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六日，我红三军团第五、八军渡过赣江，进至新涂附近地区待命，抓紧时间做群众工作，筹措给养。这时，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奉蒋介石之命，率领先期到达江西集结地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编成三个纵队，采取“并进长追”的战略，从上高、高安和樟树、丰城两个方向，分别向我红一方面军十月间原所在地的临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进攻，企图以南北夹击之势，消灭我军于赣江西岸，但因我军已先期东渡而扑空。于是，其主力第一、二纵队转向赣江东岸推进，寻求与我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为了继续诱敌深入和疲惫敌人，集中于有利地区歼敌，即令全军离开赣江东岸地区，采取有计划地逐步向南，实行“求心退却”。

    我们红五军从新涂地区向南经永丰朝东固方向行进，敌人不断派飞机来侦察、投弹。开始时，部队见了飞机并不害怕，因为八月间我们部队向浏阳永和市进军时，敌人也曾派飞机尾随侦察、投弹，但当时敌人在湖南没有飞机场，飞机都是从武汉或南昌起飞的，距离远，飞行员匆匆侦察一下，投几枚轻磅炸弹就急忙返航，而且投弹技术太差，总是投不准，有时飞机飞得很低，迎着我们部队前进的方向俯冲下来，连飞行员也看得到，部队照样整连整团集中在一起走，不去理睬它；看到敌机投弹，有些俏皮的战士还取笑敌机投弹不准，拍手跳着喊着：“飞机屙屎罗，飞机屙屎罗！”并活灵活现地说，他看到敌人的飞行员也笑了。不管战士是不是真的看到敌机飞行员也为自己投弹不准而失笑，但飞机确实飞得相当低，而且炸弹也小，威力不大，没有人伤亡，部队都不怕飞机。不过，部队执行命令很坚决，不管敌机飞得再低，为了节省子弹，没有指挥员的命令，都不敢乱开枪去打飞机。我们离开永和市第二次打长沙时，没有见到敌机，这次过了赣江，敌机又来了，所以部队仍然不怕它。大家还不知道，这次蒋介石部署大规模“围剿”是作了充分准备的，特地调来三个航空队，配备了新买来的飞机，下了大本钱。有一天部队刚过了永丰不远，敌机又来轰炸，炸死炸伤了几个人，有的脚被炸断，有的肚子被炸破，肠子流了出来，虽然只伤亡了几个人，但看起来很惨，对部队震动比较大，从此便开始注意防空，部队没有再遭到大的损失。

    南方的初冬，不热又不冷，气候相当宜人，行军不觉得辛苦。而且，此时永丰、南丰一带正是闻名各地的南丰蜜桔收获的季节，漫山遍野红红的蜜桔象一盏盏小宫灯挂满了枝头，发出诱人的芳香，更是令人心爽。我们有时走过桔树林，压弯了枝头的桔子打在脸上、碰到嘴边，香气扑鼻，虽然行军口干舌燥，但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桔子吃，即使是掉在地下的桔子，也没有一个人去拣了吃。大家都要等着到了宿营地之后，才凑十个八个铜板向老乡买一筐桔子，痛痛快快吃一顿解馋。这种秋毫无犯的严肃军纪，使沿途群众都深深叹服。

    本来，江西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比较薄弱。因为江西生活富庶，老百姓习惯认为“好铁不打钉，好崽不当兵”，除了种地就是做生意，很少人自愿去当兵，不象我们湖南地方穷，没有别的出路，当兵的人多，所以，旧社会常有“没有湖南人不成兵营，没有江西人不成商埠”之说。当时江西没有本地的军队，鲁涤平原是湖南的军阀，后来调到江西当省主席的，他的部队大多是湖南人，与本地的土豪劣绅没有那么多利害瓜葛，纯粹是替江西的土豪劣绅看家护院的，并不那么肯卖力气。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可能是考虑到江西国民党兵力薄弱这个因素，主张在这里创建革命根据地，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央苏区日益扩大，群众基础也好，所以，这次他选择江西中央苏区作为反“围剿”的战场，是很正确的决策。可是，在我们向南作战略退却时，由于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省委）某些领导人对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战略方针抵触较大，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他们“打到南昌去”的方针才是革命的进攻的路线，正与我们针锋相对。他们利用根据地群众俱怕敌人烧杀抢掠、搞白色恐怖的心理，欺骗、控制群众，不让群众同红军见面，对我们进行封锁。所以，当我们红三军团逐步向永丰以南的黄陂、小布地区收缩时，越向苏区中心地区，越见不到群众，有时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我们红三军团大多是湖南、湖北的人，越往东南方向走，离家乡越远，本来心里就不痛快，见到中央苏区的群众对我们这种态度，不明真相，益加不高兴，普遍发牢骚说，这是什么根据地？不仅不如我们湘鄂赣、湘赣地区，甚至还不如白区群众对我们热情，今后这个仗怎么打？而中央苏区的群众，在江西总行动委员会某些领导人的错误导向下，也不明真相，他们只看到敌人长驱直进，如入无人之境，红军主力不等敌人靠近就急忙转移，一直向苏区中心退却，不象过去那样就地分散打游击，牵制、消灭敌人，更怀疑红军中是不是有人“叛变”了。由于部队、群众对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不理解、不相信，对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缺乏信心，思想工作特别难做。

    怎样使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深入军心民心，打破疑虑，提高胜利信心，是摆在我们政工干部面前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军部和师、团的领导干部都深入连队，帮助基层干部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当时红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而且行军途中空隙时间很少，只能抓住早晚点名、行军前及途中休息时间作简短的动员，用通俗易懂的浅显道理来解释“诱敌深入”的方针。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连队向战士作动员时，就以我打“铁骨桩”拳作比方。我问战士：“伸开五个指头打人有力气，还是把五个指头攥成拳头打人有力气？”

    战士答：“攥成拳头有力气。”

    我说：“对，这就是集中兵力的道理。”接着，我又作了个打拳的姿势问大家：“手臂伸直在面前摇晃这样打人有力气，还是把手臂收回来再用力出拳打人有力气？”

    大家看我在比划、打拳都笑了，齐声回答：“当然是手臂收回来，出拳打人力气大！”我说：“对，这就是为什么要诱敌深入，把敌人引进苏区来打的道理。”战士情绪活跃起来，我才把为什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能同敌人硬拼，只能诱敌深入，迫使敌人疲于奔命，分散兵力，然后，我们才能集中兵力，拣敌人的薄弱部分打，大量消灭敌人的道理讲一遍。使战士逐渐理解诱敌深入的简单道理。

    当时，部队根据战士文化水平低的特点，政治鼓动经常运用呼口号的形式，把当前的任务、上级的号召，编成简单易记的口号，寓教育于口号之中，在点名、整队、集会、行军途中，只要干部或活动分子带头呼口号，便一呼百应，既鼓舞了士气，又使教育的内容深入人心。在这次行军途中，各部队也是沿途都高呼：“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打倒蒋介石，消灭鲁涤平！”“粉碎敌人进攻，保卫苏维埃！”深入的政治教育与政治动员大大鼓舞了士气。虽然广大指战员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仍然有些半信半疑，但在“粉碎敌人进攻，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都能团结一致，战胜困难，于十二月一日先后到达宁都的东固、小布地区隐蔽集结，进行临战训练，待机歼敌。同时，利用这个时机向驻地群众广泛宣传“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此时，蒋介石已匆匆赶到南昌，亲自组织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将“围剿”的兵力增加到十一个师又二个旅，共十万余人，从西到东构成八百里半圆形的战线，并在南昌设“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命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进”的战略方针，由北向南，向我根据地中心推进，企图一举消灭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其来势之汹汹，可见一斑。

    大敌当前，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民本应紧密团结，一致对敌，不幸的是在此期间赣南根据地内部发生了“富田事件”，而且“富田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丛永中还以卑劣的手法，印发所谓《告同志和民众书》，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即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并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毛泽东给他秘书古柏的信件，派人分别送给彭德怀和朱德、黄公略，造谣毛泽东通知古柏，要古柏“在审讯AB团中，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企图挑拨离间，分裂党分裂红军。幸好彭德怀和朱德、黄公略都及时识破了丛永中的阴谋。彭德怀一方面迅速将丛永中的伪造信件和《告同志和民众书》送到黄陂给总前委，明确表示他和三军团的同志坚决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一方面召开三军团前委紧急会议，吸收各团团长、政委、参谋长、主任参加，揭露伪造信件的阴谋，并一致通过宣言，号召一、三军团在总前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同时，彭德怀还亲自到黄陂请毛泽东同志到军团干部会上来讲话，使我们进一步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认清当时的形势，也进一步理解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由于彭德怀正确处理了这一事件，增强了内部团结，稳定了军心民心，这就为粉碎蒋介石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彭德怀正确处理了伪造信件的事件之后，干部、战士的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积极做好深入的动员和战斗准备工作。方面军总前委在小布召开了有一万多部队、群众参加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大会主席台两侧挂着毛泽东同志亲自拟写的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毛泽东、朱德同志还亲自到会讲了话，对苏区军民鼓舞很大。毛泽东同志这副对联仅四十六个字，把他的战略思想集中概括得这样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真是给我们各级干部开了一剂治疗“疑虑症”的灵丹妙药。

    大会之后，我们各师、团和连队也先后召开了大大小小的誓师会、讨论会，反复宣传这副对联提出的战略思想，使它深深刻印在每个同志的心里。同时，我们也将这副对联的内容向群众作宣传。记得有一天我在小布街上见到了康克清，她穿着一身整洁的粗布军装，腰束皮带，精神焕发，英姿飒爽，正向群众作演讲。她用坚定的口气对群众说：“我们红军从赣江西岸转移到小布这一带来，并不是害怕敌人，而是为了诱敌深入，攥紧拳头痛打进犯苏区的白军。”她要求群众不要惊慌，要积极配合红军反“围剿”，现在先把粮食、衣服和贵重的东西埋伏起来，坚壁清野，敌人来了就躲进山里去，让敌人进了村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好觉，使敌人饿死、渴死、困死，没有力气打仗，等时机一到，我们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她的话坚定明确，使群众解开了疑团，提高了信心，推动了坚壁清野工作的开展。当时红军中有个好传统，就是人人开口作宣传，把向群众宣传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口才好的可以向群众讲演，多讲一些道理；口才差的也能利用同群众接触，帮助群众劳动的时机作三言两语的宣传解释，这样，部队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发挥“宣传队”的作用。正由于部队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军民关系便很快地得到改善和加强。

    在小布地区待机期间，毛泽东、朱德来到了红三军团，同彭德怀一起带着团以上军事指挥员，察勘了小布、黄陂、龙岗一带的地形，分析敌人可能从哪几个方向来，我们怎样打法，具体作了部署，使指挥员心中有数。

    十二月十六日，敌人分为八个纵队由北向南对我根据地中心区大举进攻，到二十四日，敌五个师已先后占领了因富、南垄、源头、洛口、头陂一线。二十五日，我红三军团在小布附近设伏，但因源头之敌五十师谭道源部固守阵地，两天都没有出动，我们遂撤回麻田集结待命。二十九日，敌前线总指挥、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该师第五十二、五十三两个旅和师直属队，在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一个旅的配合下，由东固向龙岗前进，企图与第二十八师、五十师、二十四师和第八师合击我军于小布、黄陂地区。由于敌十八师与二十八师素有矛盾，互不协调，失掉联系，使敌十八师张辉瓒部处于孤军冒进的不利态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决定由工农革命委员会政卫团占领黄陂阵地，箝制源头、洛口、头陂之敌，而主力则利用暗夜分左、右两路向西开进，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十八师于龙岗地区，实行中间突破，在敌阵中打开一个缺口，将敌东西诸纵队分割为远距离的两群，便于各个击破。

    十二月三十日五时，敌十八师开始由龙岗向君埠进犯。九时，敌先头第五十二旅进到小别山西侧，正要登山时，当即遭到于凌晨即抢先占领了山头、埋伏待敌的我红三军第七师的迎头痛击。此时，我正面阵地只有红七师，敌人为抢占高地摆脱被动局面，拚力向红七师展开疯狂反扑，中午，红三军全部投入战斗；红十二军则向龙岗西南迂回到敌之侧后，占领了表湖及附近各山头；我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一部亦沿龙岗北侧迅速插到张家车，截断了龙岗同东固等地敌人的联系，并发起猛攻，迅速占领了龙岗西北至上固一线的有利地形，把敌人紧紧包围。下午二时，红一军团首先从正面突破，以优势兵力将敌十八师两个旅分割包围，四时发起总攻；与此同时，我红三军团利用打长沙后新建的山炮连摧毁敌迫击炮和重机枪阵地多处，打死打伤几百个敌人，紧接着，又以重机枪集中火力猛烈扫射，将敌人队形打乱。红军各部立即从四面八方向敌猛扑，敌全线崩溃，虽多次反扑突围，并以它留守东固的第五十四旅向龙岗增援，均未能得逞。我军与敌人激战至黄昏，全歼敌第十八师师部和第五十二、五十三两个旅近万人。敌前线总指挥、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化装成伙夫，带着一个护兵躲在黄竹岭山腰的“屋檐洞”中，被我搜索连队活捉；该师代参谋长周纬黄、旅长王捷俊、团长李月峰等亦被我军俘虏，缴获各种武器九千余件，取得反攻第一仗的胜利。

    张辉瓒师主力被歼，对敌人震动很大。敌第五十师谭道源部闻风丧胆，仓惶从源头向东韶方向逃窜。方面军总前委立即命令分左、中、右三路乘胜追歼谭师。我红三军团为左路军，经头陂直向东韶追击。胜利之师，士气特别高涨。当我们途经黄陂一处山坡时，见兄弟部队的一群战士正押着张辉瓒在山坡上示众。我近前一看，张辉瓒，中等个子，肥头大耳，留着八字胡须，挺了个大肚子坐在山坡上，头上戴着写有“张辉瓒”三个黑色大字的纸糊高帽，见了红军部队经过他面前时，便尴尬地苦笑，又点头又哈腰。指战员们见了张辉瓒这副狼狈相、滑稽相，笑疼了肚皮，更增添了胜利后的欢乐，个个加快步伐，奋勇追击。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敌谭道源师正向洛口方向逃窜，我红三军团追上了逃敌，由西北方向展开猛攻；中路红十二军也由西向东攻击，互相配合，激战到下午三时，分别突破了敌军阵地，歼灭该师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缴获两千多支枪。此时，其余各路敌军都纷纷溃退，五天之内，我红军连打两个胜仗，歼敌近一个半师，约一万五千人，缴获各种武器一万二千余件，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战后，毛泽东同志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一首，词中“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生动地写出了当时我军以泰山压顶之势，从四面八方把敌人包围、歼灭的壮观场景，确是鼓舞人心。但是，我们身经这场战斗的同志都知道，取得“活捉张辉瓒”的辉煌战果并非易事，这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的结果，是毛泽东、朱德等总前委领导同志精心运筹、精心指挥的结果，是全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最后，我同李聚奎一起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战斗，李聚奎告诉我，他当时担任主攻部队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七团团长，由于敌人的垂死挣扎和疯狂反扑，红九师伤亡很大，该师李聚奎、王玉洪、李介思三个团长和二十七团政治委员贺水光都负了伤；二十七团除第二连连长逃跑投敌之外，全团的干部都或伤或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然，从全局来看，我们是以最小的牺牲换来了大的胜利，但从局部来说，战斗还是十分激烈、十分残酷的。我们今天还幸存的同志想起这场战斗，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为取得这场胜利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我军乘胜转入战略进攻，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县境内消灭一些地主武装，新解放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我们政治工作干部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召开军民庆祝胜利大会和各种座谈讨论会，教育部队和群众。部队在讨论中发言很热烈，有的在行军途中还边走边讨论，异口同声地说，这一仗打得真过瘾，诱敌深入才能打大胜仗；对总前委、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战略方针从心里信服了。这时，苏区群众的情绪也很高，纷纷传说“红军里头有能人，毛泽东赛过诸葛亮，能掐会算，把敌人装进苏区的口袋里来打，真了不起！”多数群众庆幸自己听红军的宣传坚壁清野，损失很少，而少数不愿坚壁清野或坚壁清野不彻底遭受损失的群众，对比别人，自己也吸取教训，受到了教育。

    在歼灭敌十八师张辉瓒部的战斗中，我军缴获了敌电台一部，报务员王诤、刘寅等人经过动员教育参加了红军，毛泽东、朱德同志很高兴，亲自接见他们，表示欢迎。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不久，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又缴获了一部一百瓦的大电台，建立了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王净任队长，刘寅等任教员，不仅可以及时抄收国内外的新闻电讯，供领导干部分析形势、敌情的参考，而且沟通了与上海党中央无线电台的联络，摆脱了以往消息闭塞的状况。以后，王挣先后担任了红军无线电台大队长、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为创建通信兵队伍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政治工作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误杀和伤害了不少好同志，教训尤为深刻。当时敌我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各种渠道派遣特务对红色根据地进行渗透、破坏，这是客观事实，但党中央“左”倾错误领导者过分夸大了敌情，把“立三路线”盲目进攻大城市、组织全国性的武装起义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以及干部、战士对错误路线表现的不满情绪，都归咎于敌人的破坏，要求各革命根据地从军队、地方到群众，普遍开展肃反运动。当时在中央苏区内，虽然有以英文Anti-Bolshevek（反布尔塞维克）的缩写“AB”团为代号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在活动，但“AB团”的人数并不多。可是，面对敌人大规模“围剿”，赣西南根据地内部又发生“富田事件”，部分指战员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不理解，牢骚较多等情况，一些领导同志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一时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加之缺乏正确的政策和方法，因此，一九三零年十一月，我们红三军团到达小布进行整训时，在开展反“AB团”的肃反工作中，一开始便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倾向，而且逐步升级，越搞越扩大化。

    那时候抓“AB团”的做法，完全凭主观想象和猜测，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讲事实，采用诱供、逼供的办法，甚至把队伍集合起来，排成一列长队，首先宣布“AB团”是反革命组织，“AB团”特务必须自首才有出路，然后察言观色，看有胆怯、畏缩或脸变色的人，就命令出列带走，进行诱供、刑讯逼供。刑讯完全采用对付敌人的办法，除了吊打还有一种刑法，就是把被审人的双手大拇指用铁丝扎紧，然后从两拇指中间打进一个木楔，问一声：“是不是AB团？”不承认，再往里打一下。俗话说“十指连心”，受审人疼得钻心，有的便昏迷过去，非常残酷。

    因为“AB团”出在江西的富田、东韶一带，而红五军中多数是湖南平江、济阳一带的人，所以抓“AB团”的重点对象大多找我们东渡赣江以后在江西参军的新战士，而这些新战士根本不知道什么叫“AB团”，他们听说要抓“AB团”，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刑讯逼供时，都用江西土话大哭大叫“唉嗯敌哟（我不知）”，“唉嗯晓鸭笔团哟”（我不晓得“AB团”），但经过诱供逼供后，大都屈打成招，招供自己是“AB团”，接着，又逼他交代“同党”。新战士入伍不久，认识的都是同乡，于是，抓到一个“AB团”就供出一大片同乡、同学，象滚雪球似地越供越多。不仅如此，有时还把自供是“AB团”的人带到队伍面前，指着队列里的人逐个向他提问：“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只要他说声“是”，或者一点头，当即就把被指的人抓起来，再进行诱供逼供。经过刑讯逼供的人大多屈打成招，一承认是“AB团”，不几天就枪毙了。当时红五军全军不到一万人，肃反就误杀了二三百人，搞得人人自危，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毛泽东、朱德同志很快发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于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黄公略同志一封信，信中写道：“富田事变实为党内少数分裂分子所为，被国民党特务利用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和红军战士是好的，少数同志对战略退却一时转不过弯来，是可以理解的。要劝说肃反委员会的同志停止过火行动大敌当前，务必保持部队内部的团结稳定，前委要求全军同志，消除隔阂猜疑，把我们的精力用到反围剿上来”毛泽东、朱德同志这些指示精神传达到部队后，加之反“围剿”的反攻阶段即将开始，肃反工作才暂告停止，挽救了一些尚在审讯的战士，也没有再祸及到团以上干部，所以这一次肃反在红五军中没有误杀到团以上干部还算万幸。

    我们红五军根据上级指示，当时也成立了肃反委员会，主要由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政委张纯清负责；我是军党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也是肃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参加过审讯，领导叫怎么搞就怎么搞，当开始审出“AB团”成员时，我曾大吃一惊，认为自己过去思想麻痹，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军部来了还没有察觉。可是，过了几天，“AB团”越抓越多，我便逐渐产生了怀疑，不相信会有那么多“AB团”；特别是对刑讯逼供的做法看不惯，心想：古代小说中写过许多“屈打成招”的冤案，我们怎么能搞这一套呢？但在当时的形势和政治气氛下，谁也不敢提意见，谁提了意见，轻者说你“右倾”，重者会引火烧身，也被当成“AB团”抓起来，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我只能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审讯时埋头记录，不发言或少发言，现在想来，真感到内疚，愧对惨遭冤屈的好同志。可是，当时有的同志并没有认识到肃反扩大化的危害，在总结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还提出“肃一次反，打仗就一定打胜仗”。实际上，因为肃反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打仗时，大家怕别人讲自己不勇敢，是“AB团”；而打仗牺牲了，总比当作“AB团”被枪毙好。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战士是多么忠诚老实，多么好呵！他们虽然害怕被打成“AB团”，但他们不消极、不逃跑，更不投敌，宁肯战死沙场，也不愿被人误解为“AB团”，这种精神实在感人，也促使我们曾盲目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深刻反思！

    回顾这次反“围剿”斗争，还有个教训是值得记取的。就是活捉张辉瓒后，将他戴高帽示众已经不太妥当，但在农民运动高潮时期已习惯于捉土豪劣绅游乡，战士出于对敌人“围剿”的气愤，将张辉瓒戴高帽示众也情有可原。更不应该的是有的同志出自对敌人的仇恨，未经报告总前委批准就擅自将张辉瓒杀了，并把他的头割下来，装在一个木匣子里，用木排顺流漂往潭头的方向去，说是“叫张辉瓒去南昌给蒋介石报丧”（后被敌人打捞取走）。这种极“左”的做法是十分幼稚和鲁莽的。我后来才听说，张辉瓒是湖南人，曾在湘乡任湘军第二区司令，参加过北伐战争，与黄公略还有过私交。黄公略曾书赠张辉瓒一对条幅，抄录屈原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愿遥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张辉瓒颇有感触，回赠黄公略衡山石砚一方。“马日事变”后，张辉瓒追随鲁涤平反共，曾对他的朋友说过，当年投身北伐革命，所到之处，尽受民众拥戴；自从“马日事变”后，到处受到老百姓的反对，内心感到惶惑与苦闷。所以，他被俘虏后，对红军的情绪并不太对立，如果加以教育，也有可能转变立场，可惜当时就把他杀了。后来，张辉瓒的老婆跑去找她堂弟朱耀华，借着朱耀华旅的兵力，在我中央苏区大肆烧杀报复，朱耀华也成为反共的死硬派，欠下苏区人民一笔笔血债。这也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执行俘虏政策造成的后果。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批评多次，此后就很少发生杀害俘虏的事，更没有发生杀害敌人高级将领的事，挽回了杀掉张辉瓒这件事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