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良，生于1927年，海南陵水县人。从1941年起，便屡遭日本侵略军的性强暴，1942年被日军抓至藤桥慰安所，有长达四年之久的慰安妇生活。
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黄有良的家乡——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从此，这里的人们结束了世外桃园般的宁静生活。
日军为了消灭活动于田仔乡一带的中共琼崖游击队，准备开通一条从三亚藤桥至田仔的公路，称为“陆田大道”，为了修这条“陆田大道”，日军四处抓劳工，他们包围住村庄，不让任何人跑掉，然后挨家挨户搜查抓人，附近村庄里的男人几乎全被抓去当了劳工，而许多年轻的妇女则也被抓走，她们被逼迫着去干一种更灾难更屈辱的活——充当“慰安妇”。
“陆田大道”修好后，日军的魔爪就伸进了大道两旁的村寨。不久，在田仔乡架马村附近约40米的地方，日军设立了据点，美丽的架马村从那时起开始变成了一座地狱。
黄有良的苦难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了。
那年我刚15岁。记得是农历十月初五的那天早上，我挑着稻笼，往村外的水田走。忽然听到一声叫“站住！”我抬头一看，只见前面不远处，站着一队日本兵，我吓得扔下稻笼，拔腿就往山里跑，后边10多个日本兵喊叫着追过来。最后我实在跑不动了，就被他们抓住了。一个日本人叽里呱啦地对我说着什么，我脑袋发胀，什么也听不懂。一个日本兵就把我抱住，在我脸上乱亲；还有日本兵就饿狼似地在我浑身上下乱摸乱捏，还剥开了我的衣服和裙子……我抓住捏我乳房的那只手，狠狠地咬了一口，被我咬的这个日本兵就拔出军刀，朝着我的头要往下劈……
这时有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人朝着那个日本兵大叫了一声，那个日本兵就放下了刀退到了一旁。我已经被刚才发生的一切吓呆了，这个军官看了看我光着的身子，又向那些日军士兵叽哩咕噜地说了一番，然后他手一挥，日本兵便都走开了。那些日本兵走开后，这个军官就走过来搂我，还亲我。我挣脱后，又拼命逃跑，这次他们没有追过来。过了很长时间，我以为没事了，便回到田里穿好衣服，把稻谷挑回家。谁知道这个军官竟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后，一直来到了我家里。这时他就一把将我拦住，把我抱进卧房，然后按在床上，撕开裙子，强奸了我。
下午，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母亲，母亲伤心地哭了一场。我的母亲双目失明，我们一家3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干活维持全家生活，家境十分贫寒。那天晚上，因为害怕日本兵再来，我就躲到邻居家住。那一夜我哭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那个军官又带着几名士兵来到了我家。他走进卧房找不到我，就让我父母手脚着地趴着，对我的父母拳打脚踢，父母被打得昏倒在地上，躲在别人家里的我，听说父母被日本兵打昏过去了，就只好回家。
见我回来了，那个叫“九壮”的军官就又强行把我拉到房里，将我脱得赤条条的，玩弄，最后把我按在床上，强奸。
“九壮”他们以后夜夜来我家。为了不让父母再被毒打，我只好任凭他们对自己糟蹋。
1942年4月的一天，“九壮”带了几名日本兵开着军车来到我家，把我押上车，送到藤桥，关进了警戒森严的军营当“慰安妇”。
和我一起被抓来的妇女都被关在一个大的房间里，比我们先抓来的妇女被关在另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床，有被，有席子，有蚊账，房间门口都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勤务兵安排我们做杂工，如扫地、洗衣服等，夜间逼迫我们陪日本兵睡觉，经常受到几名日军轮流糟蹋，还强迫你做各种动作，直到他们满足为止，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
我的一位同伴，名叫陈有红，几名日本兵要轮奸她，她死也不从，便遭了毒打，最后也还是被强暴了，日本兵把她糟蹋得子宫破裂，血哗哗流，止不住，两天后她便死了。还有一位姑娘，抓来的当夜就被几名日本兵轮奸，她受不了了，就咬断了舌头，后来自杀身亡了。
在慰安所里，我们不停地被轮奸，日子很难熬。当时暗中想过许多办法，想逃走，但日军看得很严，逃不出去。有一位姐妹趁天黑出门方便时逃走了，结果又被抓了回来，日本兵把她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又把她禁闭了起来。以后，我们就不敢再有逃走的念头了。
1944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村里的黄文昌冒死来到了藤桥日军营部找我，见到乡亲，我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开始由于旁边站着日本兵，我们谁都不敢说话。
等日本兵走了，黄文昌才悄悄地对我说：“你父亲死了，快回家吧！”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大哭了起来，不顾一切地去找日军军官，要求回家给父亲送葬。起初日军军官不理睬，我和黄文昌就跪在地上向他们苦苦哀求，最后他们才终于同意我回家。
傍晚，黄文昌带着我从藤桥抄小路走，深夜一点才回到家。一进家门，见到父亲没有死，还在，我和父亲抱头痛哭。原来这是父亲和黄文昌为了帮我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想出的计策。
鸡叫头遍的时候，父亲和黄文昌拿着锄头粪箕，悄悄的在村边的荒坡上堆了一个假坟。然后，我们一家就连夜逃往他乡了。
据说，我们逃走后不久，日本兵到村里来抓给我，村里人就对他们说我因为父亲死了太伤心自杀了。日本兵查看了那座假坟后，也信以为真，便回藤桥去了。
1945年，日军投降了，我回到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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