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冲击波过后，高秋雨显示出了自己的智慧，他指挥两位惊魂未定的同事从办公桌下钻出来。让她们迅速收拾东西，然后三人一起小心翼翼地向外撤离。他们行至出口处，发现办公楼的大门已经被堵住，切断了他们的逃生之路，两位女同事的眼睛里马上泪光闪烁，她们以为“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再一次看向高秋雨，向他投去求助的目光，希望高秋雨能够再次给予她们生存的希望。高秋雨又不负众望，他仔细观察了一下环境，沉着冷静地带领两位女士往楼上唯一可以爬出的缺口走去。正当这时，三人遇到了陈生、戴春、邹家驹。

    高秋雨、华娇、刘淑娴看到了戴春“黏”到邹家驹身上的样子。邹家驹只穿了一条短裤，而戴春穿了一件睡衣，袒露出乳沟和大腿。本来她的乳房就“高屋建瓴”，上身的突出部位耀人眼目，三个人就联想到邹家驹、戴春在“光天化日”之下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们尤其憎恨戴春，认为已经结了婚的人在白晃晃的阳光之下还这么放荡，真不是个东西！如果没有这次地震，谁也不会想到两个势不两立的人在阳光明媚的午间睡在一起。人啊，太会伪装，伪装得太像了！三个人平常知道邹家驹与戴春是死对头，而且邹家驹憎恨戴春可以说恨得“咬牙切齿”、“刻骨铭心”，所以对他们两个人此时的行为极其不理解。由于余震不断，情况紧急，六个人来不及讲述各自的遇险经历，来不及自嘲满面尘灰、衣衫不整的形象，甚至来不及为劫后余生欣喜，陈生当机立断决定撤离到办公楼外安全地带。

    逃生之前，邹家驹觉得心里仿佛失去了什么似的，空荡荡的，他突然想起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办，宛如军人丢失了枪弹一样忐忑不安。身为一个金融工作者的责任感提醒他，要把银行库款保护好。塔山分理处的钞箱和金库就是军人的枪支和弹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失，邹家驹想，哪怕危险再一次降临，也要尽力把现有的库款保护好。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陈生，陈生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者，还真没有想到金库的现金和重要凭证，他那时满脑子是求生的念头。陈生以为，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能够把人带到安全地方就非常圆满了，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喊以人为本，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邹家驹的提议，促使他清醒过来，他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平时分理处取得了什么成绩，他都是“独占鳌头”，不允许部下“平分秋色”。现在这个特殊时期，他更不愿意让保护金库现金和重要凭证安全的功绩被别人拿走。当然，在危险面前，他非常愿意部下们为他分忧，解决目前的困境。陈生说：“这个事我早就想到了，只是担心大家被砸到里边，才没有正式提出来，现在有人支持，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陈生不愧是领导，他把自己的设想又由大脑过了一遍，他认为：六个人已经在危难中见证了团结的力量，在废墟中守护了生命。职工们从地震前的“散兵游勇”凝聚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团体。虽然这里有令人讨厌的一对“淫荡男女”，但这样的团队，目前还是有工作能力的。

    此时，整个团队的人再也没有时间想男女之间的事，三位男子汉开始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陈生开始指挥“战斗”。他知道邹家驹办事效率高，就指挥他迅速将营业室的钞箱收拾好，让高秋雨帮助华娇、刘淑娴和戴春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大家都明白，陈生是让众人想办法把戴春武装一下，以免走出去影响了“军容”，有损国兴银行的体面。高秋雨鬼点子多，对这种特殊的“工作任务”从来都是有办法的。陈生果然知人善任，大家很快将事情都办好。在陈生的带领下，三位男子汉鱼贯而行冲向金库，他们希望把金库里的现金、枪支和重要凭证全部抢救出来。可是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三个人来到金库时，发现金库的铁门已经在地震波的剧烈冲击下变形而无法打开。高秋雨仔细瞧了瞧金库周围，他认为凭三个人的力量无法打开金库，就试图用座机对外联系，想把了解的灾情通报给上级领导，希望上级领导派遣人员来救助。之前手机已无任何信号，陈生虽然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与上级联系，却未能如愿。高秋雨没有想到，用座机也无法对外取得联系，通讯已完全中断。至此他们才知道震区与外界完全隔绝，外边的信息传不进来，里面的灾情也传不出去。大家一筹莫展之际，邹家驹恶狠狠瞪了戴春一眼，这一眼大家看到了，但是同事们并没有因此原谅他们的“淫荡”行为，而是嘲弄他们的虚伪。每个人的眼神里分明流露出“偷情就是偷情，装什么正经”的轻蔑。邹家驹顾不上计较这些，在一阵小余震发生后，他想到的是必须迅速寻找出路。邹家驹发现，只有先派人从二楼跳下去，才能把大家一个个接应到地面安全转移。邹家驹就对陈生说：“陈行长，我们先试一试能否逃走，然后再想办法打开金库。”

    得到了陈生的认可，邹家驹首先跳到了旁边民房的废墟上，然后找了根又粗又长的木棒支撑在断壁上作为一个垫脚点。由陈生和高秋雨将三位女同事一个一个用绳子往下放，邹家驹在下边接应。他们往下放戴春时，落地的刹那间戴春松了手。她尖叫了一声，直线往下掉，邹家驹只得将她抱住，这更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尤其是华娇与刘淑娴简直就是“横眉冷对”。但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谁也不想挑起“战争”。陈生和高秋雨两个人下到地面后，六个人排着整齐的队伍穿过民房的废墟，找到了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暂避。他们这才扫视周围，发现大部分房屋已经变成了废墟，而且两边山体还在大面积滑坡，巨大的石块不断从山上滚落下来。虽然滚到离他们的百米的距离就停止了，砸不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却使大家心惊肉跳。大家都想早些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立即撤离这个危险环境的建议。实际上，在一种职业道德的维系中，每一个人都顾虑重重，大家在危难中都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就是为了银行资金的安全，他们不能像镇上的居民们那样迅速逃生。想摆脱眼前的危机，只能尽快找到地方政府，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如果说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每一个银行职工都不怕死，那绝对是假话。实际上逃生的欲望每个人都有，只是出于职业素质，谁也不愿意首先讲出来。在战争年代，为什么成批的战士能为了战斗的胜利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因为一个群体往往会把个人的私念抑制住，而去履行一种公共的责任。

    三位男子汉商量后征求三位女同事的意见，作出了分工：由邹家驹跑步去距离最近的汶川县映秀镇向同事们求援。（他们不知道映秀镇在地震中损失惨重，国兴银行的办公大楼也垮塌了。）陈生与高秋雨回原地留守金库，三位女同事保护随身携带的钞箱。

    此时，众人的目光又聚集到邹家驹的身上，邹家驹只穿了一条短裤。本地气候炎热，男人们在“五·一”以后下班穿短裤是普遍现象，但如果离开本单位和本地区，跑到外边去求援也穿短裤，确实有损于国兴银行的形象。在地震初的慌乱中他们没有一个人关心身上的衣物，逃出危楼以后才想到这个问题，再返回去拿衣服已经不现实。然而时间就是生命！余震持续不断，不能再等下去。大家沉默着想不出办法。其实，当大家拟定出这套方案时，戴春就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但是她在犹豫。戴春认为在这个时候自己提出这样的想法不合适，还是别人提出来，自己响应一下比较好。结果没有一个人想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她终于忍无可忍地说：“高秋雨和邹家驹的个子差不多，你可以脱下裤子先给邹家驹穿上，邹家驹完成任务回来再给你。”

    如果这话不是戴春讲出来的，大家可能会立即顺着说这主意不错。可是这些话出于戴春的口就变了味，女士们立即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她们撇嘴的撇嘴，斜眼的斜眼，甚至转过脸不再看邹家驹多毛的腿和长有胸毛的健壮肌体。戴春始终毫不避讳地看着邹家驹，仿佛两个人真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她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我行我素的样子，让邹家驹感到不可思议。陈生是分理处唯一的“头儿”，在关键时刻是要拿主意的，他认真思考了一会儿，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就不再鄙薄戴春的“放荡”，而是接受了她的建议。领导就是领导，在关键时刻还是“主持公道”的。陈生让高秋雨脱裤子，高秋雨尽管不高兴，想了想也没有别的办法。高秋雨就在大家惊诧的注视下脱自己的裤子，他的两条瘦腿露了出来，宛如羊腿般细弱，没有一点男子汉的粗犷之势。高秋雨边脱裤子边开玩笑：“我的裤子裆部太小，就怕装不下邹家驹的小弟弟。”

    大家自然明白高秋雨说话的“内涵”，女士们忍俊不禁笑了起来，邹家驹恼怒地举起拳头在高秋雨的面前晃了晃，吓得高秋雨往后退了一步。

    高秋雨是聪明人，知道眼下也只能这么办，他不想长途跋涉跑那么远的路去求援，他的身体情况也不允许，陈生身体胖，平时又不喜欢体育运动，三个男人中只有邹家驹适合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危难时刻要量才而用，不能求全责备。高秋雨脱下裤子，邹家驹迅速穿上，英雄就有了用武之地。“武装”好的邹家驹仿佛有意气高秋雨似的，在他面前跳动了两下，便以极快的速度向映秀镇方向奔跑。他一口气跑了大约两公里的路程之后，与一批从矿区跑出来的工人迎面相遇。这一批工人是在深矿区作业时撞上了地震，他们当时只是感觉到头顶上有一些晃动，便停止了作业。后来工人们升到地上时，才发现一座座厂房和楼房垮塌。原来此次地震属于地表层强震，在深层作业是没有多少危险的。其中一位与邹家驹相识的矿区工人得知邹家驹要去映秀镇求援，就告诉他说映秀也震得非常厉害。通往映秀的白花大桥垮塌，前面的路段因山体滑坡已经阻断，现在谁也去不了映秀镇。邹家驹想，既然映秀的灾情也很严重，争取救兵显然没有希望，沮丧的邹家驹只得以同样的速度原路返回，因为他明白在路上多耽搁一分钟的时间，都会令汶川塔山分理处的同事们为他担心、焦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