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军对冀中人民进行空前残酷的摧残，虽然也造成了一时的恐怖气氛，但也激起了冀中人民对日寇更大更深的仇恨，所以，除少数汉奸和反共顽固派外，绝大多数群众包括一些中小地主在内，都能团结在我们党“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同日寇、汉奸进行拼死的斗争，这是我们开展抗日斗争牢固的群众基础。

    冀中人民在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后，面对敌人疯狂的报复，毫不退缩，与敌人展开公开的和秘密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一方面用“两面政权”应付敌人，一方面根据平原地区没有高山密林和江河港汉作依托的特点，把“藏身洞”发展成为四通八达的地道，依托地道既可藏身又可打击敌人的“地道战”，再由“地道战”发展成天上（屋顶）、地下（地道）、地面和村庄、街道、院内纵横各三层的交叉火网，同时以野外地道为纽带，把村庄、野外、地道组成一个连环的立体的作战阵地，既可打村落战，又可野外出击，形成了能藏能打能转移，进可攻、退可守的对付敌人的地下长城；加之配合地雷战、麻雀战，打得敌人懵头转向、丧魂落魄。这些都是群众从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它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

    我们在恢复冀中军区后，十分重视群众创造的这些经验，并在原有群众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抓好双拥活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工作。在战争年代，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军队是战争中的骨干力量，人民群众是军队的靠山，因而搞好军民关系主要责任在军队方面，这也体现了我军的性质与宗旨；特别是在那游击战争环境中，我们的部队都穿着老百姓织的土布做成的便衣，住的是老百姓的家，吃的是老百姓供给的粮食，平时生活在群众中，打仗有群众支援，军民真是水乳交融。当时，部队住在那家老百姓家中，就帮助房东和周围的群众挑水、拾柴火、打扫卫生，农忙时帮助耕种，麦收时帮助收成、打晒，武装保护麦收，将粮食“坚壁”起来，防止敌人抢掠，处处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当时群众的房屋被敌人烧段时，部队又主动帮助群众抢修房屋，因而部队在群众眼中是自己的子弟兵，关怀备至。

    开始我们进入冀中时，虽然情况比一九四三年前有很大改变，但是垂死的敌人仍很疯狂。它虽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但还是经常以它占据的县城、据点为依托，集中一定兵力进行重点“清剿”。敌人的据点、碉堡仍遍布各条交通线，封锁我们的交通，分割我们的根据地，所以，当时我们军区的领导同志和部队仍然穿着便衣，外出时，我和杨成武、罗玉川、王奇才等同志骑着自行车，林铁同志不会骑车就骑毛驴，从这个分区到那个分区，从这村到那材，都在敌人的封锁线和堡垒群中穿来穿去，夜晚，就住在“堡垒户”家。

    说起“堡垒户”，这是抗日战争中通过复杂的敌我斗争总结出来的好经验，这个寓意深刻的命名也是广大干部、战士发明创造的。因为敌人的堡垒是用砖石筑成的，是用高墙、铁丝网围起来作警戒的，而我们的堡垒则是建立在群众之中，我们的警戒是千百双警惕的眼睛，这是敌人无法摧毁的。

    “堡垒户”一般都是我们的党员或基本群众的家；在特殊情况下，为了掩护行动，个别的在靠近敌人的地区也有选择在爱国士绅（地主）家的，联络员与“堡垒户”之间都有一套联络的办法和信号。我们住到“堡垒户”家中时，大多用化名，“堡垒户”的家长会把全家人聚拢来介绍互相认识，根据我的年龄给我排个辈份，是兄弟、儿子或侄子，然后教我们怎样互相称呼，这样，万一敌人突然闯进村来，我们来不及转移，可以应付敌人，由此可见群众为了掩护我们的用心之良苦。

    为了掩护我军过往人员和伤病员的安全，许多“堡垒户”和群众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我刚进入冀中时，在六分区就听到“冀中六分区子弟兵的母亲”聂大省的感人故事：聂大省是晋县东小刘村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她从小受穷受苦，八路军来后才翻了身。她先后把一个十七岁、一个才十二岁的儿子送去参加八路军。自己和老伴带着一个闺女、一个小儿子种地、放羊过日子，虽然家境不很宽裕，但有一点好吃的，都要留给伤病员或过往的八路军吃。在聂大娘精心护理下，分区手枪队的小郭、老谢等同志才能康复归队。聂大娘家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往来，夜里更热闹，刚送走这个，那个又来，每天晚上都不能脱衣服睡个囫囵觉，有一天夜里，接连起床十一次接待同志们。所以大家给她家送个外号叫“抗日店”。一九四三年冬天，环境更残酷，同志们劝她到别处躲一躲，她丈夫也催她不要待在家里，可是她到外头才住一天，总睡不着，耽心过往同志没个歇脚处，第二天便把铺盖又搬回家来。她坚决地说：“死也要死在家里，再也不出走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军分区召开群英会，全场代表一致通过授予聂大省“六分区子弟兵的母亲”的光荣称号。

    当时敌人为了搜捕我军干部、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使尽了各种残酷、恶毒的手段。他们突然包围一个村庄后，就把全材男女老幼全部集中在一个场子里，随便抓出几个人来作人质，逼问“谁是八路？”群众主动保护我们，不肯说出谁是八路。敌人便将人质一个个杀害，有时敌人把青壮年男人赶到一边，让妇女上前认领自己的丈夫，没人认领的，他们就以八路的罪名押走或杀害；有的妇女为了救出我们的同志，把我们的同志认领走了，而牺牲自己的丈夫；有的姑娘为了救出我们的同志，不顾个人的羞辱，机灵地把我们的同志认作丈夫，甚至在敌人逼迫下，当众亲吻素不相识的同志，以证实认领的人确实是自己的丈夫。似此事例到处都有。安国县南郝村青年妇女郝小梅家里藏着一个抗日干部，有一天，敌人突然闯进她的家，逼问“八路干部藏在那里？”她一口咬定“没有。”敌人对她严刑拷问，她昏死几次，仍不肯讲，最后敌人在她身上泼上黑油活活烧死，连她的家也烧了。武强县还盛传少年英雄温三郁宁死不屈保护八路军的故事。有一天，敌人突然闯进温三郁住的村庄，藏在他家地道里的几个八路军还来不及转移，敌人已闯进他的家门。敌人逼问温三郁的父母亲和哥哥：“这里有没有八路？”他的父母亲和哥哥都坚决回答“没有！”敌人把他的父亲和哥哥押走，又来逼问温三郁母子俩，温三郁的母亲大声吼道：“没有，这里没有八路！”敌人凶狠地朝她刺了一刀，她随即倒在血泊中，温三郁悲痛地伏在母亲身上大哭，敌人连这个十三岁的小孩也不放过，把他从地下抓起来，先是利诱，后又用刺刀对注他的胸膛，想从他嘴里逼问出八路藏的地方。但温三郁一口咬定：“我不知道！”

    敌人东捣西翻，在屋里突然发现了坑道口，我八路军战士见敌人已经发觉，先发制人，随着一阵枪声，洞口的敌人被撂倒好几个，敌人慌了手脚，又不敢往里冲，便拿温三郁出气，用刺刀剁掉他好几个手指头，还朝他肚子打了一枪，幸好这时游击支队赶到，敌人才仓皇撤走。隐蔽在地道里的同志很快就出来，把温三郁抢救醒。他睁开眼见到八路军叔叔站在眼前，高兴地笑了，说：“叔叔，我什么都没对鬼子说”俗话说：“十指连心”，温三郁又疼得昏迷过去了。在晋察冀军区第二届英模大会上，边区党委、政府授予温三郁“儿童气节模范”称号。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晋察冀日报》宣扬了他的英勇事迹。

    冀中人民在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中，学会了一套对付敌人和汉好的办法。有一天，两个汉奸假装八路军的伤员到一个村子里，要求一个老大娘领他们到地道里藏起来。老大娘见这两个人进屋后两眼滴溜溜地乱转，象在找什么东西似的，看脸色、行动也不象个伤员的样子，便一边和他们拉家常一边示意小儿子去找民兵来。不久，先后进来两三个民兵。这两个汉奸见来了人，以为中了他们的诡计，马上装出一副可怜相要求来人快扶他们藏到地道去，不然“日本鬼子来就没命了。”民兵见他们话虽这么说，但并不真是怕鬼子的样子，便故意问他们是八路军哪个部队的，队长是谁？这两个汉奸吞吞吐吐说不清，后来又说这是军事秘密，不能随便讲。有个民兵故意走近他们，假装不留神绊了那个“伤兵”缠着绷带的脚，那个“伤兵”没有伤疼的反映。民兵们猜测这两个家伙八成不是好东西，但还不敢完全肯定，有个民兵故意抓住一个“伤兵”的衣领愤恨地说：“好哇，你这两个八路上门，想连累我们村挨皇军打吗？来呀，揍死他！”两个民兵一下子围过来，抡起拳头就要揍。这时，两个汉奸现了原形，大叫：“乡亲们，不要误会，我们是皇军的便衣队，是皇军的便衣队！”民兵们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心想，既然你们自己招认是汉奸，揍你们没错！抡起大拳头便狠揍那两个汉奸，边揍心里边骂“揍死你这个狗汉奸！”嘴里却故意喊：“你这忘八蛋，还敢冒充皇军的便衣队来骗我们，揍死你再交给皇军！”三个民兵又抄起家伙更狠地揍，把两个汉奸揍得半死，然后由“两面村长”把他们押送到敌人炮楼里去。

    日本鬼子“哑巴吃黄莲”，暗自叫苦，但嘴里还不得不表扬：“你这个村长，大大的好，抓了八路，功劳大大的！”冀中人民这种高度的警觉和对付敌人的聪明才智，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有一次，几个汉奸假装是八路到村子里要求掩护，一个老大爷轻信了他们，带他们进入地道，结果这个地道暴露了，不能再用，老大爷也被抓进据点折磨死了。说来也凑巧，有一天，我和政治部副主任王奇才带着一个警卫员到一个村庄歇脚，想顺便了解一下这里的斗争情况。我们三人骑着三辆自行车刚进村不久，遇到一个中年妇女，我对她说：“我们是八路军，从军区来的，路过这里歇歇脚。请你带我们去找村长。”这个妇女便带我们到她家，招呼婆婆说：“来客了，给他们烧水做饭吃吧。”不一会儿，这个妇女便不见了，只留下一个老婆婆慢慢下得炕来，刷锅、生火、做饭，动作慢吞吞的。她边烧火还边和我们唠嗑，不时偷眼打量着我们。因为当时有些汉奸、特务自以为镶金牙好看、气派，不管牙齿坏不坏，都喜欢镶上一两颗金牙；而王奇才恰巧因牙坏了，也镶上颗金牙，而且他是福建人，讲话特别难懂，“喝水”叫“哈水”，婆媳俩都听不懂，所以怀疑我们是汉奸，留下老婆婆缠住我们，媳妇去向村干部和民兵报告，准备捉汉奸。过了一会，干部和民兵赶来，因为王奇才同志当过九分区的政委，有的干部认识他，忙近前打招呼，表示歉意，把准备应付汉奸的糠菜糊糊舀起来，重新和上面，给我们烙饼子吃。我们连声夸奖她们婆媳俩的警惕性高。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盟军驻延安观察组派出三个人到晋察冀军区，其中一个名叫艾斯·杜伦的美军上尉观察员被指派到我们冀中根据地。他的主要任务是：为盟军万一在华北参加协同对日作战作准备，搜集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一带的日军情报和设施，了解保定飞机场和勃海湾滩头阵地的使用价值和利用的可能性；并了解我八路军在冀中平原是怎样与日军作战以及作战能力的强弱，等等。我们接到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关于作好接待工作的指示后，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地成立了一个联络科，任命高存信为联络科长。杜伦上尉到冀中后，我们派联络科高存信科长和吴英民副科长陪同他到第七、第八、第九军分区去参观考察，同时，好不容易找来一个名叫马振武的县长当翻译。他们一行人先到第七分区参观了地道，让杜伦看了炕沿底下、锅灶底下、夹皮墙里、磨盘底下等几种地道口的地道，也带着他亲自钻了两条地道，并告诉他，冀中各地区的地道，多数已筑成户通户、村连村，村村相通，有通气孔、了望孔、射击孔；有干线、支线；能防毒，防烟，防火，防水，能容纳全村所有人员和几百人的战斗部队；形成了能攻能守的“地下长城”。杜伦上尉看了以后，连连称赞我们在平原地区利用地道作战的奇特，并对我们选择地道口和巧妙进行伪装倍加赞赏。

    出乎意料之外，当高存信带着杜伦上尉到第九分区考察并搜集情报时，有一天午夜，河间敌快速部队及任邱、高阳之敌突然向我第九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的边关村奔袭。分区作战股长雷溪向高存信报告敌情，高存信立即叫醒杜伦上尉随分区机关转移到东南方约十华里的皮里村隐蔽。他们刚在皮里村的“堡垒户”安顿好，凌晨五点多钟，敌人即尾随闯进村来。高存信、雷溪马上指挥马振武、吴英民掀开北屋东墙上一张伪装的年画，揭开夹皮墙上的洞口，带着杜伦先钻进地道，他们随后也钻进地道。

    就在他们进入地道不一会儿，敌人已冲进了这座房子，捉到东厢房里来不及躲进地道的房东老大娘，逼问地道口在什么地方？大娘闭口不讲，敌人抽出指挥刀砍掉了大娘四个手指头；大娘昏迷过去也不肯吐露实情。敌人象发了疯似地四处捣、砸，不料他们北屋夹墙的地道口被砸开了，幸好他们下地道后已拐个弯向前运动了十几米。敌人甩进了手榴弹，然后试图下地道搜索。可是当一个敌人刚从地道口垂下两只脚时，高存信便用手枪打伤他的腿，他哇哇直叫，又把腿缩回去了。敌人见进不了地道，便在上面大声咋呼：“放毒”，“放水淹死他们！”地道里的同志马上解下包头的毛巾，并撤上尿，准备敌人放毒时作防毒口罩。敌人虽没有放毒气，可是开始往洞里灌水。同志们早防敌人这一手，立即把水引到预先挖好的蓄水井里。接着，敌人用烟薰，他们又脱下棉袄堵住进烟的口子，把烟引向通气孔、了望孔排出。敌人见仅从一个地道口还对付不了他们，便到处敲打，想掘开第二个大的地道口。这时，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的爱人肖哲同志抱着她的儿子也躲在地道里，因为洞中黑暗、潮湿，空气又稀薄，小孩受不了，不断地啼哭。肖哲同志怕儿子的哭声暴露了地道的位置，危及同志们的安全，便死死地捂住儿子的嘴，儿子不幸窒息而死。同志们都很同情她，但在这样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有什么办法呢？

    敌人在皮里村折腾了一天。傍晚，九分区的四十二区队和附近的地区队闻知分区机关被敌人包围，紧急赶来增援。敌人得悉我部队已快赶到，便急忙撤走了。

    杜伦上尉脱险后回到军区，我亲自接见了他。他谈了在冀中参观考察的情况和感想，特别提到亲自经历的皮里村地道战，激动地竖起大拇指说：“一个普通老太太为了保护八路军，自己挨打，手指被砍断，宁死不屈；一位分区司令官的夫人为了顾全大家的安全，亲手把儿子的嘴捂住，直至窒息而死，这种老百姓真伟大，这种母亲真伟大，真伟大！”杜伦上尉还对我说：“李将军，我是美国军人中第一个参加过中国地道战的人，非常荣幸。请问将军，这种地道战的战法是哪一位军事家发明的？”我告诉他：“这种地道战是老百姓在战斗中发明的。他们从藏身洞发展到有两个洞口的隐蔽部，然后把一家一户的隐蔽部挖通，连成小坑道，再由小坑道发展到能打能藏、能打能防的村联村的大地道。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主要是领导和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推广经验，促使地道一天比一天更完善，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说，归根到底，地道战的发明者是千百万抗日群众。”杜伦听着，频频点头，又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人民很有智慧，很有办法；日军必败，八路必胜！”杜伦上尉初到冀中时有些瞧不起我们，认为只有他们美国的飞机、大炮、坦克才能打败日本，到了冀中一个多月的经历，才使他打心底里佩服根据地的抗日军民。

    每当回忆起冀中的抗日斗争，我总不能忘记“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她是安平县报子营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丈夫早逝，拉扯着三个子女过日子，生活非常艰难。自从八路军到了她的家乡后，抗日政府处处关心她们孤儿寡母，发给救济粮，村里又组织拨工，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她认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这个理，政府号召拥军，她坚决拥护，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也吓不倒她。开始她只负责看护一两个伤员，后来伤员增多了，她家便成了秘密的临时医院病房，寒来暑往，重伤员抬来，轻伤员转走，今天来三个，明天走两个，伤员不断；医生三两天来巡回换换药，平时都靠李杏阁看护。这样，在她家养过伤的伤员，最少的住三五天，有的住三四十天，最多的还住了一年多。十六岁的小战士刘建国身负十二处伤，有的伤口露着骨头，脑后还有一处镰刀般大的刀伤。村长把他抬到李杏阁家时，他全身血淋淋，已奄奄一息。李杏阁细心地把他的衣服剪开，用棉花沾开水轻轻给他擦洗干净，医生给他上了药，第二天，他才从昏迷中醒过来。李杏阁忙端来稀粥喂他，他才吃一口就吃不下了，原来脑后的刀伤使他张不开口。李杏阁想了想，忙去找来一节苇子杆，让他嘬着喝。因为李杏阁家住的伤员多，不久，张树楷、于春辉两个军医带着两个卫生员也住到她家。医院来人多，李杏阁就在屋里、猪圈里、菜窖里等隐蔽的地方挖了洞，让医护人员和轻伤员住洞里，重伤员躺炕上，一有情况，马上转移。有一天，传来炮楼上的敌人要来搜查的消息，村干部带着医生和轻伤员转移了。刘建国因伤势太重不能转移，李杏阁自告奋勇照看他。她把刘建国的绷带解下来，伤口上贴块大膏药，让他躺在炕上，还故意在他枕头的旁边摆上便盆、破鞋子、烂袜子等脏东西。敌人搜到她家，她镇定自若，故意哭丧着脸对汉奸说：“俺儿子生了恶疮，医生说会传染人，你看，流那么多浓血，看来活不了几天了。”说着，便呜呜咽咽地哭起来。鬼子、汉奸闻到这股恶臭，便捂着鼻子走了。李杏阁就是这样尽心尽力，冒着风险先后护理了七十三名伤员，刘建国、魏登甫等五名特重伤员，人们都以为没法抢救了，部队也为他们备好了棺材，但在李杏阁的精心护理下都奇迹般地活下来，重返前线。

    我们刚到冀中不久，听到分区领导汇报李杏阁的事迹，都深受感动。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决定：授予李杏阁“冀中子弟兵母亲”的称号。二月十六日（农历正月初四），林铁和我亲自带着一个连队的战士，抬着奖旗和装有白面、猪肉、布、毛巾、梨等两个大礼盒的礼品，敲锣打鼓来到报子营李杏阁家。林铁为她戴上一朵大大的光荣花，然后和我两人扶着李杏阁骑上一匹大骡子，并为她牵着骡子经过村庄来到村头的一个打谷场上，召开授奖大会。这时，全村老老少少都聚拢到打谷场上来，一阵热烈的锣鼓声、口号声过后，林铁代表冀中党委和冀中军区授予李杏阁一面我亲笔写的“冀中子弟兵的母亲”八个大字的大红旗，三十六区队也献上“我们的母亲”红旗一面，最后，我代表冀中军区和冀中区党委讲话，宣扬了李杏阁的模范事迹，号召大家向她学习，更好地开展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工作。我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和“向李大娘学习！”“祝母亲身体健康”等口号声打断。我讲完话，台下响起了锣鼓声，战士们舞起了狮子，打着“霸王鞭”，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全场更充满了欢乐和喜庆的气氛。记者魏巍同我们一起参加了这次拜年活动，并为《晋察冀日报》写了一篇通讯，详细报道了这次活动。

    一九五零年九月，“晋察冀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和“冀中子弟兵母亲”李杏阁双双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毛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亲自接见她们，并与她们合影留念。我当时在西安，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就好象再次见到这两位可敬的“子弟兵母亲”一样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