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军区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在一九四四年保卫麦收和扩大解放区的攻势作战中，打开了新局面；九月，党中央鉴于根据地扩大和斗争形势的需要，指示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建立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四个区党委、行署和二级军区，冀中区仍包括晋察冀军区的第六、七、八、九、十专区和军分区，任命杨成武任司令员，林铁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我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玉川任冀中行署主任。

    冀中是河北省中部的平原地区，位于平汉、津浦、北宁三大铁路之间，它南越沧石路衔接冀南平原，西跨平汉路与太行山脉襟带相连。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盛产粮棉，为华北比较富庶的地区；它的周围是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重要基地——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等中心城市，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吕正操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率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进入冀中开辟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安平县城召开冀中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由北方局派来的代表黄敬主持，成立了冀中区党委、行政主任公署，并成立八路军第三纵队、冀中军区和四个军分区。在冀中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一九三八年秋，日军在大举围攻我晋察冀北岳区屡遭失败之后，改变作战方针，企图首先肃清我军在平原地区的部队，尔后再转入山区。我军第一二零师为支持平原地区的抗日斗争，由贺龙师长亲率主力进入冀中，与冀中抗日武装结合在一起，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五次“围攻”，大量杀伤敌人，取得了很大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转为保守城镇据点的防御状态。一九三九年八月，第一二零师完成了任务离开冀中，转移到北岳区；一九四零年二月返回晋西北。此时，冀中的抗日队伍已大大发展，根据地也比较巩固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急欲变华北为其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企图首先确保冀中，于是派冈村宁次纠集五万多兵力，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起，对我冀中地区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在反“扫荡”斗争中，我冀中军区虽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但是，敌人铁蹄践踏过的土地，都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我冀中部队遭到极大损失，为保存有生力量，我冀中主力部队和党政军机关不得不突出重围，转向外线，留下少数部队，依靠广大群众坚持抗日斗争，冀中区暂时变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

    敌人为了达到其总的战略目的，进一步强化其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总力战”，极力采取点、线、沟、墙相结合的堡垒政策，在冀中八千多个城镇，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千七百五十多个据点，修筑了七千五百多公里的公路，挖了四千多公里的封锁沟。在敌据点周围碉堡成群，铁路、公路沿线岗楼密布，点、碉、路、沟纵横相连接，堡垒最密处一村数个，最稀处三村也有一个，真是密如蛛网，把我冀中根据地分割为二千多块，每一块都置于它严密火力网封锁之下，然后逐区、逐块进行“清剿”、“剔抉”。此外，敌人还在每个村建立伪政权，加强汉奸特务组织，扩编伪军，大肆进行掠夺，并强施奴化教育，强化治安，从而使冀中平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冒狼烟”的恐怖世界，但是敌人的残暴吓不倒英雄的冀中军民，坚持在冀中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的地方武装部队仍然依靠群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手段，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各自力战，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很多游击战法，并实行“两面政策”，开展合法斗争，把许多伪组织变成“白皮红心”的两面组织，名为伪组织，实际为抗日斗争服务，应付敌人，把敌人“蒙在鼓里”，使其变成聋子、瞎子，到处瞎撞。武装斗争与合法斗争互相配合，使地方武装在斗争中逐渐集聚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一九四三年后，随着整个抗日斗争形势的好转，冀中各分区的工作在青纱帐起来以后都得到很大发展。到年底，我冀中军民先后逼退、拆除伪据点岗楼六百余处，恢复村庄三千五百多个，各军分区已形成许多小块根据地，出现了“一九四三年环境大改变”的局面，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冀中党委和冀中军区，并赋予我们：恢复、巩固和发展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积极准备战略大反攻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十月下旬，我从四分区来到一分区的慈家台，与杨成武、林铁、罗玉川等冀中军区领导同志汇合。慈家台是一分区与冀中区接壤的边沿地带，越过敌人平汉路的封锁线，就能进入冀中。当时冀中地区的敌情仍很严重，我们在慈家台待了一个多月等待着过路的时机。十一月二十七日早晨，侦察员报告，夜袭管头的敌人已返回刘家台，我们趁这个空隙，换上便衣，经高士庄向岭西方向走去。连日的风雪初雾，山岗、树林、村庄，银装素裹，山路上基本没有行人，显得格外寂静、肃穆，使我们一行人更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沿途经过山村，群众远远地望见我们，以为是敌人的便衣队，都纷纷躲避，待我们走到西沟底时，这带村庄早已空无一人，所有的食物连同烧水、煮饭的炊具也都坚壁了，我们想找个人了解一下沟外的情况，也无处寻觅，只好苦笑着草草宿营。

    第二天上午，因沟外情况不明，不敢贸然行动，直到午后两点钟，我们才离开西沟底继续向东走去，黄昏时，行到岭西、北台鱼附近，前方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声，负责护送我们的三团的同志，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前面有敌情！”我们急于赶到冀中，无心与敌人纠缠，遂临时改变路线，绕道西行，连夜走了一百多里，到了马家庄，把敌远远地甩掉，这才歇了脚。这个村的村长，是我们“两面政权”中的地下党员，他特地叫人烙了饼，炖了猪肉招待我们，让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吃饭时，村长热情地招呼我们说：“你们今晚要吃得饱饱的，再好好睡个觉，明天才有力气翻过封锁沟！”

    二十九日拂晓，我们继续前进，为了避免敌人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与林铁、杨成武、罗玉川等同志分开行动，自己带着政治部的几个同志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这是我第三次通过敌人这条阻隔北岳区与冀中交通的封锁线了。一九四一年八月至十月，北岳区反“扫荡”时，我曾带着抗大二分校第一团从灵寿县陈庄出发，穿越这条封锁线到冀中找抗三团，坚持到敌后训练；反“扫荡”胜利后，又通过这条封锁线返回灵寿县陈庄，每次都要穿过敌人的重重岗楼、碉堡，越过封锁沟、墙，也都遇到过敌人的铁甲巡逻车，但都冲过去了；这次越过封锁线，虽然敌人加紧巡逻，严密封锁，但我们依靠群众，有了三团的武装掩护，还是胜利地通过了。当时我有两点感慨，一是敌人无论怎样严密封锁，挖沟、垒墙、筑堡垒，日夜出动铁甲车巡逻，什么办法都想了，但封锁不住英雄的军队，英雄的人民；二是为了通过这条封锁线，多少英雄儿女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我由衷地怀念他们，敬仰他们！我暗下决心，这次通过封锁线，一定要动员冀中千百万群众，把这些保垒、沟墙、封锁线统统荡平！

    怎样重建冀中军区？当时军区机关相当精干，军区政治部只有二三十人，王奇才任付主任，下设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和敌工部（与地方党委敌工部门合在一起办公），各部只有一个部员（以后改称部长）和几个干事，此外，直属队还有前线报社和剧团。政治部的干部由这三个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从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抽调的；二是“五一”大“扫荡”后从冀中撤回军区的一些干部，他们到军区教导团学习，这次从教导团抽调出来，回冀中工作；三是从路西的第一、四分区抽调的干部。路西的干部对冀中的情况不熟悉，而原冀中的干部离开冀中已两年多，冀中的情况变化了，他们还需再熟悉。所以，我们认为不必急于搭机关架子，发号施令，而要从调查研究入手，把机关人员陆续分散过封锁线，先分头到各分区去，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深入部队，与部队一起活动，了解各部队的思想状况和斗争情况，熟悉干部，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集中起来，总结交流情况和经验，开展机关工作。当时他们汇报六分区开展对敌斗争及统战工作比较好，该分区第三十一区队一一个大队与“统战军”合编，重新组成第四十区队，扩大了队伍，我认为应该去看一看，摸摸经验，就先到六分区去了。果然，通过一段时间了解，发现这个分区的工作很扎实，陆平、魏震同志工作有能力，不久，我就建议把他们调到军区工作。

    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分散到各分区的干部陆续集中到军区驻地——肃宁县城南边的张岗村。这时，杨成武、林铁、罗玉川等领导同志已经到达，大家历经许多艰险后会师，感到特别兴奋，各自述说了自己过封锁线的“历险记”，真给春节增添了几分乐趣。这段时间，我抓紧组织到各分区的干部汇报工作，他们同部队干部、战士和民兵、群众，战斗、生活在一起，了解了许多情况，汇报起来有血有肉，很少空谈，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提出的问题很切合实际，再经大家讨论，综合分析研究后，随即以政治部或我个人的名义给这个分区写信，表扬他们的成绩，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收效比较好。有的分区的地方区队、武工队仗打得不错，但发动群众不够，干部之间团结不好；有的分区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俘获也多，但敌军工作开展得不够好，我们都及时提出改进意见。汇报中大家听到了自“五一”反“扫荡”以来冀中军民许多斗争事迹，了解敌人残暴的罪行与冀中军民英勇斗争的精神，进一步增强了恢复与发展冀中军区的斗争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于部两件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一九六四年四月版——下同）第492、493页）我们要恢复和发展冀中军区，必须壮大我们的力量，这就需要大批的干部，因此，正确对待干部，大胆使用干部，发挥干部的作用是个关键。

    敌人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来得凶猛，突然，手段十分残酷。开始时，冀中军区对敌人“扫荡”的规模估计不足，在敌人疯狂进攻下，有的部队被冲散，一些干部来不及转移，本地人便分散回家隐蔽，外地人则就地“坚壁”；还有一些干部同群众一起被敌人抓走，押送到东北当劳工，后来，陆续有人逃离虎口，有的逃回路西根据地，进教导团学习；有的逃出来后回了家。这些被冲散的干部大多数立场坚定，同当地群众一起运用各种办法与敌人斗争，但也有些同志一时看不清形势，消极悲观。党中央和晋察冀军区在恢复与发展冀中军区的指示中，对待这些干部有一条原则：即在冀中这种特殊情况下，分散回家的干部，除个别投敌叛变者外，应尽量争取他们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自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冀中地方武装开始广泛发动对敌攻势，结合保卫麦收，打开了斗争的新局面之后，分散隐蔽的干部、战士就陆续归队，待他们听到恢复冀中军区的消息后，更有大批的干部、战士自动归队；有的不仅自己归队，还动员了一些青年一起参军。可是，也有一些干部思想还有顾虑，或不好意思归队，我们就派人去动员他们回来，耐心地抚慰他们，按党的政策正确对待他们。当时有一个姓齐的特派员，敌人“五一大扫荡”时部队被冲散，他躲回了家，建立军区后，经考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变节行为，但他自己不好意思归队，我们就派人到他家去请他回来，仍当特派员，此后经过历次战斗考验都表现不错，建国后曾任我总部机关的二级部长。

    为了表彰在“五一”反“扫荡”后坚持冀中敌后斗争的干部、战士，以发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我提出建议，经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党委批准，以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的名义颁发了“五一奖章”。奖给坚持敌后斗争的广大干部、战士和民兵、群众。奖章分一、二两等，根据受奖人坚持斗争时间的长短及功绩的大小，按职权范围各级组织负责审议、评定。虽然当时物质条件差，奖章是利用钢板压模制成的，园形奖章中央只有一个战士浮雕头像，但也显得十分威武，庄严；加之各地区、分区都召开了热烈、隆重的授奖大会，宣扬英雄模范事迹，受奖的同志都感到光荣和自豪，更积极地投入了新的斗争。

    归队的人员中，情况各异，有些被捕、离队的同志经历比较复杂，我们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根据中央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一方面严肃认真地弄清情况，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照顾到当时斗争的残酷环境，对于一时消极的同志，不要看作变节或背叛革命，应多团结一些同志，让他们在今后斗争中继续考验、锻炼；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模糊敌我界线，对于证据确凿，确有叛变罪行的，也应严厉惩办。当时有一批干部被俘后被敌人押送到东北或日本当劳工。在东北当劳工的同志中，有的冒着九死一生危险逃离虎口后归队或暂时隐蔽起来，当时归队的同志大多到军区教导团学习，经过审查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仍按原职使用。还有一批是日本投降后从日本回来的（约一百多人），军区决定在抗大二分校冀中总队专门成立一个队，组织他们学习文件，进行教育，提高觉悟，自觉交代被捕后的经历、表现。

    当时无法外调，只有靠自觉交待和周围同志互相证明。事实上，他们被俘后仍秘密成立党支部、党小组，各个人的表现基本能掌握。他们在被俘后，过着非人的生活，吃尽苦头，要是采取一概不信任的态度也是不合适的，所以，在基本掌握情况后，除个别须进一步考察者外，都分配了工作，恢复了党籍或重新入党。如某分区一个姓李的组织股长和一个姓朱的干部就是在东北逃离虎口后到路西教导团学习的，我们仍让他们担任原职；某团一个姓王的团长参加过帮会（会道门），但他作战勇敢，有活动能力，经审查没有发现有什么反动言行，照样任命他当团长。有一个姓赵的青年科长，被定县敌人俘虏后诈称是个文教，没有暴露身份，因他长得俊，又年青活泼还会拉手风琴、跳交际舞，日、伪军太太喜欢他，要他教跳舞，他便乘机混到敌人内部，利用能在敌人据点间自由活动的有利条件，与我们的地下党取得联络，递送情报，最后，他偷了日军小队长的手枪和指挥刀，还带着一个被日军小队长抢去当小老婆的中国姑娘一起逃了出来，归队后，我们经审查属实，仍然信任他。

    还有一个姓白的区队长（团干）被俘过，有人怀疑他有问题，经审查没有什么投降变节的证据，我们便在使用中继续考察，结果表现也不错，仍恢复他的区队长职务。事实证明当时这样大胆地使用干部，这种干部政策是得人心的，是得到干部拥护的；这样互相信任，干部都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就能团结更多的同志，保证打胜仗。此后，这些干部大部分在斗争中经住考验，锻炼成长，有的当了高级干部，为革命作出很大贡献。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前怕狼后怕虎，采取关门主义的政策，不敢大胆使用干部，就会丧失很多人，不可能动员起千千万万群众，也不可能使我们的队伍很快发展壮大。

    我们刚进入冀中军区时敌情仍较严重，各分区还被敌人分割，各自为战，上下联络主要靠电报和人员往来，领导十分不便。当时军区直接掌握的只有一个小团，大量的还是各军分区的地区队（小团）和县小队、武工队，由于敌强我弱，部队都穿便衣，不穿制式军服，平时分散活动于群众之中，游击于敌人堡垒之间。他们坚持了两年多的游击战，虽然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许多战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要完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转入战略反攻这样艰巨的任务，仍然需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使其从分散的游击队迅速变成能执行较大规模攻防任务的主力部队，以便形成战略反攻中的拳头力量。

    部队整训以各分区地区队为重点，军区在路西根据地成立了训练团，把各分区地区队抽调一部份到训练团集中训练。政治教育主要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军事训练的技术训练以射击、投弹、刺杀等三大技术，尤以射击、投弹为重点课目，并辅助加土工作业。战术训练以单兵、班的战术动作为内容，重点是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训练与不训练大不一样，过去他们都是游击式的活动，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单独行动，经过训练，进步很大。训练团一集中，便针对部队游击习气严重的缺点，首先抓队列训练，提倡“正规化”，把穿着五颜六色的便服根据当时的物质条件，以区队为单位，统一调剂成蓝、灰或黑色中山装，这样整起队来就显得整齐、划一，加之早、晚的队列训练和每周的会操，队伍便呈现出新的面貌。

    训练团千五月一日结束了射击、投弹两大科目的训练，举行大检阅，进行了普测。该团入伍在一年之内的新战士很多，原有基础差，第一次打靶（卧姿、距离一百三十公尺十环靶），全团平均仅三点四环，脱靶数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三，经过六周训练后，全团总平均达十四点四环，脱靶率仅占百分之三十一点四。第六练兵区队副排长郝元贞、第八练兵区队通信员郭金芸均三枪命中三十环，第九练兵区队三连平均十八点二环，脱靶率仅百分之二点一五，该连百发百中而又平均在二十环以上的有八个班。在投弹训练方面，开始练兵时，全训练团投弹（三号手榴弹重一市斤，命中五米半径的目标为准，要求投准投远）平均仅二十八米，第四周试测即进到三十五点一三米，第六周“五一”普测时平均达四十点二七米，第六训练区队成绩最好，全区队平均四十三米；该队一连侦察员宋福禄达六十三米，创最高纪录。在当年那种武器的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不易。

    留在冀中坚持斗争的部队也掀起了练兵热潮，但当时部队刚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许多班、排、连长不懂爱兵带兵，开小差的事故时有发生。所以，我们在四、五月间特地于饶阳召开政工会议，号召全区部队开展尊干爱兵运动，这对巩固部队，推动训练起了很大作用。练兵团第六区队四连九班原是个落后班，全班没有一个党员，经过调整，六班长高光泽调到九班当班长，又从二班调来了副班长。副班长工作虽较积极，但态度生硬，管教方法不好，与战士产生矛盾，高光泽即耐心帮助副班长树立爱兵观念，改进管教方法，并以身作则给战士打水喝，帮战士缝补衣服，在训练场上一遍遍示范，纠正战士动作，后来九班成为全连的先进班，投弹训练从平均二十六米提高到三十七米，战士程志军达五十三米。三十六区队在“发扬民主，启发自觉”的口号下，克服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官兵关系大大改善，练兵成为自觉的行动，经过六周苦练，全区队据枪平均五千六百九十七次，号称“钢臂膀”的焦安泽双臂握枪达四万零三百一十四次，从早饭后到点灯时据枪姿势不变。全区队投弹平均三十六点一米，“投弹霸王”赵凤珍投弹达五十七米，射击能手耿振虎实弹射击立射三枪二十一环，跪射二十环，优秀射手洪武、杨春对三百米外人形靶射击，三枪三中。

    部队经过训练战斗力显著提高，一九四五年六月初，练兵团整训结束，编成四个大团返回冀中，立即参加军区组织的夏季攻势，发起子牙河战役，首先出击子牙河东。六月九日观流一战，将支持河东敌伪的精锐——淮镇日军三四百名击溃，毙敌青木大队长。战斗中小炮手张纪坤听指导员鼓励说：“练兵的时候，你的成绩是全练兵团第一，今天得露一手才行！”倍感兴奋，在对四百米外的敌人连发四炮，发发命中，打得敌人一窝蜂似地溃退了；接着，一阵机枪扫射，打得敌人落荒逃散。在北辛庄战斗中，炮手吕清恒的小炮几次对楼顶上的敌人火力点发射，楼顶上就几次冒起黑烟，火力点随即消灭；敌人的特等射手探头要找我小炮的目标，没等他看清，我特等射手谢大水一枪就打破他的脑壳，另一个敌人从枪眼里瞭望，谢大水又一枪正中枪眼，事后投降的伪军战战惊惊地说：“你们的子弹是长了眼睛的，枪枪命中，真神了。”在献县攻击战中，敌人倚仗一挺重机枪固守岗楼，我练兵团的第一名投弹选手刘臣真看准了目标，远远地投去手榴弹，正中岗楼，炸死伪军重机枪手，敌人一阵慌乱，我部队乘胜进攻，一口气拿下敌岗楼，刘臣真冲上前去，缴获了重机枪和一支步枪，战士们都拍手叫好。

    坚持在冀中斗争的各区队虽然训练时间较少，但他们抓紧战斗空隙开展训练，边打边训，战斗力也有很大提高。第十分区有个区队在一九四四年一次战斗中，由于炮手对掷弹筒不够熟练，没有起到协同配合的作用，战后检讨起来，大家都感到惭愧，所以这次开训后特别用功，三九天也不怕大寒地冻，一心苦练，一个月后大有进步，在岱山战斗中，敌人凭借有利地形顽抗，炮手韩秉忠一发炮弹正中敌阵，敌人后撤找另一地形继续顽抗，韩秉忠又一发炮弹落到敌人阵地，敌人不敢再顽抗，丢下死尸、拖着伤员逃跑了，我部队乘胜追击，终于取得了胜利。

    各部队在整训中普遍进行形势任务教育，控诉日寇、汉奸的罪行，激起指战员的对敌仇恨，在教育中不仅控诉日、伪军在“五一”大“扫荡”中的血腥暴行，还结合控诉当前敌人仍在烧杀抢掠的罪行，号召指战员英勇作战，把敌人赶出去，为受难同胞报仇雪恨。

    一九四五年夏，麦收开始后，敌人在各地抢麦更加疯狂，六月九日，晋县县城、栾城、藁城敌人纠集一起包围了赵县三区中心区的四个村子，抢走牲口一百六十一头，抓走男女青年一百五十八人，烧房二十八间，除抢已收割的麦子外，把打场上还没打的麦子也烧毁，打死群众三人，打伤二人。十日，这股敌人又包围东西柿村、西湘洋，抢走牲口三十一头，抓走老百姓五十人。十四日晋县马于敌人包围后朋头，抓走青壮年十二人，十八日又带着大车到后朋头、楼底、邵庄、宿生、古儿庄共抢麦四十六车，第二天，又到四中佐等村抢麦二十一车，敌人还威胁群众：“不交麦就以通匪论罪，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敌人在抢掠的同时，还使出卑劣手段奸污妇女，污辱我同胞。六月八日，安国城四百多个敌人窜到东西安国城村去，该村住着三百四十余户回族同胞，敌人在抢掠粮食、财物之后，故意在回民家中杀猪，将两个猪头吊在两家回民门上，把两块猪肉扔在刘庄华、李银海两家的床板和枕头上，又在村里三口水井里扔下猪肉、猪毛和死鸡；更可恶的是，他们闯进清真寺，砸破寺院四周门窗玻璃，砸烂两盏汽灯、三盏油灯，撕毁可兰经，肆意侮辱回族同胞。

    一九四五年四月初，控制大清河两岸的汉奸王凤岗企图“以水代兵”破坏我夏收夏种，破坏我地道，并企图让大水分割我根据地，然后摧毁我根据地，勾结了涿县汉奸头子裴鸿运将永定河水引入大清河，使大清河水暴涨六尺，王逆再把十里铺大桥的桥洞大部分堵死，减少大清河水南流，同时指使伪军决开大清河东、西大堤，使河水淹没大清河两岸七八十里平原地区，使一百六七十个村庄遭水灾。大水冲塌了无数房屋，淹死了上千老百姓，使大片大片麦田绝收，成千上万群众无家可归。在伪军决堤时，当地群众曾急忙前去堵挡，但辛桥、新镇、张青田等地伪军奉命开枪打死打伤前去堵挡和修堤的群众，不让抢救。汉奸王凤岗灭绝人性的罪行激起群众极大的义愤，第十分区各界召开大会控诉王凤岗的罪行，号召全区军民振奋起来抗灾，新涿、固安、新雄等县区的干部都动员起来，组织所有的青壮年抢修堤坝，部队、民兵在前边掩护，打退骚扰的敌人，成百成千群众日夜苦战修筑套堤，把大水引入拒马河和其他河叉，减少了损失。

    第九分区三十四区队二中队在形势教育中创造了一种群众自我教育的新形式。他们在控诉日寇、汉奸罪行的同时，发动大家联系自己亲身遭受的苦难，讨论“要不要坚决抗战到底？”战士们边诉苦边表态，战士王秀峰说：“我兄弟被敌人打死，我母亲被敌人杀害，家里的东西也被敌人抢光了，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今后，我坚决抗战到底。”吴胜奎等许多战士接着边哭边诉说自己的家被敌人烧、抢和家人遭到惨杀的情况后，有的说：“不抗战到底再也活不下去了！”有的说：“老哭有什么用，有出息的青年要起来和鬼子拼！”有的还联系自己检讨想开小差的错误思想。新战士靳孟渊听了别人控诉敌人的罪行，触动了自己的思想，他痛哭流涕地说：“我真对不起大家。日本鬼子在中国这样残酷杀人放火，我还帮助敌人来杀害自己的同胞。”大家听到这里一愣，他接着又说：“我今天坦白了吧。我过去当过剿共班长，在敌人手里算个红人，常带着敌人到乡下去清剿，我还曾杀过八路军和村干部，也曾强奸过妇女，领着敌人抢过粮我为给敌人出力还受伤致残，见到八路军的伤员全有光荣证，可我这伤，只能算耻辱的痕迹。”说了又哭起来呜咽地说：“我自己的一个姐姐，同样也被敌人强奸了，我不但没想法报仇，反而给敌人做事，你们说我还算个人吗？唉！我决心洗清这段罪恶历史，以后决心抗战到底，不信你们看吧！”这一坦白，给全体指战员更深刻的教育和启发。该中队经过教育后，在执行反击敌人再占肃宁的战役时，战士们既没有请假回家的，也没有讲怪话的，逃亡的现象也消除了，大家团结一致奋勇战斗，打了胜战。

    在进行军政教育训练中，政治部大力开展文化艺术工作，以加强教育效果。各部队的群众性歌咏活动非常活跃，抗日歌曲传播很快，部队唱，群众也唱，到处可以听到抗日歌声：“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声鼓舞着斗志，歌声推动着学习、训练，歌声激励战士们去冲杀，去搏斗，去同鬼子们拼！在庆功会上，更是歌声飞扬，唱出了胜利的喜悦，唱出了勇往直前的豪气！

    军区“火线剧社”是一支文艺尖兵，剧社社长崔鬼、指导员黄拓都是坚强的文艺战士，他们事业心很强，有一股实干苦干的精神，经常带领剧社冒着危险，穿越敌人一条条封锁线，活跃在冀中各个根据地。他们结合中心任务演出了许多话剧、活报剧，特别是大型歌剧《血泪仇》的演出，对边区军民教育尤深，一场场《血泪仇》的演出，都是一堂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阶级仇，民族恨，激励战士们去杀敌。“火线剧社”也在斗争中锻炼成长，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直至建国以后，仍为戏剧界、电影界中的骨干力量。

    我历来较重视发挥报刊的作用，组建政治部时，我便积极建议立即恢复原冀中“前线报”，并推荐陆阳同志当社长。陆阳同志来找我，说他没有于过报纸工作，我对他说：“你长期做宣传工作，在教导团还搞过文化教育工作，有一定基础，现在办过报的人还不多，你边学习边干，一定能干好。报纸主要是进行形势教育、传播胜利消息和战斗经验，并配合军政教育，总结经验，宣扬典型，鼓舞和激励士气。”我还说：“目前冀中地区的形势仍然还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各分区和县、乡仍被敌人的封锁线和据点分割，要保证报纸能尽快送到战士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要建立健全交通网，沟通上下联络，才能掌握各地的斗争动态。”当时研究确定，仍为三日刊，三天出四版，先搞石印，以后争取搞铅印，发行数暂定每期一千五百份，把报纸发到班、排，直接与战士见面。陆阳同志原是第十分区教育科长，反“扫荡”后随分区机关撤到路西第一分区，任军区教导团政治文化教育股长，他对冀中情况较熟，一九四四年十月就先过封锁线，回冀中，到几个分区了解情况，组织通讯员队伍和沟通交通网的关系，所以，一九四五年春节后即开始出版，报纸越办越好，真正成为军区喉舌，在部队分散的情况下，对传播捷报、经验，激励鼓舞部队发挥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