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玉，生于1925年，海南省保亭县南茂场北懒下村人。1941年被日军抓去当劳工，之后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成为日军性奴隶。1945年6月逃出日军营地，一直藏身于荒野中，直到日军投降。

    从保亭县城到加茂镇的北懒下村，其实并不很远，但却需要走很长的时间。

    在村里找到陈金玉老人那两间低矮的小屋时，她刚刚从地里回来，坐在自己的小屋门前。陈金玉老人那两间低矮小屋的门前放着一口棺材，这口棺材是她为自己准备的，是在老伴去世的那一年和老伴的棺材一起打好的。陈金玉的老伴是在10年前去世的，她说老伴是自己这凄苦人生中最护着她的人。日本投降以后，刚刚从日军的魔窟中走出不久的陈金玉，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位当长工的农民，婚后两人感情一直很好，他们相濡以沫相互携持共同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并养育大了五位儿女。

    10多年了，陈金玉的棺材就一直放在自己那两间小屋的门前，老人望着棺材说：想起自己经历过的那么多屈辱和至今自己仍在承受着的冤屈，有时就真想早些躺进去。

    陈金玉老人穿着自己编织的筒裙，赤着脚，脚面上刚才在地里时被藤条拉开了一条口子，见口子上的血止不住，老人就跛着腿到屋后的草丛里采了一片叶，然后把叶沾上唾液贴在脚面的血口上。

    老人就坐在她自己的棺材旁，这使她的讲述注定有了许多凄楚的味道。

    因为没有油漆，又经十多年的风雨侵蚀，棺材看上去就像是一截有点腐烂的原木，陈金玉不时地用手去抚摸它，“它在这等了我十年了，可我心里的屈气还没出，我进去也不能瞑目。”老人就这样开始了她的那段屈辱生活的回忆。

    1941年初，日本人在我们这建据点的时候，我才16岁。当时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劳工。开始时，我被派去种水稻，种蔬菜，不久就被编入了“战地后勤服务队”，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觉得当了队员比其他劳工要轻松一些。进了“战地后勤服务队”后，我就被安排去抓烟草虫。这时天天都有日军监工在监视着我们。在我当了服务队队员后的第七天，我和其他姐妹正在吃午饭，日本兵来到了我们住的工棚，叽里呱啦说了一阵子后，翻译就对我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就跟着他们去。我一进房间，门就被乓的一声关上了，我当时就被吓得叫了一声，结果便挨了一个嘴巴子。日军比划着要我脱掉裙子，我不肯，他就扑上来把我扒了……那是我第一次被强奸，我疼得叫起来，日本人就不许我叫，还打我嘴巴。

    被强奸后，我很害怕，就趁监工不注意的时候，逃回了家。刚刚逃到家，就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们把我从家里抓了回来。抓回来后，日本兵把一把军刀倒插在地上，要我在军刀上面弯下腰手脚着地，军刀的刀尖刚好抵在我的肚子上。撑了一会儿，我就感觉撑不住了，但是一撑不住就会被刀尖戳死，所以我就咬着牙死命地撑。这时，日本人还用棒子在你的腰上打。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向他们求饶。

    从那以后，我就天天都要被日本人强奸。就连来月经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被放过。实在受不住了，就又想逃。

    有一天下午，我和姐妹们一起到加茂河洗澡，我就偷偷潜水过河南，爬上对岸就跑，结果又被岗楼上的日本哨兵发现了。这次被抓回来后，先是一顿毒打，之后被拉到操场上，要我四肢着地，像牛一样爬。

    当时正在下大雨，身上刚刚被打出了很多伤口，雨水一淋钻心地疼，我没有爬几步，就趴在泥水里，不能动弹了。当时多亏了姐妹们通过翻译官向日本人苦苦哀求，我才保住了命。以后，日本人看得更严了。

    1945年6月，有一天日本人显得很慌乱，他们持着枪进进出出的，像是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我便趁天黑游过加茂河，逃回了家。我刚一到家，日本人就又追了过来，我当时被吓坏了，想这一次被抓住，就活不成了。我就跑到了保长家，保长就对我说快往山上跑，到山里躲起来。我逃的时候，远远的都能听到追我的日本兵在对保长大声叫。

    我在大山里躲了两了多月。有一天，家里人找到我说“哑客”（当年当地人对日本人的称呼，意思是不能和他说话的人）下海了。我就小心地从小路摸回家，村里人都说日军据点里已经没有人了。

    日本人走了后，我就嫁给了自己的男人。因为当初我一直不吃日本人发的“预防丸”，所以我还能生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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