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一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一面退守南丰、宜黄、乐安、永丰、吉安、泰和、兴国等要点，构成弧形阵势，防止我军向外扩展，一面继续调集兵力，积极准备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围剿”。二月，蒋介石任命其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总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任”。他接受第一次“围剿”的失败教训，确定第二次“围剿”首先在苏区周围“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实行经济封锁，然后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企图消灭我军主力，摧毁中央苏区。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我红三军团根据方面军总前委的部署，在宜黄、南丰地区休整，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政治动员，并分兵开展群众工作，筹粮，筹款，扩大红军，动员、武装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和支前队伍，作好战前准备。三月下旬，敌军集结完毕，已有进犯苏区的征兆，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仍确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令我红三军团除留一个师于肖田继续监视南丰、乐安之敌外，主力南移到于都河以北的赖村、澄窑、古龙岗一带，与红一军团等兄弟部队一起，在广昌、宁都、石城地区集结，诱敌南下，继续做好还击敌人的准备。这时，为了更好地集中兵力，统一指挥，我红三军团撤销了第五军、八军军部的建制，红五军的第一、三师和红八军的第四、六师，直属军团指挥部指挥。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邓萍仍任军团参谋长，红五军政委张纯清改任军团前委组织部长，我改任组织部组织委员，红八军军长何长工改任前委宣传部长；两个军的机关干部有的在军团前委工作，有的充实基层，这样部队更加精干，指挥更加灵活，干部力量也加强了。

    四月一日（农历二月十四日）敌人集中二十万兵力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犯，至四月二十三日，敌先后进至江背洞，龙岗头、富田、水南、招携、广昌一线，而我红军主力则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岗、上固、东固一带集结，待机歼敌。这时，面对强敌压境，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胸有成竹，仍泰然自若。他们认真地分析了敌情，并考虑到粉碎敌人这一次“围剿”后的行动，权衡利弊，决定先打进至富田之敌第五路军王金钰部，取得首战胜利后，再由西向东进行反攻。因为进犯之敌第十九路军蒋光鼐部、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第六路军朱绍良部均是实力最强或较强的部队，而第五路军王金钰部大部分是北方部队，对我军有所畏惧，而且他们刚到南方，人地生疏，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病号日渐增多，士气不高，战斗力相对较弱。我军避强就弱，先打这路敌军，容易取得首战胜利；同时，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敌兵力薄弱的建宁、泰宁、黎川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则西边有赣江的阻滞，有敌人坚守的城市，直到广东都有强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没有发展的余地；若是向西打后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因此，先打富田的王金钰部最为适宜。

    四月下旬，我红三军团刚到东固不几天，毛泽东同志即来到军团指挥部，与彭德怀一起带着团以上军事指挥员察看了东固至富田之间白云山一带的地形，观察富田敌王金钰部构筑的阵地，研究诱敌出击和设伏的具体作战方案，部署部队在自云山区设伏，引诱王金钰部脱离其富田的巩固阵地，以便在运动中消灭它。

    当时，我们军团指挥部的干部经常到各师的连队去检查、帮助工作。开始设伏的头几天，部队天不亮就上山隐蔽待机，晚上才下山回宿营地，情绪非常高涨，以为象在龙岗打张辉瓒那样，等几天就可以打个大胜仗。没想到，五天、一个星期、十天过去了，敌人还在富田没有出来，部队开始滋长厌烦情绪；随着设伏时间的延长，部队的情绪就越烦躁，埋怨既不打，又不走，“活人等死人”，“要等到公鸡下蛋、母鸡打鸣”。那时候正是清明、谷雨的春寒、霪雨季节，又值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我们退却到了终点，剩下的根据地不多，老百姓很少，而部队集中了三万多人，比老百姓人口还多，每天需要大量粮食，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旷日持久地等待敌人出来，粮食特别困难，油盐更供应不上。虽然地方苏维埃政府竭力做好支前工作，但一时要筹集那么多粮食和物资，也是力不从心。当时，江西老百姓做饭有个习惯，他们把稻谷先煮熟，晒干后用谷碧去掉谷壳，碾成糙米。这种糙米煮出来的饭粒很大，有点象“爆米花”，中心是空的，看起来出的饭数量多，但吃后不抗饿。

    五月份白天渐长，夜间渐短，潜伏时间久了，体力消耗大，而且遇上连阴雨天气，大家的衣服整天湿漉漉的，又冷双饿，更加难受。为了解决肚子问题，部队想了不少办法，上山挖竹笋，下河捉泥鳅，摸田螺；山上还有一种叫蔽蔽的野菜，也采来充饥。本来肚子里油水就少，吃了竹笋，更容易饿，但当时粮食这样困难，凡能暂时填饱肚子的东西，都尽量采集来吃，渡过这个难关。迫敌而居的二十五天里，思想政治工作特别艰巨。我们政工干部配合军事指挥员有针对性地向部队介绍敌情，分析敌我态势，把敌人构筑工事的情况，用沙土、石子在地下摆个“沙盘”给大家看，说明富田敌王金钰部是北方部队，他们不习惯爬山、跑路，但擅长构筑工事固守。他们利用山势构筑了环形工事，堑壕联碉堡，碉堡联结堑壕，从半山坡直修到山顶，里外好几层环形工事，四面八方都能打得到，工事十分坚固。而我们没有重炮摧毁它的工事，盲目攻击它的坚固阵地，必然会吃大亏。所以要避敌之长，克敌之短，把敌人引出来，让它脱离富田坚固的“乌龟壳”阵地，在运动中把它消灭。同时，我们还引导大家回忆第一次反“围剿”的情况，开始战略退却时大家心里也不痛快，结果“诱敌深入”到龙岗，把它消灭了，大家也信服了。这次埋伏待机二十多天，虽然敌人还没出来，大家肚子饿又挨雨淋，吃了不少苦，但我们要相信总前委，相信毛泽东总政委的指挥，总前委和毛总政委下了决心，敌人不脱离富田阵地坚决不打，今天挨饿受苦，是为了钓大鱼，打大胜仗。经过反复动员，部队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我们又深入进行潜伏纪律的教育，要求大家埋伏时一定不能暴露目标，万一某个人暴露目标，让敌人察觉，整个诱敌计划就会被破坏，前功尽弃。

    为了提高部队的情绪，我们在动员教育中，除了呼口号外，军团的宣传干部还编了一首《消灭何应钦》的歌教大家唱，记得其中有一句“何跛（指何应钦）跳跳，老乡（指北方部队）来了，歼灭它，歼灭它！”调皮的战士还模仿何应钦跛脚一瘸一拐地跳着，维妙维肖，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一扫部队沉闷、烦躁的情绪。

    我军近敌而居二十五天，终于把敌人引了出来。五月十三日，敌王金钰部所属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和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的一个旅开始由富田分两路向东固推进，十五日进到桥头江、择龙坑一线，脱离开富田巩固阵地约四十里。我三军团按方面军《歼击由富田出犯之敌》的命令，担任左路迂回包抄的任务，于十六日凌晨二时利用暗夜急行军向敌侧后隐蔽推进，于午前攻占固陂后，截断了敌人向吉安逃跑的退路。当天午夜，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激战至十七日凌晨，在红四军的协同下，歼敌四十七师近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各部迅速歼灭了中洞和观音崖、九寸岭之敌，俘敌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缴获一百瓦大电台一部。当时红军报上曾刊登全歼敌二十八师的捷报，新闻的副标题极生动地标示出“大叫”公儿“不应了”，描写我军攻入敌二十八师师部时，王金钰还通过无线电台与公秉藩联络，但师部已被我攻占，公秉藩不知去向。当时我们以为公秉藩已被击毙，此后得知，他十分狡猾，化装成士兵混在俘虏群中没有被发觉，和其他俘虏一起，我们发了三块钱路费，把他放掉了，真是可惜。

    首战告捷。指战员们看到红军报上的捷报，士气大振。我红三军团和兄弟部队一起，乘胜追歼逃敌，向东横扫。五月十九日，在白沙歼灭了企图北逃的敌四十三师郭华宗部大部和四十七师上官方相部一个旅。与此同时，红十二军攻占沙溪。各路敌军闻风而逃，敌四十七师上官方相部一个旅和五十四师郝梦龄部连夜逃往永丰；敌十九路军蒋光鼐部也由城岗圩撤回兴国并向赣州撤退。

    白沙战斗胜利后，五月二十一日，我红三军团第六师追到中村，侦察得知中村有敌二十七师高树勋部一个旅据守，这股敌人是由南团向沙溪增援的部队，在红十二军攻占沙溪后，仓皇退到中村，企图掩护其乏力撤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三军团的报告，于晚上七时五十分发出《攻击中村的命令》，命我红三军团担任左翼，沿地盘源、丁家岭、西源垄三路攻击中村之东北编；由红四军任右翼，攻击中村南端；红三军、红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二十二日凌晨三时，红三军团由石马附近出发，六时半到达攻击预备阵地，与红四军密切协同，经过一个上午的激战，于下午一时占领中村，歼敌二十七师第八十一旅，活捉敌旅长王恩布，俘敌官兵三千余人。残敌窜回乐安。当晚，我军追至南团，孙连仲率二十五师仓皇撤回宜黄。

    二十三日，敌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慑于红军声威，留第五师胡祖玉部四个团守卫广昌，率第八师毛炳文部、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向南丰撤退。方面军总前委为扩大战果，二十八日，一面令红四军第十师北上南丰，协同红三军切断南丰与建宁之敌的联系，孤立建宁守敌；一面亲率我红三军团及红十二军（欠第三十四师）突袭建宁城。红三军团为攻城部队，红十二军为预备队，于三十一日乘敌立足未稳，从敌左右两翼发起攻击。红三军团攻击建宁西面和北面，首先攻克了建宁北门外的溪口和龙壁山高地，并派出一个师，从溪口塔下方向强渡濉溪，从建宁以东迂回包抄，迅速歼灭了东山头阵地守敌，缴获山炮两门，立即调转炮口，封锁东门外的万安桥，此时，红十二军亦从南门插到城东包围敌人。经过激烈战斗，于下午六时攻占建宁城，歼敌五十六师刘和鼎部三个多团。至此，我军十五天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仗，消灭国民党军三万多人，缴枪二万多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正如毛泽东同志《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中所生动描绘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位，为营步步嗟何及！”

    十五天长驱七百里，从江西打到福建，又行军又打仗确实很辛苦，但部队迫敌而居二十五天，早憋了一肚子气，所以，当敌公秉藩部脱离富因巩固阵地四十里，部队奉命出击时，广大指战员熬出了头，个个高兴极了，真似猛虎下山，直扑羊群，打得十分勇猛。首战告捷后，士气更高，不待喘口气就猛追敌人。在追击途中，大家边快步行进边议论：

    有的说：“毛总政委真是神人，神机妙算，料定敌人会离开富田‘乌龟壳’！”有的说：“敌人是听咱毛总政委指挥的，叫他入瓮，他敢不来！”还有的说：“我真憋不住了，身上都长了虱子罗。哈哈，这下可把公秉藩这小子逮住了，出了这口闷气！”这种边迫击边议论，实际上也是群众性的战斗总结，一种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使“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这种议论，不仅不影响行军速度，而且无形中成为群众性的政治鼓动，使斗志更高，步伐更快，追歼敌人的信心和决心更大。

    在追歼逃敌的进军途中，由于敌人跑得快，敌情多变，我们惟恐失却战机，真是马不停蹄地追击。往往部队刚停下休息做饭，接到上级继续追击的命令，连饭也顾不得吃又立即出发；有时炊事员做好饭送到指定地点，部队已经出发，追也追不上，做好的饭没有人吃，只好送给支前的民工、担架队吃，而部队又得饿着肚子赶路，但大家毫无怨言。

    我们在消灭公秉藩师时缴获了一批他们作为干粮的“锅盔”，这种用面做的大饼，小的有茶盘大，大的有小园桌面那么大，切成一块一块地发给我们的部队作干粮。可是，我们南方人吃不惯这种“锅盔”，硬梆梆的啃不动，又没有水喝，咽不下，许多人都把它丢了，宁肯饿着肚子赶路，也不吃它。当时，我们还缴获了很多骡马和少数骆驼，因为大多是第一次见到骆驼，都好奇地围着瞧那“庞然大物”，既想瞧瞧又怕被它踢伤、咬伤，闹了些笑话。这些骆驼因不适应南方气候，不久都死了；北方的骡马高大、膘壮，驮得多，跑得快，但都是钉了马掌的，使了一段时间，马掌磨坏了，我们南方人又不懂得钉马掌，骡马走不动，不好用了，只好杀肉吃，非常可惜。

    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由于战斗发展迅速，情况多变，当时军团到各师、团还没有无线电台联络，架设电话来不及，派通信员传达命令又恐传达不清楚，也没有时间起草作战文书。彭德怀急中生智，把军团机关的师、团干部派到各部队去传达命令。这些“干部通信员”有战斗经验，容易领会彭总的作战意图，到各师、团去，既可传达军团的命令，还可给师、团领导干部当个参谋；而且，了解情况之后，还可以马上回来向彭总汇报，真是一举三得。当时我在组织部当组织委员，五月十六日，部队在东固地区歼灭公秉藩师，立即向水南方向追歼逃敌。逃向水南之敌因其在潇龙河上架设的便桥被我赤卫队拆除，便折向东往白沙逃窜。

    五月十七日，方面军急令红三军团直插白沙，协同红九师、十一师截住逃敌。彭总立即写一纸条：“兹派李志民同志到你处传达军事任务。彭德怀。”派我到一、三、四师传达。我骑上快马追赶快速行进的部队，先后向一师师长李实行、政委吴溉之，三师师长彭鳌、政委黄克诚，四师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传达了彭总的命令，部队迅速直插白沙，消灭敌人。此后，打中村，打建宁，我也曾来回奔跑传达过命令。这种“干部通信员”的办法是彭总的一种创造，在当时通信条件差的情况下，确实发挥了作用。

    在五月三十一日攻打建宁的战斗中，红二师第七团担任尖刀任务，进攻时遭到敌人的疯狂顽抗。七团是平江起义的老部队，战斗力强，作风很过硬。在紧要关头，七团陈政委亲率“敢死队”冲在最前面，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后续部队迅速跟进，攻进城去，但陈政委不幸双腿中弹，负了重伤。第二天，彭德怀得知七团陈政委负了重伤，马上把我找去，命令我立即到七团去担任政委，带领部队继续完成战斗任务。

    下午，我赶到七团驻地，团长龙昌汉很热情地接待我。这个团原属红八军第六师，我与龙昌汉不大熟悉，这次见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出生于贵州省苗族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原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后来当了排长；一九二八年，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江西万载县，他受到红军的政治影响，毅然率领一个排起义，参加了红五军，由于他作战勇敢顽强，善于带兵，打了很多仗，身上多外负伤，一直带伤参加战斗，很快就当了连长、营长、团长。他虽然很能打仗，在战士中也很有威信，但为人却十分谦虚、谨慎，对人坦诚；善于团结同志，我们一起工作、战斗了二三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可惜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那一天，我们在建宁城初次见面后，他简要地向我介绍了七团的情况和这次进攻建宁的战斗情况，接着，就带我到附近的连队去看望干部、战士。

    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干部、战士个个兴高采烈。他们自动凑钱，一个人三毛、五毛钱，凑起来打“平伙”（即会餐），买来了鸡、猪肉、粉条等菜肴，打来一两斤酒，以班为单位，借老百姓家的锅、碗，炒起菜来“打牙祭”，边吃边谈，非常热闹。大家有限制地喝一点酒，但不敢多喝，怕有战斗任务误了事。建宁城小，店辅不多，食品也不丰富，先去买菜的可以买到鸡、猪肉，后去买的买不到好菜肴，就买鸡蛋、花生或豆腐、豆腐干、笋干，凡能买来下酒的都可以，大家开怀“畅饮”，庆祝胜利。我和龙昌汉也与战士们同乐，这个连队吃一点，那个连队吃一点，喝杯酒，表示个意思。我主要是同大家见见面，互相认识一下，便于今后开展工作。晚饭后不久，我们刚回到团部，师里就来了命令：“明天清晨出发，转移到宁化地区开展群众工作。”

    第二天清早，我们红七团离开建宁向宁化进发。雨后初雾，蓝天如洗，山区的空气湿润而又清新，大家心情格外舒畅，边行军边唱歌，谈笑风生，也不觉累。两天后，到达宁化城郊进行战斗总结，庆功表模。

    红五军初刨时期，因为部队和地方武装都急需大量武器，所以就承袭旧军队的惯例，缴获武器都奖赏大洋，步枪奖十元，轻机枪奖五十元，重机枪奖一百元。打仗时带着缴获的枪支不便于行动和作战，因而规定缴到枪以后，可以把枪机卸下来，揣在身上或放进包袱里，待战斗结束后，按枪机的数量奖钱。开始时打的是小仗，每次缴获不多，打扫完战场，拿着枪机去认枪，大多能对上号；以后，仗越打越大，缴获越来越多，矛盾就出现了。当时枪的牌号很杂，有的枪机和枪对不上号，都报废了。这种奖励办法渐渐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到了第一次反“围剿”时，缴的枪、炮成千上万，不仅难以对号，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大洋来发奖，奖金便减少了。第二次反“围剿”，缴枪达两万余支，需奖金二三十万大洋，哪来那么多钱呢？所以，只能是象征性地每支枪奖励二三元，以示鼓励。此后，方面军总前委正式宣布取消缴枪的奖金，用开庆功会、戴红花、发奖章的精神奖励代替物质奖励，革除了“卸枪机”的弊端。这样，不仅没有影响部队杀敌缴枪的积极性，而且通过庆功活动，表彰英勇作战的勇士（当时还没有建立正规的评功制度），对特别突出的战斗英雄，授予一、二、三等“红星奖章”，从而掀起了杀敌缴枪的革命竞赛运动，更好地完成战斗任务。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六月三日，红三军团第六师乘胜攻克泰宁城，军团总指挥部率主力攻克黎川，而后，与兄弟部队一起，转向蒋介石和两广军阀威胁较小的闽西将乐、顺昌、沙县、归化（今明溪）、永安、宁化、清流、长汀等广大地区，分散开展群众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