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自从反右派以来，章伯钧和罗隆基早了成了众矢之的。不过，打从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之后，对于章伯钧、罗隆基的批判不同以往：过去批章是批章，批罗是批罗，如今却把章、罗联系在一起，作为“章罗同盟”来批判。
在中国当代的诸多冤案之中，“章罗同盟”是一大冤案，千家驹先生甚至称之为“千古奇冤”。②
在中国民主同盟之中，章伯钧和罗隆基同为副主席，但章是章，罗是罗，彼此之间不合作，是人所共知的。然而，由于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提出所谓“章罗同盟”，指鹿为马，成了冤案。
在那种年月，《人民日报》社论一呼百应，批判者人云亦云，个个批判“章罗同盟”，也就把“章罗同盟”打成“铁案”。
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之际，正值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章伯钧作为人大代表，正出席会议。会场，变成了“反右派”的“战场”。
在一片对于“章罗同盟”的指责声中，七月三日上午，章伯钧不得不在安徽代表小组里对“章罗同盟”这一问题表态。
章伯钧是这么说的：
“在思想上、工作上是和罗隆基联盟的，但没有正式开过会，没有明确的几条纲领。所以和罗隆基联盟，主要是利益没有冲突，思想是一致的，都有政治野心。然而我过去和罗隆基的关系是不好的。现在之所以要和罗隆基联盟，是想通过罗隆基，把在罗隆基影响下的知识分子拉过来。”
章伯钧的这段话，虽说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承认”“在思想上、工作上”跟罗隆基存在“联盟”，而实际上否认了“章罗联盟”，因为“没有明确的几条纲领”。因为毛泽东所指的“章罗同盟”，是政治上的“同盟”，并非“思想联盟”。
再说，章伯钧“所以要和罗隆基联盟”，只不过想“把在罗隆基影响下的知识分子拉过来”而已，而毛泽东则称：“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显然，章伯钧那些话，无法使批判者满意。
也就在这一天下午，章伯钧又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受到批判，再度就“章罗同盟”表态。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虽说也曾接连开会批判章伯钧，副主席黄琪翔曾作了这样的揭发：
“章伯钧是一个恶毒无情的野心家。卢郁文批评了章伯钧的发言以后，章怀疑卢是共产党员，怀疑共产党是要通过卢郁文来打击他。有人告诉他卢郁文不是共产党员，他强作苦笑，表示不同意。这就是他对共产党的认识。”
但是在中共看来，这种批判太“软弱无力”。
为此，新华社在七月二日发出《农工党中央动向可疑》的电讯，指出：
“副主席黄琪翔和副秘书长李伯球没有把他们和章伯钧的私房话说出来”！于是，在七月三日下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也就加强了“火力”，召开二百多人的会议，猛批章伯钧。
章伯钧不得不又后退了一步，即从上午承认“章罗联盟”是“思想联盟”、“工作联盟”，后退到承认是“政治联盟”！
章伯钧说：
“这个联盟是从去年开始的。先是在思想上同盟，以后就发展到政治上的联盟。我们没有纲领。”
章伯钧又说：
“我自己有一套想法、有阴谋、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
请注意，章伯钧只是称“我自己”“有纲领”，而“章罗联盟”则“没有纲领”。
这时，居然有人揭发说，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内，还存在“章黄联盟”。这“黄”，是指黄琪翔。
章伯钧答道：
“关于联盟，我没有法子答复这个问题。我的作风恶劣，独断专横，家长制。我现在已成为一个众叛亲离的人。”
章伯钧作为交通部部长，在交通部也受到批判。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报导《在交通部反击右派分子会上章伯钧亲信吐露小集团内幕》，内中写及章伯钧的“亲信”王一帆的揭发：
“王一帆说，去年九月，章罗联盟形成。”
这么一来，把“章罗联盟”形成的日子都说得非常确切——在此之前，章伯钧只是说在“去年”形成而已。
王一帆所谓的“去年九月”，是指一九五六年八月章伯钧从北戴河回北京之后。
章伯钧在重重压力之下，只得违心地承认了“章罗联盟”。
那是章伯钧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发言，内中一段这样谈到“章罗联盟”①
■关于章、罗联盟的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和罗隆基有过私人的权利斗争。自一九五六年后，由于思想认识的一致，走上了今天章罗联盟的险途，我们联盟的结合，最基本的因素是由于彼此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我的政治主张符合他的要求，因过去一些和他接近而反对我是高级知识分子，也一变过去反对我的态度而同意了我。罗隆基曾不断地向我表示：“你走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并提出民盟沈老做名誉主席，我可当主席，他就可以做第一副主席，我没有同意。自去年以来在民盟工作上，他支持我的意见，在民盟中央人事安排上，如费孝通、范朴斋、潘光旦、曾昭抡、吴景超等的工作岗位，我都满足了罗的愿望。
■民盟分工他管宣传，我管文教。《争鸣》月刊，同意由他领导，我亦不加以过问。特别是他在民盟和政协方面极力强调知识分子问题，我都予以支持，即在他硬要掌管文化俱乐部问题上，我也支持了他。
为什么我要和罗隆基妥协呢？我想在民盟内大知识分子中间取得一定的政治影响，所以我想通过罗的关系，使我在知识分子中间好做工作。盟内大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潘大逵、曾昭抡、吴景超、潘光旦、钱端升、马哲民等都和罗有私交，在此我需要得到罗的支持，才能达到影响大知识分子的目的。这里，就可以说，由思想上的共鸣，进到政治上的联盟。彼此互为利用，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