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邹家驹前往映秀镇求援之际，陈生和高秋雨到汶川塔山分理处对面一家塌陷后正在自救的食品店，买了一些食品和饮用水，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准备。他们知道在上级没有派人来之前，要守住金库绝非易事。为了减少损失，他们让三个女同事把钞箱带到山坡上的安全地带，陈生和高秋雨仍在分理处废墟下守住进入二楼唯一的通道入口。根据当时的地形状况观察，只要守住了这个通道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金库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不久，无功而返的邹家驹垂头丧气回到了汶川塔山分理处。高秋雨已经找到了一条裤子把自己武装了起来，不想再要回借给邹家驹的那条裤子。见到邹家驹沮丧的样子，高秋雨就讥笑说：“情场上得意，事业上失意，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劳累的邹家驹见高秋雨已经有了裤子，知道他现在更加无所顾忌，邹家驹想给他点厉害瞧一瞧，让高秋雨知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自己都可以随意“修理”他。邹家驹刚要发作，陈生就批评高秋雨说：“开玩笑要分个时候。邹家驹累成这个样子，你是想给自己找麻烦吧？”

    邹家驹听了陈生的话，本来想找高秋雨算账，发泄一下胸中的郁闷之气，也不好再发作。他对高秋雨“横眉冷对”注视了一会儿，沉闷不语地坐在一块石板上，陈生与高秋雨也坐了下来，三个人一起商量新的对策。鉴于此时通讯中断，无法对外取得联系，得不到上级领导的指示，也无法将地震信息向上级行汇报的具体情况，想方设法自主保护金库中350万元现金和重要凭证安全的重任显然落在了他们的肩上。他们进一步分析了目前的局势，三个人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在这个特殊阶段，要昼夜值班，分别站在金库的不同方向进行守护，以加强人防能力；同时为了有效防止有人哄抢金库的恶性案件发生，应迅速从废墟上收集铁棍、砖石块等“作战武器”以增强战斗力。他们议论说，美国发生自然灾害时，由于军队进入灾区滞后，抢劫事件随处可见，而且银行金库是暴民们抢劫的重点，军队全副武装赶到现场进行镇压。他们联想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忽视了精神道德教育，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将更加强烈。发达国家美国在自然灾害面前都产生了严重的人性危机，欠发达国家中国也许将发生更惨烈的抢劫行为。他们开始了积极的“备战”，当这些“严阵以待”的银行人把各种防护措施准备好之后，陈生又想到了女职工们的安全。陈生想，女人就是女人，在灾难面前女人是弱势群体。他这时想起了戴春在强势男人面前的软弱和无奈。陈生认为自己作为单位里的最高领导，作为男人，应该腾出手去关心保护三位女同事和钞箱的安全。他们又确定了一套攻守兼备的“作战”方案后，三个人马上各就各位采取了几条防护措施。为了确保在恢复通讯后第一时间能够对外联络，陈生规定，除他本人的手机待机外，邹家驹和高秋雨及三位女职工的手机全部关机，以防几部手机的电池能量耗尽，使上级部门无法与汶川支行塔山分理处的人员及时取得联系。他们还决定，只要有可能就参与周边居民及企业的自救和互救行动，以便“笼络”当地居民的人心，到了夜晚也许会有更多的人员协助他们守护国家财产。高秋雨建议搭建帐篷，说咱们要像当年诸葛亮与司马懿打仗那样，也唱“空城计”，造成银行职工众多的气势，再搞得神秘一点坚守待援，并尽快想办法与当地政府和派出所取得联系，请求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此建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但就在陈生、高秋雨和邹家驹快要将帐篷搭建好的时候，突然传来一条让人恐惧的消息：地震造成水库上游的八角庙村的山体垮塌，形成了堰塞湖，八角庙村的全体村民已迁移到镇政府临时搭建的指挥部。如果堰塞湖堤坝溃决，将形成巨大的泥石流，下游的居民和房屋将遭受灭顶之灾。当地政府不敢懈怠，他们立即派专人跑步到下游通知所有人员必须于晚上八点之前全部撤离，并指定三名派出所民警到现场疏散滞留人员。闻听此讯，陈生、高秋雨、邹家驹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怕死是人的天性，尤其在和平年代，人们过惯了衣食无忧平和的日子，都想延年益寿享受安逸，但是“要面子”与“想当好汉”又是年轻人的特点。当民警们来到垮塌的分理处时，陈生等人虽然已经知道了这种“驱逐”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们在民警面前不想表现出懦弱怕死的样子，纷纷表示坚决不离开各自的岗位，高秋雨乐呵呵地说：“我们要人在金库在，保护国家的财产我们死得其所！”

    我到邹家驹家看望他时，曾夸赞说：“你们的思想觉悟可真高啊！”

    邹家驹坦诚道：“实事求是，我们当时都想离开，谁不怕死啊！但是大家又没有一个人说得出口，我们不是英雄，只是因为谁也不好意思说出口，最后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们要为邹家驹的坦诚而高兴，一个人能够在生死两条路上，自愿或者不自愿地选择一条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路而行之，已是对崇高的最好诠释。我们对任何英雄人物都不能求全责备，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神！

    派出所的民警们对金融部门的工作既陌生又感到神秘，他们听说本地有一位刚上任的交警，不懂规矩拦住了一辆银行的押运车，交警要上车检查，银行的押运员立即拔出了手枪说，你要是敢上车我就毙了你。此交警中午喝了点酒，对银行押运员的警告置之不理，强行上车检查，可是他刚刚爬上车，押运员的枪就响了。押运员一枪打在了交警的头部。这位交警当时昏死过去，同事们立即将他送进了医院。据说押运员是神枪手，枪下留情，只是打掉了交警的帽子，并在他的头皮上留下了12针的记号。押运员没有受处分而是得到了通报表扬，交警出院后反而下岗，此事传播甚广。民警们暂且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让银行人撤离，无奈只得先去疏散当地群众，等他们把所有的群众全部劝离之后，又回头耐心规劝国兴银行的人，说：“现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人全部都走了，哪能有人偷金库呢？如果金库有损失我们来负责。你们几个人如果不撤离，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必须承担责任，你们一定要拧着干，让我们无端受到处理吗？”

    高秋雨打了鸡血似的反应特快，说：“哪能让弟兄们受处理呢？只要你们能确保金库安全，我们非常愿意离开这个鬼地方。”

    高秋雨的话把大家搞糊涂了，陈生就想批评他对国家的财产不负责任，甚至更严厉地批评他贪生怕死。高秋雨知道陈生想表现一下，显示他当领导的身份和崇高的思想觉悟，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高秋雨不愿意让他有表现的机会。倘若让陈生讲一通大道理，派出所的民警们会反感，也达不到保护金库的目的。高秋雨就使劲踢一块砖头，陈生与邹家驹愣了一下，不知道高秋雨犯了哪一根神经，就疑惑地看他，看他踢的那一块砖头。高秋雨向陈生、邹家驹不断使眼色，传递一种信息，两个人这才疑疑惑惑不再讲话，他们想单独与高秋雨交流后再说，就带上三位女同事撤离了现场。

    路上，陈生等待高秋雨向他汇报，高秋雨低头往前走，就是不与他们两个人讲话。陈生终于忍耐不住，问高秋雨打的什么鬼主意，高秋雨说：“我们不离开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他们强制执行，既伤了和气，又不利于保护库款，这叫‘鸡飞蛋打’。离开了那个危险的地方后，我们再向地方政府汇报情况，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帮助我们。”

    陈生感到高秋雨讲的有一定道理，假如派出所的同志将他们强制驱逐出去，国兴银行的形象就会受到损害，他们几个人在当地也会很没有面子。邹家驹却想借机修理高秋雨一番，不过他见陈生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又见到三位女同事欢欣鼓舞的样子，知道离开危险区域是众望所归，倘若自己再不识时务，就会惹起众怒。因而，邹家驹没有向高秋雨发射“炮弹”。

    他们六人来到镇政府临时指挥部时，陈生立即将具体情况作了汇报，并向镇政府领导告之汶川塔山分理处的人员及财产状况，由政府备案。陈生提出要求，说政府既然为了安全让他们撤离到这个地方，就要派警力或民兵值守金库，确保汶川塔山分理处财产的安全。高秋雨还建议政府组建联合巡逻组，加强对汶川塔山分理处的流动巡逻，确保国家金库不受一点损失。但是，由于塔山镇中学教学楼在地震中垮塌，镇上所有人员都被抽调到镇中学参加救援去了，没有人员再组建联合巡逻组，也无法抽派人员值守金库，而且，政府为了所有人员的安全，要求他们不能擅自回到塔山镇。镇政府的领导们摆出一大堆的具体困难，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这时他们只得暂且放弃抢救金库的工作。

    13日凌晨5时，下起了大雨，没有在金库值守的塔山分理处的六个人坐立不安，他们担心在天黑雨大的时候有人乘机盗窃金库。陈生、高秋雨、邹家驹再次来到临时指挥部，找到塔山镇的党委书记，向他询问堰塞湖的有关情况，并强烈要求立即赶回去抢救国家财产。党委书记是一位农业方面的专家，对金融部门的事情不甚了解，高秋雨就借题发挥恐吓说：“金库是国家的命根子，如果金库的钱被坏人挖去，本地政府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假如国家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堰塞湖垮塌都可怕！”

    党委书记听了高秋雨的话，急忙召集镇委镇政府的人员开会，想通过集体表决的方式形成决议，要求大家展开讨论集思广益。

    作者认为，这是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的领导尤其是地方的主要领导（不是指镇委书记，他的官位太小），地震发生后没有亲临现场，而是组织相关部门领导大会小会开个没完没了，会议期间谁都怕承担责任，在一些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上相互扯皮犹豫不决，结果，在形成了那么多的堰塞湖之后，依然要多次开会研究协商，造成震后劳民伤财。倘若在刚开始集水还没有形成大的堰塞湖之前，领导们就不怕承担责任果断处理，炸开缺口进行分流，就不会形成后来的尴尬局面。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文山会海犹豫不决是“战场”上的大忌。

    镇委镇政府的会议开了很久还是拿不定主意，众说纷纭，乱成了一锅粥。书记感到会议照此开下去，开不出一个结果，只得排除纷纭的争议，直接征求负责观察堰塞湖人员的意见。观察员实事求是对书记汇报，讲明根据目前的状况，堰塞湖在两天内不会垮塌。了解有关情况之后，书记答复陈生等人说：“由于现在河流的流量在逐步增加，上游的堰塞湖容量不会再有继续增加的可能，你们首先要在注意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回到汶川塔山分理处值守，但要随时观察河流及山体滑坡情况，时刻准备撤离。”

    陈生、高秋雨、邹家驹获准放行后，他们又向书记提出要求：安排好三位女同事留在临时指挥部看守部分现金。书记看了看几个铁箱子，又见三位银行女职工着装打扮、言谈举止不同于当地妇女，就对银行这个特殊的行业刮目相看，并立即安排人员协助看守。陈生、高秋雨、邹家驹消除了后顾之忧，便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雨往汶川塔山分理处走。三个人走到半路，已经被雨水冲刷得宛如落汤鸡。高秋雨抱怨说：“我要是再出生，一定要生成女孩，看她们有多好，除了让我们保护还可以留在帐篷里！”

    陈生瞪了他一眼，高秋雨再不言语。在漫天飘洒的大雨中，他们在金库旁边蹲守到上午9时，本来打算雨停就挖掘金库，现在看来只能推迟。因为暴雨还在不停地下，山体还在不断地滑坡，情况越来越危急。此时，有几个在12日地震发生后就从都江堰跋山涉水想赶回映秀镇的行人路过塔山分理处，高秋雨上前询问是否可以从汶川步行到都江堰。得到的答复是，只要能吃苦不怕死就可以。陈生、高秋雨、邹家驹仿佛看到了希望，他们经过商量达成共识：目前这种状况，外界的救援何时到达尚未可知，但现在灾民们已经缺水缺粮缺帐篷，同时泥石流随时有爆发的可能，周围的山体滑坡严重威胁着人身及财产安全，如果再坚持就地值守，也可能出现类似美国大灾时期灾民们抢劫银行等可悲的局面。为了保证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他们初步决定将350万元现金和重要凭证从金库里抢救出来，加上营业款分为六份，由他们六人分别携带，从汶川塔山分理处步行运往都江堰，再从都江堰运往成都。这样做看上去似乎非常冒险，实际上在那个特殊时期保障资金安全的系数最大。因为都江堰距离省会成都较近，有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人文保障，通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他们还可以寻找机会向上级主管部门尽早报告灾情，得到及时援助。随后的事态发展证实，于危难之际他们再次走了一步险棋也是妙棋。

    抢险方案确定后，陈生、高秋雨、邹家驹三人自然形成了一个“战斗突击队”，决定在原地静待余震的间隙，随时寻找机会冲入垮塌的楼房内抢救库款和重要凭证。下午，正当他们伺机出击准备“战斗”时，国兴银行阿坝自治州一位副行长吴泽天想尽办法饱经磨难赶到了汶川塔山分理处。吴泽天简要了解了人员及资金方面的情况后，对六勇士采取的各项抢险措施、保证人身和资金安全的举动表示了由衷的赞赏，他满怀诚意向大家鞠躬致谢：“大家受惊了，辛苦了！谢谢大家！”

    简单的慰问之后，吴泽天诚恳地征询大家的意见：“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谁也没有遇到过，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大家提出来，共同商量一下。”

    高秋雨瘪了瘪嘴说：“还是大领导会讲话，会表态，您老人家如果再晚来几个小时，我们就仓皇而逃了！”

    陈生见上司被高秋雨讲的讽刺话整得无言以对，知道高秋雨嫌上级行的领导们来得太迟了。陈生虽然年轻却是官场上的老人，他知道地震的时候有许多领导是在酒宴桌上推杯换盏，一时惊惶失措忘记了自己的职责，甚至在酒精的作用下反应迟钝，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种“上午轮子转，中午桌子转，下午牌子转，晚上裙子转”的现象，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确实存在。但陈生更明白得罪了上级领导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地震过后领导们是要“秋后算账”的。陈生想严厉批评高秋雨，又怕他继续冒傻气，让本来团结和睦的局面出现危机。高秋雨这个人，不管你是哪一级领导，也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他看不顺眼的就要说几句。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陈生的高明之处就是能管住高秋雨。别看高秋雨平时牢骚满腹，在塔山分理处却很有人缘，如果陈生话说重了，难免引起大家的反感。陈生担心高秋雨再节外生枝，急忙接过了话题，谦逊地向上级领导讲述了三人议定的行动方案，边讲边感情澎湃泪水涟涟。吴泽天被他的话感染，也被他的真情打动，在大灾面前一反常态，表现出从善如流的样子，认真听取了三人在他来之前所作出的决定，并予以充分的肯定。等到下午2点45分左右，又一波较强余震过后，他们四人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工具来到危楼前。起初陈生不让吴泽天进入危楼，说上级领导在外边指挥就可以了，我们及时将里边的情况向您汇报。吴泽天迟疑了片刻，坚持说一定要和大家一起工作，越是危险领导干部越应该冲向前。陈生非常感动的样子，告诉邹家驹和高秋雨一定要保护好领导的安全。陈生一马当先冲在前边，三个人小心翼翼地尾随其后进入危楼。他们穿过已垮塌的过道，来到了金库的第一道门前。陈生先用钥匙将金库大门打开，邹家驹和高秋雨奋力用工具撬开了第一道防盗门，然后他们来到已被挤压变形的金库第二道门前，可是用工具撬第二道防盗门时，他们发现第二道防盗门的门锁已严重错位，牢牢卡在门框里，无法用钥匙打开。

    世界上无论哪一家银行的哪一个金库，在平时看来都是坚不可摧的，因为它具有防盗、防火、防水、防爆的基本功能，如果没有“内鬼”响应，劫匪们很少能够突破防线，进入到金库作案。但是在大地震到来时，它却失去了往日固若金汤的基本功能，变得“不堪一击”！此时，余震仍然不断，他们头上的墙皮和砖块不停地往下滑落。吴泽天担心挖掘不出现金，人员再遭受伤亡，自己要承担领导责任。就提醒大家说：“大家注意安全，我们抓紧时间再想办法试一试，如果确实撬不开就暂时放弃，等出去再想办法。”

    吴泽天讲的话有道理，银行金库的钱是经过严密登记制度的，只要不是被偷盗在市场上流通，就有办法解决……

    邹家驹年轻力大，平常总是喜欢施展一下脚上的功夫，此刻他使劲踹了一下防盗门的底部，大家没有想到的奇迹发生了，门底部开始有些松动。四条汉子马上用撬杠等工具插进门缝，用力向上抬、向上抬、再向上抬。谁都明白此刻不是工作中的相互拆台、提拔时相互攻击的时候，危难时刻必须齐心协力想方设法使铁门回复正位，才可能将门打开，完成安全转移库款的任务。中华民族有一个光荣的传统，当外敌侵略时，民众们会团结一心，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内部的争斗就会放到次要的位置上。当天灾降临时，民众们会自发组织起来相互支持，度过难关。沉重坚硬的铁门已基本恢复到原位，高秋雨急忙将钥匙插入锁孔转动，邹家驹匆忙中又用脚代替工具对准目标发力，他将力量聚集在脚上使劲踹门，门框上方的砖块随之噼噼啪啪掉落下来。在余震不断的抢险过程中，谁也不想畏葸不前躲闪逃避。职工们这样做不是因为吴泽天的来到也不是因为陈生的严肃，仅是想以最快的速度抢救出库款。他们想到了堰塞湖，想到了山体滑坡，想到如果国家不能派抢险队进来救助，这大笔的钱就永久性埋在了地下，成为“兵马‘钞’”。在偏僻的小镇里，职工们的工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在他们的思维中，三百多万的现金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需要六个人工作一辈子，如果丢失了，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

    2008年，当世界性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全国人民面对现实，团结一心克勤克俭，共同努力度过经济困难，国务院出台新的高管人员年薪限额政策：国营大型企业高管人员的年薪不得超过280万。这项举措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一个态度，也是为了平息高管人员年薪超千万引起的国民强烈不满。

    2010年春天，我再一次来到国兴银行汶川支行塔山分理处时，本来想对英雄们进行回访，没有想到，上一次对我侃侃而谈的邹家驹表情木然地说：“我们当初冒生命危险千辛万苦抢救出来的那些钱，也就是一个领导一年的工资，甚至是一位公司老总一个月的工资，没有什么可宣传的，我劝你们再不要写这件事情。”

    邹家驹的话让我无言以对，面对这些最基层最质朴而又最忠诚的职工，我无法向他们解释。国有股份制银行和一些层出不穷的小股份制银行的高管们，工资要比他们这些辛辛苦苦工作在一线的职工高出十倍以上，甚至于有的金融部门高管层的工资要比他们高出百倍以上。而每年金融系统所评出的先进、英模大部分是领导层面的人物。邹家驹们的工作环境要比高管层的精英们差，工作强度、工作任务、付出的血汗都胜过他们。我为什么就不能写他们呢？为什么不能把他们在灾区所做的一切介绍给读者？

    邹家驹的话我不能接受，如果不写出这一群凡人“小事”，将是我一生的遗憾！

    当时邹家驹仿佛发了疯似的，拼命踹那扇平常让他们感到非常神圣的铁门，当他踹到二十几下精疲力尽时，高秋雨的钥匙终于能够转动了，高秋雨大叫一声：“行了！”

    大家顿时欢欣鼓舞。

    陈生奋力推开防盗门，用早已准备好的保险柜钥匙打开金库里存放现金的保险柜。吴泽天和高秋雨则迅速地打开了枪柜，取出枪弹。几个人分工协作，高秋雨到出口处接应；吴泽天把两只柜员箱递给邹家驹后，在一旁警戒，观察是否有垮塌的危险；陈生取出保险柜里的现金、重要凭证、抵押物权证再递给邹家驹。

    邹家驹的脚已经受伤，此时他感到自己的脚宛如开水烫过似的，脚板一落地就像落在火堆上，钻心的疼，可是他必须克服目前的困境，不让别人看出自己已经受伤，在这个时候他不想给大家增加任何负担。

    邹家驹忍着疼痛把所有的东西装进柜员箱后，把箱子提到出口处交给高秋雨。几个人组成一道顺畅的流水线，训练有素而又秩序井然地工作着……

    邹家驹的“若无其事”没有逃过高秋雨那双细长的眼睛，他们两个人毕竟太熟悉了，高秋雨在邹家驹踢开铁门之后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当时高秋雨就想：你还真有能耐，小脚板竟敢和钢铁对抗，你小子也太疯狂了吧！吴泽天来了，想表现一下是吧？想立功也不能拿自己的脚开玩笑。

    邹家驹踢开铁门之后就皱眉蹙额蹲在一边，大家喜形于色地庆贺成功进入金库，没有注意“功臣”邹家驹垂头丧气的表情。高秋雨看到了邹家驹皱眉蹙额的样子，就知道他已经伤了“元气”，对他就不再那么苛刻。

    多年来，高秋雨与邹家驹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争斗不息，两个人都互相伤害过对方。现在高秋雨主动为邹家驹接箱子，甚至主动走到他的身边，不用邹家驹走到出口处，让邹家驹非常感动。他们两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协调一致，从未像今天这样果敢迅捷，在危难中他们两人迸发出超乎寻常的和谐。

    雨越下越大，所有的人都沐浴在雨中，陈生找到一块雨布罩在钞箱钞袋上。陈生对吴泽天说有350万现金，吴泽天说我知道，目前看没有一分钱的损失。邹家驹双手紧握枪，满脸的雨水。他不愿意走动，就主动请求站岗，这是一件苦差使，大家都不愿意干，邹家驹却乐此不疲的样子。高秋雨知道他在掩饰自己的脚伤，也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而是默默地为邹家驹干一些杂事。

    不远处有人呼喊亲人的名字，有人不听劝阻在拼命地掀挖废墟，还有一个人走过来向陈生借手机，陈生犹豫期间，高秋雨调皮地把自己的手机递给那人，那人怎么也打不通。高秋雨伸出手说：“给我吧，如果能与外界联系上，我们早就进房间休息了，能站在雨地里吗？”

    陈生叫邹家驹陪伴自己到超市找点东西给大家吃，邹家驹说你叫高秋雨去吧！陈生感到意外，在这种特殊时期邹家驹怎么了？陈生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叫高秋雨，高秋雨看了看邹家驹的脚，知道邹家驹没有将脚受伤的事告诉陈生，而陈生这位“小官僚”竟然没有发现，他对陈生的“眼拙”、邹家驹的善于伪装感到好笑，高秋雨就兴高采烈地跟随陈生走了。高秋雨与陈生来到倒塌的小超市，超市的主人已经不知去向，他们喊了两声，没有人回答。陈生还想在那里等一等，高秋雨说：“现在什么时候了还那么‘礼貌’，再不动手，我们喝西北风吧！”

    陈生犹豫了一会儿，他又想让高秋雨回去叫邹家驹来干这件事，话未曾出口，高秋雨就威胁说：“如果拿不回东西，出了问题你来负责。”

    陈生猝然明白了，他想，在这个特殊的境况中，为了职工们的生存，犯一点微不足道的“错误”又有什么，何况这样做并非是一件坏事。两个人行动默契起来，他们开始寻找“突破口”，还算是天遂人愿，他们翻出来一点饼干和水，分给了大家。恰在这时过来几个受灾的老人，一个个脸上愁云密布凄凄惨惨的样子，陈生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地震以后，他就与家里人失去了联系，不知道父母是否和这些老人一样没有吃的、喝的。陈生建议职工们把食物和水给那些老人，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高秋雨寻找食物时把手搞伤了，他想，这些食物又不是你陈生一个人弄来的，为什么不商量一下就送出去？高秋雨不想给，被邹家驹突然出手抢过来，递给了一个老人。高秋雨说：“我也不容易，为了这一点东西把手都搞坏了。老子从小到大没过过好日子，这次又险些丧命，吃口饼干还不行啊？”

    陈生说：“你没有出息，一个壮汉怎么能和老人孩子争食吃。”

    高秋雨说：“我没出息不也把东西都给了吗？”

    邹家驹说：“那是我夺过来的，不是你自愿给的。”

    高秋雨说：“算了，没有吃的我喝雨水总可以吧。”

    大家在高秋雨的提示下，这才感到口渴难忍，众人突然意识到还是高秋雨聪明，就学他的样子面对天空张大嘴喝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