死回生之可能，此虚心检讨传统文化病征之所以重要。
中华民族的这个“病”，究竟是啥？鲁迅、李宗吾、柏杨等，已先后摘要指出；至于“药方”究竟要怎样开？这个问题更大了。鲁、李、柏三位，似乎都没有为我们开出可以药到病除的处方；想来想去，觉得这几位先生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供吾人参考。这“言外之意”是：把病征一一指出，把病源一一列出，然后，每一个有心的中国人，对着这些病征，时时自我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假如这种有心人愈来愈多，大家“改之”和“加勉”的劲儿愈来愈大，那么，不出几年，中华民族这个老病，便可以不药而癒了。这也许又牵涉到“知易行难”或“知难行易”的问题，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死不认错集》（《猛撞酱缸集》）中说：
有人以为，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不但不责备自己，反而穷气乱生，怪老祖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使我们现在受罪。如果能打下钢铁江山，教我们安坐享福就好啦。对于这种说法，柏杨先生的答覆是：“这就跟父子一样，当孩子的结结实实，聪明伶俐，又上过大学堂，然而却把日子过垮，当然不能责备他的父亲，而只能怪他自己不争气。可是，如果他一生下来就被淋菌弄瞎了眼，就遗传了羊癫疯，就遗传了色盲，而又是个白痴，则他到了后来，沿街敲砖，乞讨为生，他的责任就太小。他如果指责他爹不该染一身梅毒，指责他娘不该不把淋病治好，我们能忍心教他闭嘴乎哉？
柏杨所列举的酱缸产品，当然不一定完全都对，但至少有一部分是对的。还是一句老话，希望读者中的有心人士，切实地反省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则中华民族幸甚！
柏杨的文章，一向是脉络分明，可惜其在叙述酱缸产品时，行文相当凌乱，有时一扯，离开原题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然后嗖的一声，一个筋斗云翻了回来，过了一会儿，又是一个筋斗翻走。下面的介绍，是经过笔者的一番整理，以求不违背其原意为原则，请细心的读者勿逐字逐句与原文核对。
⊙酱缸产品之一，是对权势的崇拜狂。
在古代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当然是皇帝。伦理观念对皇帝概不适用，皇帝所有的旁系尊亲属，在皇帝面前只不过是“臣”是“奴才”而已（假如皇帝是过继来的，那么即使是自己的亲爹娘也不例外）。这种逆伦灭性（官性大于人性）的畸形道德，不但无人反对，反而认为天经地义。在宫廷生活的荒淫方面，洋皇帝更是望尘莫及。唐代的“后宫佳丽三千人”，固无论矣，即使在周王朝时，天子也可以合法的拥有一百二十一个太太。夫《礼记》中的《内则》，更为天子苦心孤诣地排好颠鸾倒凤的日程，使这一百多位妻子，可以雨露均沾，不至争风吃醋。所有圣人，对这些不但不予反对，反而化“淫棍”为天子圣明，化“杂交乱交”为正式的国家法制和社会规范。因此，柏杨认为：圣人不仅是帮凶，简直是正凶，跟有权的大淫棍们是共犯。盖权力好比汽油，圣人不但不设法防止它燃烧，反而抢着点火，怎不一发难收？柏杨认为，洋皇帝的权力，一直受到知识份子的约束，但中国圣人为当权派发明畸形哲学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原来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全是来自大淫棍的赏赐，无怪乎大嫖客想干啥就干啥，有了圣人发明的“理论”基础，这种乱搞是既合法又合理，既顺天又应人。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所谓“仁”也者，似乎只能在书本上找，很难在行为上找。而且“仁”似乎并不是平等互惠性的。
对权势绝对崇拜的结果，缺乏敢想、敢讲、敢做的灵性，一定产生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没有是非标准，只有和是非根本不相干的功利标准。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大家都削尖了头，拼命往官场里去钻，只要给我官做，教我干啥都成。像陶渊明之不为五斗米折腰，能有几人？“十年辛苦”，不是为了研究发明，不是为了著书立说，也不是为了奔走革命，而只是为了“一日成名”，“成名”者，有官做之谓。
古往今来，做官之所以把人吸引得如痴如狂，原因有四：
一、有权在手，可以某种程度（视官之大小而定）地为所欲为。
二、受人崇拜。
三、学问变大。（洋人知识即权力，中国权力即知识。）
四、财产增多。洋人以经商为致富之源，中国人重士轻商，且受孟老夫子“何必曰利”的影响，所以口不言利，但心里却想利，想得要死要活，乃以做官搜括为致富之源。昔南宋大盗郑众受招安后为官，同僚鄙之，郑众有诗曰：“各位做官又做贼，郑众做贼才做官”，可谓一语道破。
在权势崇拜狂之下，不要说政治场合、学术场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也变了质：变得近视，变得势利。
有人认为：中国人虽缺乏公德心，但富有人情味。其实所谓人情味也者，还是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而又少。留美“学人”短期（请注意“短期”二字）“访”台，恨不得每天有四十八小时参加应酬，“学人”“返”美后，都是“人情味”的见证人。但笔者一位在台的世伯，在股票上栽了筋斗，一生积蓄付诸东流，于是旧日好友对其都敬而远之，在街上遇到时，佯为不见，想打小麻将消遣，都找不到一个搭子（怕他输了付不出钱），人情味者，当如是乎？
⊙酱缸产品之二，是自私与不合作。
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项：一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地方走去。另一是“行仁政”，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在压迫小民时压得稍轻一点。
在这里抄几段儒家的经典，说明其“明哲保身”哲学：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关于行仁政：皇帝假如偏偏不行仁政而行暴政，那又怎么办呢？儒家似乎并无有效的对策，唯一的对策只有“进谏”，进谏而又不被采纳，那就只有“邦无道则隐”之一途了。
自私之心，在私有制社会中，未可厚非。但自私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儒家的思想既自私而又不肯冒任何风险，就一定变成社会进步的反动力！
柏杨认为：在现代中国，自私观念又更进一步：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其事的朋友，第一个念头似乎都是：“俺可以在里面捞到多少好处？”“俺可以少负多少责任？”大家都在这上面兜圈子，国家还有什么前途？
一部二十五史，便是一部官挤官史，和官斗官史（皇帝当然是官中之最大者）。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挤你，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除了动刀动枪，还动谗动谄。刀枪固然可怕，谗谄尤其难防。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用到窝里斗上。
窝里斗的劣根性，是不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此外，弱者“明哲保身”，强者“定于一”，这两种不同的思想，也构成一个不能合作的习惯反应。所谓“强者”是指不安份的人，不怕铤而走险的人，也是“打天下”的人；所谓“定于一”，是指一种独断独行的气质：“凡是有老子在场的地方，一切都得听老子的！”
⊙酱缸产品之三，是淡漠、冷酷、猜忌、残忍。
在朱秀娟女士的大着《纽约见闻》中有一段，大意是：朱女士初到纽约，偕夫逛街，遇一黑发黄肤之陌生人士，有“他乡遇故知”之喜，乃赶紧热情招呼，该黄肤人士竟视若无睹，擦肩而过。朱女士未免下不了台，乃自我安慰曰：“他一定是日本人。”十几分钟后，在地下电车中，又遇见该黄肤人士，正埋首读武侠哩。朱女士又自我安慰：“他一定以为我是日本人。”朱女士写来轻松，但读了以后，心情沉重。柏杨所称“淡漠、冷酷”，其此之谓。
在美国，后来的犹太人有先来的犹太人照顾；在巴西，后来的日本人有先来的日本人照顾；只有在海外的中国同胞，只好一个人乱闯，最多只能找找私人关系，但永远找不到民族感情。
在台湾的中央、省县、乡镇大小衙门，大多数办事人员都是一副晚娘面孔（柏杨曾以台湾银行、公路局监理所、区公所为例来说明），这些大小官僚姑且不去说它；最令人不解的是：商店需要和气生财，以服务顾客为第一要义，可是很多大公司的男女店员，却都是一副晚娘面孔，对顾客没有一丝笑容，没有一点耐心，对我们这个口头上高喊的“礼义之邦”，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所以柏杨建议：我们最好不喊；即使忍不住要喊的话，那就老老实实把我们喊成“书上的礼义之邦”。
因为处处是淡漠、冷酷，用正常的脚步，寸步难行，特权现象乃油然而生。举例来说，拿份户口誊本要等一个星期，有了天大的急事，再哀求他也没有用，或者是要买张车票，急如星火，偏偏卖票员说，几天后的快车票都卖光了。当此时也，最好的办法，便是找一张特权阶级的名片，或者是找一位在“里面”做事的朋友，关照一下，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户口誊本可以在十分钟之内拿到，下个钟头的特快车票，也会马上含笑送来。
谈到猜忌，这跟官的大小成正比。柏杨曾在《闻过则怒集》（《不学有术集》）中指出：
历代忠臣良将的下场，多数惨不忍睹。举其较为大家所熟悉的，计有赵之李牧，秦之蒙恬，前汉之韩信、周亚夫、李广，后汉之窦宪，唐之侯君集、高仙芝，宋之杨业、岳飞，明之徐达、于谦、熊廷弼、袁崇焕。那些混账皇帝总是代敌人报仇，令人浩叹！皇帝之所以如此，全是猜忌心作怪。大好的精力，除了用在女人的身上外，剩下来的全用来杀人才、防反叛，别的啥都不谈。皇帝猜忌臣下，官员猜忌同僚，小民猜忌朋友，上下交猜忌，而国危矣！
说到残忍，柏杨更是慨乎言之。他提到宦官，提到女人缠足。中国人居然会想出这种残忍的玩意儿，真是中国人的莫大耻辱！更严重的是：
圣崽们平时板起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要求小民应该做这这这，不应该做那那那，但对于最不应该的割男子之阳、缠女子之足，以及幽禁女子之青春（皇帝后宫三千人，大官儿姬妾如云），却缩起头来不敢挺身说话。对于宦官、宫女、姬妾不但不敢说话，也许还认为是理所当然，这又牵涉到权势崇拜狂问题。对于女子缠足，不但不予反对，反而表示欣赏，于是为文研究者有之，吟诗赞美者有之，此无他，以女性为男性玩物，男性牢不可破之自私心在！
柏杨漏掉了国人另一残忍的表现，笔者必须代为补充，那便是刑求（俗称屈打成招，台湾则习称“修理”）。宦官制度随满清王朝之结束而结束，缠足也受新风气之影响而废止，独有“刑求”，一枝独秀，且有后来居上之势。盖现代科学进步，施行的方法也跟着进步，而且都是内伤，蒙古大夫想要验伤，都验不出来。
中国历史上冤狱无数。冤狱虽不一定来自刑求，但刑求则必然导致冤狱，所谓“三木（古代刑具）之下，何求不得！”古时侦查刑案，不凭推理，不凭证据，自抓人到判刑，全凭办案人和审判人的自由心证。最常见的是：抓到疑犯，送上公堂以后，先不问情由，打他（她亦然，男女一律平等）三十大板再说，算是来个下马威，假如再不招供的话，那“好戏”还在后头呢。有些被冤枉的人想，既然不幸落在这些活阎罗的手里，招供了不过一死，不招供也难逃一死，而且长痛不如短痛，与其零碎地受着活罪，不如横了心就招了罢。招供以后倒是不再受刑，只等“秋决”时喀嚓一刀而已。也有些运气好的，遇到了青天大人（如敝同乡包拯先生）来覆审，结果沉冤昭雪，重见天日（当然没有“冤狱赔偿”这回事），但青天大人毕竟是少而又少，此开封市长包拯先生之所以被小民怀念至今。
在台湾住过的人，大概都还记得：二十年前的八德乡灭门血案，真是轰动一时，但也构成了台湾的最大冤狱之一。正因为该案轰动一时，三作牌对上级非交账不可，于是就抓穆万森、秦同余等数人，来做代罪羔羊。结果，秦同余被“修理”过度，竟死在刑警总队的囚室。穆万森虽是人所周知的甲级流氓，但也人所周知他与八德血案无关（按：八德血案是由于前军统局特务人员的窝里反），总算他身体壮，熬过了修理，请了几位好律师，结果把冤狱平反了过来。由于牵涉到特务人员，所以八德案永远悬在那里。
在中国古代，比“刑求”更为残忍的，还有“满门抄斩”和“诛九族”，令人不寒而栗。幸运的是，随着专制王朝的结束，这些极不合理的“制度”，也都随风而逝了。
⊙酱缸产品之四，是文字诈欺。
柏杨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只有“美”，只有“善”（也只是向权势效忠型的善），而很少“真”。
“真”在中国历史文件中，几乎没有地位。儒家开山老祖孔子在其大着《春秋》中，就公然提倡文字诈欺，而其信徒们则更进一步制订诈欺细节。《公羊传》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讳”者，就是文字诈欺。讳来讳去，剩下来“不讳”（也就是“真”的）部分，还能有多少？
关于中国正史上明目张胆的文字诈欺，柏杨曾有专书，曰《鬼话连篇集》（《乱做春梦集》）。上面所收集的，全是历代帝王（特别是开国帝王）装神弄鬼的记载，一望而知其说谎。举例言之：
刘邦之母因在野外与蛟龙性交而有孕，遂生刘邦。（按：此龙种也！）赵匡胤生时，室外红光四射，室内异香遍布。其所以如此说谎，原意大概是：天子之所以为天子，自有其与众不同处。尔等小民，不可生非份之想。阁下太夫人受孕之前有异征乎？曰：“无也。”阁下诞生时有异香满室乎？曰：“无也。”既然是“无也”“无也”，阁下还是安份为宜，不必梦想皇帝宝座，以免脑袋搬家、祸延九族。有时也有些聪明的军阀或流氓，知道其中奥妙，硬是说他出生时也是如此这般，那么，此公至少已具备当皇帝之必要条件。
更进一步分析，文字诈欺，乃是来自对权势的崇拜。所以中国历史学家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只有功利。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酱缸产品之五，是对殭尸的迷恋和肤浅虚骄。
对祖先的慎终追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但可惜变了质，变成了对殭尸的迷恋。
孔子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遂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盖外国人都是往前进一步想的，偏中国人遇事都往后退一步想。“退一步”，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
对殭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第二个现象更糟：“古时候啥都好”包括古人人品好，古代法令规章好，古书好，古代名词好。
举一个较突出的史例：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先生，算是跳出了酱缸，他说过三句冲击力很强的话：“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结果，一些对殭尸迷恋的人，群起而攻之，这股反对力量，如排山倒海而来，迫使他的变法终归失败。假如王安石变法成功，中国的历史恐怕要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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