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如何表态的呢？显然引人注目。

    罗隆基也唱“是我错”，来个“低头认罪”！只是他的发言题目用了《我的初步交代》。不过，在他的发言中，从头至尾，找不到“章罗同盟”或者“章罗联盟”字样。

    七月十五日，罗隆基在发言一开始，就表示了“低头认罪”之意。他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了罪过的人，我最近有些言论和行为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过。今天，我站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是来向诸位代表低头认罪，是来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对我的照顾是优厚的。我担负的是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相当重要的职位，站在这样的岗位上，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我的恶劣影响就更大，我的罪过就更严重了。

    现在我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后，感觉到了羞愧无以自容的地步，我今日幡然悔悟，愿意以今天之我来同昨日之我作斗争，来检举自己的罪过。①

    罗隆基既然表示了“低头认罪”，他就不能不就上上下下一致指责的“章罗联盟”表示态度。这对于罗隆基是一大难题，他既不能承认所谓的“章罗联盟”，又不能在这种场合为自己明确地进行辩解。他只能含糊其词地如此说道：

    我站在民主同盟副主席的岗位上，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合作，把民盟指向了右的方向，这不止使民主同盟没有做党的好助手，并且使盟员中思想落后分子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混乱局面中迷失了方向，甚至有了推波助浪的行为，这就不利于党的领导，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①

    罗隆基也不得不对他和那位“能干的女将”浦熙修以及《文汇报》的关系作出“交代”。不过，罗隆基并没有交代出什么“惊人”的“内幕”。罗隆基说道：

    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这是今年五六月间的事情，今年五月间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到她视察回来，我六月三号又出国了。即使我真有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时期，来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这个时期亦无法利用的。我只说明事实，并非洗刷责任。文汇报的右倾，徐铸成、浦熙修两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承认了他们的责任，但我以往劝文汇报不要迷信党组的荒谬主张，我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②

    在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都违心地表示“低头认罪”之际，章乃器却与众不同。

    七月十五日，章乃器虽说也作了题为《我的检讨》的发言，但是名为“检讨”，实际上他为自己进行了一系列的辩护。

    章乃器发言一开始，就为自己定下了调子：

    “我是一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①

    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说自己“犯”了“罪”，唯章乃器只说“犯错误”，而且只是“思想和作风”的“错误”！

    章乃器强调说：

    “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②

    “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毫无相同之处的。”③

    别人在“交代”中都“挖”历史上的“反共”根源，章乃器以自己过去的经历来证明自己是“革命乐观主义者”！

    章乃器说：

    “许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证明，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我曾向许多人说过，解放以前，有三种威胁经常纠缠着我：一种是政治威胁——反动派随时可以杀害我；另一种是社会威胁——反动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还有一种是经济威胁——企业随时可以破产，陷于失业。解放后这三种威胁都完全消失了。我现在只有一条心——做好党和国家交给我的工作；学习也是为着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①

    章乃器谈到了自己对中共的态度：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②

    章乃器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他居然从六个方面证明自己和右派分子“毫无相同之处”！

    章乃器说：

    第一，我从来没有夸大自己国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国家工作的成绩。刚刚相反，我经常为每一点一滴的国家工作成绩而引以为荣；因为那当中有我的极其微末的贡献。

    第二，我坚信党和国家的强大，绝不相信匈牙利事件会在我国发生，而且从来也不打听学生可能闹事的消息。如果要检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只是片面的乐观，而绝不是什么悲观。

    第三，我参加各项工作、各种会议，以至到各地去视察，一贯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觉，帮助领导上解决问题，而绝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

    第四，对苏联和其他国家，我一贯表示最友好、最真诚的态度，没有丝毫违背“一边倒”的精神。

    第五，我从来也不搞什么小组织，从来也不争取私人的权利，对于国家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待遇，经常觉得已经过高，从来没有丝毫不满，因此认为必须夜以继日地劳动，做好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

    第六，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对党所提的意见，没有超出批判“三害”的范围，所指的只是某些和部分党员的缺点，而绝没有涉及全党和党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那些对于我的流言，都会逐步得到澄清。①

    章乃器的“检查”，是一篇道道地地的自我辩护词。

    他最后说：

    “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我请求领导上结合动机和效果，加以检查，给我以应得的处分。”②

    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之下，像章乃器这样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这样为自己辩护，可谓绝无仅有！