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按下章伯钧和罗隆基不表，先说说《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那矛头直指的上海《文汇报》。

    那时的上海，在柯庆施的领导之下。柯庆施此人，有着“毛主席的好学生”之“誉”。其实，细细考证起来，他原本的“美誉”并不是这一“光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去世之后，翌日中共中央所发布的讣告中，是这么高度评价柯庆施的：

    “柯庆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①

    这“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是对柯庆施的极高评价。

    无奈，“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成了林彪的“专利”，也就不再称柯庆施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而是“降”了一级，称之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从此，一提“毛泽东的好学生”，人们就习惯地知道是指柯庆施。“文革”后，人们则戏称之为“上海的那位好学生”——谁都知道这是指柯庆施。

    柯庆施知道毛泽东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理所当然地“紧跟”，在上海向《文汇报》发动猛烈攻势。

    七月一日当天，《人民日报》记者从上海发来以下电讯②：

    《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给上海新闻界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上海的五家报纸，今天都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各报社工作人员们都争相阅读，认为这篇文章给上海全体新闻工作者上了及时深刻的一课。

    《文汇报》今天在一版显要地位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并发表了二篇消息，揭露了该报副总编辑浦熙修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活动，和该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文汇报编辑部在消息后边加了一个按语。

    《文汇报》在七月一日发表了报导《本报工作人员列举事实揭露徐铸成错误言行对抗党的领导坚持资产阶级办报方针》。文末，以黑体字发表如下编者按：

    编辑部按：本稿发排时，《人民日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恰恰传到了编辑部。首先读到这篇社论的是本报值夜班的同志们。所有的同志一致的无保留的完全拥护这篇社论对本报的严肃的批评，并且下定决心，在最短期间内彻底揭露报社内外右派分子利用本报向党疯狂进攻的一切阴谋活动，坚决划清和右派分子的界线，改正本报所犯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并以这个实际行动回答《人民日报》的严正批评。

    《文汇报》在批判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的报导中，用了这样一系列黑体标题：

    徐铸成支持浦熙修利用“百家争鸣”，组织煽动性报导和文章，坚持要登“北大民主墙”的反动报导；

    徐铸成反对“两点论”，还说不要反批评；

    徐铸成不同意对葛佩琦的谬论展开批判；

    徐铸成一贯抗拒党的领导，还说要唱反调，要同储安平竞赛；

    徐铸成还说，不要做《人民日报》的“应声虫”；

    徐铸成认为真正依靠的是民盟组织；

    徐铸成散布抗拒党的领导的言论。

    内中，有这么一段：

    编委黄立文说：“《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徐铸成在编前会议上说：知识分子是一群老鼠，好容易才跑了出来，现在一顿足，老鼠都跑光了。徐铸成又说：《人民日报》是‘蛇头’，各报跟着走，‘蛇头’转几个弯，我们‘蛇尾巴’就要垮了。”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之日，上海《文汇报》就发表批判徐铸成的报导，“配合”可谓“神速”。其实，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在发表之前，《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邓拓就已经打电话给《文汇报》副总编钦本立。钦本立是《文汇报》中共党组书记。邓拓向钦本立透露了风声，要《文汇报》“争取主动”，而且要徐铸成先作自我检查。

    徐铸成曾说：

    “我怎么样也想不通，不知如何落笔？”

    《文汇报》在七月二日发表了社论，那题目是含泪的：《向人民请罪》！

    社论说，《文汇报》在这几个月中，确确实实成了“章罗联盟”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

    请注意：毛泽东用的是“章罗同盟”一词，《文汇报》用的是“章罗联盟”一词。

    为什么《文汇报》用了不同于毛泽东的提法呢？

    照字面上讲，“同盟”、“联盟”，似乎无大区别。当然，细细考究起来，也有一点差异：“联盟”是各自独立而联合在一起，“同盟”则更进一步，“共同结盟”。

    但是，章伯钧、罗隆基同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这“章罗同盟”容易使人跟“中国民主同盟”联系在一起，给中国民主同盟带来莫大的政治压力。为了避免这一“副作用”，于是，有人主张改称“章罗联盟”，以便把“章罗”跟中国民主同盟区别开来。

    至于这“有人”究竟是谁？尚待考证。

    据查证，最早提出“章罗联盟”一词的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其依据是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对七月三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整风座谈会的报导，胡愈之在会上要求罗隆基交代四个问题，其中第四个便是“章罗联盟”问题。

    但是，“章罗联盟”一词，早于胡愈之之前，已经出现在七月二日的《文汇报》上，应当说《文汇报》最早用“章罗联盟”一词。

    如果再往前追溯，早在毛泽东指斥“章罗同盟”之前，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已经有人指斥章伯钧和罗隆基建立“反党联盟”。

    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中国民主同盟的批判会动向。他把章伯钧、罗隆基“反党联盟”，称之为“章罗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考虑到“章罗同盟”这“同盟”两字的副作用，把“章罗同盟”改称为“章罗联盟”——这也符合最初所称的章伯钧、罗隆基“反党联盟”。

    此后，报刊上常用“章罗联盟”一词，但是有时也用“章罗同盟”一词。特别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用“章罗同盟”一词。所以，从此“章罗同盟”、“章罗联盟”两词在报刊上混用。

    《文汇报》的社论说，右派怎么讲，《文汇报》就怎么做。章伯钧、罗隆基的锣鼓怎么敲，徐铸成、浦熙修就怎么唱。

    社论说，《文汇报》有党组织，但是没有起党组织应起的作用，他们被徐铸成的“以党代政”的狼牙棒吓呆了，同徐铸成的斗争是软弱无力的。

    社论称颂毛泽东是“灯塔”。社论写道：

    “灯塔已经又一次发出危险信号了，我们再不摆正舵向，船非触礁不可。”

    社论结尾处，在一片沉痛的调子中，发出高昂的声音：

    “用我们的笔，与右派决一死战。”

    《文汇报》在七月三日，又发表了社论《痛切改造自己》，表示“我报全体工作人员”在读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之后的“万分沉痛”的心情。

    也就在七月二日和七月三日，《文汇报》接连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长文《我们的初步检查》。

    以下是这篇《我们的初步检查》的小标题，从中可以看出全文概貌：

    刚刚复刊就贩买资产阶级思想；

    整风没开始就宣传罗隆基的谬论，发出向党进攻的讯号；

    借整风为幌子向党猖狂进攻；

    唯恐天下不乱派人到处点火；

    挑拨党群关系煽动党员叛党；

    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尽夸大煽动之能事；

    故意把毛主席的重要讲话登得极不显着；

    对储安平的谬论加意渲染，对何香凝的正义之言略而不提；

    浦熙修秉承章、罗意旨在文汇报贯彻右派路线；

    徐铸成事事抗拒党的领导，处处同储安平竞赛谁更右；

    不少编辑记者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以致为右派分子俘虏。

    《文汇报》的这一长篇检查，完全是按照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定下的调子写的。所以，检查中这样承认：

    “《文汇报》在过去一个短时期内确实犯了不可饶赦的政治错误，成了右派野心分子罗隆基、章伯钧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这一令人痛心的事实，追寻根源，是和本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和右派野心分子罗隆基、章伯钧反动联盟串在一起分不开的。这正像《人民日报》七月一日的社论所提到：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根线，篡夺了《文汇报》的政治方向。”

    由于《文汇报》诚惶诚恐的“请罪”、“检查”，毛泽东十分得意。他后来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的讲话，说道：

    “我们不需要像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