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嘉陵江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水气，码头上是噪杂的，各种叫卖声，轮船的汽笛声在江面上回荡着。朝北碚开去的轮船上，挤满了乘客，不少是从市区到北碚上班的人，一张张焦虑愁苦的脸相，显得异常的沉寂。船在航行，江面上迎面吹来的晨风，湿润而凉爽，使闷在山城里的人，得以呼吸一点清新的空气。

    曹禺又和叶圣陶会面了。他们都在复旦大学任课，是经常在船上碰面的。一路上，倒是他们畅心谈天的时候，曹禺对这位前辈是十分敬重的。他清楚记得，还在《日出》问世的时候，叶圣陶写了《成功的群像》，那篇文章虽然很短，但却对《日出》有一种会心体己的赞扬，说《子夜》和《日出》“都不是‘妙手偶得之’的即兴作品，而是一刀一凿都不肯马虎地雕刻成功的群像”。并且说，《日出》的“体裁是戏剧，而其实也是诗”。他曾为这样的批评而得到鼓舞，那是很能体会作者创作甘苦的批评，这就使曹禺对叶圣陶更加敬重了。现在，经常会面，亲自听到叶圣陶的见解，对他来说，确实是难得的好机会。曹禺说：１９４２年，我和叶老都在复旦大学教书，学校在北碚，我们都住在校外，经常是两个人碰到一块。在船上我们谈得十分投机。我从学生时代就读叶老主编的《少年》杂志了，他的我也读过，他那种洗练的文笔，雕刻人物的功力，是令人敬佩的。但我常听到关于他的为人种种，特别是他对后进的奖掖和提携，我的《日出》他就亲自写过批评，如今我仍能记住，他确是一位宽厚长者。我能喝一点酒，叶老常拉上我一起到酒馆里去喝“渝绍”，就是重庆酿造的绍兴酒。他很健谈，性格开朗，给人以强烈的感染。我如今还记得在船上，在酒馆里叶老的神情，我从他那里得到教益，是很难忘怀的。①

    在重庆，过往最多的还是巴金。他常去巴金家里，每次到那里，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从那里得到温暖，得到鼓励。他说：

    巴金的爱人萧珊是一个很善良很贤慧的人，我是非常敬重这位大嫂的。在重庆时，我穷得不得了，有时一天就啃两个大烧饼，有时连烧饼也啃不上。在这种时候，我就跑到巴金家里，又吃又住。每次都是巴金的爱人来招待。那时，巴金家里每天都有客人，经常有一桌穷客人。其实他并不富裕，但人们去是要从他那里得到友情和温暖。我住在他家楼上，他和他爱人住在一间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有时，他手头宽裕时，就约我到宁波馆子去打牙祭，巴金对谁都那么好，他永远是我的大哥，我敬重的兄长；他对朋友永远是那么厚道、宽容、友爱！②他改编的《家》，于１９４２年夏季脱稿，１２月就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仍然是经过巴金亲自校阅。话剧《家》的创作和出版，又一次凝结着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曹禺是幸福的，在创作上，他始终得到巴金的默默而坚实的支持，得到这位兄长的关心和爱护。

    在中国的作家群中，曹禺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是比较平坦的，他确是个幸运儿，也许是因为他那样年轻就写出了才华出众的作品的缘故。巴金好象就是他的守护神。不仅仅是巴金，还有其他的朋友，特别应当提到周恩来同志，在那些激荡的斗争年代，他对曹禺是格外关心和爱护的。

    １９４２年的冬天，他收到周恩来同志的信，在信中谈到他的《雷雨》、《日出》，是一片惜才之情，爱才之心，是学长般的关怀，是朋友间的赤诚，并特地邀请他去曾家岩五十号做客。之后，他不止一次去看望周恩来同志。曹禺是这样深情地回忆的：

    那个时候，只要去曾家岩，走起路就脚下生风，心里头也畅快极了。一踏进曾家岩的小门，就觉得把国民党陪都的污浊都撇在了外面，在这里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一眼看到周总理的亲切微笑，阳光就照进了心中。那时，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穷的，有时吃不饱肚子。周总理知道了，邀我们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饭。重庆的冬天，十分阴冷，周总理看我穿着单薄，送给我一块延安纺的灰色粗呢，让我缝衣御寒。

    后来，我向周总理提出想到延安，想离开国统区的丑恶和阴暗。周总理循循善诱，要我留下。他说，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后来，我逐渐看清了，笔就是一种用来战斗的武器，我应当握着它，为祖国，为人民，为无产阶级而写。①一次，他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去南渝中学看望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张伯苓是坚决抗日的。“七七”事变前夕，他就预感到日本人会对他进行报复，就在重庆选择了校址，准备着一旦战争爆发，就把南开迁到内地去。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日本军队派飞机轰炸了南开大学，他多年奔波精心经营起来的美丽校园，在这次轰炸中几乎成为一片废墟。重庆的南渝中学在抗战烽火中又屹立起来了。他就在南渝中学的家属宿舍里，和师生们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他常常念起他的学生，周恩来、曹禺都是他得意的门生。看到他们来看望自己，他是十分欣慰的。曹禺回忆说：

    我和周总理到南渝中学去会见张伯苓校长，老校长留我们用饭，在座的还有九先生张彭春。席间九先生和周总理展开了讨论，九先生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以为然。而周总理非常泰然，心平气和地向九先生解释说：“你说的不对，不符合事实。”用许多事实来说服九先生。老校长在一旁不置可否，只是注意听着。告别出来，我搭乘周总理的汽车，在半路上他让我下车，说，“你不半路下车，叫国民党特务看见，就把你当共产党抓了”。这次同去张校长家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老校长十分尊重，对九先生的意见，也很耐心地倾听，他总是以理服人。使你不能不心悦诚服。②周恩来同志对曹禺的关心和爱护是十分感人的。吴祖光曾谈到一件事，他说：周总理对曹禺是格外关心的，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日本投降之后，要在上海创办《新民晚报》，约我去编副刊，立即要去上海，由报馆给我买好了去上海的飞机票，是１９４６年元旦这一天的票。临行前夕，我去看望周总理，到了曾家岩五十号，我向警卫人员说明来意，警卫说周总理正在开会，这样，我就不敢再打扰他了。但很快警卫人员又赶上来，说周总理让我回去见他。他同我谈了两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他几乎用了一半时间询问曹禺的情况，问是的写作情况，家庭问题，婚姻问题，问得相当详细。从这件事可看出周总理对曹禺的爱护和关心。①在那大夜弥天的年代，周恩来同志无疑成为曹禺心上的一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他前进的路程。曹禺对党的认识，对党的感情，对党所抱的希望，就是这样地凝聚起来的。

    大约在改编《家》的时候，张骏祥就约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曹禺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后来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译者前记》中说：“那时在成都有一个职业剧团，准备演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邀了张骏祥兄做导演，他觉得当时还没有适宜于上演的译本，约我重译一下。我就根据这个要求，大胆地翻译了，目的是为了便于上演，此外也是想试一试诗剧的翻译。但有些地方我插入了自己对人物、动作和情境的解释，当时的意思不过是为了便利演员去了解剧本，就不管自己对于莎士比亚懂得多少，贸然地添了一些‘说明’。后来也就用这样的面貌印出来了，一直没有改动。”还在大学读书时，他便钻研过这位伟大剧作家的作品。他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并不亚于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这些曾经直接对他的创作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剧作家。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戏剧博大精深，他甚至说：“宇宙有多么神奇，它就有多么神奇。”他也承认莎士比亚对他创作的影响：“我从易卜生的作品中学到了许多写作方法，而莎士比亚的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是任何天才不能比拟的。莎士比亚的诗，就像泉水那样喷涌而出，每个人物，哪怕是一个乞丐，一个流氓坏蛋，一个王侯，说出来的台词，时如晶莹溪水，时如长江大海，是宇宙与人性的歌颂，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奥秘，是寻常却永恒的珠玉，是阳光灿烂的人道主义的精华。”①也许，你很难找到曹禺哪部剧作直接而明显地受到莎士比亚的影响；但是，可以说他的每部剧作都渗透着这位伟大剧作家的艺术精髓。像莎士比亚的诗情，那是曹禺在创作中所追求的，在《雷雨》和《日出》、《北京人》中都可看到这种一贯的追求。像《日出》中对金钱社会的鞭挞，难道不闪烁着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那种诗情！而话剧《家》更可看到莎士比亚诗剧的影响。莎士比亚对复杂人性的探索更吸引着曹禺。在这次翻译中，显示了他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独特的感受和见地，他说：“我以为这个悲剧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并不使人悲伤。只是像４月的天，忽晴忽雨；像一个女孩子一会儿放声大笑，一会儿又倚在你的肩膀上低低地哭泣起来。”①他是以他的诗人的心灵去感受着这位伟大剧作家的作品的，因此，就独具慧眼，从中把握着这出悲剧中的美学的特色。他在翻译中，把他的这种感受也融入整体戏剧气氛和具体的文字之中。

    翻译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优秀的译作，如同创作一样。《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闪现着曹禺的才华和诗情，译笔优美流畅，独具一格。柯尔律治曾说“莎士比亚有意使《罗密欧与朱丽叶》接近于一首诗，这一点可以从贯穿在剧中的众多押韵的对句中看出来”②。而曹禺正是把它作为一首诗来翻译的。不但体现出莎剧诗的神韵，而且把它的节奏和韵律也翻译出来。他特别称赞这个戏的第二幕第二景，即在凯布邸中花园，罗密欧和朱丽叶幽会的一场，他说这场戏“把爱情描写得如此细腻动人，实在少见”。我们不妨摘引一段译文：

    罗密欧走进

    罗密欧（听见墙外墨故求的话）

    没有受过创伤的，

    就会嘲笑别人的伤痕。

    朱丽叶出现在楼上的窗口但是静静的，是什么光从那边的窗户透出来？

    那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

    起来吧，美丽的阳光，射倒那嫉S*的月亮；惨白的月亮都焦虑得病了，她气死原是她的侍女，为什么比她还美？

    别再陪伴她吧，因为她嫉S*你。

    她那修道的衣服都发了惨绿，那是小丑们穿的，你就丢了吧。

    月光照见朱丽叶的脸。

    这是我的她，哦，是我的爱！——哦，要她知道了多好！——朱丽叶仿佛颤了一颤。

    她开口了，可她没有说什么。

    这有什么？

    她的眼在说话，我就去回答。

    我太莽撞了，她不是对我说的。

    天空中两颗最辉煌的星星要出门，就请她的眼来代替他们闪耀，候着他们归来。

    真的，如果她的一双眼睛悬在天空，星星就替代她的眼睛，那会怎样？

    那她脸上的明媚一定盖过星星的亮，如同白日的光压倒了灯光，在天上她的眼一定照耀满天的光明，鸟儿乱叫，以为白昼已经降临。

    看，她悄悄把手托着她的脸！

    嗳，为什么我不是那手上的手套，就轻轻靠着她的脸！

    无论是罗密欧，还是朱丽叶，在他们的爱情的絮语和独白中，都蕴藏着青春的朝气和生命的力量，是那么真挚，是那么甜蜜。虽然，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死去了，但却给你一种欢快和乐观的情绪，曹禺把这些都翻译到他那充满诗情的文字里。我在《曹禺剧作论》中谈到他的话剧《家》，曾这样说：“这样杰出的爱情诗篇，自然使我们联想到曹禺翻译的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这同样也是一部关于青春和爱情的悲剧。不知是《家》的创作启发了他那样富于诗情的翻译，还是莎剧的诗意影响了《家》的改编。的确，在《家》中是蕴蓄着莎剧的现实主义的神韵和风采的。”《家》中第一幕第二景中觉新和瑞珏的诗的独白，也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景一样，把爱情写得那么细腻动人，在悲怆中蕴藏着爱情的甜蜜，在冬天中透露着春的消息。

    １９４２年底，在山城传出了“曹禺要演戏了”的消息，这成为当时一条重大的社会新闻。

    他到重庆这一年，可以说是马不停蹄。教书，参加社会活动，翻译剧本，创作剧本，如今又要演戏。尽管他已经多年不演戏了，但是他仍然不忘情于演戏。舞台曾是他的摇篮，也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他去创造。越是离开舞台久了，舞台越是具有一种诱惑力。那种创造角色的愉悦，那种同观众一起直面交流的情景，曾给曹禺带来多少美好而难忘的回忆啊！他早就读过贝拉巴拉兹的《安魂曲》，他读的是英文本。这个剧本并不能说是十分杰出的剧作，但是，它却有一种感人的力量。这因为莫扎特的事迹本身就是感人的，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具有令人惊异的音乐天赋，五岁时便写出一首钢琴协奏曲。姐姐也有着音乐的才华，父亲带着姐弟两个到欧洲各地进行演出，在慕尼黑，在巴黎、伦敦、荷兰……到处都赢得帝王的喝采。过早的成名，却往往带来悲剧。尽管莫扎特的曲子到处为人演奏，他的歌剧令观众倾倒，可是贫困和饥饿一直伴随着他。莫扎特连一个职位都谋不到，那些王公贵族们只不过把他作为自己享乐的工具，那些富豪们把他当作摇钱树，拚命榨干他身上的血。《魔笛》演出２００场，巨大的收益都流进了诡计多端的席坎内德尔的腰包。贫困饥饿严重损害着他的健康，吞噬着他的生命。３５岁的时候，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便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临死前，他为了生计不得不接受一个陌生人的委托，请他谱写一首安魂曲——为死者所作的弥撒音乐。是谁委托他写的，那位陌生人拒不透露。那时，一个极度富有而好虚荣的贵族，常常要著名的作曲家谱曲，然后却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陌生人正是受一个贵族的派遣，为他死去的妻子作安魂曲的。莫扎特接受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他说：“我是在为自己谱写安魂曲。”但是，《安魂曲》未能完成，他便在一次高烧中终结了他年轻的生命。他所留下的遗物只值３８美元，而他献给人类的，却是他那永恒的音乐——巨大的精神财富。贝拉巴拉兹的《安魂曲》，是紧紧地环绕莫扎特的死而写的，特别是最后一幕，写得诗意盎然，充满哲理，感人至深。曹禺是深深地被感动了。他年轻时，就喜欢莫扎特的音乐，而莫扎特的天才和他的悲惨遭遇，曾激动着他的心灵。最初，他翻译过这个剧本，是根据《苏联文学》英文版翻译的，在翻译中他对这出戏有着一种迷恋。当他接受莫扎特这个角色，他是非常高兴的，一种创造角色的激情又在他心中燃烧起来。

    这次，曹禺又是接受老友张骏祥的邀请，他们再一次合作，不过，不是张骏祥导演他写的戏，而是在张骏祥导演下演戏了。

    那时，张骏祥和杨村彬正领导着中央青年剧社，剧社中有一批年轻而有才干的演员。１９４２年的夏天，中青社疏散到山青水秀的北碚，他们刚刚排练出两出外国戏《好望号》和《富贵浮云》，中青社又进城了。社址就在重庆中一路新华商场后边两间大得像仓库的房子里。这里，距离抗建礼堂很近，离国泰大戏院也不算远，倒是一个适中的地方，只不过太简陋了。但这对于热心于艺术的人们来说，并不算什么问题。《好望号》、《富贵浮云》没有演出，社长张骏祥就决心把《安魂曲》先搬上舞台。焦菊隐译出了剧本，很快就把剧组建立起来。据吕恩回忆，参加《安魂曲》演出的人员有：曹禺饰莫扎特，沈扬饰莫扎特的父亲，赵韫如饰莫扎特的姐姐兰柔儿，路曦饰莫扎特夫人康士坦绿，耿震饰剧场经理席康奈德，张瑞芳饰爱洛霞，吕恩饰女裁缝兼跳舞者，邓宛生饰爱洛霞的妈妈；此外，刘郁民、施超、洗群、方琯德都参加了演出。

    张骏祥、焦菊隐和曹禺这三位戏剧大师合作得十分融洽，使年轻人得到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排演这出戏是很困难的，官方百般刁难，不准动用中青社的财务。演出资金是电机工程师余克稷从多方筹集来的，他担任了此剧的“演出者”。名义用的是怒吼剧社。经过２０多天的紧张排练，于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在国泰戏院首演。

    曹禺沉浸在他的角色之中。那时，他也像莫扎特一样，过着贫困的日子，也曾尝过像莫扎特经受王公贵族统治的味道。艺术家的心灵总是相通的。他崇敬莫扎特，用心体验莫扎特，莫扎特的形象激励着他。剧中柯大主教逼着莫扎特回到沙尔兹堡去，莫扎特一再申诉着他的请求，恳请大主教不要拒绝他的请求：

    柯大主教（大声叫出）我永远不能把我这宝贵的工具让给任何人！

    你是一架琴，上帝把这架琴交在我的手里，就应该由我来替上帝尽责。

    莫扎特（直率）可是大人，我不是别人随便弹弄的一架琴，音乐是从我心灵里发出来的，是我的心的声音。

    这几乎喊出了曹禺的心声。在《蜕变》的审查中，他饱尝了统治者扼杀艺术、扼杀艺术家心灵的滋味，面对着审查官老爷的挑剔，他也是一样的痛苦的啊！莫扎特没有在大主教前低下他那高贵的头，他喊出了：“大人，我不去！”演到这里，曹禺的心里感到一种痛快，一种骄傲。

    在演出中，最使他激动的，莫过于最后一幕了。莫扎特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但是，他在病中作曲，他早已把病置之度外。那些关心他的朋友劝他不要再作曲，不要再跳舞，不要再喝酒。格蕾特那样惊异地问着莫扎特：“您怎么可能这个样子呢？刚才您自己说，您的生活多么艰难，多么悲痛，可是您写出来的音乐，怎样又像夜莺，像百灵鸟，像春天那样的快乐？”莫扎特回答说：我的小格蕾特，生命既不是悲哀，也不是苦痛，那才不是生命呢。生命是你亮亮的眼睛；你的美丽的嘴唇；是天上的云彩；是有月亮的夜晚；是秋天的树叶，快乐地披上了灿烂的衣裳；是拉斐尔的图画，是巴拉士坦的合唱。美呀，美呀，生活是多美啊！不过在它上面，都压上了许多沉重的锁链，多少妖魔鬼怪，吸尽他的血，折磨他，压迫他。但是我的音乐是从生命的最深源泉发出来的，这些怪物没有法子靠近它。生命在歌唱，不顾一切地在歌唱。总有一天它从脚镣手铐的捆绑中解放出来。那时候，它就自由了，充满了快乐，像音乐一般地光明起来！不过我，我活不多久了！

    这是一曲充满诗意的动人的生命之歌。曹禺在他的《北京人》中也曾唱过他自己的生命的歌，探索着人生，思考着人生。好像这首生命之歌就是从心中深处唱出来的，又像泉水一样渗人他的心田。每演到这里，他那明亮的眼睛闪烁着动人的光芒。

    还有爱洛霞同莫扎特诀别的一场戏，也使他沉浸在那充满悲伤的诗意境界之中。莫扎特那种为了艺术创造而不怕牺牲的伟大灵魂，把他吸引住了。莫扎特决不后悔他和爱洛霞的爱情所曾带来的痛苦：“爱洛霞，我尝过了多少痛苦，可是我并没有丢失什么，现在一切都变成了音乐了。”莫扎特临死前仍然这样说：

    我不过才３５岁呀……在我最后的一刻，我不知道是否真把我才能里可以给人快乐的都拿了出来，不过生命的价值不是拿寿命的长短来估量的，有这种时候，有这种工作，人们在一刻钟把一生都活了，我有过这样的时候，我有过的。如果我的生命再延长一百年，它的快乐，它的感受，也不会因为这个而更深刻的，就这样生命已经很充实了，我是满足的。

    莫扎特的生命到了最后一息，他还在指挥着人们唱他的《安魂曲》，朋友们为这乐曲深深感动了，抑制着眼泪，不能再唱下去了。莫扎特说：啊！可怜的朋友们，……你们的心太沉重了，那是唱不好的呀。我这些调子，有一天会给自由快乐的人们唱的。你们为什么哭呀？这不过是音乐呀！过去的一切，也都是“音乐”啊。无论如何，生命是美丽的……

    就这样，莫扎特的眼闭上了，一个伟大的生命，一颗伟大的灵魂安息了。曹禺同我曾这样谈到：演到莫扎特生命的最后一息，似乎连自己的生命和灵魂都来了一次升华。我喜欢这出戏，我喜欢莫扎特这个形象。写一个角色和演出一个角色都要用自己的心灵去创造。我演得不够理想，但我确是用我的全部心灵去拥抱这个角色。演过这出戏之后，我再也没有演戏了。①

    张瑞芳曾经这样回忆《安魂曲》的演出，她说：“当时金山想演莫扎特这个角色，但张骏祥请曹禺来演，路茜演女主角。曹禺的道白很精采，在他同女主角的一段对白中，他的表演十分有感情。曹禺在排练中台词发挥得很好，只是上台后，因音量提高，稍嫌逊色。曹禺对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性情心理体会很深，所以他演的莫扎特味道十足，连外国人看了也很满意。”①评论家刘念渠对曹禺这次演出的评价很高，他说：“曹禺不仅表现了一个音乐家莫扎特的形象，而且表现了一个受难者的灵魂。……在莫扎特这个人物中，他注入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注入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水乳交融地流泻着、迸发着。是这样的，他使这个人物有了深度。”②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安魂曲》的演出，博得观众的欢迎，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反响尤为强烈。官方从中捣乱，企图阻止观众，但上座率不断上升。吕恩回忆说，有一次演出结束，外面大雨滂沱，重庆的街道坡坡多，小巷多，一下雨道路泥泞难于行走，时间已到下半夜的两点钟了，雨还没有停止的迹象。导演张骏祥在舞台上踱来踱去，他忽然计上心来，把大家叫到一起，建议同仍留在剧院里的观众联欢。这些观众是从沙坪坝特地走进城来看戏的大学生，他们热爱话剧，宁愿节衣缩食也要节约出买戏票的钱，是最忠实的观众。他们喜欢《安魂曲》，对剧中的奥地利统治阶级无比愤恨，他们说：“历史有时会开玩笑，出现惊人的重复或者说惊人的相似。我们决不允许剧情中的历史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相似地出现……。”在联欢中，演员和观众像故友重逢，讲故事，拉家常，玩抢椅子游戏，拍手唱歌，成为朋友。③《安魂曲》激起正义青年的热情，这出戏把演员和观众的心联结了起来。

    最动人的，也是令人难忘的，是陶行知先生看了《安魂曲》后，他感动得流了热泪。他知道第二天是《安魂曲》最后一场演出了，便连夜赶回育才学校。更深夜半，敲响了钟声，把“孩子剧团”的同学集合起来，向他们讲了他看《安魂曲》的感受，要求学生从学校所在地——草甸子出发，步行一百里赶到重庆城里去看《安魂曲》。这些孩子们坐在戏院楼上的台阶上看完了这出戏，使演员们十分感动。曹禺回忆此事时说：“我为陶行知先生这种精神感动了，也为孩子们的精神感动了。”陶行知夜半敲钟去看《安魂曲》，在重庆一时传为佳话。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