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亚金，生于1926年，海南保亭县南林乡什号村人。43年10月被日军抓去，在多个日军据点间辗转充当性工具，因被蹂躏至病得以回家。后又多次遭日军集体轮奸。
我曾经三次犹豫过放弃对林亚金的寻访。
林亚金所在的什号村很偏远，从保亭县城到什号村不通车，也不通路，在最大的地图上也找不到它的名子。花了一两天的时间，我在小县城里四处打听去什号的路径，人们大都不知道这个小村子，偶尔有人知道，也都说那里不好去，也不好找。我有些不相信，就这么小的一个县，那么大的一个村庄能不好找到哪里去？于是我决定去租车，自己直接去找。在这个不大的县城里，出租车的生意并不好做，出租车的人也都很热情，但当我说要去什号村时，他们便都不再理会我，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就有人真诚地告诉我：伤车，那里真的不通路，去不成。这时，我第一次有了放弃去什号村的想法。
第二天一早，我决定还是要去什号村。以正常租金的两点五倍，我终于租到了车。而这时，天却开始下起了雨来。路很泥泞，车总是陷到泥坑里，走不了多远我就要下来推一次车，红色的泥浆和雨水将衣服裱得铅一样沉，路两旁的杂草树枝狠狠抽打着我和车身。什号真的并不好找，路很乱，蛛网似的四处延伸，我们在树林里，在有着茂密植被的山野中盲目地穿行。司机常常会突然停下车，扭头问我：还往前走吗？这时，我第二次想放弃去什号村。
在一阵犹豫之后，我还是要去什号村，而这时司机也作出了他的决定，他不再前行。司机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找了一位熟悉路线的村民，让这位村民用摩托车载我继续去什号村。
什号村终于找到了，就在一条宽阔而又湍急的河流的那一边。沿着河边上下绕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找到通往河对岸的桥。雨还在下，河水还在往上涨。摩托车驾驶员说：回吧。这时，我第三次有了放弃去什号村的想法。
我无法不去什号村。看我要过河，摩托车驾驶员先是拼命阻止，见我决心已定，他就到树林里折了根树枝给我，要我拄着它一探水深。在岸上摩托车驾驶员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的指导下，我终于渡过了河，走进了什号村，找到了林亚金老人。
下面是林亚金老人的讲述。
那是1943年10月的一天，我和谭亚銮、谭亚隆还有李亚伦4个姑娘一起，正在稻田里收割水稻，突然听到邻村方向响起了密密麻麻的枪声，我们害怕被子弹打中，就趴在稻田里，探着头朝邻村方向看，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时候背后有一队日本兵在悄悄围过来。
当天，我们4个姑娘被日本兵押着，翻过了一座山，到了崖县一个叫什漏的村里。
到什漏村后，我们4个人就被分开关在4间茅草屋里。村里的人都在日本人到之前逃走了，留下的都是空屋。
日本兵四五人一伙，找我们一个一个地问话，问我们抗日游击队在哪里。我们实在不知道，看着日本兵那么凶，就都害怕得哭了起来。
记得问我话的4个日本兵中，有一个翻译。他们问完话走了，把我一个人锁在了屋里。第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傍晚，来了另外4个日本兵，其中也有个翻译。几句问话后翻译就退出去了，听翻译说这三个日本人是当官的。这天晚上，我就被这3个当官的轮奸了。这三个日本人都不是人，痛得我使劲地喊，他们见我痛得直喊，就煽我的嘴巴，不让我喊，就这样一直捱到他们倦了才停下来。
从那以后，每夜都有日本兵来找我，每次3至5人不等。轮奸时，往往是一个强奸，其他的在一边看，还笑。天天如此。每天三顿饭，有伙夫送来，每顿一个饭团和半条鱼，有时是一小块猪肉，但我由于天天被糟蹋得浑身酸疼，饭也吃不下。
白天被关起来，大小便都不自由，夜里被糟蹋，弄得人死去活来的。我想逃跑，但跑不了。茅屋外面，有木板搭成的岗楼，有几个当兵的轮流着站岗。在什漏村过了10天，我们被送到了南林日军据点，关进一间铁皮盖的房子里。
南林日军据点离家里不过两三里路，远远的都能看得见我们的村子。离家这么近也不能回家，父母也不知我的死活，就这样在这里每天被三五个日本兵轮流糟蹋。那时常常想到过死，又一想父母可怜，无人照顾。
在南林日军据点关了不久，他们就又把我重新押回什漏日军据点，和来时一样，有6个日本兵押送，前面3人，后面3人，怕我逃跑。
回到什漏日军据点，还是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不过破例可以走出屋子。据点边上驻有一个中队伪军，中队长是当地黎族人。因为是同乡人，我壮起胆子认他为大哥，恳求他救我出去。我向他诉说自己的非人遭遇。我说，这不是人生活的地方，日军每晚都来轮奸我，连月经时也不放过，只叫我洗一洗下身，擦干了他们又来强奸，弄得满身经血。
一个多月后，我生病了，皮肤发黄，浑身浮肿。伪军中队长见我可怜，就叫我认他干爹，趁便给我帮忙。他向日军求情，说我生了病，家中母亲也病危，需要回家探望，顺便也好看医生吃药治疗。日军见我焦黄的样子，已失去兴趣，这才同意放我回家。回到家，才知父亲真的生病了，而且病情严重。不久父亲去世，剩下母亲和我，母亲让我到什丁姐夫家吃草药治疗。两个多月后，身体逐渐好转，那已经是1944年初夏了。
因母亲体弱多病，家中贫困无法生活，我就到罗朋（崖县境内）村去，给一家人打工。这家主人是农民，没有儿女，我给他们干农活，有饭吃，还有点钱为母亲治病。大概有半个月吧，有一天，这个村来了4个日本兵，是罗朋据点的，他们发现我，就硬拉我上山去砍扫把，我担心挨打，只得跟他们上山。行前那个翻译被日军支走，3个日军押着我上山，由于语言不通。只用手比划。谁知到了山上，他们并不让我砍扫把，他们拽住我，粗暴地乱捏我的胸部，痛得我直叫。日本士兵全不顾我痛苦反抗，就将我按在地上，扯破衣服把我轮奸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大哭一场。我将白天的遭遇告诉主人，她也很担心，劝告我早点离开此地，不然，那些禽兽还会来找麻烦的。于是我只好回家了。
不久，弟弟庆安生病，在县城住院医治，我去探望。路上必须要经过一个日军哨所，快走近哨所的时候遇到了3个日军士兵，这时正好周围又没行人，他们拦住我，叽哩呱啦，动手动脚，虽然我听不懂，但心里明白，今天又要遭殃了。眼看无人求助，我转身往回跑，但跑不过日本兵。他们把我拖到路边的山坳轮奸。本来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再也承受不了他们这般糟蹋，于是我大声哭喊，拼命挣扎，希望有人来救。恰好一位农民老伯下地看水，路过此地听到呼救声，扛着锄头就赶过来。此时日军发泄完毕，弃下我溜进哨所去了。老伯见我衣服被撕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一边不绝地骂着畜牲，一边扶起我，叫我跟他回村里。我双腿麻木，已是走不动了。老伯就把我背到他的家。直到第二天我的感觉才好了些，却再也不敢去县城了，回家后，我再也不敢出门了。
听别人说，和我一起被抓到什漏日军据点的谭亚銮、谭亚隆、李亚伦也受尽折磨，直到日军投降后她们才回南林老家。当时因我生病不能去看望她们，只听乡亲说她们3人个个皮肤蜡黄、全身浮肿，在家服药治病。1946年春夏之间，她们都先后死了。
1951年初，我嫁到罗葵什号村。
“文革”那些年，因我曾当过“日本娼”，被批斗，不能参加贫下中农召开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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