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大的“反右派”攻势之下，第一届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了“右派”们纷纷检讨的大会。

    一个又一个“右派”头面人物登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讲台，名为“代表发言”，实为交代检查。

    一时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成了“右派”们高唱“是我错”的“歌坛”。

    章伯钧作为中国的头号“右派分子”，唱起了“是我错”。七月十五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发言。

    章伯钧承认自己是“罪人”：

    我今天是一个在政治上犯有严重错误的罪人，能够获得全体代表们的宽大，站在你们的面前，允许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表示承认错误，低头认罪，下最大的决心努力改造自己的态度。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指示过，只要“经以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在这次连日大会上和各个小组会议上，特别是安微小组代表会议上各位代表对我所进行的谴责和揭发，将我的丑恶的荒谬的言行纷纷暴露出来，我表示衷心的接受和感谢。自从全国人民把我严重的错误言行提出以后，我们国家的敌人如帝国主义者、台湾蒋帮分子和潜藏在国内的少数反革命分子都在兴高彩烈地利用我们这般右派分子反动言行当作宣传工具，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威信，这使我感到万分的悲痛，觉得自己的罪行更加严重起来。“亲者痛心，仇者称快”，因此我深深地感到全国人民和全体代表对于我的责备和揭发，正是对我进行抢救工作，不让我完全沉沦下去，而是给我有再生的机会，我在此要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和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①

    接着，章伯钧“挖”自己的“历史的根源”。这种“挖根”检查，是那种年月所常见的：

    我的错误思想和罪行是有历史的根源，反动的阶级本质和一贯性的。我是地主阶级出身，长期受着封建思想（桐城派）和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一九二七年我背叛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以后，堕落成“三分反共，七分反蒋”的中间路线的首要分子，组成了所谓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专作政治军事投机活动，一遇到机会就行动起来，没有了机会就停止下来。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投机思想，一直保留到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胜利以后。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正逢着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诞辰之日，我虽然发表了“共产党教了我的自我批判”一文，表示了悔悟之意，但仍然没有挖出坏思想的根源，因此我的立场站得不稳，忽“左”忽“右”，忽冷忽热，往往表现两面派的作风，对旧事物很留恋，对新事物只是表面接受，而实际有距离。这个潜伏下来的坏思想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以后，又重新冒出头来了。我对斯大林有着过分的恶毒的批评，对苏联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有时给以过低评价，有时强调了它的缺点。又因为反教条主义的影响，就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加以轻视，从未认真学习，这就形成了反马列主义的所谓修正主义思想。这个新的坏思想正与我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的危险性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危险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它是：“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①

    章伯钧最后表示了“痛改前非”的“决心”：

    从上述各种错误的事实看来，在这一年多来，我的政治思想蜕化到了这样可耻可恶而又这样可怕的地步，我得意忘形，利令智昏，个人政治野心与日俱增起来。我企图把自己一套的反动的政治主张，利用我的工作的地位，通过种种方式，如正式会议、座谈会和私人会谈等和两个民主党派组织关系与一个《光明日报》的宣传机构，去逐步扩大影响，散布毒素，以求其实现。而这一切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就是说明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来否定我们国家最基本的制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民主集中制，否定党的领导，是完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这一个重大的罪行的责任，我是不能逃避的。我愿向全国人民请罪，向党和政府请罪。

    当前全国人民要求给我这个右派分子以严正处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愿意接受。我恨自己的丑恶，要把旧的反动的我彻底打垮，不再让他还魂，我要同全国人民一道来参加反右派分子的严肃斗争，包括我自己的斗争在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过去救了我，今天党又重新教我一次，我希望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获得新的生命，使我重新回到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立场，痛改前非，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各位代表，这个检讨只是一个低头认罪的检讨，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刻。关于一切必须交代的问题将继续向有关单位进行彻底交代。最后希望各位代表对我的错误言行，继续给予严正的揭发和批判。①

    章伯钧作了检查，储安平也唱起了“是我错”。章伯钧称《向人民低头认罪》，储安平检查的题目则是《向人民投降》。

    七月十三日，储安平发言一开始，就表示“低头认罪”：

    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②

    接着，储安平表示，“党天下”是“绝对错误”的，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关于“党天下”的发言绝对错误的。首先，我说今天是党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和事实完全不符。解放以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到处蓬勃着巨大的人民力量。党以真诚的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就以我们现在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这一个成为全国和各级地方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个民主基础最广泛的政权组织。全国和各地的政治协商会议，更是最能体现党团结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无论在政府机关、学校、工厂或人民团体，都有大批的党外人士负担着主要的领导联位。党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遇事和党外人士协商，征求大家意见。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去新疆的飞机票都定了，但是因为要协商人大代表名单，政府希望我临时把飞机票退去，等协商有了结果再离开北京，这就说明党对团结党外人士是如何的重视和认真。然而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硬说“不论大小巨细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我这样说，正如工人同志批判我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混淆是非，模糊一部分人民的认识，挑拨党和人民关系。其次，我们的宪法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的政策方针首先要由党员来执行。党指派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工作，是党贯彻党的政策和履行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措施。事实告诉我们，凡是没有党领导的地方（通过党员），党的政策便不能正确执行，工作便容易发生错误。因之，在我们的国家里，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参加工作，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现象。不仅宪法里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就是在全国人民的思想感情里，也都把党看成是我们国家中的最大的财富，是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党的存在和党的强大是保卫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果实、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引导人民进入幸福美好生活的有力保证。中国人民都一致承认党给全国人民办了数也数不清的好事。全国人民正为在党的领导下而完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就而欢呼、自豪，从心底里感激着党。正因为这样，人们纷纷要求党选派党员去领导他们学习、领导他们工作。党的责任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我却把这些情况说成是“党天下”，想用这样一顶帽子来反对党的领导。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错误地把党说成是一个宗派组织，企图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党承认有些党员在思想作风上以及某些工作上有缺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提高和加强党的力量，党决定用严肃的态度进行整风。可是我却把某些个别党员的缺点说成是党的缺点。这充分暴露了我的真正目的是要直接对党进行攻击，从而削弱党的威信，削弱党的领导。但是我这种反动的言论经不起驳斥，一经人民揭发，就完全露出了我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①

    储安平也承认所谓的“章罗联盟”，并把自己的“党天下谬论”跟“章罗联盟”联系起来：

    我所犯的错误，实质上又为“章罗联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而服务。根据最近报纸的揭发，现在大家很明显的认清，“章罗联盟”是一个阴险的政治勾结，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党分庭抗礼。逐步篡夺领导。我的“党天下”的谬论实质上成为替他们的反党阴谋摇旗呐喊，而在那篇谬论中提出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一点，实际上也等于在替章伯钧、罗隆基开口要求副总理的职位。①

    储安平还说及自己遭到“严厉的批判”后的心情，倒是颇为真实：

    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说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全国人民对我的严厉批判，使我严肃地认识到，假如我不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立场，我就没有前途。②

    虽说章伯钧和储安平言不由衷，但是毕竟一个“低头认罪”，一个“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